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領域
要想成為重要的科學家或舉足輕重的學者，必須進行大量的工作，承擔大量的痛苦。
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
Edward O Wilson
我們不確定祖先發展出來的第一種系統知識的形式是什麼。當然，對植物和動物進行分類，對健康與疾病的理解一定屬於最早的知識體系之一。如今被我們稱為生物學的領域，涉及的是生命的形式與過程，它是人類嘗試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基礎方法。
除了物理學領域之外，對於其他任何領域來說，當今的知識與祖先們的知識之間的差異都沒有生物學的知識差異更大。4 000多年前，在所有主要的文明中心，比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和中國，文字出現前獵人和牧民慢慢積累起一些有關草藥與動物種類的知識，這些知識開始被小心地記錄下來。1 500年後，亞里士多德對動物進行了更科學的分類，他的一個學生對植物進行了科學的分類。但是直到最近幾個世紀之前，沒有人理解生理過程，比如消化、呼吸、血液循環以及神經系統的功能。根本不存在細胞、細菌、病毒、遺傳和進化等概念。祖先對生命過程的看法與我們能夠看到的大相逕庭。
生命科學現在變得非常多樣化和專門化，我們需要幾十個例子才能說明這個領域是由什麼構成的。即使在100多年前，諸如德國探險家、博物學者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這樣的人便可以將當時地球上的科學家已知的所有生物知識都濃縮在4本書中。如今沒有任何人能夠全面地論述這門學科中哪怕是很小一部分的內容。本章將集中探討三個改變了生命科學領域的人，儘管這三個案例研究僅代表眾多可能的研究方法中的少數幾個。
對秩序的熱愛
愛德華·威爾遜（E.O. Wilson）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生物學家之一。他完成了300多篇技術論文以及許多書籍，其中兩篇獲得了普利策獎。他對螞蟻的分類、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保護多樣的生命形式的必要性、昆蟲的化學通信的研究以及海島生態系統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他最廣為人知的也許是被稱為「社會生物學之父」，他為了從進化選擇價值的角度來解釋人類行為及社會制度而進行不斷嘗試。在這個過程中，他被深深地捲入了思想形態上的爭論，一時間在學界內部和外部樹敵無數。然而威爾遜不去理會這些，而是堅持著職業上的理想。這是嚴格的實地調查與充滿靈感的洞見之間不尋常的結合，這些洞見將其他人認為無關的事實與原理聯繫在了一起。
他目前的目標是實現社會科學與生物的偉大整合，這個目標是從他的經典著作《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開始的：
我看到一種狀況正在形成，其中我將在社會科學的基礎上投入大量的注意力。由於我學習了一些分子及細胞生物學，因此我認為要創造生物學與社會學之間的知識大融通，就需要利用進化生物學家的方法來精選社會科學中的要素，並對其進行重新打磨。到目前為止，進行知識大融通的需要仍不被理解，很多人說這是不可能的。那些說不可能的人會激勵我們去展示其可能性。那會讓整個領域為之興奮。
▲擁有鋼鐵般志向的博物學家
威爾遜一生不停地工作。痛苦的童年帶給他一些不安全感，他決定用百折不撓的雄心來克服這種不安全感。這種雄心來自於充滿驕傲、克制與犧牲精神的南方傳統。這些便是當今心理學術語所說的動機不足，它是為了補償早年令人不快的經歷。不過也存在著積極的動機，即對生命世界的著迷與熱愛，特別是對那些最卑微的動物，比如螞蟻和白蟻。威爾遜10歲的時候想成為一位昆蟲學家。閱讀了幾期《國家地理》雜誌以及和朋友一起去了一趟華盛頓動物園使他確信，自己最想成為的是探險家、博物學家。
就像許多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威爾遜在上大學之前，一直覺得學校很無聊。在早些年裡，男童子軍生涯提供了一種環境，使他可以追求自己的興趣，按照自己的速度學習。人們可能以為視力受損的威爾遜會對鯨魚、大象感興趣，但他個性倔強，反而選擇觀察最小的昆蟲。13歲時，他完成了第一份有關火蟻築巢的報告。那時火蟻開始侵入南方各州，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當時他在亞拉巴馬州莫比亞（Mobile）上高中，一位當地新聞的編輯決定報道火蟻，並委託年輕的威爾遜寫一系列的文章。因為這個項目，他突然油然而升一種責任感與成就感，這開啟了他博物學家的職業生涯。
