精神分裂症有三類症狀：陽性症狀、陰性症狀以及認知功能損害（見「DSM-IV-TR：精神分裂症」）。「陽性」一詞在此並非指這些症狀是令人樂觀的、愉快的症狀，而是特指個體身上「存在」某異常行為。精神分裂症最常見的陽性症狀（positive symptoms），包括異常的思想觀念，情感及行為。這些症狀在患者身上表現程度不同，多數個案裡是對治療有反應的（Tirupati et al.，2006）。
精神分裂症的陽性症狀之一是妄想（delusion），即不基於事實的信念（見表10-1）。最常見的是迫害妄想（persecutory delusions）。患者堅信有人害自己或企圖害自己，還包括認為自己是特工或某個特殊人物（見前文案例）（Appelbaum et al.，1999）。大多數妄想確實令人苦惱，但有時妄想內容是自大的，當他人沒有依妄想內容反饋時，負面後果便會出現。
吉姆是一名韓裔大學生。有人發現他在大街上閒逛，他經過時，如果路人不對他鞠躬，他便會對他們大喊大叫，於是他被送進了醫院。醫生問他為什麼這樣時，他回答說他是韓國君主，而街上那些人卻沒給他的皇家地位以應有的榮耀和尊重。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時認為他們的思想正在被篡改——被從頭腦中移走或是在電視上被傳播。這是一種妄想，是一種錯誤的信念。
另一種常見的妄想是影響妄想（delusions of influence），即相信思想或行為被他人控制。患者通常認為，他們的思維被操縱著，包括思維被奪、思維播散和思維被插入。患者認為政府派人在自己大腦中植入了某些思想，或者有某種像外星入侵者那樣的邪惡力量來竊取其思想。思維播散是指患者認為其個人思想被別人知道了，通常通過廣播或電視的途徑。
第二類陽性症狀是幻覺（hallucination，無人說話時聽見人的聲音，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圖像，見表10-1）。其中幻聽最為常見（抽樣調查顯示71%的人體驗過；Mueser et al.，1990）。患者聽見的可能是單純的噪聲，也可能是一個或多個人的聲音，男女均有。大多數時候，這些聲音在性質和內容上是負面的，少數是令人舒服或親切的（Copolov et al.，2004）。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特有的幻聽是，聽到有聲音時刻在評價自己的一舉一動，或是聽到好幾個人在一起談話。幻視較少見（抽樣調查顯示占14%），但確實存在。幻視常出現在本病最嚴重的狀況中（Mueser et al.，1990），常表現為看見魔鬼、已故親人或朋友。幻觸（tactile）約占15%。幻嗅（Olfactory）和幻味（gustatory）最少見（11%）。
約翰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儘管用了藥，還是會出現幻聽。他能聽見有人和他說話，或指揮他做事。約翰會回應他們，會對他們談及的某事發笑。約翰每天都會去當地的一個心理健康診所，在那兒喝著供給候診患者的免費咖啡。他通常沒有預約，但工作人員很同情他，允許他坐在候診室並享用咖啡。他從不攻擊別人，但他的行為常令那些不熟悉該病的患者感到不安。很多時候由於約翰太令其他患者不安了，工作人員只好讓他離開。儘管有幻覺，一旦工作人員走近說：「約翰，你該回家了。」他都會馬上抬起頭，喊出那人的名字並答應道：「好的，明天見。」然後會安靜地離開診所。
約翰的行為說明了很重要的一點，精神分裂症患者即使接受了充足的藥物治療，仍可能出現幻覺。但許多患者都能在幻覺出現時具備一定水平的功能，並能與現實保持一些接觸。
另一類陽性症狀是言語異常。治療前，精神分裂患者的說話方式往往很奇怪，這表明他們認知功能的退化。這種退化的表現包括：聯想鬆散（loose associations），表現為前後想法很少或完全沒有邏輯聯繫（如，「我曾在某軍事基地工作。堅持很重要。中東——我喜歡旅行的地方，我最喜歡的地方是亞利桑那」）；思維中斷（thought blocking），表現為交談時出現不尋常的長時間停頓；以及音聯（clang associations），表現為患者說一些讀音相似但合併理解並無意義的話（如，「I have bills,summer hills,bummer,drum solo」），致使交流毫無意義。還有一類精神分裂症的陽性症狀是患者行為異常，有時甚至是怪異。緊張症（catatonia）表現為：患者處於清醒狀態，對外界刺激卻毫無反應。發病時，患者一動不動或不與人進行眼神交流。他或她可能表現為一言不發的緘默（mute）或肌肉刻板（像雕像一樣）。出現蠟樣屈曲（waxy flexibility）現象時，患者身體的某些部位（通常是手臂）會保持別人擺好的既定姿勢，像被冰凍了一樣一動不動。
緊張型精神分裂症的一個特徵就是蠟樣屈曲，患者的四肢能被他人隨意擺姿勢。在被再次移動前患者會一直保持這種姿勢。
