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我們檢驗了生物、心理、社會和文化因素對異常行為發生發展的影響。有這麼多不同模型的一個原因是，沒有任何一個視角能夠解釋所有行為，當然也解釋不了所有情況下的異常行為。
即使特定的物理過程尚未確定，目前的物理醫療假設所有的疾病都是基於生物學過程並可以歸因到一個生物學原因。例如，我們知道癌症產生於異常細胞發展並攻擊人體系統時，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物理過程導致了這些細胞的發展。相比之下，對於精神障礙而言，沒有異常行為的單一模式，儘管自希波克拉底以來，科學家一直在找尋這樣單一的解釋（Lake，2007）。相反，關於精神障礙的解釋有很多種模型，並且具備專業訓練背景的心理健康專家會各自強調其不同的觀點。現代科學家如今意識到：１異常行為是複雜的；２異常行為不能使用單一的理論解釋；３只有在我們採用和整合各種概念模型時對異常行為的理解才會提高（Kendler，2005）。理解異常行為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理解意識和大腦如何交互作用，以及如何聯合這些不同視角來創建一個有關精神障礙的連貫理論。事實上，現代科學家已經不再嘗試為所有行為去找一個單一的解釋。顯然，緣由可始於大腦也可始於心理，由此引發一系列事件最終也會對另一部分造成影響，並導致異常行為的產生（Kendler，2005）。其他研究者（Lake，2007）認為對生物醫學、人類意識和神經科學的觀點的整合將會為精神障礙的理解和治療帶來重大進展。
目前，大多數心理健康醫生用生物-心理-社會觀點（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來看待精神障礙，該觀點認為許多因素造成了異常行為的產生，而且不同的因素對於不同的個體，重要性也不同。該觀點運用了異常行為的素質-應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 of abnormal behavior），該模型始於假設精神障礙有一個生物學基礎（見圖1-3）。存在某種疾病或障礙的生物學或心理學患病傾向叫作素質（diathesis）。然而，僅僅具備一種障礙的素質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實際上就一定要發展出這種精神障礙。直到應激性的環境因素對個體造成明顯痛苦之前，這個傾向被認為是潛伏著的（似乎它是不存在的）。人們對應激事件的反應不同。生物素質和面臨的環境應激共同引起精神障礙。素質-應激模型整合了生物、心理和社會文化系統，為人類行為提供了解釋，這與我們所知的人類行為複雜性是相符的。我們在本書中將多次回到對生物-心理-社會模型和素質-應激模型的討論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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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素質-應激模型
這個模型認為，素質或者脆弱性與個體應激源交互作用產生精神障礙。生物-心理-社會模型用素質-應激的概念來說明許多因素（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的）導致精神障礙的產生。
小節回顧：
·異常行為的生物學模型假設異常行為有一個生物學基礎。該生物學基礎可能是基因異常、異常的腦結構或異常的腦功能。
·心理學模型有許多不同流派，包括精神分析模型、現代精神分析模型、行為模型和認知模型。這些模型不是為精神障礙尋求生物學基礎，而是認為環境事件以及我們對這些事件的解釋和反應對異常行為的產生起著重要的作用。
·社會文化模型視角更開闊，該模型認為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力量（而不是個體或獨立環境事件）是導致精神障礙發生的原因。
·生物-心理-社會觀點包含了素質-應激模型，認為生物學因素為精神障礙的發病提供基礎，表現為生物學異常。然而，生物學因素本身不足以導致精神障礙的發病，環境、社會和文化因素也是病因的一部分，它們綜合導致精神障礙的發生。
應用題 使用生物-心理-社會觀點，分析哪些因素可能影響曾在伊拉克自由行動中服役的軍事人員的精神障礙的發展。
完整故事 瑪茜——不同時代對精神障礙的理解和治療
