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19世紀及現代思想的開端

精神疾病醫學治療的一個轉折點發生在18世紀晚期，法國醫生菲利普·比奈爾（Philippe Pinel，1745—1826）和英國教友派信徒威廉·圖克（William Tuke，1732—1822）從根本上改變了治療精神疾病的方法。1793年，比奈爾擔任巴黎比塞特的院長，那是個專門收容男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所。在他的《瘋癲回憶錄》中，他提出精神疾病常常是可治癒的，而且應該運用適當的治療方法，醫生應傾聽和觀察患者的行為，瞭解疾病的自然歷史以及有哪些事件導致其發生。他主張收容所裡要保持安寧和秩序（Tan＆Yeow，2004）。他在比塞特和被稱作薩勒貝特裡埃的女性收容所裡摘下了患者身上的鎖鏈。比奈爾提倡患者白天參加活動，如工作或進行職業療法以確保他們晚上能有個良好的睡眠，以取代之前對患者的約束。

法國醫生菲利普·比奈爾將患者從鐵鏈中釋放出來並提倡一種更人性化的治療方式。

同一時期，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威廉·圖克建立了約克靜修所（Edginton，1997），那是一處精心設計的富有同情心和宗教氛圍的鄉間小院，用來供精神病患者生活、工作和放鬆。圖克用鐵框將玻璃窗的窗格分開，以此來替代原有窗上的柵欄，他甚至將這些鐵框塗上顏色使其看起來更像是木頭做成的。約克靜修所建在一個小山上，儘管它有隱藏的溝和牆來確保患者與外界的隔離，但從建築內部卻看不到這些屏障，這給人一種家的錯覺，而不是一個體制化的區域（Scull，2004）。比奈爾和圖克的工作都預示著道德治療（moral treatment）的開始，「將其歸結為兩個詞就是仁慈和工作」（W.A.F.Browne，1837，Cited in Geller＆Morrissey，2004）。道德治療很全面。在美國，道德治療包括將患者與其家庭以及之前的聯繫相隔離，其充滿尊重與和善的治療包括「體力勞動、週日宗教活動、良好習慣和自控力的養成、遠離病態思維」等（Brigham，1847，p.1，cited in Luchins，2001）。

在美國，提到道德治療時人們通常將它與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和多蘿西婭·迪克斯（Dorothea Dix，1802—1887）這兩個人聯繫起來。拉什是一位著名的醫生，他在賓夕法尼亞醫院工作，他也是《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他致力於精神疾病的臨床實踐，他認為精神疾病的原因在於大腦血管的問題（Farr，1994），這個理論後來被證明是錯的。拉什認為人類的心靈是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他後來被稱為美國精神病學之父（Haas，1993）。

馬薩諸塞州的多蘿西婭·迪克斯是個不知疲倦的改革者，她把治療精神病的困境引入公眾的視線。

在美國，提到人道關懷時人們最先想到的名字就是波士頓教師多蘿西婭·迪克斯，她終生致力於精神疾病及其治療的改革。通過她的努力建立了32個機構，這些機構的服務涵蓋了精神病治療、研究和教育等多個方面（Gold，2005）。迪克斯認為通過對收容所的正確設計和操作，是可以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甚至治癒的。儘管迪克斯把精神疾病的困境引入了公眾的視線中，但依然有很多種精神疾病無法僅通過單純的道德治療而治癒。事實上，精神病院變成了與永久體制化、監護、隔離和希望渺茫相聯繫的地方。

在歐洲18世紀晚期，精神障礙的治療方式已不僅是提供休息和人道關懷。維也納醫生弗蘭茲·安東·麥斯麥（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幾乎沒有遵循傳統醫療機構的做法。他的學術論文探討了占星術的臨床寓意（McNally，1999）。麥斯麥認為身體是一個磁鐵，通過利用作為第二個磁鐵的醫生身體，即可實現對精神疾病的治療（Crabtree，2000）。麥斯麥認為人體內存在一種叫作動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的物質。當它自由流動時，身體即處在一個健康的狀態；當它流動不暢時身體就會產生疾病。治療涉及醫生將雙手放在患者身體上以使「磁力通行」（McNally，1999）。一個包括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著名的法國化學家安東尼·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在內的科學家和醫生委員會嚴厲地批評了麥斯麥術。