陽性症狀可能是引人注意的，但單有陽性症狀還不足以做出精神分裂症的診斷。診斷精神分裂症所必需的第二類症狀是陰性症狀。「陰性」一詞在此並非指不好的或恐怖的東西，而是指患者某種正常行為的「缺失」。精神分裂症的陰性症狀（negative symptoms）是指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具備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缺失（或極大地減少）的行為、情感或思維過程（認知）。通常陰性症狀包括情感遲鈍、快感缺乏、意志減退、情感淡漠、言語貧乏和精神運動遲滯。
DSM-IV-TR 精神分裂症
典型症狀包括以下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症狀：
·陽性症狀，如妄想、幻覺、言語紊亂、明顯的紊亂或緊張症行為
·陰性症狀，如情感平淡（affective flattening）、言語貧乏或意志減退
·認知症狀，如言語、視覺學習及記憶的困難，注意力或抽像推理障礙
明顯的社會和/或職業上的功能不良，比如不能工作、人際關係受損或自理能力退化。
所有這些症狀都必須是在無智力損害的情況下出現。
資料來源：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Text Re-vision,Fourth Edition，（Copyright 2000）.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情感遲鈍（blunted affect）是指面部表情消失或保持不變，語調平緩單調，即使談話內容充滿感情也不例外。這種面部表情及語調與說話內容不協調的狀況，被布魯勒用來作為使用「分裂」一詞描述該病的例子，比如，即使是描述某種可怕的想法，患者的面部表情及語調也可能幾乎毫無感情。快感缺乏（anhedonia）是指缺乏感受快樂的能力——患者感覺不到快樂或幸福。意志減退（avolition）或情感淡漠（apathy）是指不能啟動或執行計劃。家屬通常都以為這種冷淡是懶惰，或存心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這種誤解會導致家庭氣氛的緊張與不和諧（Mueser＆McGurk，2004）。言語貧乏（alogia）是指話語質和/或量的減少。精神運動遲滯（psychomotor retardation）是指心理或身體活動緩慢。比如，當精神運動遲滯影響到認知功能時，患者的說話速度會慢到難以與之繼續交談的程度。不像陽性症狀那樣可以很大程度地被藥物治療所控制，這些陰性症狀治療無效，傾向於持續存在並限制著患者的許多能力，如保持工作、上學，甚至是洗澡、穿衣這類自理能力（Fenton＆McGlashan，1991）。
第三類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狀是認知功能損害（cognitive impairments），包括視覺及言語學習和記憶功能障礙、注意力不集中、信息加工速度（理解信息的速度）下降、抽像推理能力及執行力（解決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Green et al.，2004）受損。為了理解認知功能損害，請看下面這個抽像推理能力受損的例子。對於「自身有短，勿批他人」（Peopl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 not throw stones.）這句諺語，沒精神分裂症的人會理解為，如果自己也有缺點或缺陷，就不該苛求別人。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對此的理解卻是，那就該建一座磚頭房子，這樣就不會被石頭砸壞了。認知功能損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早出現的症狀之一（Kurtz et al.，2005）。像陰性症狀一樣，這些認知缺陷會長期存在並與功能損害密切相關。然而，對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來說，許多認知功能仍能保持與正常人相當甚至超過正常人的水平（見「真實病例：約翰·納什——美麗心靈」）。
真實病例 約翰·納什——美麗心靈
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orbes Nash，1928—）創造了知名數學理論博弈論。在他生命的前30年，他事業的頂峰時，他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他聲稱有外星人與他交流，而且他成了他們的信使。此後的30年裡，他多次住院治療。1960年，儘管仍在接受治療，他回到了普林斯頓大學。他成了校園的傳奇人物，他成了范氏大樓（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中心）裡的幽靈。三更半夜，人們會看到有個影子在黑板上潦草地寫著一些神秘的方程式。他20歲時提出的一個理論最終奠定了現代經濟理論的基礎。1994年，當納什逐漸從自己的妄想中走出來時，他和另外兩名博弈理論家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在處於緩解期，納什設法控制自己的症狀，並繼續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教職。據說，他沒一點幽默感，對不認識的人很謹慎。作為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的原型，他在大眾文化中聲名鵲起。這部電影講述了他的數學天賦及其與心理疾病作鬥爭的故事。儘管有一些不準確的描述（比如，納什的幻覺是典型的幻聽，而不是視聽幻覺同時存在），但電影還是非常有力地展現了精神分裂症對人們的傷害以及納什戰勝這種嚴重而又令人沮喪的疾病的故事。