在進入大學前，威爾遜閱讀了恩斯特·麥爾（Ernst Mayr）的《系統分類學與物種起源》（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這本書向他揭示了：通過採用自然選擇的理論，自然世界中大量的事實都能夠以有意義的方式被有序地進行整理。在職業方面，麥爾最先對威爾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後來他成為這位年輕博物學家的導師以及重要的同事。威爾遜保持著年輕人的好奇與開放，並受到了很多其他的影響。「我想，我有一條接一條通往大馬士革的道路。」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知識之旅。一路上的路標包括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這樣的榜樣。沃森將基因簡化為染色體的雙螺旋，他的大膽與獨立深深地吸引著威爾遜。他從康拉德·洛倫茲（Konrad Lorenz）那裡學會通過行為學觀察來解釋動物的行為；從地理學家埃爾斯沃斯·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那裡學習進化生態學的概念。進化生態學試圖解釋在非常類似的生態位中，比如紐芬蘭和冰島，發展出來的兩種文化，為什麼會如此不同。最後他從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D. Hamilton）那裡學到了親緣選擇的原理。威廉·漢密爾頓有關人口繁殖率的改變的數學模型為理解生命過程打開了另一扇門。從所有這些非常不同的視角出發，威爾遜開始了自己的偉大整合。
隨和與固執、對學科的熱愛與控制的慾望、大公無私與野心勃勃、善於獨處與獲得社會接納、充滿樂趣與沉溺痛苦，它們體現了成為一名成功的科學家需要有怎樣的性格。
他的個人發展看起來像任何知識分子的發展一樣複雜。我們在第3章中看到，富有創造力的人通常會在兩種極端的性格之間徘徊。威爾遜提到了幾組這樣的極端性格，比如隨和與固執、對學科的熱愛與控制的慾望、大公無私與野心勃勃、善於獨處與獲得社會接納、充滿樂趣與沉溺痛苦，它們體現了成為一名成功的科學家需要有怎樣的性格：
在少數領域中，比如在純數學和理論物理中，聰穎是至關重要的。有趣的是，在這些領域中，最好的成果通常是科學家在35歲時做出的。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中有不少人是國家科學院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他們在20年前取得了最佳的成果。他們都是很優秀的人，但你知道他們不會再做出巨大的成就了。
在其他科學領域中，毅力和志向非常重要。我認為其中還需要有對研究主題的熱愛，你願意投身於它，你能夠從特定的活動或腦力過程中獲得快樂。無論你發展到哪裡或你的運氣如何，博物學都是那樣。你知道，你可以強迫我成為愛達荷州博伊西（Boise）的郵局管理員。我可能會那樣做，而且會成為一個非常快樂的人。我每天清晨和夜晚，還有週末都會在外面工作，還會走進大山裡。我可能一直在做這些相同的事情，因為我過去熱愛，現在還熱愛。
然而另一方面的事情是不確定感、野心和控制的慾望。科學家希望獲得控制，而控制的方式是創造知識並擁有它的所有權，他既可以通過原創性的發現，也可以通過綜合已有的發現（對我來說，承認這些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來獲得。有一個願望讓我很著迷，那就是要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精通廣泛的學科。可能正是這種獨特的慾望超出了我對學科的熱愛，也讓我與這種熱愛隔離。我想研究博物學。我想進入這個領域。你知道，365天中我可以有360天與世隔絕，徜徉在雨林和我的圖書館裡，過得很開心。
與此同時，我希望感到自己仍有控制力。我不能失去控制，不能被阻止，控制讓我被尊重，被看重。必須獲得掌控，這就是野心。它表示要不斷擴展一個人觸及的範圍，不斷更新、開拓與創新。我認為這些慾望的結合能夠成就一位重要的科學家。
我想補充一點，要想成為重要的科學家或舉足輕重的學者，必須進行大量的工作，承擔大量的痛苦。你不得不面對一定數量的拒絕。你不得不承受激烈的競爭，而且在一段時間裡必然會被忽視。然而很多人會把自己看成是孤獨的狩獵者或旅行者、探險者，他們在自己原則的引領下，戰勝所有不利的條件，最終抵達目的地。雖然這種自我形象充滿了浪漫色彩，顯得有點愚蠢，但它是造就重要的科學家的強大力量。
▲躲避子彈
在生活中，威爾遜經常不得不容忍競爭與拒絕。這一部分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時生物學領域及學界中的一些歷史事件集中發生，它將學科的規則改變得面目全非。