儘管如此，麥斯麥的實驗仍是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章節。儘管他的動物磁力說和花哨的治療（包括披肩、音樂、用來接觸身體各個部位的魔棒、磁化水）最終都被揭穿，但這些卻揭示了安慰劑效應的力量。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是指症狀的消除和減輕不是因為任何特定的治療，而是因為患者相信該治療是有效的。安慰劑可以從農作物如玉米澱粉中提取並製成藥片的樣子。安慰劑也可以表現為治療者或醫生所展現出的關心患者的態度。然而，需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儘管安慰劑可以改變患者的感受，但其效果通常是暫時的。安慰劑與實際的治療還是不一樣的。

一個為某些心理疾病建立生物學基礎的重大事件發生在19世紀晚期。科學家發現了梅毒（一種性傳播疾病，由細菌引起）能導致被稱為麻痺性癡呆的慢性病，表現為身體麻痺和心理疾病，最終會導致死亡。在對異常行為的理解上，身體疾病可導致精神障礙的發現是一個重大進步，但我們現在知道，細菌並不是導致大多數精神障礙產生的原因，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心理症狀可能會有醫學基礎。

德國精神病學家埃米爾·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的工作也為異常行為的研究史寫下了重要的一章。早在醫學院時，克雷丕林就聽過現代科學心理學創始人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在實驗室上的課（Decker，2004）。他應用馮特的科學方法來測量行為偏差，希望能為精神病學提供理論基礎，比起當時的普通醫學和心理學，精神病學在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在馮特的建議下，克雷丕林開始研究「異常」（Boyle，2000）。1899年，在觀察了數以百計的患者後，他引入了兩種診斷分類，其分類基礎不僅是不同的症狀，還有病原學（原因）和預後（進程和結果）。克雷丕林術語裡的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現在稱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見第10章），特徵表現為心理退化。躁狂抑鬱症預後良好，被定義為一個獨立障礙。克雷丕林最出名的工作是他對早發性癡呆的研究，他認為早發性癡呆是由自體中毒導致的，身體代謝異常造成腦細胞自體中毒。儘管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學原因或身體代謝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克雷丕林無論是在分類系統還是在對精神分裂症描述上的貢獻都不能被誇大。

另一個對大腦有研究興趣的醫生是讓·馬丁·夏柯（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他在巴黎的薩爾貝蒂耶建立了一所神經學學校（Haas，2001）。夏柯對癔病很感興趣，他認為這是由於大腦退行性改變引起的。然而與此同時，其他研究者安布羅斯·奧古斯特·李厄保（Ambrose August Liebeault，1823—1904）和希波萊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37—1919）在法國南錫正進行實驗以確定癔病是不是一種自我催眠。在夏柯和南錫學派的醫生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大多數科學數據支持南錫學派的意見。出於科學家的信譽，一旦證據確定，夏柯就成了「癔病是一種自我催眠」這種觀點的大力支持者。

大約在同一時間，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1842—1925）正在研究催眠術的效果。布洛伊爾運用催眠治療癔症，患者包括一名叫安娜·歐的年輕女子。該患者曾照顧她生病的父親直到他去世。之後不久，她發現自己視力模糊、講話困難、無法移動右臂和雙腿。布洛伊爾發現在催眠狀態下，安娜·歐能談及自己平時無法回憶起來的事件和經歷。此外，在討論了這些痛苦事件之後，她的症狀消失了。布洛伊爾將他的治療稱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此方法為一種新的精神障礙治療方法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