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裡的一天，我接到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士打來的電話，說保羅·馬道爾（Paul Madaule）救了她的兒子。她兒子（我叫他「西蒙」）3歲時，表現出了令人不安的跡象。他對自己的名字沒有反應，也不回答；如果一個球滾到他身邊，他不會把球滾回去。他的爬行和走路都很晚，笨拙，發育遲緩。他的母親（我叫她「娜塔莉」）告訴我，她帶孩子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說孩子可能是自閉症。另一位醫生說，孩子表現出一定的「自閉症樣症狀」，但娜塔莉對這個診斷有所懷疑。孩子的職業治療師建議娜塔莉去找保羅·馬道爾。
馬道爾說西蒙有些自閉症的「外圍」症狀；他同意這孩子有些重大的發育問題的診斷，但西蒙並沒有自閉症的核心症狀：無法想像他人的想法。娜塔莉告訴我，在馬道爾的幫助下，她的兒子徹底變了。西蒙曾經畏畏縮縮，現在卻能與他人開始互動了，他的動作和語言變得流暢，「跟我進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真正交談。」
但她坦言，馬道爾的技術很不尋常，自己向主流從業者和有同類問題的家長提及時，對方似乎都不太相信她的故事：一個有自閉症樣症狀的孩子怎樣改掉了這些症狀。人們要麼表示懷疑，要麼毫無興趣。
我問娜塔莉，馬道爾到底做了些什麼。我還以為她要告訴我什麼聽起來牽強附會的事情呢。她卻說，馬道爾用音樂對她兒子的大腦重新接線，通常是用莫扎特，但曲子以奇怪的方式修改過，再配合她自己聲音的錄音（也做過修改）。它不僅從根本上改善了孩子聆聽與建立聯繫的能力，還讓他第一次完成了許多與聲音毫無關係的精神活動。這是音樂治療：利用聲音能量建立一座接入大腦的橋樑，用它的語言說話。
5年後的今天，娜塔莉說，她的兒子「在班上成績拔尖，朋友多得我都給他安排不過來日程，他善良、善解人意，對社交互惠極有悟性。」他的運動問題早就消失了，成了很有競爭力的游泳選手、足球和板球運動員，空手道還拿過金牌。「保羅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工作，從很多方面都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如果不是碰到了他，我不知道自己現在會是什麼樣。」她遲疑了一下接著說，「我都不願意去想。」
我發現，原來保羅·馬道爾和我住在多倫多的同一條大街上。下了人行道，一座19世紀80年代修建的維多利亞式老房子藏在後巷，隔著一道木柵欄，周圍是植物豐茂的花園，足有小公園那麼大。他買下此棟產業時，它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到處都是白蟻，排污管道敞著口，周圍的空地被人當成了丟垃圾的地方。
他悄悄地搬進了其中的一間房。每搬走一家房客，他就和一個朋友一起改造該空間，讓它煥然一新。靠著剩餘房客們的房租，他一間房一間房地把整個地方都修好了。多年來，在妻子林恩的幫助下，他讓老房子周圍的空地起死回生，變成了隱秘的天堂。他有一種其他人都沒有的搶救珍寶的獨家本領——在工作中對待孩子是這樣，在個人生活同樣如此。
馬道爾是個有深色頭髮的英俊法國人，一對深邃的棕色大眼睛，有著高盧人的外貌特徵，面部骨骼暗示這是個地中海地區的藝術家。他是個謙遜、敏感、不愛打擾人（要幫助那些發育紊亂、極度敏感的孩子，這是個基本特點）的臨床醫生。他輕柔、緩慢、靈活的動作方式，對任何房間都能起到鎮定作用。他強大的存在感，既不控制別人，也不自我宣揚。跟他花些時間待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關注度的質量和影響：那確實是藝術家的焦點。就算他在觀察你，你也不覺得不安，不覺得他強加於人，而是感到他正把自己的仁慈融入你。但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有一把深沉、美好、舒心、響亮又平靜的嗓子。
保羅天生就患有毀滅性的學習障礙，他出生於1949年法國南部與世隔絕的小鎮卡斯特。在當時，在那個地方，人們對兒童大腦問題所知甚少。20世紀60年代，保羅的父母帶著他去看了法國找得到的所有類型的專家：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言語治療師（因為他說話聲調單薄，含混不清，讓人無法理解）。他總是要請人把說過的話再說一遍（儘管傳統的聽力測試報告說他的耳朵正常）。他在學校留過4級（他自己說，另外的幾年他也是不該升級的）。他被診斷患有誦讀困難症（dyslexia）。他說不順、也不理解的這個詞，指的是最常見的學習障礙，包括閱讀學習困難。像其他許多同病相憐的孩子一樣，他打字時總會弄混b和d，p和q，數字6和9。
