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一個新領域
我們的關注點是解決現實世界中的環境與能源問題。其中不會有學術問題，也沒有學科所界定的問題，只有現實世界所界定的問題。
生物學家巴裡·康芒納
Barry Commoner
創造力指的是改變領域某個方面的行為，比如富有創造力的繪畫展示了新的觀察方法，富有創造力的觀點解釋了星星運行的方式以及為什麼會這樣運行。當然有時候領域並不存在。第一位天文學家、第一位化學家、第一位作曲家沒有改變某一領域，而是讓一個領域從無到有。從某種意義上說，最重大的創造力事件是創造全新符號領域的事件。
在嘗試建立新領域之前，他們每一個人在現有的科學領域中都很成功。沒有人是為了權力、金錢或個人晉陞而開始新歷程的。
當然，要這樣做並不容易。領域中創造力的損耗率非常高，對於新領域來說，創造力的損耗率至少是同樣高的。很多人在發明新範式、新觀點和新學科方面具有很宏大的想法，但只有極少數人能成功地說服足夠多的人來形成一個新的學界。本章中介紹的4個人代表了冒險嘗試引入新符號規則的典型案例。
在嘗試建立新領域之前，他們每一個在現有的科學領域中都很成功。沒有人是為了權力、金錢或個人晉陞而開始新歷程的。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對世界福祉的深切關注。在每一種情況下，他們會解決一個核心的社會問題，目的是將人類群體進行重組。由於在現存的領域中，他們看不出如何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因此這4個人都努力發展新的符號表徵，建立起致力於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新的社會機構。這些是他們重要的相似點，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的差異也非常顯著。
生存科學
巴裡·康芒納的名字已經成為生態平衡而鬥爭的同義詞。20世紀60年代，他是最先意識到技術的某些成果（從放射性塵埃到殺蟲劑，從石油消費到固體垃圾）會給人類健康帶來危險的科學家之一。康芒納接受的是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的訓練，他發現自己對學院科學的抽像化、片段化越來越感到沮喪。他試著通過幾本著作來影響公眾，並在1980年進行了不太成功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很多年來他領導著自然生態系統的生物學中心（Center for the Biology of Natural Systems），現在他和紐約城市大學合作，繼續探索失控的技術所引發的問題以及可行的解決方案。
▲與地球競爭
康芒納並不是因為某種使命感而開始他的事業的。他在高中時是個好學生。他爸爸是一個移民，以裁縫作為職業。他給康芒納施加壓力，希望他成為一名收音機修理工。然而身為知識分子的叔父鼓勵他報考哥倫比亞大學。對於那個時代的猶太男孩來說，這不是容易的一步。在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康芒納越來越顯露出科學方面的才能，有餘力繼續攻讀研究生。有一天，一位生物老師把他叫進辦公室，告訴他他將會去哈佛大學。「您是什麼意思？」康芒納記得自己這樣問道。「我已經安排你去哈佛大學讀研究生。作為一名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猶太人，你很難找到工作。」於是康芒納搬到了哈佛大學，在那裡他接受了化學、生物和物理的跨學科教育。
在開始了學術事業後，康芒納遭遇到一些不幸的發展。其中一個是核毀滅的威脅，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籠罩在整整一代人心頭的陰霾。在他的著作《科學與生存》（Science and Survival）的第一章中，他描述了兩個典型的事件。第一個是1965年11月的某個夜晚，美國東北部及加拿大的廣大地區由於電力故障而停電了。對於這次故障，讓康芒納印象深刻的是停電的原因。電網中內置了計算機控制裝置，它通過關閉整個系統來對猛增的用電需求做出過度補償。（20多年後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為了避免人為控制，人們在股票的買賣中使用了計算機程序，結果導致經紀人無法阻止的出售狂潮，市場因此崩潰。）
第二個事件是內華達州生產碘–131同位素的放射性塵埃被風帶到了猶他州的牧場，污染了餵養奶牛的牧草。當孩子們喝了被碘污染的牛奶，碘會沉積在他們甲狀腺的細胞內。這些碘的放射性有可能會導致甲狀腺腫。
停電事故以及碘–131導致疾病的事件都是人類失去對技術的控制時，有時會產生意料不到的負面反應的例子。大多數人認為這是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不用太擔心。然而康芒納覺得這些事件不只是技術的副作用，而是我們這個時代重要歷史的一部分。跨學科的訓練使他能以綜合的模式，而不是線性的過程來思考問題，同時長期身為局外人的他也具有批判性的視角。
根據康芒納的說法，主要問題在於我們不知不覺中向賴以生存的星球發動了戰爭。一開始科學是改善人類福祉的有力工具，但是當各個分離的領域獨自獲取知識，對知識應用所產生的整體影響缺乏理解時，它便有可能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巫師的徒弟啟動了一個魔咒，但它一旦發揮了魔力，徒弟便無法阻止它了。這是康芒納的書中反覆使用的一個比喻。
領悟到這一點的並不只有康芒納一個人。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成立了一些響應康芒納的環保意識的團體，比如美國科學促進會提升人類福祉的科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ce in the Promotion of Human Welfar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及核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for Nuclear Information）。一段時間後，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康芒納提出了自己的方法。鑒於他的特點以及他所能做的事情，這種方法使他有可能想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科學與政治
