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期拜訪卡恩的診所，去考察有大腦問題的患者。通常，我的導遊是卡恩手下40來歲的臨床主任，來自哈薩克斯坦的一名普通外科醫生，斯拉瓦·金（Slava Kim）。金是半韓國、半俄羅斯-烏克蘭混血兒：他對傳統東方的能量醫學很熟悉，那是韓國人帶到俄羅斯的；他對患者使用整體治療，同時他也是那個年齡段的跆拳道冠軍。自俄羅斯研究人員梅沙爾金（Meshalkin）和塞齊夫斯基（Sergievskii）引入了血液低強度激光照射法（這種治療方法，至今西方仍聞所未聞）之後，哈薩克斯坦在外科手術中採用激光治療已經司空見慣。1981年，他們開始對有心血管問題的患者應用激光。
金第一次看到照射發揮作用，是在一個患有白血病（一種致命的血液感染）的患者身上。該名男子對抗生素無回應，瀕臨死亡。因為知道光有助於身體自愈，醫生們通過一根管子，把一套攜帶了632毫微米激光燈的光纖激光器插入病人靜脈。這種方法的共同首倡者是莫斯科的蒂納·卡魯，卡恩也曾在卡魯處學習過。金對該男子驗血時，發現白血細胞迅速降低，意味著感染正在消退。突然之間，先前在他身上失效的抗生素也開始發揮作用。該男子完全恢復了。這再生動不過地展現了傳統技術與能量醫學的新融合：利用靜脈注射光照，而不是藥物。
在哈薩克斯坦，金經常在做完腹部手術後開出IV級激光的處方，以抗擊感染，加速傷口癒合，因為激光對免疫系統有扶持作用；使用激光，他發現自己能夠縮短患者的住院時間。他真正對激光的愈合力量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是來自他本人的經歷：他是一個極具奉獻精神的外科醫生，在持續的壓力之下，他患上了潰瘍，因為內出血而倒下。腸胃科醫生把內窺鏡放入金體內，看到金的十二指腸上長著一個大潰瘍，胃酸極有可能把它燒穿，導致他的腸壁穿孔。通常，這樣的病情需要緊急手術，但她當即對金做了治療：她順著內窺鏡放入了激光，對潰瘍進行照射。經過8輪這樣的治療，金痊癒了，沒有留下手術疤痕，保護了他的消化道。這種方法比手術留下的創口小得多。進行光療還有其他一些巧妙的方法，比如安大略省製造了一種鼻腔內低強度激光器，它可以在鼻子內部（血管靠近表面，也靠近大腦）開啟激光，迅速治療頑固失眠症。
我跟著金和卡恩觀察到了許多病情的痊癒，患者最初並不是來治療大腦的。我見過一位叫艾倫·漢納福（Allan Hannaford）的老人，因為患有頸部晚期骨性關節炎來治療。他的視力也有問題，因為許多年前他視覺皮層中過風，部分視野消失。經過治療，艾倫的脖子好轉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視野也擴大了，因為照射脖子的激光燈放置在大腦後面靠近視覺皮層的地方。艾倫視力改善後，未再出現惡化。
卡恩和金合力治療過一個非裔加拿大人（我叫他加裡），把這一方法帶上了全新的層面。加裡22歲時染上腦膜炎（大腦周圍的組織感染），徹底失明失聰。腦膜炎導致的炎症和腫脹會給大腦帶來高壓，造成不可逆的大腦和視神經損害。我們見到加裡時，他32歲。他有張親切的臉，留著短髮，穿著藍色的外套和襯衫。他是個熱情的人，髮型類似歌手史蒂夫·汪達。他的右眼似乎卡住了，向上對著天花板。
陪同加裡的是他的一個老朋友，我叫她蘇珊娜。蘇珊娜恰好是一個激光治療師，一天，她突然想到，激光或許能幫助加裡。金和卡恩監督她以及另一位同事治療加裡。他們最初把燈放在加裡脖子後面。很快，加裡耳朵周圍的觸覺恢復了，報告說面部肌肉出現了新的脈動和感覺。經過了大約兩個月的治療，驚人的事情發生了。他恢復了一部分視力。
由於加裡又聾又盲，我只能通過一種「手掌書寫技術」來跟他進行語言交流。我先提問，蘇珊娜以閃電般的速度幫我把每個字寫在加裡手掌上，之後他來回答。
「在嘗試激光之前，你看得見嗎？」我問。
「我之前沒有注意。都是黑的。」
「你能看到影子嗎？」我問。
「不能。」
「使用激光之後呢？」我問。