誦讀困難症對他的影響還不止是在閱讀上。他說，他走起路來像只鴨子。因為空間感糟糕和愛走神，他會撞上電線桿。像許多有學習障礙的孩子一樣，他遭到同學們的嘲笑，連老師也拿他的笨拙開涮；他自己的體育老師模仿他的動作，叫他「胖鵝」。這就是誦讀困難症世界為他送上的見面禮。
我面前擺著一本桃紅色的小冊子，10×12厘米見方，標題是法語「Carnet de Notes Hebdomadaires，Petit Seminaire de Castres」，這是保羅10年級時每星期的成績手冊。每個週末，他的老師把他各個科目的成績寫在一列，後面是他在那個星期的班級排名。翻閱這本小冊子，有兩件事在我看來顯而易見。他的行為表現和努力分數總是及格的。而他所有課程的分數都不及格，而且離及格也還遠。第一個星期，數學1/20，語文3/20，西班牙語4/20，英語8/20。這本小冊子還給出了他的班級排名：全班25名學生，他是第25名，那個學年的每一個星期都排名最後。對他來說，最糟糕的部分是每星期都要把報告拿回家給父母簽名，這讓他感覺不啻是一場災難。和很多同樣患病的孩子一樣，他的父母不理解這是學習障礙，認為他懶，每一回要交成績單的那天，都叫他不堪忍受，家裡人競相尖叫、狠狠地關門、呼喊、哭泣；日後保羅寫道：「那真是每一個人的地獄。」
保羅從小就為自我懷疑所困擾，每一年在學校裡一步步的落後，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他不知自己是不是會去上職業學校，可他又太笨手笨腳，連螺絲刀都不會轉。在社交場合，雖然他的想法來得很快，但要麼說得結結巴巴，要麼就是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說。青春期時，他躲在臥室裡聽同一首歌，一聽就是幾個小時。畫畫是他喜歡的一種表達形式，他喜歡當代大師們的畫作。
他10年級時留級了，那一年的每一科他都不及格。因為他已經連續4年留級，比同班同學大3歲，不能再參加10年級的考試了。最後，他放棄了，輟學了。
在卡爾卡特修道院的偶然相遇
18歲這年，保羅突然之間陷入孤立，沒上學，也沒工作。他手裡有無盡的時間，便經常騎著自行車去拜訪離家16公里遠的一家本篤會修道院。他受到吸引，是因為那裡有許多藝術家，他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其中一員，他認為自己只能搞藝術。他在這家名叫卡爾卡特的修道院找到了平靜。有一天，神父馬利對保羅產生了興趣，告訴他有一位醫生正在修道院參觀，恰好要做關於誦讀困難症的講座。神父馬利說，醫生描述的症狀跟保羅很像。
阿爾弗雷德·托馬迪斯（Alfred Tomatis）醫生受邀到修道院，其實是為一樁特殊的情況出診。大部分的修士們都生了病，精疲力竭，還有些無法解釋的症狀。91名素來勤勞、經常只睡4個小時就足夠的修士，如今有70人整天無精打采，倒在自己的房間裡。修道院請了好多醫生來過，每名醫生都給了建議。有人建議睡得多些，但修士們睡得越多卻越疲憊。消化專家建議修士們吃肉，因為從12世紀起，修士就是吃素的。眾人的情況越來越糟。
最後來的醫生就是托馬迪斯，這似乎有些荒唐，因為他是耳鼻喉科醫生，專治耳鼻喉方面的毛病。但他素來以富有診斷天賦出名，對身心醫學很感興趣。托馬迪斯在修道院的一個小房間架起設備，訓練一名修士為其他患病的修士們做測試。他還答應見保羅，但保羅必須先接受測試。
保羅來到了修士房，房間裡滿是各種電子設備，看起來像是做聽力測試用的。他戴上耳機，測試要求是：一聽到右耳的蜂鳴聲就盡快舉起右手，左耳聽到就舉左手。接著，他又聽到了成對的蜂鳴，他要告訴修士，哪個聲音高，哪個聲音低。保羅認為這跟之前做過的聽力測試很像。
「我叫托馬迪斯，」醫生自我介紹道。他47歲，腰背挺直，這種站姿得自他多年來的瑜伽練習。他胸膛寬闊，光頭（那年月很少見），有一對好玩的尖耳朵。他樣子有點凶狠嚇人。但當他開口說話，他的聲音很平靜、柔和、溫暖，有著舒緩的共鳴。他眼睛裡閃著光彩，讓保羅感覺他是真的關心。保羅說，醫生的聲音「充滿信心，讓你感覺對自己充滿信心，是那種足夠你向他人傾訴的自信，我立刻感覺放鬆下來。」
托馬迪斯醫生看了看測試結果，帶著保羅在花園裡散步，問了他許多有關繪畫、家庭生活、性取向、宗教觀、人生希望與夢想的事情。除了保羅在學校的可怕困境，他提出了每一個主題。他坦率地向保羅表達不同看法，又總是讓保羅覺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
