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論述的是對人類大腦獨特癒合方式的探索。理解它之後，從前被認為是不可治癒或無法逆轉的大腦問題得到了大幅改善。我們會看到，許多病例痊癒了。我將解釋治癒這一過程怎樣從大腦高度專業分工的特點中發展出來。人們從前一直認為，這些高度分工的特點非常複雜，要付出成本才能換來：大腦和身體其他器官不一樣，無法自我修復或恢復失去的功能。本書想要說明，實情恰好相反：大腦的複雜性令它具備一種獨特的自我修復、全面改善其功能的方式。
本書是從我的第一本書《重塑大腦，重塑人生》[1]（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結束的地方開始的。那本書介紹的是自現代科學發端以來，人們在大腦及其與意識的關係認識上的最重要突破，即發現大腦具有神經可塑性。神經可塑性是大腦為響應活動和精神體驗，促成自身結構和功能改變的特點。本書還描述了運用這一發現，讓大腦實現驚人變化的第一批科學家、醫生和患者。在此之前，這些轉變幾乎無法想像，因為400年來對大腦的主流觀點是，它無法改變；科學家認為，大腦就像一台由許多零件組成的精緻機器，每個零件在大腦裡都有著固定的位置，執行著固定的精神功能。如果一個位置遭到中風、疾病或損傷的破壞，就無法修補，因為大腦這台機器不能自我修補，也沒辦法長出新的零件。科學家還認為，大腦回路是不可改變的、是「硬接線」的，意思是：所有天生就有著精神問題、學習障礙的人，只可能保持原狀。隨著機器比喻的演化，科學家把大腦形容成計算機，把它的組織結構叫作「硬件」，認為老化的硬件只會隨著使用慢慢退化，這就是它唯一可能發生的改變。機器會磨損，遲早會用壞。因此，老人想要通過展開精神活動和鍛煉來防止大腦衰退的嘗試，似乎是浪費時間。
我把揭示大腦可塑性的科學家叫作神經可塑性治療師，他們駁斥了大腦不變的教條。借助觀察活體大腦微觀活動的工具（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工具），他們發現，大腦是隨著運作而變化的。科學家埃裡克·坎德爾（Eric Kandel）證明，隨著學習的進行，神經細胞之間的連接增加，2000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還指出，學習能夠「開啟」改變神經結構的基因。其後數以百計的研究證明，精神活動不僅僅是大腦的產物，也是大腦的塑造因素。神經可塑性將精神（意識）重新放回到現代醫學和人類生活中應有的位置上。
《重塑大腦，重塑人生》中介紹的知識革命方興未艾。現在，在本書中，我講述了第二代神經可塑性治療師的驚人進步，因為他們無須背著證明可塑性存在的負擔，這讓他們投入到了理解及運用可塑性非凡力量的事業當中。為了細緻地瞭解這些科學家、臨床醫生及患者的故事，我曾到訪五大洲去與他們會面。一些科學家在西方前沿神經科學實驗室工作，還有一些是應用此科學的臨床醫生。也有些案例是醫生和患者一起偶然撞到了神經可塑性，並完善了有效的治療方法，甚至早在可塑性得到實驗室證明之前。
本書中的每一位患者都曾聽說自己永遠不會好轉。幾十年來，「癒合」這個詞很少用在大腦連接上，而更多地被用在其他器官系統上，比如皮膚、骨骼或者消化系統。皮膚、肝臟和血液等器官可以讓干細胞充當「替代零件」，執行原本的功能，從而補充損失的細胞，自我修復。雖然經過了數十年的搜索，但科學家在大腦裡卻沒有找到這種細胞，沒有找到神經元損失後可以得到更換的證據。科學家嘗試從進化角度來解釋這一情況：在進化成一個有著數百萬高度專業化回路的器官的過程中，大腦喪失了通過替代零件補充回路的能力。即便找到了神經干細胞（胚胎神經元），它們又有什麼用呢？它們要怎麼才能整合到大腦那複雜得叫人眼花繚亂的回路裡呢？因為人們認為大腦不可能癒合，所以大多數治療只是運用藥物「維持搖搖欲墜的系統」，通過暫時改變大腦裡的化學平衡減少症狀。一旦停止用藥，症狀就復發。
事實證明，大腦這麼複雜，其實有它自己的好處。本書將表明，這種複雜性（涉及大腦細胞彼此不斷進行電溝通，時時刻刻都在形成及重新形成新的連接）正是一種獨特的癒合形式。誠然，在專業分工的過程中，其他器官具備的重要修復能力喪失了。但是，大腦得到了另外的修復能力（基本上表達為神經的可塑性）。