「自從我用了激光之後，我現在能注意到陰影了，但它忽隱忽現的。比方說，激光治療以後，我在廚房裡，能看到媽媽和侄兒映著窗戶的輪廓了。」窗戶的環境光能讓他10年來第一次看到人影。「我還看不到面孔。」他補充說，「但我可以看到他們移動的棕色輪廓，接著它又中斷了。」
加裡大喜過望，興奮得不能自已，因為他從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情形。聽說詳情之後，卡恩建議蘇珊娜用光籠罩加裡的整個頭部和所有的大腦額葉。我們第二次見面時，經過了若干次頭部治療，蘇珊娜說，加裡又有了新變化，他能聽到侄女貼著自己耳朵說的話了。我請加裡說明情況。
「我在樓上跟侄女在一起，我對她說了些什麼，她走過來擁抱我，她的臉靠著我的臉，她說了些什麼，我大叫一聲，『啊！』因為我感到一聲響亮的高分貝噪聲進入了自己的耳朵。於是我說：『你說什麼？』她把小臉再次靠過來，又說了點什麼，我又一次感到了響亮高亢的噪聲。當她說話的時候，那聲音就好像穿過了我的耳朵，讓我大叫『啊！』」
最初，大部分的聲音都來自一隻耳朵，但一個月之後，聲音從兩隻耳朵傳進來。雖然他還不能分辨具體的字詞，但能聽出對方說了多少個字了。聽到聲音讓加裡疼痛，我認為這是他大腦經長年習得性廢用甦醒後，還無法調節傳入感覺的跡象。他的疼痛是一套過敏反應系統的徵兆，可通過我在第8章介紹的練習加以解決。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還看到了其他許多奇跡。我遇到了幾個創傷性大腦損傷患者，損傷原因來自跌倒、運動傷害和車禍等。許多人都有跟加比類似的症狀：腦霧，記憶力下降，疲勞乏力，運動、平衡和視力問題，最典型的還有頭痛。所有人都殘疾了，大多數人多年來未曾恢復，直到接受了激光治療。幾乎所有患者都有改善，恢復了日常活動，並未得到100%好轉的人也說，「我的生活回來了。」另一些人的情緒改善了。一個來治療頸部問題的人發現，不僅脖子痛好了，自己抑鬱的情緒也提升了，他可以減少抑鬱藥物治療了。他的大腦測試得分有了驚人進步。（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項關於光的研究，已證實了這種認知上的益處。）還有一個人，一年來因為殘疾而深感抑鬱，經光照後發現低沉的情緒提升了，得以回歸工作。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抑鬱症裡，大腦處於慢性發炎狀態，故此，消除慢性炎症的治療對抑鬱症有好處，也是合乎情理的。
這就讓我們進入了人們最近對低強度激光展開探索的領域：阿爾茨海默病，最常見的一種老年癡呆症。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腦也是發炎的，線粒體難於運作，表現出氧化應激的老化跡象，也就是分子「生銹」了。激光改善大腦整體細胞功能，故此能夠改善上述所有的3種狀況：發炎、線粒體問題和氧化應激。[1]阿爾茨海默病的特點是，神經元積聚名為Tau蛋白（tau proteins）和澱粉樣蛋白的過量畸形蛋白質，形成噬斑，導致退化。
來自澳大利亞悉尼的一支研究小組，利用光降低了上述蛋白質的水平。他們將與阿爾茨海默病有關的人類基因植入小鼠的DNA，讓後者產生異常的Tau蛋白和澱粉樣蛋白。之後，他們用低水平光療法治療小鼠一個月，把燈放在動物頭部上方一兩厘米遠的地方。他們用的是有助於創傷性腦損傷、帕金森綜合征和視網膜損傷的同類近紅外光，將阿爾茨海默病影響的關鍵腦區的兩種蛋白質（Tau蛋白和澱粉樣蛋白）都降低了70%。此後，「生銹」的跡象減少了，細胞能量站線粒體的功能也改善了。
第二項動物研究表明，光療增加了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改善了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神經元之間受損的連接。我們迫切需要進行人類研究。在此期間，很顯然，低強度激光是促進大腦整體細胞健康的有力方式，用它來配合第2章介紹的鍛煉計劃和技術，以及第3章介紹的保護大腦整體健康的其他舉措，是很有道理的。