最後，托馬迪斯向保羅解釋了他畢生症狀，即這「惱人的小問題」的含義，保羅有生以來第一次理解了自己的閱讀障礙、自我表達障礙、極端的害羞、暴躁的脾氣、焦慮、動作笨拙、失眠，以及對未來的恐懼。醫生也解釋了這些問題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考慮到他只測試了保羅的聆聽，這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保羅認為，他是第一個跟我聊天的人；其他人只是跟他們看到的人聊天。托馬迪斯邀請保羅到自己在巴黎的診所就診，還莫名其妙地請保羅帶上他母親的聲音錄音。
在巴黎的診所裡，托馬迪斯再次讓保羅戴上耳機，告訴他治療將從聆聽開始，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每一天都要聽。最初，保羅只聽得到潦潦草草、難以辨認的靜電聲，還有星星點點聲音極小、電子演奏的莫扎特音樂。
托馬迪斯告訴保羅，在聽的時候想做什麼都可以，於是保羅選擇了畫畫。每隔一星期左右，他會再接受聆聽測試，接著去見托馬迪斯。
日子一天天過去，慢慢地，保羅能從嘈雜聲裡分辨出一些單詞了。單詞似乎是從遙遠的世界傳來的。接著可能會跳出一個短語，甚至一句話。幾個星期後，他發現，自己的聆聽改善了，他越來越擅長理解聲音，症狀也開始減退。有一天，他突然意識到，在某些嘈雜的錄音裡，他一直聽著自己母親的聲音。
到第4個星期結束時，保羅成了一個不同的人。這需要日後多年的研究，才能理解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純粹的」能量（聲波裡的能量和信息）怎樣幫助他的大腦重新接線。
青年阿爾弗雷德·托馬迪斯的簡明個人史
1919年12月底，阿爾弗雷德·托馬迪斯出生在法國，他早產了兩個半月，體重只有1.36千克。如今的醫生們為自己能保住「早產兒」的性命而自豪。但早產兒要生存下來，任務十分艱巨，他從媽媽天然天堂般充滿水的溫暖子宮裡降臨到轟鳴混亂的外部世界：人工保育箱、機器的噪聲、醫院的燈光，還有閃亮的金屬和管子在他小小的身體裡進進出出。就托馬迪斯而言，他的大腦還需要再多發育兩個半月，才足以處理、過濾和緩衝所有這些侵入性的感知。大自然的發育時鐘很精準，在平均預產期的兩個星期前，許多感官功能才對外部現實達到備戰狀態。可耳朵卻是例外：在懷孕的中途，耳朵就長到了完全尺寸，開始運作了。
「我有一種不可動搖的直覺，」托馬迪斯寫道，「我的工作和猜測跟我降臨人世時的環境與事件、情感與感覺、意識與潛意識想法、基本需求、秘密願望息息相關，它們在我的嬰兒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托馬迪斯對自己早產的執念，困擾了他的一生。他的父親翁貝托·丹特（Umberto Dante），來自意大利皮埃蒙特。阿爾弗雷德出生時，他才20歲，是個極有魅力的歌劇演員，有著有望成為全歐洲最美妙歌喉的一把好嗓子；她母親是個16歲的少女。「我來到這世界上，」托馬迪斯寫道：
似乎出乎我那16歲母親的意料，自然，她更不希望我來……我的出生，給家裡的每個人都帶來了問題，毫無疑問，他們渴望盡快擺脫這個意外的小寶寶，而且別費太大周折。為了不讓人注意到身孕，她使勁按壓自己的肚子；舊時代的緊身衣有著百折不撓的鯨魚撐骨，發揮了很大作用。
托馬迪斯日漸認為，這些隱瞞懷孕的企圖觸發了他的早產，給他留下了十分奇怪的創傷後遺症傾向。
（母親）狠命地壓肚子，顯然還影響了我人生前40年的生活：我要把衣服緊緊地裹在身上，皮帶緊得足以把我勒成兩半，而且還穿窄得夾腳的鞋子。到了晚上，除非身上堆著8層毯子，否則我無法入睡。雖然我不冷，但我需要體驗周圍世界的這種緊壓感，再現我在母親子宮裡就認識到的關鍵環境。
這一症狀有些像是神經質人格，但在早產或自閉症人士的身上並不少見。作家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患有自閉症，她發現對身體施以沉重的壓力能讓自己鎮定下來，便發明了一種「擠壓機」用來自我平靜。托馬迪斯雖然不是自閉症，但也有著自閉症和早產人士的某些典型渴望。但等他最終理解了自己對壓力的渴望源頭，他就失去了這樣的需求。
托馬迪斯感覺，與母親溝通，「從來不容易。我所有想要與她建立親密關係的努力，都被她擊退了。」這戶人家住在尼斯，但托馬迪斯的歌手父親經常一年裡有6個月在巡演。小阿爾弗雷德從出生就是個病秧子，患有消化功能紊亂症。有個來看病的醫生想不明白阿爾弗雷德的症狀，但他說，「我一定會找到答案。」這讓阿爾弗雷德大為感動，決定自己日後也要當醫生。