從領域的角度看，正是在那個時期，分子生物學的知識突然經歷了指數式的增長。野外考察是博物學家的傳統，也是威爾遜所接受的訓練，突然之間變得古老而沒有意義了。年輕的實驗主義者讓上一代博物學家中的重要領袖人物自歎不如。他們能夠控制細胞內的化學過程，解碼遺傳指令，並有希望揭示生物創造自身的秘密。換種方式來表達卡爾·馬克思的話就是，生物學的重點從研究生命轉向了改變生命。
這種知識革命的影響在於：大多數聰明的生物學家被分子的多樣性所吸引，舊的分支面臨著被晾在一邊的風險，很可能招攬不到必要的人才。領域的改變會對學界產生直接的影響：研究經費開始流向實驗室，雜誌開始更多地登載實驗論文，而不是野外考察報告。新一代的生物學家避開舊有的問題，沉浸在細胞過程看似無窮無盡，但又很有序的世界裡。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的範式轉換的極端例子正席捲生物學領域。
在這種情況下，舊分支中的成員最常見的反應是屈服於這種趨勢，擔任起管理職務，或者以某種方式躺在功勞簿上。威爾遜當時還太年輕或者太堅決，因此沒有拱手認輸。他找到了一種策略來直面歷史的必然性，最終這種策略被證明是成功的。他沒有嘗試與分子革命進行正面的衝撞，或者否認它的貢獻。相反，通過將其他方法，比如將數學建模和人口研究整合到一起，他使得達爾文的博物學以現代的姿態復活過來。以下是威爾遜對他如何保衛自己在領域以及生物學界中的掌控力的解釋：
必須將我所能找到的最聰明的人彙集起來。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學習更多的數學，比我以前認為需要學習的多得多，儘管我的數學天賦有限。這樣我就能精通模型建立，於是在30歲左右，我開始了自學。在1957或1958年，我發明了「進化生物學」這個術語。然後講授進化生物學和種群生物學的課程。我必須告訴你，其中很多都是波將金村[1]，因為在種群生物學的新模型建立及實驗中，幾乎什麼都沒有。因此我不得不標榜那些例子，充分利用它們。這就是我60多歲的時候，在教學中常要做的事情。
如今，尤其在哈佛大學，一些非常聰明、擁有非凡數學能力（在多數情況下比我的數學能力更好）的本科生、研究生會聽我的這些課程，他們找到了自己的事業。他們不必擠進分子生物學家的群裡，在其中尋找道路。他們看到了進入生物學的路徑，看到通過數學建模、理論、整合及進化生物學，他們可以擁有成功的事業。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有才能的人，並且不乏大批40多歲，甚至50多歲的人，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生物學家。
正如威爾遜所提出的，為了做出能夠獨立發展的富有創造力的貢獻，一個人必須同時改變符號領域和社會體系。單單提出新觀點、新事實和新規則是不夠的。他還必須讓年輕人相信，通過採納這些新觀點，他們能夠養家餬口，甚至揚名立萬。
然而，20世紀60年代的生物學領域不僅被分子革命的力量所改變，同時也被生物學以外、更宏大的社會文化領域中形成的力量所改變。生物學家的行為開始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被認為是為根深蒂固的權力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分子遺傳學給科學家的形象蒙上了陰影，因為他們決定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孩子，應該有多少。政治道路的分界線也是學術鬥爭的分界線，而威爾遜嘗試實現社會生物學綜合的努力正處在火力交鋒點上。在這些非常猛烈的衝撞中，他的驕傲與冒險精神發揮了很大作用：
我遭遇了激進的左派，曾與政治運動發生過對抗。學術世界中反文化主流的最後殘餘給了我力量。年逾古稀的我對不誠實非常厭惡，其中包括一些受人尊敬的學者的不誠實。這讓我永遠都不想巴結那些對此拍手喝彩的人。
從童年起我就擁有的某些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它讓我更有個性，更加獨立。是的，「獨立」這個詞就是我想用的詞。你知道，作為一個人，我並不喜歡右傾，也不喜歡左傾。我最喜歡的電影是《正午》（High Noon）。我不介意拚個你死我活，也不介意扔下徽章，轉身就走。在這方面，我對生活的態度是海明威式的。
▲尋找模式
威爾遜通常採用不同的方法，同時進行幾個項目。對於富有創造力的人來說，這又是一個共通的模式。這可以避免他們感到厭倦或受挫，它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觀點。威爾遜通常使用的方法至少有4種。第一種是在奇異的地方進行野外考察。這種方法的作用就像是某種「核燃料」，能夠提供具體的經驗和數據，以備日後的詳盡闡述；第二種方法是參加講座或會議。他可以從中吸收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裡其他專家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三種方法是夜間工作。在半夜裡醒來時，觀點之間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偶然聯繫；最後是系統性的工作，從早上持續到午後。其中包括閱讀、寫作、數學建模和畫樣本。雖然重要的洞見有時發生在夜間工作時，但它們通常是系統性工作及結合其他三種方法的結果：