康芒納意識到，解決方案不可能只來自科學領域。為了讓失控的技術重新回到人類的掌控之中，科學與政治必須聯起手來。當涉及應用技術時，科學無疑會將技術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最終，軍方控制著可怕的輻射力量；醫藥公司從化學成果中獲利；農業為了自身的目的而使用生物學。這些赤裸裸的利益團體對保護地球生命的根基沒有一點責任感，但任何一方都擁有破壞它的手段。因此我們必須從保持地球生命的共同利益出發，重新取得控制權。
與許多其他感知到技術威脅的人不同，康芒納始終保持著對科學的信念。他意識到雖然科學會讓我們陷入一團糟，但如果沒有科學的幫助，我們也不太可能從中解脫出來。因此他繼續用科學的方法來判定問題，並尋找解決方案。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充滿了一名真正學者所具有的博愛精神。很多年來，他的研究院專注於解決固體垃圾處置的問題。垃圾不是一個時新的主題，但它指數級的增長帶來了真實的威脅，而幾乎沒有人願意考慮這個問題。而且，這是能夠被解決的問題，它可以成為如何應對更複雜問題的典範。就像我們研究的所有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康芒納不願意在無法解決的問題上浪費時間。他很擅長區分什麼是可行的，什麼是不可行的。
康芒納覺得僅僅展示在垃圾焚化爐中焚燒垃圾會產生危險的污染物二惡英（Dioxin），或者濫用化肥會使我們的飲用水被硝酸鹽污染是不夠的。這些是重要的知識，但只要從垃圾焚化或使用化肥中依然能獲得特殊利益，那麼情況就不會改變。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讓公眾知道這些環境危機以及它們的源頭。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採用了不同的方式：他寫書和宣傳手冊，與領導人、輿論界人士交流，召開新聞發佈會，從有關環保的基金會中取得資金支持，以及發展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聯繫。
在這個過程中，他必須打破標準的科學領域，離開學術界。離開大學這個安全的庇護所，是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很少敢採取的行為：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長大的，當時我的一些教授相信學術對社會是負有責任的。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一代科學家逐漸老去，學術世界開始脫離現實世界。學術工作以學科為導向，受到學科的支配，我認為它變得非常枯燥。因此我所做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偏離當下學術工作的一般方向，大多數在大學裡工作的人是為了獲得同事的讚美。但其實我們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大學以外的人們。
只有跨越學科邊界才有可能實現全盤考慮，如果我們想「關閉這個循環」，保持地球生命形式的有機平衡，那麼這是很有必要的。
學術生活中流行的哲學是還原論，這和我處理事情的方式正相反。在將生物學與環境問題聯繫起來時，我使用了「整體論」一詞。然而學術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與我讀研究生時大相逕庭。它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簡單化。我覺得這很沉悶，我沒有興趣這樣做。
康芒納沒有讓專門化的學術領域對他應該如何處理問題、如何嘗試解決方案指手畫腳。相反，他讓真實世界中的事件引導自己應該關注什麼，應該使用什麼方法來控制難以管束的技術。特定的威脅，比如有毒廢料的擴散，或者飲用水被氮同位素污染，激起了他的幹勁：
我們的關注點是解決現實世界中的環境與能源問題。其中不會有學術問題，也沒有學科所界定的問題，只有現實世界所界定的問題。我們會特別關注生活在面臨這些問題的社區中的人們。我們處理問題的方法是解決它，而不是寫一篇適合某一領域或者某些領域的論文。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我們是無學科的，而不是跨學科的。
這段引用表面上是反知識的，但康芒納其實在從最基本、最真實的意義上運用科學。他反對的不是系統化的、細緻的觀察，而是不負責任地運用科學。他也反對對領域知識本身的儀式化崇拜，他認為應該整合我們實際需要的知識，避免其成為歷史。
▲與現實抗爭
康芒納稱自己是「大蕭條時期的孩子」，他總是努力掙扎著實現自己的目標。加之在美國中上階層的象牙塔中，身為布魯克林的猶太人，他始終能感知到自己的邊緣地位。這兩點可能使他一生都保持著非正統的觀點。那些沒有被學界很好地同化的人有可能發展出懷疑性的、發散性的思維，因而產生出創造力。
就像許多被訪談者一樣，康芒納堅持認為在工作中保持兩種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態度很重要。在與自己所做的事情保持情感聯繫的同時，還要具有非常客觀的視角。毫無疑問，他對自己的主題非常關切，他的整個生活模式就是證明。在同事和夥伴中，他的嚴格和精確是出了名的。每次寫演講稿或新聞稿，他都會一稿一稿地修改多次，直到完全沒有含糊和不足之處。
做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很不容易，在並不存在的領域中堅持自己選擇的狹窄路徑也是很難的。康芒納在與大學管理者的交往中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困難。管理者不理解他想實現什麼；而其他學者覺得他在侵犯他們的領地；當權者想讓他閉嘴，不想聽到他對核武器和越戰的反對之聲。他對自己的職責擁有頑強的信念，這使他堅持下去，不會放棄。他也會找些方法來集中思想，避免干擾。就像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一套嚴格的行為準則能保證他集中精力：
嗯，我會拒絕很多事情。我不回信，不做別人請求我做的事情，只是因為這樣做能夠幫助他們。在我們願意提供幫助的領域，我們幫助了很多人。但是你知道，人們會打來電話說：「我有一項發明。」任何有關商業的事情，我都不會去碰。一個人只能同時關注一件事，但是我認為我一天可以做兩到三件事。
拼接文化DNA
黑澤爾·亨德森的生活主題幾乎與康芒納的完全吻合。她也在努力發展應對技術問題的新的跨學科或無學科領域。她也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避免人類破壞我們所生活的棲息地的事業。但是由於她接受的是經濟學而不是生物學的訓練，因此她的關切點更多地在於消費模式如何影響我們對資源的利用，而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會產生什麼樣的生物化學後果。
