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開始於創傷性事件，如戰爭、毆打、襲擊、強姦或看到他人受到嚴重傷害或暴力死亡。之後，當所面臨的事件或情境與創傷性事件的某部分類似或具象徵意義時，如經過一個與曾經遇襲的小巷類似的小巷時，個體就會有強烈的心理和生理反應。
正常行為個案研究 一件可怕的事——沒有障礙
上個月，傑米爾在暴風雪中駕車。馬路上都結冰了，傑米爾很後悔決定在暴風雪天氣開車。但是他想快點回家見自己的妻子和兒子。當他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時候，他的車開到了一塊冰上，車被滑到路邊上，然後打了個圈。這幾秒鐘實在是太驚險了，他兒子和妻子的面孔在他的眼前閃過。車停在了一個溝裡。傑米爾被撞了一下，幸好沒傷到。那天晚上，到家後他沒有睡著，一直看著他睡在小床上的兒子。第二天早晨，他開車的時候心跳加快，幾個星期過去了，他每次駕車經過那個溝的時候都會感到緊張。
異常行為個案研究 創傷後應激障礙
1968年，傑瑞被征去當兵。在越南，在一天激烈的戰鬥之後，傑瑞受傷了。他傷得很嚴重，儘管他不記得子彈打到他的大腿骨之後發生了什麼，但是他記得給他輸血的時候感覺特別冷。回到家之後，他去一家雜貨店，在經過冷凍食品區的時候，冷凍區的寒冷突然令他閃回原來的經歷，傑瑞以為他又回到了越南。現在，傑瑞無論如何都不會去雜貨店。每次聽到直升機的聲音，他都趴在地上。從越南回來之後，傑瑞就無法正常工作了。
一個典型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就是重新體驗，通過反覆的和闖入性回憶，儘管企圖盡力壓制它們，但創傷相關的想法和夢一再出現（見「DSM-IV-TR：創傷後應激障礙」）。該人突然的行為表現和感覺好像事件再次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儘管記憶可以闖入（就像強迫觀念的闖入），但人們常常不能回憶具體的或重要的創傷性事件細節。
DSM-IV-TR 創傷後應激障礙
·個體親自經歷、目睹或遭遇某一或數件涉及真正的或幾乎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事件，或者涉及自己或他人軀體完整性遭到威脅的事件後，有強烈的害怕、無助或恐懼反應。
·創傷性事件被持續地重新體驗。通過對事件的反覆闖入性的痛苦的回憶，反覆而痛苦地夢及此事件，似乎創傷事件正在重現的動作或感受，暴露於與創傷事件部分類似的線索時，出現強烈的生理或心理痛苦。
·出現對創傷有關刺激的持續迴避，對一般事物的反應顯得麻木，交感神經系統喚醒增強的持續症狀。
資料來源：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Text Revision,Fourth Edition，（Copyright 2000）.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另一個創傷後應激障礙獨特的症狀是麻木，無法感受高興、驚訝甚至是悲傷。人們對常規愉快活動、與他人和環境的接觸失去興趣。他們還描述他們有「縮短的未來」（認為他們不能夠過正常的生活）。另一個常見的症狀是交感神經系統活動過度活躍，造成普遍和持續的喚醒。這種過度喚醒導致睡眠困難和注意力難以集中，並產生情緒反應如易激惹或憤怒。此外，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出現過度警覺（如被「監視」的感覺）和誇張的驚跳反應（容易被嚇一跳）。
高達92%的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還患有共病的其他精神障礙，常見的有抑鬱症、其他焦慮障礙，或藥物濫用（Brunello et al.，2001；Perkonigg et al.，2000）。因為創傷後應激障礙是一個複雜的障礙，伴隨著許多不同的症狀，有時很難判斷悲傷的情緒或泛化的焦慮是這種障礙的一部分，還是屬於另一種獨立的診斷。在任何情況下，創傷後應激障礙都是焦慮障礙中最難治療的一種。
因為發病與創傷性事件有關，創傷性應激障礙可在任何年齡發病（McNally，2001）。在成年人中，根據應激事件的不同，它通常分為平民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戰爭相關創傷後應激障礙。戰爭相關創傷後應激障礙通常更嚴重，也更難以治癒。創傷後應激障礙導致工作能力受損，每年造成超過30億美元的生產損失（Brunello et al.，2001）。它也可能導致受教育成績降低、增加青少年懷孕的可能性、造成更不穩定的婚姻（Brunello et al.，2001）。大約6.8%的美國成年人患有平民創傷後應激障礙（Kessler，2005）。戰爭相關創傷後應激障礙更為常見，多達18.5%的退伍軍人被診斷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Hoge et al.，2007；Magruder et al.，2005；Seal et al.，2007；Tanielian＆Jaycox，2008）。
從歷史上看，導致創傷性應激障礙出現的生活事件是「超出正常人類經驗的」（戰鬥、集中營監禁、自然災害、襲擊或強姦）。最近的診斷標準增加了可能造成創傷的事件，包括了更多的人類經歷，有一些很常見（親人的意外死亡，患嚴重疾病如癌症）。使用這些擴展的標準，一個流行病學調查報告說，89.6%的成年人（92.2%的男性和87.1%的女性）經歷過一個潛在的創傷性事件（Breslau＆Kessler，2001）。然而，儘管大多數人普遍接觸過創傷性事件，樣本中只有11.1%的人會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些不同的比例說明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僅僅是暴露於創傷性情境本身並不會自動導致創傷後應激障礙。車禍、親人的逝去只會導致暫時的應激反應（Keppel-Benson et al.，2002；Yehuda，2002），針對應激事件的反應是暫時的，不會導致創傷後應激障礙（見「研究熱點：『9·11』——創傷、悲傷、創傷後應激障礙與心理韌性」）。
研究熱點「9·11」——創傷、悲傷、創傷後應激障礙與心理韌性
根據當前的定義，很多應激源符合成為創傷性事件的條件並可導致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診斷。刺傷、槍擊和謀殺在城市青少年中很常見（Jenkins＆Bell，1994）。自然災害如颶風、洪水和龍捲風也經常會發生並會增加應激。然而，僅僅是經歷應激性事件並不意味著就一定會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