在小阿爾弗雷德心目中，父親翁貝托是個完美人物，但這是站在遠處看到的樣子，因為翁貝托經常不在家。有一天，翁貝托對阿爾弗雷德說，「我已經謹慎地反覆想過了。我的孩子，如果你真的想成為醫生，而且是好醫生，你必須去巴黎。我們在那兒不認識什麼人，你必須自己想辦法，但你能學到生活的真諦，這顯然對你有用處。」
阿爾弗雷德才11歲，但想到這個計劃能讓父親高興，也就去了。他進了一所寄宿學校，多年來承受寂寞。最開始，他成績不好，但發現如果自己大聲朗讀功課的話，就能學得很好。他狂熱地學習，晚上睡得晚，凌晨4點就起來，在這個方面模仿自己工作狂的父親。他經常邊學習邊聽莫扎特的音樂。
在學校的第3年，他贏得了本年級的幾乎所有學業獎項。到了高中，哲學家薩特是他的老師。阿爾弗雷德完成了兩個科學學位，兩門都是第一名，其中一個學位還是在索邦大學拿到的。但他剛開始學醫，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他應徵入伍。戰爭初期，他所在的整個部隊都成了德國和意大利軍隊的俘虜。他協助組織了一次成功的越獄行動，加入了法國抵抗軍當情報員。白天，他在勞改營裡給醫生幫忙。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他被分配到了法國空軍，開始研究耳鼻喉科，仍然深受熱愛音樂與聲音的父親影響。
托馬迪斯第一定律
年輕的托馬迪斯已經表現出了極佳的學術天分，以及毫不妥協的職業道德；在接下來的這一時期，他又開始展現出真正的天賦。戰爭結束後，他完成了醫學學位，為空軍擔任顧問，用聽力計觀察出了重要的現象：在4000赫茲這一聽力範圍，飛機製造工廠的工人會失聰。他首次揭示了噪聲這一職業健康危害。
他還注意到，噴氣發動機、槍聲會讓人耳聾，而爆炸則會導致運動和心理問題。耳朵與身體似乎存在一種尚未被觀察到的聯繫。
大致在同一時間段，在醫療實踐中，他開始治療歌劇演員，這些人大多是他父親的朋友，有難以控制聲音的問題。歌手們被轉診到耳鼻喉科，因為正統的醫學觀點認為，他們的問題出在發聲負擔太重，破壞了喉頭的聲帶部分。常規治療是給患者服用士的寧（一種有毒物質）收緊聲帶肌肉。當時歐洲的一位頂尖男中音，因為醫生說他的聲帶被拉得太過鬆弛，轉診到托馬迪斯手裡。托馬迪斯決定為他做與飛機工人相同的測試，發現了4000赫茲範圍的類似聽力損失。托馬迪斯開始懷疑公認的理論（即喉嚨是唱歌的基本器官）有錯誤：他將要證明，唱歌的基本器官是耳朵。
他開始在行醫期間用一台機器測量分貝數，檢測音量。通常情況，歌手用一半的力氣唱歌，產生的音量是80~90分貝。全力以赴的話，可以實現高達130~140分貝的音量。托馬迪斯計算出，他的聲音設備距離歌手一米，檢測到了130分貝，那麼歌手頭骨內的音量（直接影響耳朵）則是150分貝。（相比之下，他在空軍時測量過，一台法國產卡拉維爾噴氣發動機的音量是132分貝。）從特定的頻率上來說，由於聲音的強度是從歌手自己腦袋裡產生的，他們是自己把自己給唱聾的；唱得糟糕，是因為他們聽力變糟了。
20世紀40年代末，托馬迪斯繼續批評喉嚨是唱歌關鍵器官的傳統認識。他指出，與傳統觀點相反，低音歌手的喉嚨並不比高音歌手的更大。人類的構成並不像管風琴，管子大，聲音就低。有力的男高音能在800~4000赫茲範圍內歌唱，但男中音和男低音也行；唯一的區別是，男中音和男低音可以添加低音符，因為他們能聽到低音符。他帶著挑釁的口吻總結說，「人是用耳朵歌唱的」，這個說法招來了不少嘲笑聲。
但索邦大學的科學家們把對他工作的研究提交給了國家醫學院和法國科學院，他們得出結論，「聲音只包含耳朵能聽到的頻率。」這個設想被稱為「托馬迪斯效應」，日後更稱為他的第一定律。
托馬迪斯的下一個項目是發現了「好」「壞」聲音的區別（所謂的「好」，指的是當時公認的傑出歌手的嗓音）。他製造了一台機器，稱為「聲波分析儀」，能展示人聲音裡的所有不同頻率。他將這台設備用於歌手，做出了日後為治療殘疾兒童奠定基礎的發現。
這個項目的切入點頗為出人意料。和歌劇歌手們合作期間，托馬迪斯收集了當時世界最著名歌劇演唱家恩裡科·卡魯索（Enrico Caruso，1921年去世）所有能找到的錄音，如老式留聲機的唱片、磁帶和唱盤。他用聲波分析儀詳盡地研究它們，希望發現卡魯索的歌聲高到了人類聲音的極限，即最高可達15000赫茲。但托馬迪斯驚訝地發現，卡魯索的聲音只達到8000赫茲。（他後來發現，大部分優秀歌手的聲音只達到7000赫茲）。卡魯索的聲音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896年持續到1902年，那時他的聲音極其優美；第二個時期是「美得壯麗」時期，從1903年持續到他健康惡化（但聲音甚至更好聽）。