資料來源：https://nobelprize.org/no-bel-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4/nash-autobio.html
https://www.pbs.org/wg-bh/amex/nash/filmmore/index.html
https://www.sane.org/con-tent/view/390/0/
除了一般的認知功能損害，精神分裂症患者還會出現社會認知的缺陷。社會認知是指感知、解釋及理解社交信息的能力，包括對他人信念、態度及情緒的認知。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缺乏進行積極社會交往所需的基本技能，包括覺察社會細微差別以及進行基本交流的能力（Bellack et al.，1990；Penn et al.，2001）。這就限制了他們順利與人交往以及進行適當社會化的能力。這些能力是實現有效的學術、社會和職場交往的基本技能（見本章後面部分「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礙的治療」）。
儘管診斷精神分裂症需要三類症狀同時存在，但每個患者的症狀組合卻不相同。不同的症狀組合稱為亞型（subtype）。表10-2列出了各種精神分裂症亞型及其主要症狀。
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還同時患有其他的精神障礙。45%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抑鬱情緒（Leff et al.，1988），其中5%有過自殺行為（Inskip et al.，1998；Palmer et al.，2005）。但發病初期（Malla＆Payne，2005）及每次住院前後（Qin＆Nordentoft，2005）的自殺率要高得多。相對於其他精神障礙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殘率並不高。自殘可能性增加的原因有：患病早期抑鬱情緒或早期自殺嘗試；物質濫用；易激惹及煩躁；害怕心理衰退；或出現慫恿其自殺的妄想或幻覺（Symonds et al.，2006；Tarrier et al.，2006）。
約47%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焦慮障礙（Kessler et al.，2005）。由於發病，患者生活狀況不佳，甚至無家可歸，使他們極易受到欺騙和暴力的傷害。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相當普遍，發病率至少達43%（Mueser et a1.，2002）。物質濫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約占50%（Regier et al.，1990）。在一組合併精神分裂症及物質濫用的患者中發現，酗酒是最常見的（89%），其次是吸食大麻（27%）及苯二氮類藥物（13%；Erkiran et al.，2006）。比起單純患精神分裂症，合併物質濫用會導致日常功能損害更嚴重：患者更易復發，需重新住院治療，變得無家可歸，且不配合治療（Drake＆Brunette，1998）。
酗酒或吸毒是否有助於精神分裂症患者戰勝或擺脫不能體驗快樂這類陰性症狀呢（Khantzian，1987）？這種自我藥物治療的假設已成了許多人爭論的話題。最近一項元分析（即一種用來分析、比較許多不同研究的結果的統計方法）表明，同時合併精神分裂症和物質濫用的患者確實比沒有物質濫用的患者陰性症狀更少（Potvin et al.，2006）。然而，在做出物質濫用會減少陰性症狀（一種因果關係）這一結論前，我們必須清楚，所有這些研究本質上都是橫向研究和相關研究（見第2章）。事實上，可從兩方面來解釋物質濫用和精神分裂症的關係。一方面，物質濫用可能會減輕像快感缺乏或情感淡漠這類陰性症狀，從而支持這個自我藥物治療的假設；另一方面，陰性症狀較少的人可能恰好更不喜歡物質濫用。因此要弄清這種情況，有必要進行實驗研究和縱向研究，而非相關性研究。