我認為最好的靈感恰恰來自工作中。例如一周之前，我坐在那裡吃午餐。在吃午餐的時候，我進行很多研究與寫作。在列剋星敦（Lexington）有一家我最喜歡的意大利餐廳。他們認識我，便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了角落裡。只要在列剋星敦的家中，我每個中午都會在午餐時間工作兩個小時。我帶著紙，閱讀書籍並做記錄。
我當時正在讀一本人類學的作品，疑惑為什麼在文字出現前的社會中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並思索著比如父系社會、財富轉移等事情。接下來我看到作者遺漏了從生態學的角度分析問題。他描述的是典型的人種學。他是這樣描述的：「哦，好吧，人類行為是很有靈活性的。我們有這樣的行為以及那樣的行為。」我想說：「不對。這是生態學的問題。你知道，澳大利亞原住民之所以有那種行為，是因為他們的資源分佈不均勻，而且缺乏可預測性。而非洲的農業社會之所以與之不同，是因為他們的資源不是不可預測、分佈不均的。」諸如此類。於是我開始問：「為什麼這些情況沿襲了這麼長時間？為什麼這些文化差異的細枝末節會沿襲下來？」
然後我想到了整個儀式化的概念，想到了儀式化以及將儀式編寫成法典，這是將某類法典規範神聖化的需要。那一定是文化差異停滯不變的原因。很多事情在文化發展中發揮作用，但是一旦社會確定了某事，並將其儀式化、神聖化之後，那麼它就會變得非常穩定。而昨天晚上我聽了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談論納什均衡。那是策略的穩定狀態，在我看來它們傾向於凝固不動。你知道，它們一旦被確立，至少在理論上便是凝固不動的了。
我想到，除了儀式化以及它的輔助方法之外，納什均衡的成就在於它是實現平衡狀態的方法，並可以將它們無限期地保持下去。這樣經濟學家發展出來的策略均衡概念與人類學中文化停滯及儀式化的概念就發生了聯繫。我只是舉個例子來說明過去幾天裡我是如何思考的。納什均衡與文化停滯只是在入睡後進入我腦海中的想法之一。就像事情的發生那樣，在聆聽經濟學家談論納什均衡時，這種聯繫進入我的腦海，但它更容易在幾小時後我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出現。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我身上，於是我起床開始寫作。
不過，威爾遜的大多數工作並不涉及提出綜合性的洞見，相反，它們包括緩慢、有條理的工作。在他最近的項目中，有一項是寫有關現存最大蟻屬的專題論文。這需要他區分並描述散佈在世界各地的600多種相關的螞蟻。這是動物中最大的屬之一。在準備階段時，威爾遜手繪了5 000多張圖。「現在聽起來相當怪異，」他承認，「但我發現這樣做特別有益。我把它作為額外的工作，類似於某種愛好。」
個人面臨的逆境、歷史性的衝突以及知識組織的深刻改變，都需要投入大量的關注，並給予積極的回應。走錯路的可能性很大，幾乎很難找到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對於富有創造力的生活是多麼複雜，有一些比威爾遜提供的更清晰的例子。個人面臨的逆境、歷史性的衝突以及知識組織的深刻改變，都需要投入大量的關注，並給予積極的回應。走錯路的可能性很大，幾乎很難找到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威爾遜用來適應外界緊迫需求的方法，要求他既堅定又靈活；既要雄心勃勃，也要具有無私的好奇心；他既要純潔得像只小白鴿，也要狡猾得像條毒蛇。通過這種方法，他非但沒有被周圍重大的改變排擠到一邊，而且利用不同領域中出現的觀點，創造出了理解複雜生命網絡的新方法。
癌細胞的生命
喬治·克萊因探索的也是微小的生命形式，但他所研究的生命形式甚至比威爾遜研究的更小、更致命。克萊因是細胞生物學新分支的先驅者。這個分支被稱為「腫瘤」或「癌症生物學」。這個領域源自對染色體構造、遺傳變化、免疫學以及病毒在癌細胞生成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就像細胞生物學的其他分支一樣，它在本世紀迅猛發展成為知識競賽。促成這一切的包括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研究實驗室之間不斷的相互影響，以及為了征服癌症而投入的大量資金。如果用最通俗的說法，我們或許可以說癌症生物學試圖理解癌細胞是如何形成、發展以及死亡的。傳統的腫瘤被嚴格視為病理學的存在體，醫生會想盡辦法去除它。新方法依然想瞭解如何去除它們，但是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如果我們把癌症看成是經歷遺傳變異和選擇的細胞群體，並且有它們自己的遺傳及環境歷史，那麼消除癌症的目標才能被最好地實現。接下來有人會問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這些細胞不服從其他機體部分所服從的生長控制機制？