亨德森在英國出生並長大，她生長在一個充滿愛的傳統家庭中，這個家庭尊重嚴格的性別角色，但亨德森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愛上了這個世界：
當我5歲的時候，你知道，就像你剛剛睜開眼睛，看著周圍說道：「哇哦，這是多麼奇妙的旅行呀！到底會發生什麼？我應該在這裡做什麼呢？」我一生都在問這些問題，而且很喜歡這樣問。這讓每一天都很新鮮。如果你能讓這些問題保持新鮮，並記得當你還是個小孩時的情況，那時你會看著周圍，比如你看到了樹，忘記自己知道「樹」這個詞，那麼你便不會像從前那樣看任何事情了。你說不出任何事物的名稱，根本不會對自己的知覺習以為常。每天早晨當你醒來時，就好像那是一個創造的開始。
亨德森生機勃勃、開放地面對生活。這讓人想起了美國哲學家皮爾斯（C.S. Peirce）對他所說的「感知」和「識別」的區別。它也類似於魔術師唐·胡安（Don Juan）「讓世界停止」的做法。無論是模仿別人的還是天生的，這種感知的新鮮感與她本質上完全一致。
高中畢業後，亨德森做出了兩個決定：環遊世界，看一看其他人是怎麼生活的；不去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作為一個新手，她給百慕大的幾個度假勝地寫信，申請讓她來運營酒店，以此交換食宿以及下午的網球課、高爾夫球課。她的提議很快被接受了，她選擇了最光彩奪目的度假酒店。這段經歷大大改善了她的網球技巧，但更重要的是，這讓她看到了擺脫金錢經濟、組織小型的互利交換體系的可能性。接下來，在自己創造的職業中，她繼續吸收這樣的經驗。缺少正規教育反而成為一種可以隨意喬裝的福分。這使她保持著開放的思維，能夠從新穎的角度看待全球的經濟體系。
▲國家的盲目
亨德森最終決定要投入一生的時間來解決的問題也是很多人有著強烈感受的問題，那就是對自然資源的無情開採，以及貧困國家與富裕國家之間逐漸擴大的不平等關係。雖然我們都知道我們利用能源的方式存在很危險的錯誤，但是這個問題非常龐大和棘手，這使得我們不願去嘗試解決它。最自然的反應是忽視它。
亨德森之所以能做出富有創造力的反應，是因為她發現了一種闡釋問題的方法，這樣她以及其他人便可以對此做點什麼了。就像所有類似的概念轉移一樣，她的闡釋首先專注於問題一個有限的方面，而不是整個棘手的困境。亨德森決定專注於7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衡量它們的發展與獲得的財富。她得出結論，這些國家僅佔世界人口的13%，但消耗了地球大多數自然資源。由於在衡量國民生產總值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它們所謂的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因此它們無視現實。她覺得只要這種短視繼續下去，全球經濟境況只會從糟糕走向更糟糕。
亨德森感到，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存在著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過去幾個世紀西方思維在認識論上的偏頗。他們從背景中提取出少得可憐的現實，然後把提取出來的這點東西看成是孤立於其他部分的，進一步增加了這種偏頗。只要依然以這種方式來看待發展，那麼我們永遠也看不到我們的選擇的真正含義。
它本質上是一種線性思維。基礎的範式是：我們都在沿著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時間軸前進。在這條軸的某處存在著許多假設，它們涉及什麼是發展，以及就物質富足而論，技術精湛與經濟增長哪一個是衡量標準。
工業化國家的政策是「沒問題的。在議事日程中，最先要做這件事，接下來要做那件事」。他們的整體假設是，問題以哪種方式出現，就以哪種方式解決。我對問題的思考不是這樣的。針對某個問題，工業化國家可能會發佈某一政策，但實際上你也許需要同時做10件事，因為你應對的是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如果你把系統推到那裡並說：「那就是我們今天應該推動的事情」，那麼你所做的會在系統中你沒有注意到的地方製造無數個副作用。
▲真正的財富
通過這樣闡釋我們在處理環境問題的方式上存在的錯誤，亨德森便能夠有所作為了。像通常的情況一樣，對問題的清楚闡釋就暗示出了它的解決方案。清楚地闡釋問題是整個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儘管它看起來可能毫不費力。在這種情況下，亨德森有兩個目標：讓人們理解發展的長期代價；改善對環境政策的系統化的思維模式，而不要採用線性的模式。對於第一個問題，她的立場是：
人民是國家的財富。國家真正的財富是生態系統資源以及智慧、善於解決問題、富有創造力的人民。那才是國家的財富，而不是金錢。這與金錢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舉辦過有關金錢的研討班。我一上來會燒掉一張美元，然後說：「它用來點火很好，但你知道它是沒有價值的。金錢是一種追蹤系統，它幫助我們追蹤交易。」
她採用的不是線性思維：
我認為世界是系統性的、相互作用的。除非擁有問題的系統模型，其中模擬了所有的界面和所有的動態，並且它可能處於一個世界性的生態體系網絡中，否則你便不知道向哪裡推進。當你有了良好的判斷力，對那些系統相互作用的方式有了很好的理解，也許為了產生反饋效應，你需要同時在5個地方實施政策，否則你的政策要麼不了了之，沒有改變系統，要麼它將在其他地方產生糟糕的影響，要麼你將在其他某個系統中放大這個問題。
亨德森相信問題在於重新設計「文化DNA」，或者重新設計激勵人們的一套方案，可以引導人們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基礎的問題是：
你如何精練語言，使它具有類似數學公式的作用？我感興趣的是社會及組織的DNA密碼。也就是說，規則的程序如何設定取決於它們的價值。每一種文化都是一種高品質的軟件程序，源自於價值體系和一系列目標。每一種公司文化和每一種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我喜歡做的事情是為每一個新組織寫出DNA密碼。
▲促成改變
確定了解決問題的總體態度後，人們必須設計一個可以產生作用的方法。重新組織一個DNA很難，更不要說整個星球的DNA了。正是在這時候，艱苦的工作才真正開始。提出某種概念模型，以解決世界上最糟糕的問題，這樣所獲得的榮耀似乎很有誘惑力，但是具體步驟卻是讓其他人去實施。然而亨德森的創造力主要不在於概念層面，她會以實際行動去貫徹自己的想法。與許多坐著不動的環保主義者相比，她的工作更加引人注目。