最新關於喪失和創傷的研究表明，高達90%的美國人報告說他們一生中會暴露於一個創傷性事件。但是只有5%～11%的人會出現創傷性應激障礙（Breslau＆Kessler，2001；Ozer et al.，2003）。儘管目擊創傷性事件可能導致短暫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或應激的亞臨床狀態（想像一下你對「9·11」的反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反應在幾個月後就會消失。只有一少部分人暴露於創傷性事件後會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面對創傷性事件，如「9·11」恐怖分子的襲擊、俄克拉何馬市的爆炸或洛杉磯的暴亂，恢復（經過幾個月的常規或亞常規心理治療即可恢復到創傷發生前的狀態）或心理韌性（使自己在創傷性事件面前保持一個平穩的心態）是比創傷後應激障礙更多的反應（Bonanno，2004）。研究者目前在檢驗一些因素來預測１哪些人不能恢復；２什麼樣的治療可促進恢復；３這些治療應在什麼時候用。
你認為哪些因素對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產生最重要？
美國的兒童，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患病率是未知的，因為沒有可控的社區調查。在德國的青少年和年輕人中，1%的男性和2.2%的女性有創傷後應激障礙（Essau et al.，2000）。實際暴露於單一創傷性事件的兒童（學校裡的槍擊事件、地震、船隻失事）估計有5.2%～100%可能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Beidel＆Turner，2005）。所估計的不同患病率可能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者診斷時所使用的程序不同（例如，對兒童的直接訪談和家長的報告）。此外，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出現和離事件的遠近有關。離事件越近，就越有可能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例如，在美國發生地震（1988）之後，生活在震中的兒童比生活在50英里[1]以外的兒童更多地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一個充滿希望的事實是，對於平民創傷性事件，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出現在隨時間而逐漸減少（Yule et al.，2000）。
像其他焦慮障礙一樣，兒童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與成年人不同。對於兒童，重新體驗可能採取的形式是在創傷性遊戲中再現創傷性事件的有關方面。然而，重要的是避免錯誤地把任何行為都解釋為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表現。用下面的例子給予說明：在俄克拉何馬城爆炸事件中（1995），一些該城兒童用積木搭建並破壞建築物（Gurwitch et al.，2002）。是否所有的兒童都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很多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轟炸，也會用積木搭建建築物或用沙子建造他們的城堡，並且樂於把它們推倒。沒有典型兒童遊戲的知識，這種正常發育的行為可能被解釋為創傷後應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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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創傷事件後，兒童會玩創傷性的遊戲，例如建造個高塔，然後推倒它。然而，出現這種類型的活動，並不意味著兒童是創傷事件的受害者。
除了重新體驗的發展上的差異，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其他方面也會由於年齡的不同而不同。6歲以下的孩子，尿床、吮吸手指、害怕黑暗、不願離開父母，都可能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但是，在沒有暴露於創傷性事件的兒童中也會出現這些行為（Fremont，2004）。注意問題、學習能力受損、逃學、身體不適、不合理恐懼、睡眠問題、噩夢、易激惹和發怒是常見的兒童創傷後應激障礙，但它們也發生在患有其他障礙的兒童身上，或者沒有疾病的兒童身上。青少年報告的症狀在成年人身上更常見：闖入性的想法、高度警覺、情緒麻木、噩夢、睡眠困擾和迴避。當下創傷後應激障礙可能診斷的時候，必須要考慮發展性因素。
直到最近，女性退伍軍人報告她們的創傷後應激障礙主要是由於性侵犯或性騷擾（Butterfield et al.，2000）。然而，女性在軍事角色上的變化，可能改變性侵犯或性騷擾作為女性戰爭相關創傷後應激障礙原因的分佈。在平民人口中，一些樣本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Brunello et al.，2001），而其他研究沒有得出相同的結論。婦女中，大約50%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與性侵犯有關（Brunello et al.，2001；Perkonigg et al.，2000）。
當研究不同種族/民族群體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發病時，文化因素也是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正如我們在第1章中提到的，1992年安德魯颶風襲擊佛羅里達州部分地區的時候，非裔美國兒童和拉丁裔兒童比白人兒童更多地報告創傷性痛苦（La Greca et al.，1996）。然而，在眾多的社會文化差異中，社會經濟地位是最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在1989年的雨果颶風後，更多的非裔美國兒童比非非裔美國兒童報告恐懼，但他們的住處離颶風登陸的海岸也更近。當控制地理文化因素和相關因素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患病率就沒有差異（6.3%對5.1%；Shannon et al.，1994）。這強調了當調查不同種族/民族心理反應的潛在差異時考慮社會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在很多情況下，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從事件後恢復的能力不足產生了痛苦並促發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在一場颶風之後，收入較少的人沒有能力去修復他們的房屋，重新開始生活的個人資源較少。他們很可能從事收入較低的工作，很難在短時間內重建家園。因此，這種種族/民族的差異實際是反映了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
[1]1英里=1609.344米。——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