托馬迪斯發現，在第二個時期，卡魯索的聲音從客觀上講頻率不夠豐富，而且所有聲音的頻率都低於2000赫茲。他推測，卡魯索在這期間也聽不到低頻率。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1902年年初，卡魯索面部右側曾動過一次手術，可能影響了他的耳咽管（將中耳與喉嚨後部連接起來）。托馬迪斯注意到，耳咽管堵塞的人會出現和卡魯索同樣的頻率下降。他得出結論，該次手術使卡魯索部分失聰，於是他只能聽到自己新的演唱範圍，無法再發出質量較差、低於該範圍的聲音（這有點諷刺）。托馬迪斯寫道，「這就像是卡魯索得益於一種過濾器，讓他只聽得見高頻率、諧波豐富的混音，濾掉了低頻率的基音。」既然聽不見，自然也就發不出低音（低音通常會干擾高音的感知），卡魯索對自己超高音的感知也就更豐富了。托馬迪斯開玩笑說，卡魯索是命裡注定要唱得動聽，他自己做什麼也改變不了這樣的命運。
托馬迪斯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
接下來，托馬迪斯發明了一種新的工具，幫助那些聲音受損的歌手。他把它稱為電子耳，日後它成為托馬迪斯所有治療的基礎。這套工具包括麥克風、耳機和一套放大器和濾波器系統（阻擋某些頻率，放大另一些頻率）。表演者對著麥克風唱歌或說話，再從耳機裡聽到自己經過濾的聲音。
在對歌手進行評估時，他發現，他們無法很好地聽到高頻聲音。於是，他在電子耳上加裝了過濾器，讓他們能夠用卡魯索式的耳朵聽到自己的聲音（即屏蔽了低頻聲音），使之更好地聽到高頻。歌手們用托馬迪斯的機器演唱，聲音從根本上得到了改善。這讓他確立起了自己的第二定律：「如果人讓受損的耳朵正確地聽到喪失或損壞的頻率，就能立刻在不知不覺中恢復發聲。」簡單地說，如果能「修補」聽力，就能治癒聲音。他讓歌手連續數星期每天培養若干小時，通過「卡魯索式的耳朵」聽自己的聲音。經過訓練，歌手們的聽力和演唱能力得以保持，哪怕不再使用機器的幫助也沒問題。於是托馬迪斯提出了自己的第三條定律名叫保留律：讓耳朵接觸恰當的頻率來訓練它，能給聆聽（以及大腦）和聲音帶來永久性的效果。托馬迪斯知道，這是大腦訓練的一種形式：「我們所知的耳朵的感知功能，只是大腦皮層的外部屬性。」（在第7章中，我把這一大腦訓練的永久效果叫作殘留效果；它是「同時啟動放電的神經元連接在一起」帶來的結果，它給大腦帶來了持久的改變。）
托馬迪斯還對良好聆聽帶來的激勵效果做了觀察。他注意到，使用電子耳時（尤其是在聲音不完美的歌手身上），「所有人，無一例外地感到幸福感增加了。就連那些不是歌手的人，有不少也偷偷告訴我，感覺自己喜歡上了唱歌。」如果高頻率不再受阻，他們會像歌劇演員一樣鼓起胸膛。他們站得更直，呼吸更深，覺得精力和活力更多，還能更好地聽到自己——全都是不由自主地。而如果隔斷高頻率，他們就會用有氣無力、沒精打采的聲音說話，懶懶散散的；在聽者而言，他們的聲音難以接受，單調，甚至讓人感到疲勞。
托馬迪斯還觀察到，耳朵不僅與平衡有著緊密的聯繫，與姿勢也有緊密的聯繫。有一種獨特的聆聽姿勢，常見於人們聽古典音樂的時候：大多數人將右邊的耳朵和整個頭部傾向前方。他觀察到，這種傾聽的姿態，跟身體的整體緊張度聯繫在一起：人看起來敏捷、警覺。對一個健康的人來說，神經元不會徹底關閉，放鬆的肌肉也並非徹底鬆弛。托馬迪斯認為，來自耳朵的輸入對整個身體的垂直狀態和緊張度有影響。顯然，有些類型的音樂會讓人覺得必須站起來跳舞。良好的傾聽能讓人充滿精力，暗示較高的頻率能激發大腦，於是，他總結道：「耳朵是大腦的電池。」
聽覺變焦
托馬迪斯以瘋狂的速度提出新的發現。他注意到，受試者使用電子耳傾聽，聽到的聲音像卡魯索那樣得到過濾，他們會用明顯的那不勒斯口音發字母「r」。托馬迪斯知道卡魯索來自那不勒斯，這讓他靈機一動，冒出了個念頭。或許口音和人所聽到頻率存在函數關係。經過測試，他很快發現，法國人能聽到兩個聲音範圍：100~300赫茲，1000~2000赫茲。說英國英語的人，聽到的是較高的範圍，從2000~12000赫茲。這讓法國人在英國很難學好英語。但北美英語涉及的頻率是800~3000赫茲，這個範圍更接近法國人的耳朵，所以法國人在北美更容易學英語。
不久，托馬迪斯就設計出反映母語人士頻率的過濾器，幫助人們學習第二語言了。他認為，這些「不同的耳朵」大概是來自不同的「聲音地域」。說話人不管是在森林裡、在開闊的草原、在高山上還是在海邊長大，這些地形地貌都會對他聽到的聲音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不同的環境會壓抑或者放大特定的頻率。他按照「英國耳朵」設置電子耳，讓學習英國英語的法國孩子戴上，孩子們的英語進步了，而且，出於某種原因，他們在另外一些科目上的成績也提高了。因此，托馬迪斯逐漸把注意力轉到這些「不同耳朵」和語言、學習以及嚴重的學習問題的關係上。