她是如何做的？她的方法既多樣又多變。她寫文章和專欄，寫有關替代經濟的書。她在世界各地演講，在有可能產生共鳴的國家，比如中國和委內瑞拉，投入時間與政府官員、環保團體建立起網絡。她嘗試影響15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採納新的監控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技術進步中隱藏的社會及環境成本也考慮進去了。她擅長創建組織，這些組織將實施她的部分願景。這些團體也許專注於循環再利用、替代經濟，或者專注於發展「替代性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如亨德森的國家未來指標（Country Futures Indicator），或者專注於質疑消費主義的環境適當性。
使用一個人和某種資源引入DNA密碼的這種方法，你可以將那種DNA密碼稱為組織的商業計劃。尋找那些真正理解密碼的人，然後找到基金會的撥款或其他什麼。對我來說，這些年來一直存在的誘惑是，我會在一個組織中停留太長時間，因為我想確保DNA密碼被銘刻在組織方法論的石碑上，這樣當我再次回來的時候，每個人對這個組織是什麼都能達成一致意見。這樣就不會出現設計的是一個老鼠，結果出來的是河馬的情況。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發現「停留太長時間」是一個錯誤，因為出於理想主義而和她一起做事的志願者會受到抑制，變得依賴她。另外她的自我會與企業的成功捆綁得太緊密。因此現在她會盡快將年輕組織的領導權傳遞出去，不去過多擔心她最初的設計是否被完全遵照。
事實上，我是在困難與打擊的磨煉中進行學習的。年輕的時候，我比較自我驅動，開創了很多社會改革組織。直到六七十歲時我才明白，如果你想建立一個不涉及錢的社會改革組織，也就是沒有金錢的激勵，從未來社會將成為什麼樣的理想化願景來看，這就是工作，那麼你最好不要太自我驅動，不要把想出這個點子或創建這個組織的功勞據為己有。因為你在試圖招募理想主義的人才，你不得不對他們說：「你看，薪水不高，甚至可能一開始沒有薪水。」你真正能提供給他們的是一種身份，以及對一個令人興奮的新組織的認同。他們將為這個組織投入全部精力。我越是向後退，退得越快，組織的起步就會越好，運作這個組織的人會有越多的滿足感。經過一些年後，我學會了越來越快地離開。
▲製造惡作劇
亨德森如何能實施這些方法？30年來她針對全球經濟管理不善而採取的游擊戰取得勝利絕非易事。當然，擁有崇高的目標很有幫助。很少有哪個項目能比亨德森的項目更具有不證自明的合理性，使人們可以為之奉獻一生。但是為了不受干擾地繼續工作，她不得不採取一些更世俗的做法。她不得不接受自己沒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事實。投身於她選擇的事業，最終導致了和丈夫友好的離婚。另一件她必須放棄的事情是好工作帶來的財務保障。不過她悲傷地承認：「我一直知道我是不會被僱用的。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因為不服從上級而被怒斥。我會告訴他們怎麼做才能更好。所以我意識到我必須創造自己的工作。」
最後，為了保護隱私和在自己的場所表達不合常規的價值觀，她搬到了北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小社區裡。為了削弱政治對手的攻擊，她保持著低調。以下是亨德森對選擇在那裡生活的解釋：
我很高興可以與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系統發生相互的影響，同時又住在一個偏僻隱蔽的地方。那裡的人們會說：「你為什麼要住在北佛羅里達的荒野之地？」但對我來說，那裡很好。因為主流文化會認為這個人是令人不屑一顧的。他們會認為「她只不過是在邊緣地帶瞎混罷了」。越少人知道你對各種次要系統的影響越好。
住在北佛羅里達州並不意味著亨德森與世隔絕。只要她覺得有價值，便會周遊世界各地。真正需要她提供幫助的人會來找她。她的房子裡總是有很多來訪者，他們都試圖搞出和她的企業一樣的「惡作劇」。在她獨自一人活動時，比如騎自行車、散步、做園藝或洗盤子，或者在她與有趣的來訪者交談時，最好的想法會冒出來。如果不能時常與想法類似的人進行交流，亨德森就無法去實現自己的目標。
亨德森獨特的職業一直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像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她也有她的困難。20年前她曾經歷過身心疲憊的階段。她太投入、太忙碌、太焦慮了。連續不斷的旅行和壓力讓她脖子疼痛。她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於是她意識到最好「形成自己的可持續運作模式」。就是在那時，她決定搬到佛羅里達去，並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她重新評估了自己的優先級，並認定達到任何目的對她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並樂在其中，不要讓自我完全與成功聯繫在一起。這個決定給予了她平和的心態。現在即使比以前更忙碌，她也不會再感到壓力和痛苦了。
支持她不斷前進的不是對名氣的渴求，而是創建美麗有序環境的使命感。她用誇張的方式說道：
在某種層面上我覺得自己像個外星人，我只是來這裡暫作訪問。我也具有人類的外形，與各個物種保持緊密的情感依戀。我賦予了自己人的形體，但我還具有許許多多的別的樣子。把所有這些都整合為一體對我來說很容易。這聽起來很輕率，但它正是我的精神修行。
沒有什麼人會承認自己像個外星人。但是為了客觀看待人類境況，一個人必須能夠從一定距離之外來看待自己。為了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向過去的傳統妥協，這個人必須努力獲得這種客觀性。與此同時，這個人還必須保持「與物種的情感依戀」。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理性計算與熱情投入之間的辯證關係是富有創造力者的普遍特點，它對於創造力處於傳統領域之外的人可能尤其重要。以下是亨德森對此的說法：
禪宗佛教所說的「執迷–超脫」是一個非常和諧的連續體。你應該始終處於兩者皆有的狀態。其中存在著陰與陽的連續體，用西方的邏輯是無法理解它的，因為我們只有「要麼/或者」，然而，這其實是「都/和」的邏輯，它表示在執迷與超脫之間、在長遠觀點、無限觀點與具體觀點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地舞蹈，它們是一個連續體。
邁向和平的腳步