小節回顧：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障礙，特徵表現為思維、知覺及行為上的紊亂。精神分裂症患者思維缺乏邏輯，不能準確感知世界，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
·精神分裂症的症狀分三類：陽性症狀，如妄想或幻覺；陰性症狀，如感情遲鈍和快感缺乏；認知功能損害，如推理能力受損。
·精神分裂症通常合併其他精神障礙，常見的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物質濫用、焦慮和抑鬱。這使患者的長期調整康復過程變得更複雜、更難達到最佳療效。
應用題 你有一個和你一起聽變態心理學課的朋友。某一天她被持槍搶劫。她向你透露，每次一到發生搶劫的地方，她都彷彿能看見那個搶劫犯，緊跟著那畫面便很快消失了。她由此擔心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你該如何向她解釋？
1.功能損害
多瑞一直以來都很害羞，不善交朋友。但她卻很聰明，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東南部的一所當地大學。她被選入東北部一個知名的商業管理碩士項目，入學後不久，她開始非常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怕有人害她。於是，她獨處的時間越來越多，還買了槍防身。一天，多瑞在校園裡晃悠，並威脅要幹掉「中央情報局臥底特工」。學校叫來她父母將其領回家。她被該項目開除了。服藥後，她的症狀部分被控制了。現在，她在一個小學自助餐廳做鐘點工，她可能永遠也不能獨立生活或實現她的學業潛能了。
精神分裂症的症狀越嚴重，對個人功能損害越大。而延誤治療會進一步加重這種損害。發病後延誤一年治療，長期預後會差很多（Harris et al.，2005）。即使不到一年，患者重新獨立生活的能力及行為能力也會嚴重受損。所以，發病後須盡早治療以限制本病向慢性發展。
不論是對個人還是家庭來說，精神分裂症的花費都是一個巨大的負擔。以傷殘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Muster＆McGurk，2004）來計算，精神分裂症產生的社會和經濟負擔，使之成了全球十大內科或心理疾病之一。精神分裂症也是最嚴重的精神障礙之一。100多年前，該病就被認為發病後會不斷惡化，而且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康復的可能（Bleuler，1911；Kraepelin，1913）。自20世紀60年代發現了有效治療方法後，像妄想和幻覺這類陽性症狀會得到減輕，但隨年齡增長其嚴重程度會加重，導致患者出現週期性的緩解與復發。自那時起，儘管情況已有所好轉，但這種病的長期預後仍相當差。精神病院的住院患者中，有25%是精神分裂症（Geller，1992）。2002年，該病的治療花費估計達到了627億美元（Wu et al.，2005）。一項對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縱向研究顯示，在發病後2～12年的重新評估中，僅20%的患者預後良好（Breier et al.，1991）。在此期間，78%復發住院，38%有過自殺行為，24%有短期抑鬱或雙相障礙。如同合併物質濫用一樣，合併抑鬱症會使全面預後更差。因為可能要經常住院，患者會丟掉工作（Sands＆Harrow，1999）。精神分裂症患者整體健康狀況不佳及內科發病率過高的情況也很普遍（Brown et al.，2000；Osby et al.，2000）。患者易出現感染性疾病（Rosenberg et al.，2001）、暴力所致的生理性損害（Walsh et al.，2003），與吸煙相關的疾病及其他疾病（de-Leon et al.，1995）。
文化因素也會影響精神分裂症。較之發達國家，該病在發展中國家預後更好。這似乎不符合人們的預期。這也許是因為在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國家，精神分裂症患者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少。人們為了在遙遠的城市尋求更好的賺錢機會，常常會遠離家鄉和親人。所以，一旦生病，他們很少能得到家人的照顧。在發展中國家，文化因素起更大作用並導致患者預後更好：社會結構的不同，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以家庭為中心來照顧精神分裂症患者；病原學觀念上的不同（Tseng，2003），比如，發展中國家的人更易接受社區成員出現異常情況，更可能將患者留在家裡照顧而非送進醫院；發展中國家的人其生活方式也簡單得多，這就使有認知功能損害的患者能更好地與外界溝通。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帶來更好、更積極的預後（Sartorius et al.，1978）。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進一步肯定了家庭和社會在患者預後中所發揮的作用（Tseng，2003）。