他最重要的發現或許是，耳朵不是一個被動的器官，而是相當於能聚焦於特定聲音、過濾其他聲音的變焦透鏡。他將之稱為聽覺變焦。人們剛走進舞會時，會聽到各種聲音混雜在一起，直到他們聚焦到特定的對話上，每一場對話都有著略微不同的聲音頻率。一旦人形成一種自覺的意圖傾聽特定的對話，從生理的角度看，傾聽就不再被動，因為中耳的兩塊肌肉能讓耳朵聚焦在特定的頻率，保護它不受突然而來的巨響騷擾。對大多數人來說，大部分時候，這種實現了聽覺變焦的肌肉調整是自動而無意識地發生的。如果出現響亮的聲音，變焦裝置就會本能地將它們關掉。不過，變焦有時也受到部分意識的控制，我們嘗試在非常吵鬧的房間裡參與重要的對話，或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都是如此。
這兩塊肌肉之一是鐙骨肌。它繃緊時，增加語言中高頻聲音的感知和區分，而對淹沒於高頻率中的低音調消音，讓聽者能從環境中提取對話的聲音。第二塊肌肉是鼓膜張肌，它調整鼓膜（耳膜）的緊張度。它補充鐙骨肌，當它處於繃緊狀態時，會降低對背景噪聲中低頻率聲音的感知。我們說話時，這兩塊中耳肌肉都會收縮，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為自己的聲音讓耳朵受損。不只歌劇歌手是這樣，像火車頭咆哮而過的那樣尖叫的孩子也是一樣。托馬迪斯還觀察到，如果這些肌肉因為太過虛弱而沒有好好運作（許多兒童存在這樣的問題），它們就會接收到太多的低頻率（也就是太多的背景噪聲），而對較高頻率的言語接收不足。
中耳中這些收聽對話所用的肌肉由大腦調節。馬裡蘭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喬納森·弗裡茨（Jonathan Fritz）和同事們指出，當特定的頻率承載重要信息時（在實驗中，它可以是一個暗示衝擊即將到來的音符），聽覺皮層對這些頻率的映射區域就會在數分鐘內膨脹，以更好地收聽它們。等頻率停止，大腦映射區就會恢復原先的大小，有時候也保留原樣。因此，聽覺變焦存在神經可塑性的構成要素。
許多得過慢性耳部感染的孩子都存在肌肉張力減退（即肌肉緊張度偏低成為常態）的問題。發育遲緩的孩子往往全身都肌肉張力減退。這種肌緊張整體偏低的情況，還影響了他們耳朵的肌肉，讓他們無法聚焦於特定的聲音頻率。因此，他們只能聽到沒有區別的噪聲、低沉的悶聲，或是一次性聽到太多的聲音，他們的聽覺皮層從來沒有收到過清晰的信號，無法正常發育。保羅的問題就是如此：因為他聽到的一切都低悶悶的，他所說的一切也都含混不清，他的聽覺腦圖分化差勁。許多自閉症的孩子也都有著聽覺變焦的問題。
托馬迪斯意識到，自己可以利用電子耳操縱聲音，鍛煉聽覺變焦。他對聽覺腦圖未分化的人播放聲音，讓聲音的頻率對鬆弛的耳朵肌肉和相關大腦回路進行交替的刺激與放鬆，讓它們活動起來。人們聽著托馬迪斯經過調整的音樂，接受訓練讓大腦映射圖形成更多分化，便能逐漸從背景噪聲中分辨出講話。
用嘴的一側說話
托馬迪斯還提出過一項重大臨床發現，這是一件我們每天都看得見、但從未真正看到過的事情。他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主要靠嘴巴的一側說話。有著良好傾聽技巧的人，壓倒多數地用嘴巴右側說話，他們說話的聲音進入自己的右耳。右耳及其回路對唱歌也很重要。托馬迪斯研究過的所有成功專業歌手（只有一個例外）都是「右耳」人；他往歌手們的右耳播放噪聲，讓他們的右耳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唱歌的嗓音也就大受影響。
大腦左半球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右利手還是左利手）處理說話重要語音元素的區域。然而，每個大腦半球都會從身體相對一側的耳朵裡獲得大部分的聲音輸入。[1]因此，為左半腦供應信息的大多數神經纖維來自右耳。所以，對大多數人而言，前往大腦左半球語言區最快、最直接的神經通路是通過右耳。在部分左利手人士裡，有少數的例外情況。[2]
托馬迪斯和保羅見面那天，兩人走到修道院外邊，托馬迪斯看到，保羅的左臉更生動，說話時嘴唇和嘴巴的左邊運動更多，傾聽談話時傾斜左邊身子（和左耳朵）。這種現象意味著保羅是用左邊耳朵聽自己說話的。聲音信號不得不採用效率較低的迂迴路徑前往大腦左半球的語言區域：它們要先從他的左耳前往大腦右半球，接著通過大腦的中間交叉到大腦左半球。由此產生的延遲長達0.4秒，令保羅無法實時處理他人的談話，每當他想把自己的想法付諸語言，也會產生時滯，而且還容易弄丟思路。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用嘴巴左側說話、用左耳傾聽，給發育中的大腦帶去了混亂，導致了看似與傾聽無關的學習障礙，也帶來了口吃結巴。