埃莉斯·博爾丁與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已經結婚50年了，她曾在丈夫巨大名氣的陰影下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期。然而在撫養大5個孩子，做了18年家庭主婦後，她取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並開創了自己的獨特事業。像本章介紹的其他人一樣，埃莉斯·博爾丁在現實生活的變遷中發現了自己要去解決的問題，並且她首先嘗試在已有的領域邊界內解決它們。當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時候，她便會脫離學術界的保障，自立門戶，希望發展出應對威脅的新方法。
▲不再有安全的地方
埃莉斯生活中的主題是各個層面上的和平，包括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的和平。這是一個逐漸形成的觀點，現在埃莉斯為它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這個觀點始於埃莉斯的童年，那時她住在新澤西：
在童年時我對戰爭的恐懼來自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和電影。就像現在的孩子害怕核武器一樣，我很害怕所有人會被毒氣毒死。小時候我曾幻想，如果發生了另外一場戰爭，我會去挪威，我出生的地方，跑進大山裡，在小木屋中生活，這樣就安全了。我媽媽講的故事都在說挪威是一個很好的地方，而美國在很多方面都不如挪威好。美國是一個自私、貪婪、腐敗的地方。我上大四的時候，挪威遭到了入侵。突然之間再也沒有安全的地方了。我把這種想法的改變稱為內心的劇變，就這樣我失去了安全之所。儘管我知道那只是童年時的幻想，但它已經成為了我核心本質的一部分。
在埃莉斯眼裡，世界過於相互關聯了，以至於任何人都無法退縮到一個安全的避難所裡。暴力會瞬間波及任何地方。就像康芒納和亨德森一樣，埃莉斯面對的是我們相互依存的系統本質。她意識到讓世界變成安全的唯一方法是，每一個人都為此付出努力。
▲以家庭為基礎
為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是一項微小的職責。事實上，它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想法，聽起來天真幼稚。當意識到全球性侵略使自己的生活面臨危險的時候，多數人會採取心理學上的捷徑，否認或尋找推諉對象。將世界的問題推卸到可處理的對象上會容易得多，比如歸罪於原教旨主義者或自由主義組織，而不去想一想自己的行為也可能引發問題。嚴於律人總比嚴於律己更容易。然而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系統，那麼顯而易見的是，你不可能只改變它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保持不變。
可以說埃莉斯應對和平問題的方法是從基礎開始的。像其他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她的才能包括尋找方法，以可操作的方式來處理複雜問題。應對的步驟很簡單：首先，我們必須培養能夠成為和平使者的孩子；其次，我們必須明白如何實現家庭內在的和諧；第三，我們必須將和諧的家庭與社區、社會聯繫起來；最後，應該讓彼此聯繫的人們知道他們的全球身份，知道他們是相互依賴的。
我逐漸明白，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18 000個跨國團體意味著什麼。在這些組織中，人們所具有的身份不同於他們的國家身份。那是什麼意思？我們如何能深入那些網絡中或者利用我們所在的團體？我用了很多時間幫助人們理解，無論他們屬於什麼團體，事實上都具有世界身份。你看，無論你在本地做什麼，無論是羅德俱樂部（Rotary）、吉瓦尼斯俱樂部（Kiwanis），還是所有的服務性社團，無論是教會、商會還是體育運動，沒有什麼活動範疇不是全球規模的。然而除非你明白當地社團是如何運作的，否則你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努力都可能是無效的。你必須知道本地的情況。
當然，從複雜性更高的層面來表達和平的問題並沒有讓任務變得簡單，但它讓任務變得可以應對，人們能夠開始為之做更多事情，而不是絕望地舉手投降。埃莉斯從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和平使者」做起。然後她把自己的觀點帶到基督教公誼會（Society of Friends），這是貴格會（Quaker）教徒的禮拜堂。從那裡開始，她的影響逐漸擴大到更大範圍。她是達特茅斯大學社會學系的主任，還是作家、演講人。就像黑澤爾·亨德森一樣，埃莉斯思考用寫作來改變人們看待世界問題的方式：「我總是在想我們使用的各種比喻，以及它們如何決定了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我們該如何改變它。」她的活動擴展到了各類組織，最終她活躍在國際舞台上：
埃莉斯的影響無論擴展到多遠，她的活動都牢牢根植於家庭、社區這樣的基礎上。那就是她的信仰。她將自己的工作稱為「源於上帝之愛的行動」。作為一名貴格會教徒，她對上帝的認識並不局限於某種歷史解釋，而是發散的、不斷發展的。但這種上帝的概念非常鮮活有力，使她感到在「有機的整體」中，自己和宇宙發生了聯結。她用抒情的表達方式描述了上帝如何對她產生影響：「渴望愛的光束照進蒙昧的雲朵，照射到遠得不可想像的宇宙地平線。讓你自己的心裡也擁有那樣的光束吧。」
儘管擁有強大的信仰以及家庭、社區的有力支持，但埃莉斯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有時她選擇承受的重擔會讓她感到精疲力竭。這樣的一次危機發生在她60歲生日的時候，她說：「我突然覺得對自己的生活完全厭膩了。生活讓我感到消化不良，我受夠了，再也不能承受了。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擺脫這種感覺，又有空間容納生活中更多的體驗了。你知道，我並沒有完全厭膩，沒有完全被阻塞住。我再次實現了某種打開的狀態，可以繼續前進了。」當心靈的夜幕落下來的時候，埃莉斯就會躲到山中的隱居所裡。那裡四周環繞著遠山和她喜愛的事物，每天進行祈禱和冥想，她能夠再次恢復內在的平衡，重新發現自己的精神根基。
釋放潛能
約翰·加德納有許多工作。一開始他在大學裡教授心理學，當過一個重要的慈善基金會的主席，被約翰遜總統任命為第一任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長，他還寫過幾本頗有影響力的著作。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其中每一項工作都能證明他們存在的價值，但所有這些成就都不能給予加德納做得足夠多足夠好的感覺。因為他追求的既不是金錢，也不是權力，即使對於客觀的觀察者來說，他要為之奮鬥的目標也是難以捉摸的。在他們看來，他似乎已經多次實現了目標。
