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視力開始回來了。隨著他緩緩實現穩步進展，每天完成所有練習，他逐漸減少了類固醇的使用。他加上了自己的創新做法，只用眼睛的外部肌肉輕輕擠眼，刺激死細胞的排出，降低眼睛內部的壓力。2009年7月，他去看眼科醫生，左眼戴著眼鏡有了20/40的視力（他需要戴眼鏡，完全是因為自己的晶狀體被手術切除了）。就連右眼，原來是20/800，也提高到了20/200。
韋伯著手推敲其他費登奎斯練習，從中汲取另一個概念來讓自己的視力上個新台階。
費登奎斯去世前不久，迷上了手眼相接。我們在前一章裡介紹過，費登奎斯設計了一種練習，學員盡量不費力地運動頭部，覺知它對身體左側帶來的影響，而這迅速降低了頸部的緊張度，進而又降低了整個身體左側的緊張度。在神經系統的一部分帶著覺知執行類似的細微動作，能抑制運動皮層的額外啟動，放鬆整個身體、降低焦慮感。
費登奎斯開始探索人稍微張開、合上手會帶來什麼樣的情況。他要一名學員想像手掌變得柔軟，接著張開、閉上手指，非常緩慢地開開合合，動作幅度僅為0.6厘米，如果手指僵硬，那幅度更小亦可，同時觀察此舉對身體其餘部分的影響。這一動作幾乎毫不費力，因為我們吸氣時，手指和手往往都會稍許張開，呼氣時則收緊。費登奎斯稱這一課程為「鍾形手」，強調手的形狀像鍾；手和手指的開合關閉極小，就像鐘的振動一樣。
覺察到手部運動或緊張度，不僅能降低手部的緊張度，還能很快降低該側身體其餘部位的大部分緊張度，甚至最終擴展到全身。手部由於用得很頻繁，在運動皮層裡有著龐大的再現區域。大腦的手部映射圖非常靠近臉部和眼睛的映射圖，這或許是因為當孩子用眼睛看到某樣東西時，同時就會伸出手去夠它，而同時啟動的神經元是連接到一起的。「連接手和眼睛的神經系統通路，」韋伯說，「就像大腦裡的一條高速公路。我推測，運用這種連接，我能把知識和對緊張度的抑制，從再現手的神經元，直接擴展到運動皮層裡控制眼睛緊張度及總體運動的神經元上。」
所以，韋伯開始經常性地張開、合上雙手，等手部的緊張度減少，就用手遮住眼睛。眼睛肌肉的緊張和快速抽縮運動，與手部的放鬆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後，通過觀察這一區別（進行感官分化），大腦開始逐漸釋放眼睛的緊張度。韋伯說，這就好像眼睛在放鬆的雙手陪伴下，「感到了安全。就好像眼睛的緊張融化在了雙手的虛空裡。」
這些放鬆是毫不費力地自發出現的；事實上，如果努力想要放鬆緊張度，反倒常常事與願違。過度緊張的神經系統，配備以正確的信息（提醒人放鬆和緊張的感覺有多麼不同）之後，往往能讓緊張的部位去匹配放鬆的部位。當人覺察到自己緊張時呼吸的控制，覺知就成了改變的推動力，這樣他會自動釋放緊張。
韋伯發現，運用鍾形手，他得以快速關閉戰鬥或逃跑的交感系統，「讓我進入接受性非常強的副交感神經學系狀態，抑制我感覺和運動皮層裡的大部分噪聲，此前，噪聲會蔓延到眼睛和系統裡的其餘部分。」他意識到，自己可以運用鍾形手練習，讓自己有意識覺知最強的部位（手）去指導更無意識的部位（眼睛）如何運動、釋放緊張度，令眼睛改善。
眼睛的緊張度回歸正常以後，流向眼睛的血液循環增加了，眼睛運動的幅度和順滑度也改善了，讓他能為視覺皮層提供更多的信息。他每天做一兩個小時的鍾形手練習。執行這套計劃6個星期之後，他又去找自己的眼科醫生，發現左眼的視力戴著眼鏡達到了20/20。醫生也很為他高興。韋伯問醫生，在他看來，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變化。醫生頓了一下，說，「這一定是認知」，意思是說大腦發生了變化。現在，他只有部分活動時才戴眼鏡。
對韋伯來說，鞏固視力上的收益，克里特島似乎是個理想之地。年輕時，他曾住在這裡，還種下過橄欖樹。這些橄欖樹如今已經成熟。韋伯瞭解當地的新鮮食物及其療養功效。2006年，他搬回島上，各種自然元素激活了他的能量：大海、空氣、山脈，四季都可漫步在石頭砌成的古代村莊。他認為，用費登奎斯的說法，放棄在多倫多的慣常生活，放棄這種生活觸發他不良習慣的無形因素，或許能釋放他的神經系統，使之自我重組；從這個角度看，回到克里特島讓人聯想到早些年醫生們的例行建議，他們知道，有些時候，劇烈的環境變化蘊含著恢復的絕佳機會，連續幾個月的深度休息，能強化人的體質。