大多數人用大腦右半球做特定的某些活動，左半球做另一些活動。舉例來說，大多數右利手人士用右手寫字，從右側揮舞棒球球棍，用右手做需要力量、協調與控制的活動。右手是主導手，受左半腦控制。但托馬迪斯觀察到，保羅用左手做一些活動，用右手做另一些活動，這是一種名為混合主導的模式，在患有誦讀困難症、用左耳聽清的人裡很典型。托馬迪斯認為，這暗示了大腦存在問題。由於左右腦混合主導，保羅無法分化左右手的大腦區域，不能用手同時執行不同的任務，比如彈吉他，一隻手掃弦，一隻手按指板。這種混合主導模式是他整體笨拙和手寫糟糕的原因，甚至影響了他閱讀時的眼動跟蹤。他的眼睛不是從左至右系統性地閱讀，而是經常錯誤地落在句子中間，或是在頁面上跳來跳去。為了讓保羅變成右耳傾聽，糾正其混合主導模式，托馬迪斯對電子耳做了設置，降低左耳音量，刺激保羅的右耳及其回路。
保羅不僅僅傾聽反應慢，還經常漏掉人們在說的話。托馬迪斯意識到，這是因為他聽到了太多低頻聲音，高頻聲音聽到得不夠多。原因有若干個：首先，保羅整個身體都呈現出明顯的肌肉緊張度偏低，這讓他姿勢不良，動作笨拙，不喜歡快速運動。身體肌張力低下影響、削弱了保羅的耳朵肌肉和聽覺變焦，因此它無法區分人類說話的頻率。其次，保羅主要是用左耳聆聽。托馬迪斯發現，右耳及其大腦回路往往比左邊聽到更高的語言頻率。因此，保羅聽到的背景噪聲和嗡嗡聲比清晰的對話聲更多。正常而言，右耳及其聽覺皮層處理較高頻率，刺激右側也會訓練保羅的大腦更清晰地處理對話。
刺激耳朵來訓練大腦
托馬迪斯把自己的聆聽訓練計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被動階段，通常持續15天。叫它被動，因為客戶只需要聽經過修改的音樂，不用集中注意力。（事實上，如果客戶對音樂不那麼注意效果是最好的，因為這一活動會觸發舊有的聆聽習慣，這正是治療師努力要克服的。）
通常，他用過濾器修改莫扎特的音樂，強調高頻，所以音樂常常有一種呼嘯的噓噓聲。他又針對兒童和青少年去過濾母親的聲音，突出了更高的頻率。在聆聽的早期階段，母親的聲音過濾得很厲害，很難辨認，聽起來更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尖銳哨響。如果沒有母親的聲音，光是音樂也夠用。（在被動階段，並不使用電子耳的附加麥克風。孩子只從耳機裡聽音樂或母親的聲音。）
按托馬迪斯的定義，電子耳是「恰當聆聽模擬器」，由兩條音頻通道構成。一條通道向客戶提供經過濾的音樂，強調高音頻率，淡化較低頻率。（該高頻率是人類說話的頻率。）較低的頻率通道用來複製聆聽耳不靈光、肌張力差的人的聆聽經驗。用這個通道對存在聆聽問題的人播放，他們的耳朵會「放鬆」，重複平時的聆聽習慣。過濾器在高頻率通道和低頻率通道之間不斷切換，用音樂的音量觸發通道的切換。音量低，聽的就是低頻率通道；等達到一定的分貝，高頻率通道就切入。每一次切換到高頻通道，就開始鍛煉耳部肌肉和高頻聆聽；切換回低頻率通道，與該部分頻率相關肌肉和神經元就休息。這樣的鍛煉週期構成了聆聽訓練的被動階段。
用音樂音量的改變和出發通道之間的來回切換，為聆聽注入了新鮮感，而新鮮感是調動大腦可塑性的有力方式。具有新鮮感的感官體驗喚醒了大腦的注意力處理器，神經元之間更容易建立起新的連接。它分泌多巴胺（和其他大腦化學物質），以鞏固記錄該事件的神經元連接。這一過程就相當於大腦在說：「那個要保存！」多年來，托馬迪斯確信，來回切換（換閘）不可預測，因為意外是大腦改變的關鍵。他發現，預先錄製好的、沒有隨機變化的磁帶，效果就不明顯。
過濾會隨著時間逐漸減少，直到從莫扎特和母親的聲音裡完全消失，被動階段就結束了。
被動階段結束到主動階段開始之間，通常會插入4~6個星期的休息，客戶能夠鞏固、整合並實踐自己的聆聽收益。保羅到了訓練的這一階段，聆聽得更好了，也更不費力氣了。他從前所有的老師和輔導員都說，他應該更努力。現在，他的大腦得到了正確的信息，他發現自己不需要更努力就能做得很好，因為他的聆聽「流暢」起來了。
被動階段結束後，托馬迪斯向保羅提出了一個出乎意外的建議：先不回家，而是去英格蘭。托馬迪斯告訴保羅，這樣方便他學英語，而這對所有存在聆聽問題的人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托馬迪斯明智地安排了保羅的冒險，讓保羅到遠離卡斯特的地方去檢驗自己的新技能，因為卡斯特這個環境對保羅來說破壞性太強了。保羅大喜過望，但也困惑不解。他以前曾經兩次到英格蘭去學英語，都以失敗放棄告終。但這一次，他去了英格蘭，發現自己說話能讓人聽得懂了，能跟人建立交往了，也很享受對20世紀60年代的倫敦進行探索。他寫道，「所有事情似乎都容易得驚人，就連英語也不例外。」