▲水管工的卓越與非凡
人們既得不到很好的收入，又做著枯燥無趣的工作，最終會距離幸運越來越遠。
加德納在生活中想實現什麼目標？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瞭解他認為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以及值得為之付出精力的主要目標會對我們有所幫助。從根本上說，加德納確信我們沒有充分施展追求卓越的潛能，而那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會產生兩個結果。第一個結果是我們的生活變得死氣沉沉，毫無創造性。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充分發揮能力時欣喜若狂的感覺。當奧林匹克運動員跑出個人最好成績時，當詩人想出完美的詩句時（我稱之為心流），他們可能會有這種感覺。第二個結果是，人們既得不到很好的收入，又做著枯燥無趣的工作，最終會距離幸運越來越遠。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緊張關係必然會導致社會衝突。正如加德納看到的，問題在於實現社會公平，即使我們承認個體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需要一個將水管工也包括進來的有關卓越的概念：
在快到40歲的時候，我漸漸意識到美國人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困境。他們有平等的社會風氣，也有描述這種社會風氣的詞彙，但人們達到某種標準的能力千差萬別。因此《卓越》（Excellence）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我們也能平等而卓越嗎」。在我看來，我們必須為優秀的水管工留有空間，使其顯示出卓越。它是各種不同層面上的卓越。如果你說只有處於社會最高層的人才是卓越的，那麼對於社會中的所有其他人來說，你太漫不經心了。你會說沒關係，反正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是卓越的，他們都只是一些粗俗的人。這樣的社會簡直太糟糕了。每個人都應該覺得，無論他們的職業是什麼，他們都能達到卓越。他們可以成為卓越的機械師、卓越的幼兒園老師、卓越的神經外科醫生，等等。正是這種想法讓我真正開始試圖讓人們理解這些理念。但是直到30年後的今天，在人們的頭腦中，這些理念仍是混淆不清的。
▲對人進行研究
20世紀60年代末席捲美國主要城市的暴亂似乎證實了加德納的擔憂：被否認具有卓越機會的社會階層開始反抗了。正是在那個時候，他的創造力真正開始顯現出來：他放棄了機構中舒適的職位，儘管在這個職位上他做得很成功。他開始離開基金會及政府部門控制的領域。從根本上說，他覺得對抗社會疏離的方法是讓人們對事關自己未來的決定更投入一些。
這意味著組織志願活動，讓人們瞭解他們的選擇，幫助他們在政治過程中獲得發言權、取得權力。他的第一份這樣的工作是領導全國城市聯盟（National Urban Coalition）。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團體，它讓公司領導、協會領導、少數族裔領袖以及宗教領袖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討城市中的問題。
我的工作是擔任這個卓越團體的主席，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經歷，因為我走訪了城市中最令人不快的地區。我深入每一個發生暴亂的城市，真正全面細緻地感知美國人生活的各個側面。對此我雖然有所瞭解，但從來沒有瞭解得如此深入。我發現這非常有價值，同時也促使我成立了同道會。在研究為了改造現狀人們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不斷觸及到政府真正的弊端以及政府流程的缺陷，由此我得出結論，我們需要市民去關注政府。市民對政府的關注很多是通過工會、企業或其他專業團體的遊說者來進行的，但沒有什麼代表公共利益的聲音。你知道，那就是代表如何能讓這個系統運轉、如何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的聲音。
加德納成立並擔任主席多年的同道會很快取得了成功。在最初的6個月裡，它就吸引了10萬人。他最後辭去這個組織的領導職務的理由和黑澤爾·亨德森想盡快將領導權轉移給他人的理由相同：「隨著每一年過去，我越來越確信自己得到了答案。對於每一件事情我都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知道所有答案當然很好，但它有兩個劣勢：這讓工作變得無趣，也抑制了合作者的積極性。
因此加德納繼而創立了另一個名為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的組織，為全國各種非營利性機構提供討論的平台。另外他繼續進行演講和寫作。在年近耋耄之年時，他回歸了自己的第一份職業，以一種新的活力回到大學教書。目前他的興趣在於研究社區，他感到，如果人們生活在一個道德淪喪的社區，缺乏自省能力的價值觀和內在規則，那麼個人潛能便不可能充分釋放，團體也不可能獲得自組織的能力。
▲有責任感地活著
什麼使得加德納能夠放棄已經取得的成功，將自己的精力奉獻給了社團活動？顯而易見，高智商對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學期間，他的才智總是超越同齡人。然而聰明並不能解釋他的內在動機。他本可以利用這種聰明去華爾街賺大錢，或者在政府中取得更高的職位。與之相反，他選擇去做有利於公共利益的事情。很大程度上這不是出於責任感，而是因為他真心誠意地相信這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從來不做自己沒有強烈動機的事情。我從來不為頭銜、權力、金錢做任何事情，除非我對這類東西特別有興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但我想可能是因為我覺得生命短暫，只想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如果你有了動機作為基礎，如果你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價值觀，那麼我認為其他事物比金錢和權力更能帶來安全感。