像我們訪談的其他很多人一樣，克萊因所在的領域也是最近才出現的。知識的要素已經存在，但它們沒有被整合到一個一致的概念體系中。腫瘤生物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國研究者裴頓·勞斯（Peyton Rous）在20世紀最初10年中進行的先鋒性研究。但是像大多數科學領域一樣，它的發展借鑒了其他相關學科的信息，然後漸漸脫離開母領域，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在氣氛高度緊張的知識領域中，研究中心彼此競爭，用他們的發現補充並激勵彼此的工作。
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所面臨的困境之一是，如果他們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延續到未來，那麼就必須成為企業家。
喬治·克萊因領導著一個令人興奮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位於瑞士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醫學院。來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及博士後在他的實驗室裡工作。克萊因獲得資金，協助設計並建立了這個實驗室。很多年來，他一直負責實驗室的財務狀況和研究工作。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所面臨的困境之一是，如果他們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延續到未來，那麼就必須成為企業家。但是如果他們成為了企業家，那麼就必須從最初的研究中抽出寶貴的時間。
除了運營這個機構，承擔申請經費以及管理等職責外，克萊恩還從事著許多非常不同的事業。他出版了幾部文集，將個人的回憶與哲學反思結合起來，命名為《無神論者與聖城》（The Atheist and the Holy City）。他對詩歌的強烈興趣引導他研究了匈牙利偉大詩人約瑟夫·阿提拉（Jozsef Attila）的一生，並寫出了自己的詩作。在閱讀了本諾·穆勒希爾（Benno Muller-Hill）有關醫生的書後，他成為了一位主張科學應該承擔道德責任的代言人。最後，在參加的許多國際科學會議上，他被一致認為是最擅長總結並整合其他專家陳述的科學家。
▲愉快的悲觀主義
克萊因在匈牙利的早期生活遠遠稱不上幸運。父親在他還不懂事的時候就去世了，給他留下了長期的陰影。一方面他產生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輕靈」，不必擔心父親的審查。這是讓·保羅·薩特對成長中沒有父親的人的狀態的描述。克萊因引用薩特的比喻，說道：「在我游向一個新國家的時候，背上不必背著安喀塞斯（Anchises）。」而另一方面，沒有父親的男孩需要承擔起與其他男孩不同的責任。他認為自己是家裡最年長的男人，應該對周圍每個人的福祉負責。
克萊因和媽媽的關係很親密，他感覺到媽媽在情感上很依賴他。他的主要牽掛變成了滿足媽媽的需要，避免讓她感到沮喪。即使到現在，他最大的擔憂依然是依賴他的人會不快樂，他會讓其他人失望。他感到最驕傲的事情是，他有控制自己情緒的能力，因此能夠保持和諧的人際關係。
克萊因是猶太人。匈牙利猶太人的文化環境對他的性格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思想正統的祖母特別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存在的神聖性的珍視，以及對一個人應該在人生中實現卓越成就的期望。14歲的時候，他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經過兩個星期的精神危機後，他認為宗教信仰「荒謬透頂」。即使到現在，他仍然相信上帝根本不存在，而對奇妙的生命秘密保持著敬畏之心。他將揭示這個秘密看作是自己的職責。