本書中的每一個故事都將從神經可塑性癒合的不同方面進行闡釋。我越是沉浸在這些不同類型的癒合當中，就越是能夠看出它們的區別，理解為什麼一些方法會以癒合過程的不同階段為靶向。我在第3章中提出了第一個神經可塑性癒合的階段模型，幫助讀者理解它們是怎樣協同運作的。
隨著藥物和手術的發現，大量病情都湧現出了種種緩解及治療的方法，神經可塑性的發現同樣有著如此的效果。讀者將看到與慢性疼痛、中風、創傷性腦外傷、腦損傷、帕金森綜合征、多發性硬化症、自閉症、注意缺陷障礙、學習障礙（包括誦讀困難）、感官處理障礙、發育遲緩、大腦部位缺失、唐氏綜合征或某類失明相關的病例。對於有些疾病，絕大部分患者痊癒了。另一些案例中，原本是中等甚至嚴重的疾病變得緩和了許多。我會介紹一些父母，醫生曾告訴他們，他們的孩子患有自閉症或者大腦受損，永遠無法完成正常的教育。但經過神經可塑性治療，孩子們不但完成了正常教育，畢了業，升入大學，成為獨立的人，還和他人結下深厚的友誼。還有些情況，潛在的嚴重疾病仍然存在，但最讓人痛苦的症狀卻從根本上減少了。最後，在神經可塑性治療的幫助下，人們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即大腦的可塑性變差）等疾病的風險大幅降低（如第2章和第4章所討論的）。此外，本書還介紹了增進神經可塑性的方法。
本書介紹的大部分干預都利用了能量，包括光、電、聲音、振動和運動。這些能量形式以無創口的自然途徑經由我們的感官和身體進入大腦，喚醒大腦本身的痊癒能力。各個感官將我們週遭多種能量形式中的一種轉換成可供大腦操作的電信號。我將說明怎樣運用這些不同的能量形式，修正大腦電信號的模式及結構。
在周遊的旅程中，我看到各種例子：將聲音傳入耳朵，成功治療了自閉症；在頭的後部振動，治療注意缺陷障礙；在舌頭上用輕柔微麻的電刺激逆轉多發性硬化症的症狀，治療中風；用光照射頸部後方，治療腦損傷；將光照射入鼻腔，幫助睡眠，甚至通過靜脈傳導，救人性命；用手在身體上進行的緩慢動作，可以治療一個天生大腦缺失重要部位、存在認知問題、幾近癱瘓的小女孩。我將揭示這些技術怎樣刺激、重新喚醒處在休眠狀態的大腦回路。通過思想本身來刺激大腦回路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到大多數的干預措施都將能量的運用與精神覺知及精神活動搭配起來。
同時運用能量和精神來治療，在西方固然新穎，卻是東方傳統醫學的核心。只不過到了現在，科學家才得以窺見這些傳統做法可以怎樣在西方模式下發揮作用。我拜訪的幾乎所有神經可塑性治療師都將來自西方神經學的見解與東方保健方法（包括傳統中醫，古代佛教冥想與觀想，太極和柔道等武術，瑜伽和能量醫學）的見解聯繫起來，深化了對神經科學性用途的認識。長久以來，西醫往往對東方醫學（數百年來，有十多億人都採用東方醫學治療）及其主張不屑一顧，因為後者似乎把「精神可以改變大腦」的概念推得太高遠了。本書將展示，神經可塑性怎樣在人類源遠流長卻分外疏遠的兩大醫學門派之間架起橋樑。
說來似乎有些奇怪，本書中介紹的治療方法常常以身體和感官作為向大腦傳遞能量及信息的主要渠道。由於這些渠道也是大腦用來與外部世界聯繫的方式，所以能最自然地調動大腦，侵入性最小。
臨床醫生忽視運用身體治療大腦的一個原因在於，近期以來，人們趨向於認為大腦比身體更複雜，大腦事關「我們是誰」這一本質問題。這種普遍觀點認為，「我們就是我們的大腦」，大腦是主控制器，身體是大腦控制的對象，聽從主人的吩咐。
150年前，神經學家和神經科學家開始論證大腦控制身體的方式，這是他們最偉大的一項成就，也順帶讓這一觀點被大眾接受。他們瞭解到，如果中風患者無法移動腳部，問題並不出在腳上，而是出在大腦控制腳的區域。貫穿19~20世紀，神經科學家映射出身體在大腦的哪個部位再現。但大腦映射造成的職業性危害是，人們開始相信大腦是「一切行動根源之所在」；一些神經科學家甚至開始從純粹無形的角度來談論大腦，或者是把身體當作大腦的純粹附屬品，僅僅是維持大腦的基礎設施。