當然，這還是沒有解釋這些價值觀來自哪裡，為什麼加德納認為它們的優先級高於尋常的價值觀，並對它們充滿了興致。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對於他的人生選擇，不存在單一的解釋，若干個解釋構成了答案的各個部分。加德納自己提出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父母的影響下，他的生活充滿了強烈的責任感。
在加德納只有1歲半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父親沒有對他發揮直接的影響。正如我們在第7章中看到的，富有創造力的男性常常會出現早年喪父的情況。加德納的媽媽對他的價值觀產生了更直接，但同樣有力的影響：
我媽媽是一個很強硬、思想獨立的人。在她那個時代，她具有超前的有關女性權利和種族關係的理念。她對行為舉止有很嚴格的標準，但這些標準不符合那個時代傳統的偽善做法。例如，她不允許我們看不起任何其他種族或團體的人。我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很多年後，哥哥和我談起這件事，發現我們都有相同的態度。媽媽在早年將這些態度灌輸給了我們。同時她也是非常獨立的。群體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束縛不了她。事實上，我真的有這樣的印象，那就是如果你很受歡迎，她會覺得也許你有什麼問題。她會覺得你做了太多的調和，沒有捍衛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這對我和哥哥的成長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早年喪父，以及母親堅定的公平性和獨立性在加德納的性格上留下了印記。另一個影響是，他的童年是在蓬勃發展、充滿樂觀情緒的加州度過的。在這種樂觀的環境中，他感到歡欣鼓舞，但令他感到遺憾的是，由於經常搬家以及他的早熟，他沒有形成社群意識，也沒有形成朋友圈。早年邊緣化的感覺也促成了他的獨立，也許作為一種補償，他在晚年開始關注社區的重要性：
也許是因為我媽媽不願意接受慣常的思維或者傳統的模式，也許是因為我自己有這樣做的傾向，或者是因為我沒有生長在一個給我設定標準的社區裡，反正我從來都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加德納並不是天生就對社會上的不公很敏感，也不是懷著幫助同胞的偽善願望長大的。在發現自己非常擅長幫助他人的同時，他也發現這樣做令人愉快：
我十分喜歡管理。不過在29歲前，當我被賦予管理職責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隊中），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種選擇。如果有人說那是一種選擇，我會說：「我對此不感興趣。」因為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對幫助人們匯聚他們的力量，達成某個結果有著強烈的興趣。
同樣的事情在24年後再次發生。當時在狂暴的政治鬥爭中，他被任命為首位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長。他發現自己具有成為鬥士的能力，而且很享受為了正當的理由而進行戰鬥。幾年後，當城市暴亂迫使他創立了同道會時，他發現自己能聯繫更廣泛的大眾，而且樂在其中。正是這些個人經歷證實了加德納的信念，即我們比自己認為的擁有更深厚的潛能，只有外部的挑戰或機會才會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潛力。他相信我們的潛能被恐懼、低自尊和傳統的束縛所埋沒、隱藏或禁錮了。
我經常會和一些企業高管會面，如果我們談到這個主題，我會告訴他們，我估計在他們職業生涯結束的時候，只發揮了一半的潛能。另一半將依然處於休眠狀態，因為生活沒有給它們施展的機會。或者因為他們太早下了結論，認為自己不擅長那件事。他們掩蓋了自己的能力。年齡越長，他們越會規避成長所必然包含的風險。一開始你遭遇到一些小失敗，這讓你認為不應該再去嘗試了。這類事情的清單會越來越長。等到中年時，你永遠都不要再次嘗試的事情清單會很長很長。你可能很擅長其中的一些事情，但它們已經被你一筆勾銷了。你選擇了自己確定能獲勝的一個小範圍，你知道自己能成功。你停留在安全的範圍內。如果危機與突發情況迫使你離開了小小的安全範圍，你就會發現你具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才能。
加德納在不停地學習和成長。他一開始是矜持、超然而冷漠的。這種性格很適合做一個學術研究者，但是作為大型基金會的領導者，卻是令人畏懼的，因此他培養出了更友好的舉止。與之類似，高度理性的方式對於學術環境來說是恰當的，但對於激勵大批民眾來說，它就不那麼有效了：
我想，直到40歲我才開始認為自己能用理性之外的方式來應對他人。如果你想影響他們，你就必須這樣做。如果你想觸動他們，你就必須觸及他們的動機，必須來到他們的表面思維之下，觸及能推動他們的事物，觸及影響他們的熱情與令他們顧慮的事物。對於我的部分工作來說（其中有些是自己分配給自己的工作），說服他人的能力以及激發行動的能力都是至關重要的。
換言之，加德納意識到，要對他所運作的新領域發揮影響，就需要在這個過程中發展新策略，並重新塑造自己的性格。這需要有很大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為了做成我必須做的事情，我不得不變得更開放，更有興趣。我享受它以及它的成果。」發現自己擅長做什麼並享受做這件事的能力是所有富有創造力者的顯著特徵。如果這件事碰巧還有利於社群，那就格外幸運了，加德納的情況就是如此。
全球責任的領域
康芒納、亨德森、博爾丁和加德納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意識到地球上發生的各種事件是相互聯繫的，他們的奮鬥都是基於這種認識。對於他們試圖要做的事情，我們可以這樣來表述，他們在嘗試發展一個全球性責任的領域，以及履行這種責任的領域。康芒納強調的是對能源和資源的利用；亨德森強調的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博爾丁注重的是制止暴力；加德納關注的是受到阻礙的個人潛力將產生的社會影響。每個人的關注點不同，但他們認為因果網絡是相互聯繫的。能源使用及消費模式的改變、和平精神的改變，以及個人成就的改變都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其要旨在於，每一個行動都會產生結果；從很多重要的方面來看，地球是一個有著脆弱邊界條件的封閉系統；除非採取明智的行動，否則我們很容易會違反這些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觀點並不新穎。很多原始文化已經發展出了對宇宙的系統觀，而且它隱含在世界上許多偉大的宗教中。基督教迂迴地表達了這種理念，它相信存在著一位無所不知的上帝，他在看著並評價著哪怕最微小的事件，比如一隻麻雀從樹枝上落下來。東方因果報應的信仰中也隱含著這種意識，它認為每一個行動都會產生無盡的後果，這些後果像漣漪一樣會波及後續無數的世代。根據古代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信條，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污染了水、破壞了土地、讓空氣中充滿了煙而祈禱寬恕。然而，隨著近幾個世紀科學的迅猛發展，人們對因果關係的直覺逐漸麻木，反而將之視為迷信。人類似乎是無所不能的，它的行為甚至高於自然法則。