精神分裂症常被誤認為與暴力相關。的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他嚴重精神錯亂的患者）發生暴力行為的比率比正常人多（Hodgins et al.，1996），但不會超過（甚至是低於）患其他精神病性障礙如抑鬱症或雙相障礙的患者（Monahan et al.，2001）。精神病院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入院後前20周內，8%有暴力行為，入院一年後，15%有暴力行為（Monahan et al.，2001）。暴力行為的定義涵蓋各種行為，一些很輕微（沒有造成傷害，或沒有武器的簡單攻擊），另一些則相當嚴重（用致命武器攻擊，造成了傷害，用致命武器威脅或性騷擾；Swanson et al.，2006）。按暴力定義來看，半年內，有19.1%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發生暴力行為，但嚴重暴力行為僅佔3.6%。另外，合併精神分裂症與物質濫用的患者，任何一種暴力行為的比例都要高於單純的精神分裂症患者（Erkiran et al.，2006）。
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在一些案例中，由於認知及情感功能的受損，他們很容易成為暴力的目標。由於疾病限制了患者選擇職業並影響其收入，這也使他們遭受暴力的風險增高。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迫使他們常常居住在暴力高發區附近，有些甚至無家可歸、露宿街頭，這進一步增加了他們成為暴力受害者的風險。總體而言，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暴力（如，攻擊、強姦、搶劫這類犯罪）的比例範圍，從一年間的16%（Walsh et al.，2003）到三年間的34%（Brekke et al.，2001）。儘管會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但成為非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率更高（Fitzgerald et al.，2005；Hiday et al.，2002）。
精神分裂症患者易受他人傷害。他們常住在不安全的地方，認知功能的損害使他們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理能力、獨立生存能力、人際交往、工作和學習能力、為人父母及娛樂等各方面的生活能力都遭受了明顯損害（Mueser＆McGurk，2004）。這並非指每個患者在以上每個方面都必然出現損害。許多時候，功能損害並非由於存在藥物可控的陽性症狀。實際上，是患者的認知缺陷限制了其有效的行為能力。就連穿衣服這種極其簡單的行為也同樣需要很多種認知能力的參與（Bellack，1992）：執行功能（做決定的能力）負責啟動穿衣服這個過程；記憶功能負責回憶衣服放在哪裡（抽屜、衣櫥）；注意功能負責完成穿衣服的過程（不能分心以至於不能完成整個過程；Velligan et al.，2000）。
妄想及幻覺會使精神分裂患者分心，使他們只剩有限的精力來與周圍的環境互動。例如，他們不能覺察或發現別人的社交暗示，所以社交能力非常糟糕。最後一點，記憶和專注能力的缺失也可能影響他們保持一份工作的能力（Velligan et al.，2000）：忘記工作任務或不能按指令行事會影響工作成績。（比如「瑪麗，每小時拖一次地，每半小時檢查一下髮型師那裡是否有乾淨的毛巾」）。
2.流行病學
精神分裂症現已被全世界所認識，而且在所有文化中其患病率都很接近。美國一般人群終生患病率為0.3%～1.6%，平均1%（Kessler et al.，2005）。在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及不同工業化程度的情況下，該比率一致（WHO，1973）。每年，10萬個人中就有16～40人患此病（Jablensky，2000）。無論是發病率還是其致殘結果，都使精神分裂症成為一個顯著的公共健康問題。精神分裂症發病或急或緩。在許多案例中，出現實際精神病性症狀前，病前特徵可能已存在許多年了。
如果起病緩慢，陽性症狀出現前，患者通常存在功能的某些退化。在前驅期，患者可能出現社會性退縮或不講個人衛生的情況，比如不洗澡或不換衣服。還會出現工作或學習困難。隨著病情發展，進入急性期時，患者會出現陽性症狀，產生幻覺、妄想及思維障礙。也可能出現陰性症狀，但通常被精神病性行為所掩蓋。過了急性期，一部分患者進入殘留期。此時，精神病性症狀消失，而陰性症狀通常還在。陰性症狀的持續存在常使患者不能成功就業或建立滿意的社會關係。
3.性別、種族及民族