十幾歲的時候，克萊因在學校裡遭遇了挫敗。儘管充滿了抱負，但他覺得從「愚蠢、壓抑的老師」那裡學不到任何東西。不過有一位老師除外，這位老師對他的所有學生都產生了永久的影響。蒂伯（Tibor）表面上教授的是意大利語和拉丁語，但令學生們難以忘懷的是他對詩歌和藝術的熱愛。克萊因仍能背誦但丁的詩句，雖然他不會說意大利語。令人洩氣的學校並沒有妨礙他學習重要的東西。就像威爾遜一樣，克萊因從男童子軍中學到了自信和對大自然的熱愛。在男童子軍中，克萊因成為了最年輕的童軍小隊長。他仍能回憶起長距離的遠足、夜間襲擊，以及充滿朝氣的戶外演練結束後，令人愉快的疲憊感。畢竟，學會抵抗疲勞與飢渴有助於建立應對未來所必需的堅韌性。但是當乘火車返回家中時，克萊因會覺得不開心，因為同伴們的談話既空洞又枯燥。
為了獲得智力上的挑戰，他轉向了另一個不同的群體。當他和其他一些猶太學生走在多瑙河畔時，他們會一起探討音樂、文學、藝術和數學。這不是學校學習內容的延續。這種同伴群體在中歐國家來說比較常見，而在美國幾乎沒有。在這樣的群體中，最「嚴肅的」男孩會贏得最大的尊重，敏銳而知識面廣的男孩會顯示出優越性。在那樣的圈子裡，沒人談論個人問題，只談論抽像的觀念和審美體驗。幸虧有這些探討，使得他對文化的興趣依然非常深厚：「我比大多數意大利人更喜歡但丁，比大多數芬蘭人更喜歡《英雄國》（Kalevala）。」就像所有其他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他的青年時期很多時候是獨自度過的。他彈奏鋼琴，試圖通過音樂、閱讀和思考來保持思維的有序性。
幾十年之後，克萊因發展出新形式的知識俱樂部。他感覺到專門化的科學互動非常有限，於是開始與志趣相投的科學家通信。這種交流最終發展為波及全球的正式網絡。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從物理學家到詩人，與他分享有關宗教、政治、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的觀點。有時他的作用就像是信息交流站，他會把朋友的信件複製下來再轉發給他認為會對此感興趣的其他朋友。很多這樣的信件一開始是口述實錄，錄製的地點常常是在機場的候機室裡或地鐵上。裝這些通信的文件夾佔據了他辦公室旁邊的幾十個櫃子。
從某種意義上說，克萊因最終選擇醫學作為他的終身職業是有些令人吃驚的。童年時的他對唾液、嘔吐物或其他生理反應都非常厭惡。他記得自己六七歲的時候，對醫生既感到著迷，又感到害怕。然而高中畢業後，醫學看起來是唯一可以從事的比較現實的職業。他開始了一份令人尊敬的職業，從事這份職業的猶太人不太可能被排擠。直到22歲在病理科進行了一次輪流實習之後，他才開始對實驗室研究所包含的探查工作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快結束了。在之前受到政府保護的中歐國家中，猶太人的命運變得越來越危險，因為當局政府在納粹的壓力下屈服了。克萊因在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公會（Jewish Council）工作，是其中一位成員的秘書。他聽到人們在悄悄談論一些不祥的消息，關於德軍在其侵佔的地區實施的暴行。然而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些令人髮指的故事是真實的，特別是那些在布達佩斯被同化的猶太中產階級。
匈牙利政府盡可能長時間地保護猶太人，但1944年3月19日，德軍佔領了這個國家，建立起法西斯的政權。該政權開始協助法西斯驅逐猶太人。不久之後，克萊因讀到了一份地下流傳的手稿，其中包括弗爾巴（Vrba）和韋茨勒（Wetzler）的敘述，他們是最先從奧斯威辛集中營逃脫的兩名猶太囚犯。敘述很可怕，以一種客觀的、不帶情感的方式描述了死亡工廠中的細節。這份報告堅定了克萊因盡快逃離的決心。因得知真相而感到興奮始終是他的知性生活的顯著特點，無論真相有多麼令人難過。
1944年10月，「箭十字軍」（匈牙利法西斯主義者）升級了他們的恐怖行為。11月克萊因被運送到集中營，但他逃脫了並且取得了偽造文件。他躲藏起來，直到1945年1月10日蘇聯軍隊來到這裡。擺脫納粹的恐怖之後，他決定盡快開始攻讀醫學院。布達佩斯大學此時仍是一片廢墟，他和一些朋友步行到了位於國家另一端的塞格德。那裡的大學相對來說比較完好，而且可以開始上課了。
當布達佩斯大學剛剛恢復，克萊因就返回了首都，繼續攻讀醫學，並開始研究組織學和病理學。1947年發生了兩起重大的事件。他遇到了伊娃，他的同學，他們相愛了。幾乎馬上他又被邀請和一群學生一起去瑞典參觀。鑒於戰爭後的匈牙利依然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因此這樣一個機會很難得，只是克萊因對即將離開注定要娶的姑娘感到很遺憾，哪怕僅僅是短期的出國旅行。
瑞典之旅成為了克萊因生命的轉折點。他在布達佩斯的研究經驗雖然很少，但碰巧符合卡佩森（Caspersson）的需要。卡佩森是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細胞研究系的主任，他為克萊因提供了一份實驗室的工作。克萊因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感受：