本章描述的人們正在做的事情是，在不同的科學領域中重新發現並認真對待這些直覺。他們從生物化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孤立領域的規則下前行，不考慮更廣泛的後果是危險的。除非我們知道我們能安全地處置核裝置的廢料，否則建立核裝置是危險的。當世界上大多數人還在挨餓受凍的時候，浪費糧食和能源是危險的。忽視人們的精神需求是危險的，不充分利用人們的潛能也是危險的。
但是如何能將這些彼此分隔的知識構建成一個協調的符號領域？西方的科學家最近開始研究系統，不過我們還無法用一種可駕馭的方式來描述這4位富有創造力的人正在與之抗爭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仍處於近代科學以前用比喻來表徵的階段。其中一個比喻性的描述是希臘的蓋亞神話（The myth of Gaia），它將地球描繪為一個有生命、能夠自我審查的有機體。另一個比喻性的描述是人擇原理，它主張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其實使得宇宙的存在成為可能。康芒納、亨德森、博爾丁和加德納似乎處在比喻和自然法則之間的界限上，準備好從詩情畫意的洞見轉向系統化的理解。
他們擁有一些共同的、屬於智慧先驅的特點。在成長過程中他們都覺得自己處在邊緣上。康芒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猶太人；亨德森是因為她的忠誠在慈愛的媽媽和強大的爸爸之間被割裂開；埃莉斯是因為挪威與美國的混合教養方式使她對詮釋經驗具有了兩種不同的視角；加德納是因為失去了父親，從來沒覺得自己屬於某個社區，而且總是班裡最小的。當現實生活的經歷與領域邊界相矛盾的時候，他們突破了邊界對他們思維的局限。
這4個人都反覆提到，他們會不斷在行動與反思之間、滿懷熱情與客觀應對之間轉換。在每一種情況下，這種轉換都使得他們能夠保持不斷學習，不斷適應新環境的積極態度。他們的創造力系統地從觀點向行動展開，然後通過對行動結果的評估再返回觀點。這個循環不斷反覆。
他們中似乎沒有一個人以金錢或名氣為動力。相反，驅動他們的是對公共利益的責任感，有時是近乎傳統宗教價值觀的情感，但更多時候是對自然現象的有序與美好的精神感知，它們超越了任何特定的信條。這是最古老的敬畏在當代的表達，正是這種敬畏感促使我們的祖先形成了超自然的想像。然而他們將這種責任感輕輕地放在肩上，使它更像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一項職責。儘管他們努力地工作，以改善我們的生活，但他們認為他們從來沒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像我們研究的其他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心流是他們典型的意識狀態。
創新者小傳
巴裡·康芒納（Barry Commoner, 1917—2012），男，美國生物學家、教師、活動家，曾榮獲美國科學促進會的紐科姆·克利夫蘭獎（Newcomb Cleveland Prize）、美國精英學生協會獎。他的作品包括The Closing Circle、The Politics of Energy、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黑澤爾·亨德森（Hazel Henderson，1933— ），女，美國經濟學家、作家（出生於英國），被紐約醫學學會提名為年度市民。她的作品包括Creating Alternative Future: The End of Economics、The Politics of the Solar Age:Alternative to Economics、Paradigms in Progress:Life Beyond Economics。
埃莉斯·博爾丁（Elise Boulding，1920—2010），女，美國社會學家、活動家、教師。曾榮獲全國女性良知獎（National Woman of Conscience Award）、泰德·倫茨和平獎（Ted Lentz Peace Prize）、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傑西·伯納德獎（Jessie Bernard Award）。她的作品包括The Underside of History、Building a Global Civic Culture: Education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約翰·加德納（John W. Gardner, 1912—2002），男，美國心理學家、作家、教師。獲得過很多大學與學院的榮譽學位，榮獲過美國空軍傑出服務獎（USAF Exceptional Services Award）、總統自由獎章、美國國家科學院公共福利獎、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社會公正獎（U.A.W. Social Justice Award）、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穆雷綠色獎章（AFL-CIO Murray Green Medal）、克裡斯托弗獎（Christopher Award）。他還是都市聯盟（Urban Coalition）的主席、同道會（Common Cause）的創始人、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任期時教育工作小組（Task Forces on Education）的成員以及時代公司（Time,Inc.）的董事。他的作品包括Excellence、Self-Renewal、On Lead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