就該病的發病年齡、病程及預後來說，男女存在明顯差異。女性起病可能比男性晚。可能由於這種差異，女性發病後症狀更溫和，所需住院期更短，而且有更好的社會功能（Mueser＆McGurk，2004）。起病晚一些的話，完成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發育機會就更大，並能發展出更好的社會功能（比如從中學或大學畢業，結婚）。當然，這些差異本身並不能解釋其產生的原因。這可能與激素以及/或者社會文化因素有關。比如，女性荷爾蒙有強大的保護大腦發育的功能。還有假設認為，荷爾蒙會使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見的大腦發育異常狀況減少（Goodman et al.，1996；同時見本章後文「精神分裂症的病原學」）。
就社會文化因素方面來說，女性很早就開始了社會化過程，且社會能力比男性高，她們的社交網絡更廣（Combs＆Mueser，2007）。正如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存在性別差異的原因可能不僅僅是女性社會能力更高或社交網絡更廣這麼簡單。儘管這兩種因素好像都對減輕精神分裂症對女性患者的損害起著重要作用。
在美國的韓裔、非裔、歐洲裔美國人及拉丁美洲人，雖屬不同種族和民族，發病後其精神病症狀都相同（Bae＆Brekke，2002）。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同樣顯示，世界各地精神分裂症的臨床症狀都相同（WHO，1973）。在各種文化裡，偏執型精神分裂都最常見（39.8%），而緊張型最少見（6.7%）。
儘管精神分裂症的症狀在不同種族和民族的患者間相同，其診斷率卻不一樣，至少在美國是這樣。非裔美國人遠比白種美國人（e.g.，Barnes，2004；Bell＆Mehta，1980；Lawson et al.，1994）和拉丁美洲人（Minsky et al.，2003）更多被診斷為此病，特別是在基於非結構化臨床訪談而做出的診斷裡。在其他民族的人中，即使描述的症狀相同，也很可能被診斷為精神病性抑鬱。在種族和民族偏見因素方面，由於缺乏對患者文化特徵的瞭解而造成的對患者陳述的誤解，以及精神病性症狀表現的種族差異，可能使臨床醫生對患者症狀的解讀存在偏向（Barnes，2004）。比如，對某些非裔美國人來說，「女巫正騎在我身上」這種表達意味著出現了睡眠麻痺綜合征（isolated sleep paralysis），是恐懼症的變體。然而，白人醫生並不熟悉這種說法，有時會將其誤解為妄想。這種文化上的不敏感造成了對症狀的誤解，其結果是誤診（Minsky et al.，2003）。
在診斷精神分裂症時，儘管醫生並非有意這麼做，但種族偏見確實存在。由於大部分診斷是基於醫生和患者的面對面談話做出的，所以評估者清楚患者的種族。僅基於患者的症狀而不要受種族偏見影響的診斷方式可消除潛在的種族偏見。如果依據診斷談話記錄而非面對面談話下診斷，非裔美國人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並不會高於歐洲裔美國人（Arnold et al.，2004）。這些資料表明，患者的某些特徵（在這裡指的是種族）而非症狀也會對診斷起重要作用。因為「精神分裂症」這個標籤仍帶有負面含義，且意味著預後不良，所以，診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誤診的結果將是不恰當的大劑量藥物治療。
誤診的原因還可能有：患者行為的文化差異被忽略，臨床醫生文化能力缺乏，醫患間存在語言交流障礙，雙語治療師稀缺，繁忙的門診中臨床訪談不夠（Minsky et al.，2006）。消除種族及民族偏見是一個重大挑戰。醫生診斷同族患者可以減少文化上的誤解。但是美國的少數民族心理健康專家實在太少了，所以，找同種族醫生看病並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不斷增加文化敏感並提高對該問題的重視也很重要。
4.發展因素
成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小時候就可能出現情境性焦慮、神經緊張、抑鬱，還可能有知覺紊亂、奇幻思維和牽連觀念這樣的精神病樣體驗（Owens et al.，2005）。奇幻思維（magical thinking）是指，相信想著某件事就能使其發生。比如，想過希望父母死亡，之後，他們果真遭遇了嚴重車禍，由此當事人便會得出結論，是其想法導致了車禍的發生。牽連觀念（ideas of reference）是指將偶然事件與自己直接關聯起來。比如，從兩人身邊經過時，如果他們開始大笑，便會懷疑他們是否在嘲笑自己。如果你有關係妄想（delusions of reference），你將肯定他們在嘲笑自己。這種情緒和知覺的異常在童年時期的持續出現，表明出現更明顯的精神分裂症陽性症狀前，某些通常未被發覺的症狀早已存在。