我仍能感覺到那種欣喜若狂與巨大焦慮混雜的情緒。我的狀況看起來完全沒有希望。我幾乎一無所知。我的醫學研究只進行了一半，離拿到醫學博士還很遠。我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在暑假裡只認識了8天的女孩，而她位於愈發森嚴的政治屏障的另一邊。我完全不會瑞典語。不過我仍決定放棄更舒適的選擇，不再繼續在匈牙利的研究。
開始新工作之前，克萊因回到布達佩斯待了幾天，他和伊娃秘密結婚了。與此同時，匈牙利與西方國家之間形成了鐵幕，進入了新的恐怖時期。幸運的是，幾個月後伊娃跟隨克萊因來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那裡他們完成了醫學學習。47年後，他們依然在研究中互相合作，並追求著各自的事業以及完美的婚姻生活。
由於見證了歐洲歷史上最悲慘的時期，克萊因成為一個愉快的悲觀主義者。他是積極展望未來的無神論者，即使確信生命根本沒有意義，他也能感受到快樂。他的目標不是懸壺濟世，不是建立起科學王國或者獲得成功。他把心流看成是移動的生命力量。重要的是不要感到厭倦，不要讓親近的人失望。「每當我集中精力的時候，我就很快樂，」他說，「『放輕鬆』或者休假的想法讓我很反感。在正式的宴會上，我會變得驚慌失措，必須坐在很無趣的人旁邊。」但是當研究科學問題或從事有挑戰的事情時，克萊因覺得自己就像「歡快的小鹿跑過草地」。
▲傲慢與謙遜的共同作用
在瑞典一開始的那些年對克萊因來說並不容易。他不得不在很大的競爭壓力中學習一門新語言，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開始，實驗室技術員一個冰冷的問候就能讓他一天都過得很糟糕。他與資深的科學家們一起工作。這些科學家既無趣又冷漠。有一段時間他以為科學研究可能就是一個圈套，會把人引向冷漠的生活。不過幾年後他遇到了給他鼓勵與支持的導師。
從這個角度來看，訪問費城附近的癌症研究所（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特別令人難忘。美國的科學環境比歐洲的友好很多，也更平等。儘管他當時很年輕，而且缺乏經驗，但幾乎受到了和資深研究員同樣的待遇。對癌症研究所老闆的描述代表了實驗室領導的優秀典範，克萊因也以此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
我的老闆是傑克·舒爾茨（Jack Schultz），一個60多歲、充滿活力的男人。傑克有著無盡的好奇心，對生活充滿了興趣和人文關懷。他對待我就像我是他失散已久、終於找回來的兒子。他經常讓我搭便車，把我從出租房帶到實驗室。我的大多數遺傳學知識來自這些搭車經歷。當我們抵達實驗室時，旅程並沒有結束。傑克的辦公室位於長長的走廊的那一頭。沿著過道一邊走，他會一邊把頭伸進每間實驗室打招呼，或者停下來和遇到的人交談。他會問他們各種各樣的事情，比如孩子的健康狀況、媽媽受傷的腿或者週末的旅行，不過問得最多的還是最近的實驗。人們看到他的時候都會笑逐顏開……傑克看著、聽著、進行解釋、提出新實驗的建議……有時在我們抵達他的辦公室之前，半天過去了，而他的秘書正在辦公室裡絕望地等著他。
在得到學界的接納之後，克萊因丟掉了他的「移民情結」，開始了成就他事業的知識探險。在這個過程中，互相對立的性格的不尋常組合對他很有幫助，這是我們在富有創造力的人身上可以反覆看到的特點。正如克萊因的朋友所說，他是「極其謙虛與近乎傲慢的固執的混合體」。不管是因為他從來不必遵從父親，還是因為他體驗過正式教育的低效，或者是因為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輩們的無知，或者是因為一些更深層的原因，反正克萊因從來不懼怕權威。
有關克萊因工作方式的一個例子體現了他對不同哺乳動物體內的B淋巴細胞發展為腫瘤的洞見。他曾研究過一群非洲孩子，他們尤其容易患上一種被稱為伯基特淋巴瘤的腫瘤。人們相信這種腫瘤是由一種病毒引起的。克萊因和其他研究者發現，這類腫瘤中的97%都包含後來被稱為EB的病毒，但這種病毒本身並不能引發腫瘤，因為大多數攜帶這種病毒的人從來沒有發病。那麼這個拼圖中漏掉了哪一片呢？
此時克萊因開始將各種信息匯總到一起，其中包括細胞生物學、病毒學和免疫學。正是在將那些看似沒有聯繫的觀點聯繫在一起的過程中，他找到了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他發現患有伯基特淋巴瘤的病人有兩條染色體的頂端折斷了，並且改變了位置。為了確定這種相互易位所涉及的基因功能，克萊因進行了長時間的艱苦工作。他推測易位的染色體片段包含著控制生長的基因，它會與高度活躍的免疫球蛋白基因發生聯繫，並被永久地激活，導致細胞不斷分裂，形成腫瘤。