但大腦是主導的觀點並不準確。大腦是在身體出現的數百萬年之後才進化出來的，它是為了支持身體而存在的。一旦身體擁有了大腦，兩者就都發生了改變，身體和大腦開始互動，相互適應。不只是大腦將信號發送到身體，對其產生影響；身體也要發送信號給大腦，對其產生影響，故此，兩者之間存在持續的雙向溝通。身體裡遍佈神經元，僅腸道中就有1億個。只有在解剖學教科書裡，大腦才能脫離身體，僅局限於頭部。從發揮作用的方式看，大腦總是與身體相通，通過感官連接外部世界。神經可塑性治療師學會了利用這些從身體通往大腦的渠道來促進痊癒。因此，如果一個中風患者因為大腦受損無法移動腳部，那麼有時候，施加外力主動去移動腳部，能喚醒受損大腦中休眠的回路。身體和思想在治療大腦的過程中是夥伴，又因為這些方法無創口，所以其副作用甚為罕見。
竟然存在這樣無創而強效的方式治療大腦問題，聽起來似乎美好得有點兒過了頭——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疑慮，有著歷史的原因。現代醫學開端於現代科學，在人們眼裡，它是一種征服自然的技術，比如現代醫學的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認為，這是「對人的財產的救助」。一如麥吉爾大學前醫學院院長亞伯拉罕·福克斯（Abraham Fuks）所說，征服這個概念，為日常醫學實踐帶來了許多軍事性的比喻。醫學是對抗疾病的「戰鬥」。藥物是「神奇的子彈」（magic bullets，引申之意是「靈丹妙藥」）；醫學「與癌症進行著戰爭」，在「醫生的命令」（doctor』s orders，一般譯為「醫囑」）下，運用「治療性醫療設備」「對抗艾滋」。醫生們用「醫療設備」[2]這個詞形容自己的種種治療技術，認為光榮的創傷性高科技治療手段更值得尊重，在科學性上比無創治療科學嚴肅多了。在醫學上運用軍事態度，顯然是有時效意義的，尤其是在急救方面：如果大腦裡的血管爆了，病人就必然需要神經外科醫生用鋼鐵般的意志對其施以開創口的手術。但是，這個比喻帶來了太多的問題，再說，「征服」自然本就只是一種天真美好的希望而已。
在這個比喻中，患者的身體不是盟友，而是戰場，患者是被動的、無助的旁觀者，他只能看著醫生與疾病展開對抗，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態度甚至逐漸影響到了不少醫生對患者談話的態度，患者陳述病情時，醫生卻打斷他們，因為有高科技在手的醫生不喜歡故事，更關心實驗室測試。
反過來說，神經可塑性治療方法需要患者整個人的主動參與：精神、大腦和身體。這種方法不僅讓人想到東方醫學的傳統，也讓人想到了古老時代的西方醫學。科學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認為，身體是主要的治療手段，醫生和患者要與自然共同努力，幫助身體激活它自己蘊含的治療潛能。
在這種方法中，健康專家不僅關注患者的缺陷，也在尋找有可能處在休眠狀態的健康腦區，以及或許有助於恢復的現存能力。這種關注方式並不主張用同樣極端的神經烏托邦主義換掉過去的神經虛無主義，用虛偽的希望換掉錯誤的悲觀論調。我們發現了大腦癒合的新方法，但並不能保證所有的患者在所有時候都可以得到改善。很多時候，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一些事情，直到在知識淵博的健康專業人士的指點下，當事人嘗試了新的方法，事情才有了轉機。
「癒合」（heal）一詞源自古英語「haelan」，它不僅僅指「治療」，也有「使之完整」的意思。這個概念和軍事比喻裡的「解決」（cure）相去甚遠，解決是與「分開」「征服」相關的。
接下來，就是來自患者的故事了：他們改變了大腦，自己恢復了大腦的部分受損能力，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以前從不知道自己具備的潛力。但是，和神經可塑性治療技術比起來，真正的奇跡是：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大腦一路上獲得了複雜的神經可塑性能力，並且獲得了一種意識，這種意識能夠指引其獨特的生長性恢復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