起初，韋伯承受著極大的孤獨感，但沒過多久，他發現了一個社區。作為一個一度失明的人，他發現自己對用眼睛看不再那麼依賴了。在失明時期，大腦進行了重組。「在組織個人世界方面，我對眼睛依賴得越來越少，我的精神愈發清晰與平靜。」他希望這種地中海式的生活能進一步撫慰他的神經系統，而神經系統的平復，說不定反過來也能阻止免疫性疾病攻擊他更多的器官。雖然教科書上對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做了明確的區分，但新的科學，即神經免疫學指出，我們的身體並不會這麼嚴格地區分兩者。壓力可以觸發免疫反應。他希望，安撫神經免疫系統能進一步改善自己的視力，防止復發。
他偶爾回多倫多去看醫生。有一回，他去看眼科醫生，跟很多失明或者有著嚴重視力的人一起坐在候診室。韋伯心想，世界各地有這麼多這樣的候診室，「擠滿了對自己無能為力的人。我感到，如果我真能擺脫眼下的這一團亂麻，我想要幫助其他人。」
韋伯現在認為，自己或許找到了一些能兌現當初承諾的工具。在一次費登奎斯學派聚會上，他遇到了費登奎斯最初的一名學生，住在德國的治療師卡爾·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聽到韋伯的故事，想向他學習，並邀請韋伯一同參加自己在美因茨、巴伐利亞和維也納舉辦的研討班。多年前，金斯伯格的眼角膜曾受過傷，讓他極度疼痛。他從費登奎斯的親密助手蓋比·亞龍（Gaby Yaron）那裡上了一課，治好了自己。
到了這個時候，韋伯已經通過參與動中覺知課程幫助了自己。現在，金斯伯格又給他上了功能整合課。由於韋伯在失明條件下行走、活動了好些年，他必須把視力重新整合回自己的身體。
功能整合課程裡的大多數人都幾乎處在恍惚狀態，找不到合適的詞彙來形容種種細微的動作。但韋伯卻能夠一點一滴地記得它們。他經歷了一場身體和情感的徹底重組，除了極其有效的心理治療和心理分析，類似的情形是很少見的。
在和金斯伯格上的最初幾節課裡（他們一共上了7次課），韋伯探索了自己身體左右兩側的差異，發現自己靠右腿站立時，有些不太穩定，而且他右邊小腿有個肌肉結。隨著層次較為明顯的小腿緊張度的消除，他得以更好地感受眼睛後部（以及頸部、背部、盆骨，再一路來到腿）尚未重組的更深層的緊張度。緊張度感覺起來，「緊張……在內部，我的呼吸好像順著背平面往外推著一堵牆。」隨著課程的推進，「一瞬間，我看出這堵牆就是壓得密密實實的焦慮和恐懼。同時，我也感到這是一種結構性的現象，我的眼睛後面、橫膈膜和骨盆的肌肉，也都像石頭地裡的樹根一樣，盤根錯節地緊密生長。雖然我感受到的恐懼非常真實，但用這種新形式體驗到它的奇妙感，消除了我的擔憂。我覺得完全安心，呼吸順暢。」
他從桌子上站起來時，感覺更平衡了，「我走來走去，清楚地意識到：多年來，這堵恐懼築成的牆成了我自己未知的一部分，跟我的眼睛相關，決定了我的體態和姿勢。」而現在他行走時，恐懼變得透明了，開始消退，「像煙霧一樣自行散開」。從精神上意識到自己承載的緊張度（壓力的牆），足以讓他的神經系統釋放緊張，釋放與之相連的情緒。
還有一堂課上得更加生動。韋伯仰面躺著，金斯伯格輕輕托起他的頭。韋伯說：「他托著我的頭骨和耳朵做著很小很細微的動作，我頭骨內部深處似乎舒展開了。我的呼吸加深。他把拇指壓到我太陽穴的上方。我突然覺得自己又一次失明了：獨自一個人，蜷縮在悲傷的世界。腦海中，我看到自己的右眼從頭上掉了出來，消失在耳朵和地板之間的某個地方。我感覺這就像是視力的死亡。悲痛的浪潮，從頭到腳席捲而來。躺在卡爾關注的空間裡，我覺得很安全。我能夠呼吸，讓這些強烈而痛苦的感覺、想法、回憶穿透我。我看著，感覺腰上的肌肉鬆弛了，溫暖傳遍我的骨盆。我的右眼回到了感知裡。我感受到了它的重量和形狀。它在我的眼窩中央找到了新的安放之地，深深地紮了進去。」
韋伯感到，視覺正重新整合回身體，所以，當他移動身體（比如，望向天邊），脊椎、肋骨、頸部和骨盆會完成所有必要的調整，讓這個動作做得更輕鬆。他在迷夢般幻想中重新體驗喪失視力的感覺，彌合了失明帶來的很大一部分心理創傷。（他的右眼球從頭部脫落，很好地象徵了視力的喪失。）而後，通過讓所有潛意識的幻想、恐懼和姿態進入意識，他獲得了釋放般的精神和身體重組。課程結束時，金斯伯格注意到，就連韋伯的面孔都發生了改變：整個右側都變得長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