患者的童年經歷通常是採用回顧性的辦法收集的。就是說，一旦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醫生便會要求患者（也可能是其父母）回憶症狀出現前的狀況，與未患精神障礙的人進行對比。從科學的角度講，這種回顧性設計固然要好於什麼也不做，但確實存在嚴重的局限性。因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的認知缺陷會限制他們準確回憶病前功能的能力。另外，父母對孩子早期行為的回憶，也可能受到孩子最近行為的影響。所以，受現在病情的影響，任何採集到的前期信息都可能出現偏差。因此，在病前採用前瞻性研究設計，來客觀評估發病前的行為會更加合適。
有一個精心設計的前瞻性研究是這樣的（Schiffman et al.，2004）：研究者在標準化（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對11～13歲的丹麥孩子在學校吃午餐的情形進行了錄像。然後對孩子的社會性（微笑、大笑、發起或回應對話）、不自主運動（左手或右手、面部活動及其他異常運動）及一般神經運動信號（抬肘、眼睛活動、其他異常活動）進行了評級。19年後，在受試者31～33歲時，由不知曉他們早年行為評定的人對他們進行了會談。結果發現其中26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再將這部分人11～13歲時的行為表現與患其他精神障礙的人以及無精神障礙的人進行比較。與兩個對照組同時比較時，發現成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從小就更不善於社交。當與患其他精神病性障礙的人（比如抑鬱症）相比較時，發現他們從小就有更多不易察覺的一般神經運動異常。該研究屬前瞻性設計（而非回顧性的），研究對像涵蓋了特定時間段內出生註冊表上註冊出生的所有丹麥孩子（由此排除了可能影響結果的選擇偏向），採用客觀測量方法（而非主觀報告），且包括心理對照組。因此，其研究結果能有力證明，糟糕的社交能力及異常的運動功能可能只與精神分裂症的形成相關。
精神分裂症多在青少年晚期或者成年早期發病，約23%的人40歲以後才發病（Harris＆Jeste，1988；同時見第14章）。成人患病率約1%（Mueser＆McGurk，2004），而18歲以下的人患病率僅為0.01%。在18歲以下的患者中，青少年多於兒童。在兒童期或青春期（通常指不滿18歲）開始發病的被稱作早發性精神分裂症（early-onset-schizophrenia,EOS），對患者的生物學影響及行為影響是嚴重的。
從生物學上講，一項為期5年的研究發現，EOS兒童會比沒有精神障礙的兒童喪失更多大腦灰質（Kranzler et al.，2006）。這種喪失同時出現在大腦兩側，並由前向後發展，這表明大腦功能出現了嚴重的生物學退化（Vidal et al.，2006）。從行為學上看，僅8%～20%的EOS患者所有症狀都能獲得緩解，大部分患者的症狀會伴隨終生（Eggers＆Bunk，1997；Ropcke＆Eggers，2005）。甚至與成年發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或有其他精神病性障礙的兒童相比，EOS患者的損害也更嚴重。他們患病期更長，需要更長期的精神病護理，社會功能及獨立生活能力損害更大（Hollis，2000；Kranzler et al.，2006）。唯一讓人樂觀的是，EOS的智商穩定，甚至在發病13年後仍然如此（Gochman et al.，2005）。很明顯，這種病起病越早，預後越差。
所有青少年都會經歷突觸修剪。然而，如上面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圖所示，早發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該過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洋紅色表示神經元丟失最多的區域，藍紫色表示神經元丟失最小的區域。
在上排圖中（13歲），神經元丟失最多的區域在前額葉，該區域通常與推理和問題解決有關。5年後，18歲時（下排），神經元丟失涉及的區域更廣泛，涵蓋了幾乎所有的大腦區域。
青春期發病，長期預後要稍好一些。一次抽樣顯示，發病10多年後，有83%的人至少復發一次，需住院治療，有74%的人仍在接受精神病治療（Lay et al.，2001）。患者生活能力受損普遍：57%的人未完成發病前的教育及職業目標，66%的人社交能力不良（被社會隔離，避免參加社會活動，不能承擔主要家務，無性生活），75%的人經濟上依靠父母或社會救助。EOS患者結婚，或維持婚姻的可能性更小（Eaton，1975；Munk-Jorgensen，1987），男性患者更是如此，而且上大學的可能性更小（Kessler et al.，1995）。
EOS兒童和青少年在出現妄想或幻覺症狀前，就存在社會性退縮、與同伴交流困難、難以適應學校環境的問題（McClellan et al.，2003；Muratori et al.，2005）。因為發病早，他們發展正常社交的機會就更少。所以，比起成年後發病的患者，EOS患者長期預後更差就不足為奇了。如果在14歲以前發病，預後會極差（Remschmidt＆Theisen，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