從有記載的人類歷史開始就已經有關於抑鬱的記錄了，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障礙，影響到17%的人群。
患者：瑪茜剛上大學。她在一個小鎮長大，在離家很遠的一個重點州立大學就讀。她家財力有限，大學獎學金是她上大學的唯一機會。對於離開家她很不情願，但因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家人和老師都鼓勵她去。當瑪茜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年夏天她參加了露營，整整一周的時間她都非常想家。現在當她試圖在新城市適應大學生活的時候又出現了那種感受。她非常難過，會無緣無故地哭，並且開始不去上課。因為不能適應大學生活，她覺得自己是失敗者而且不敢把這些告訴父母。她幾乎不和那位對她的行為變化很關心的室友交談。瑪茜已經很久不洗澡了，時常賴在床上不起來，還會好幾天不吃東西。她曾說「還不如死了好」。
可以從各種角度定義抑鬱症，每種視角都會為治療提供一個獨特的方法。如果我們要召開一個專家組來討論針對瑪茜的各種治療方法，我們將會聽到以下觀點。
評估和治療：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390年）：「很明顯，這個患者黑膽汁分泌過多，導致憂鬱。為了恢復體液的平衡狀態，她需要吃素食並從事體力活動。她還需要安靜生活，包括一段時間的禁慾。」
羅馬天主教神父（1596年）：「她的症狀是魔鬼附體的直接結果，她與魔鬼發生了不正當關係。她未能遵守當局的規定（上課），她希望自己死去是個罪惡的行為，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她與魔鬼的勾結。她甚至可能是一個女巫。」
醫學博士比奈爾（1800年）：「如果我們肯花時間去理解它的話，精神疾病是可以治癒的。瑪茜必須離開造成她的問題的環境並且接受住院治療，她將被安排到花園工作。這樣的身體活動會讓她在晚上得到很好的休息，她的精神因此會恢復正常。」
醫學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0年）：「雖然在某種水平上，瑪茜認為上大學學習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更深的潛意識水平上，她可能會為父母沒有財力讓自己在離家近的地方上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學而感到憤怒和怨恨。當她的母親患有乳腺癌時，這種憤怒會尤其嚴重。她一直在負責檢查這些不被接受的情感的超我，會將她對父母的憤怒轉回到自己身上，在母親患病的時候尤其如此，從而導致抑鬱，這種情緒更易被社會所接受。」
B.F.斯金納博士（1965年）：「瑪茜的抑鬱行為是通過一系列的強化經驗習得的。在她每次給家裡打電話告訴家人她想家時，她可能都受到了明顯的關注。她可能覺得傷心，改變她情緒的方法是，改變行為和改變控制該行為的偶然事件。我建議所有與她接觸的人對她的『非抑鬱』行為（例如參與社交活動、完成任務）提供積極強化並對其抑鬱行為（例如不去上課、待在寢室）進行消退或忽視。」
認知心理學家、博士（2005年）：「瑪茜的抑鬱是由她對自己和世界的負性想法引起的。所有的大學生都面臨適應新環境的問題。然而，瑪茜的認知圖式錯誤地將這種適應困難解釋為一個人軟弱和失敗的標誌。在治療中，我們將檢查這些功能失調的信念並幫助瑪茜發展出更積極、更適用的想法。」
生物學取向的精神病學家、醫學博士（2006年）：「這個患者符合單相重度抑鬱症的診斷標準。她沒有躁狂史。其家族史在抑鬱症的表現上呈陽性（母親、姨媽，可能還有祖母），她的祖父是自殺的。因為她母親對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呈陽性反應，我建議她使用一個療程的氟西汀（百憂解），初始劑量為20毫克/天。」
持生物-心理-社會觀點的臨床醫生（2008年）：「瑪茜的抑鬱明顯說明了聯合造成她痛苦的因素是多麼多。她的家庭史表明遺傳素質的存在，她有發展出抑鬱的生物學脆弱性。然而，直到上大學前她沒有表現出任何問題，應激來自１第一次遠離家鄉；２為獲得獎學金需要維持好成績，這是實際觸發她負性心境的最可能的環境和社會因素。藥物在短期內可能是有效的，但瑪茜需要學習如何應對應激，以此來消解她的生物素質並防止未來發生同樣的事情，因為在她的一生中她會面臨各種應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