保羅回國後，托馬迪斯又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建議，他讓保羅報名參加巴黎附近的一所寄宿學校（雖然保羅之前沒能順利讀完10年級）。保羅很害怕，但托馬迪斯堅持說，保羅要以在兩年內拿到高中文憑為目標，這樣才能去讀大學。托馬迪斯還寬慰保羅說，只要他在學校跟接受聆聽訓練、在英國玩耍時一樣努力，就能成功。到巴黎附近的學校上課，保羅還能繼續接受下一階段的治療，這個階段將聚焦於他的自我表達障礙。
接下來，主動階段開始了。為了學習更好地用言談表達自己，保羅戴著耳機，對著麥克風說話，通過電子耳聽自己的聲音。因為聽覺處理得到了改善，他此刻首次真正聽到了自己的聲音，並運用他自己的聲音來進一步改善聽覺處理，同時激勵自己。他仔細注意單詞的發音，運動自己的嘴唇和其他肌肉，同時感覺嘴唇、喉嚨、面部和其他骨骼在說話時的振動。當他發出不同的單詞，他的本體覺知分化得更加充分了，因為這是一種對嘴唇、舌頭和其他身體部位確切位置的覺知。和費登奎斯的課程一樣，保羅運用覺知對大腦映射圖進行分化。
托馬迪斯鼓勵嘟嘟噥噥、用單音調說話的保羅多哼哼，多發元音，重複句子，改善對話流。儘管語言治療師也做過這樣的工作，但保羅這時戴著電子耳，通過耳機過濾了反饋。這豐富了他聲音裡的中高頻率範圍，使之更富活力、更有力、更有表現力，音色也更加豐富。托馬迪斯受瑜伽練習的影響，訓練保羅腰板筆直地坐下，保持恰當的呼吸。有一天，保羅走進一家書店，翻開一本書瀏覽書中的圖片，出乎他的意料，他發現自己竟然真的能讀懂書了。
為了改善保羅的閱讀、寫作和拼寫，托馬迪斯讓他大聲朗讀，用電子耳聆聽的同時，有意識地用眼睛跟蹤單詞。為了鞏固新形成的神經通路，保羅每天還不借助電子耳大聲朗讀，右手握拳，假裝那是麥克風，對著它讀。這個簡單的技術讓聲音從右拳反彈回右耳，加強右側傾聽回路，以及高頻率的主導地位。
在寄宿學校，保羅雖然還是挺害怕，卻很快結交了朋友，不再覺得自己是個孤魂野鬼。每到週末，他便搭乘公交到巴黎去提高聆聽技巧。第一年，他參加並通過了駕考，這是他一輩子通過的第一場考試。隨著學年展開，他發現學校也只是有點難度，而不再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每一天，他都完成托馬迪斯佈置的家庭作業，大聲朗讀。隨著文字的世界在他面前打開，他發現，在閒暇時間，自己可以從畫畫切換到寫詩歌了。他為自己20歲了還在讀高中感到羞愧，認真用功，通過了畢業考試。在法國，大多數學生第一次嘗試都通不過。這時候，托馬迪斯問他未來有些什麼打算。保羅說，自己的新目標是就像自己得到幫助那樣去幫助別人：他想成為心理學家，跟著托馬迪斯學習。
漫長的學徒期開始了，20~23歲，保羅都住在托馬迪斯家（也是托馬迪斯診所的所在地）。白天，保羅的房間是一位心理學家的辦公室；晚上，就成了他的臥室。保羅上了大學，並在托馬迪斯的診所幫忙，學習如何過濾音樂，記錄母親的聲音，協助學習障礙的客戶。最終，他成為托馬迪斯團隊的資深成員。托馬迪斯把保羅帶入了自己的私人生活，邀請他和自己的家人與訪客（來自世界各地的歌劇歌手、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宗教人物）共進晚餐，大學生活相形見絀。保羅在巴黎著名的索邦大學得到了心理學學位，1972年拿到了執照。
保羅從托馬迪斯手裡接下的第一樁任務是到法國南部的蒙彼利埃開辦聆聽中心，接著又到南非去開辦了一家。1976年，托馬迪斯心臟病發作了一次，保羅回到巴黎，幫托馬迪斯一起訓練治療師，協同指導。他們一同出訪了整個歐洲和加拿大。此外，在此期間，托馬迪斯寫了一本書，名叫《出生前夜》（La nuit uterine），介紹人類語言發展的產前根源，以及參與聆聽的大腦回路。儘管當時的神經科學界尚未接受神經可塑性，但托馬迪斯已經斷言：「大腦有延展性。」
保羅，這個少年時代幾乎無法與人溝通的人，現在卻用幾種語言做講座，英語和法語都說得雄辯激昂。靠著自己的新「耳朵」，他迅速學會了西班牙語。他從前幾乎無法組織好自己，而今卻幫忙在墨西哥、中美洲、歐洲、南非、美國和加拿大設立了30家中心。1979~1982年間，托馬迪斯每年在多倫多居住6個月，幫忙在當地設立聆聽中心，保羅和心理學家蒂姆·吉爾默（Tim Gilmor）共同擔任主任。保羅發現多倫多是一個熱情的城市，在此安頓下來，把他在法國學會的東西帶到新的層面，幫助一些大腦發展受阻、病情棘手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