沉浸在光的治療能力的這一時期，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人們是多麼忽視自然光和它帶來的益處呀。醫院對光在治療中扮演的角色十足冷漠，因為它們沒有了陽光明媚的庭院。按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觀察，死在醫院大樓裡的病人，比死在臨時野戰醫院的更多，因為野戰醫院的病人暴露在自然的室外光和空氣當中。當時的醫院受南丁格爾作品的影響，在病房裡策略性地安裝多扇窗戶，好讓患者整天都接觸到自然光。
新近的研究表明，光不僅加速癒合，還減少疼痛，改善睡眠；因為它提高維生素D水平，或許還能降低患上某些癌症的風險。今天，醫院的病人要運氣足夠好才能碰到一扇有陽光直射的窗戶。在人們停留時間最長的封閉空間（如汽車、公寓、學校、公司），窗戶越來越多地採用有色玻璃，以便屏蔽全光譜自然光，節省空調費用。室內「節能」冷白色螢光燈忽隱忽現的蒼白色彩，以極其不自然的幽靈般的光芒照亮我們，一些敏感的患者處在此種光線下，甚至會覺得噁心不適。
「節能」政策有害公共健康，這已經不是歷史上的頭一回了。工業革命期間，大規模使用煤炭，污染了歐美的大城市，醫生凱萊布·威廉斯·撒裡比（Caleb Williams Saleeby）禁不住在20世紀初感歎，哪怕太陽出來，「數百萬人」仍然生活在黑暗的城市天際線下。傳染病猖狂蔓延，醫生們認為，這不止是因為人過分擁擠，部分原因也在於缺乏光照。1905年，紐約推出了限制煤炭厭惡的法律之後，結核感染率下降。
一輪新趨勢出現了。波士頓通過了「藍天法」，患有結核病的兒童登上一艘漂浮醫院船，接觸陽光以自愈。瑞士醫生奧古斯特·羅利耶（Auguste Rollier）把患者帶到阿爾卑斯山，讓他們在療養院裡曬太陽，取得了明顯的治療效果。決定性因素不只是新鮮的山區空氣；氣溫涼爽意味著人們能夠曬更長時間的太陽。但到20世紀30年代發明抗生素之後，日光療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人們遺忘了，人們忘記了它也是一種治療感染、增強患者自身免疫系統的方式。如今，人們濫用抗生素，令細菌產生了耐藥性，抗生素失效，我們恐怕要被迫重新學習前人的技術。
我們的天空或許比從前變得更藍了，但我們的室內空間卻越來越缺少自然光線，而且我們還無從察覺，因為我們使用的人造光往往並不由保護生命的頻率構成。我們不僅在優雅的中庭和演出大廳需要全光譜光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空間裡也需要。過缺乏光線的生活，其破壞性往往隱而不見。我們可以暫時性地容忍陰霾天氣，可一旦進入沐浴在陽光下的空間，我們所感受到的喜悅說明：這不僅是一種審美上的愉悅，更暗示了我們需要光線才能朝氣蓬勃。
★★★
2012年10月7日，加比寫道：「3年來，我第一次自己開車……我扭頭沒了問題，手眼協調也正常了……我隔一陣再上高速公路，眼下開另一條路線。」
她又寫信給我：「有志者也不成：這非常奇怪。我生病之前，一直以為，有志者事竟成。可生病以後我才知道，有時候，意志再強，也沒辦法。如果你的大腦沒法運轉，你就什麼也做不了。有時候，這仍然會讓我吃驚……」
「抱歉這麼遲才回復你的信……很遺憾，我父親最近身體不大好。」
加比重新開始了家庭輔導工作。她開車，唱歌，生活。她漫長而痛苦的每天依靠父母生活的經歷，已經結束了，她的疼痛、她對未來的恐懼、父母為她的心碎，也統統結束了。現在，她很高興能幫助照顧自己80多歲的父親波拉德醫生，還有母親。親密的一家兩代人之間各自承擔神聖義務的倫常安排，也回歸了原樣。與此同時，弗雷德·卡恩50年來都沒有告過一天病假。他現年85歲，仍有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