起初無論是從染色體的角度看，還是從更微小的基因角度看，他的假設都被認為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推斷」。然而這個假設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僅僅一年後，世界各地5個不同的實驗室證實了這個洞見，即染色體相互易位在很多癌症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讓兩個不相關的基因非常靠近。
克萊因看到了這個領域的無限遠景，而主要的挑戰在於將來自各個領域的詳細信息整合到一起，這些領域包括基因測序與拼接、「免疫系統千變萬化的預見」以及對細胞病理學的理解，然後將這些信息以理解有機體如何運作的方式進行組合。對細胞內世界的複雜性瞭解得越多，它看起來就會越精彩奇妙。「當你走進去，會發現那是一片叢林，」克萊因說，「那是充滿危險與美麗的叢林。」
無窮無盡的旅程
幾乎沒有人能有幸發現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從而顯著改善人類的健康狀況。有人會想到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和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他們最先使得預防接種疫苗成為抵禦疾病的一種可行療法；有人會想到約翰·斯諾（John Snow），他在1854年發現倫敦霍亂蔓延的原因是百老匯街的抽水機被污水污染了，由此建立起細菌與飲用水的關係；有人會想起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他發現了避免生產感染造成母親死亡的方法；有人會想起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他發現的青黴素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沒有什麼能比給人類帶來巨大福祉的知識更能給予人滿足感。
喬納斯·索爾克就屬於這樣的幸運精英。還是醫學院的學生時，他加入了匹茲堡大學一個研究脊髓灰質炎的研究小組。在那時，脊髓灰質炎每年都會毀掉數萬名兒童的生活。每年夏天，當發病率達到高峰時，媽媽們不敢送孩子參加夏令營，不敢帶他們去看電影，甚至不敢帶他們去任何可能被傳染的地方。
在實驗室中識別出病毒不同的病毒株後，索爾克最先在猴子身上，之後在人類身上證明，注射滅活的病毒能夠形成抗體，從而預防疾病。被稱為索爾克氏疫苗的廣泛應用幾乎徹底消滅了這種讓每個美國人的生活都蒙上陰影的疾病。
這一突破讓索爾克成了科學名人。基金會和個人捐助者競相為他的下一個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然而，依然對繼續實驗室研究感興趣的索爾克有更高的目標。他現在的目標是，理解從無機物形式到生物生命，最終到超生物觀念領域的漫長進化之旅。要實現這種整合，就必須將代表各個人類知識分支的研究者彙集起來。因此他計劃利用自己巨大的聲譽和強大的資金支持建立一個新的跨學科中心，一個「創造力的熔爐」。在這裡不同派別的科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可以激發彼此的思維。它將成為一個美麗的空間，重建我們這個時代的智慧輝煌，就像歌德的魏瑪、美第奇宮廷和柏拉圖學院。1960年，他與富於夢想的建築師路易斯·卡恩（Louis Kahn）合作，一起建造起索爾克研究院的宏偉建築。它位於加州南部的拉荷亞（La Jolla），在遠眺太平洋的一片樹林中，它沿襲了古代希臘廟宇的風格。正是在這些建築裡，索爾克的夢想將被實現。
然而大量歷史證據顯示，即使是博愛的廣施恩惠的人也不能免於攪亂日常生活的熵。巴斯德不得不與反對他使用狂犬病疫苗的強烈批評做鬥爭；當醫學界的所有同事都嘲笑塞麥爾維斯正確但太超前的觀點時，他不得不承受著極其嚴重的精神崩潰。索爾克的第二份事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障礙，這或許並不令人奇怪。為了建立研究院的科學憑證，創建者一開始僱用了一些傳統的生物學家來運營實驗室。由於索爾克想擁有一個走民主路線的機構，因此他將大多數權力讓與了年輕的同事。不幸的是，當到了將實驗室轉化為他夢想中的中心的時候，索爾克發現傳統的科學家對他的新穎願景沒有產生共鳴。他的同事更願意將研究院所有的資源都投入更安全、更傳統的生物學研究。將天文學家、物理學家納入到嚴肅的探討中，這對他們來說簡直是自我放縱，更不要說納入音樂家和哲學家了。接下來的衝突沿著經典神話故事的脈絡發展了下去：創始人被他的僱用者廢黜了。索爾克保留了一間辦公室和名義上的地位，但無法實施有可能使研究院拔得頭籌的想法。
富有創造力的人具有很強的復原力，索爾克沒有讓失敗阻礙他前進的腳步。在一些著作中，他表達了有關進化連續性的想法。他認為在從遙遠的過去到未來的進化中，如果我們希望作為一個物種生存下來，就必須遵循這種連續性。身為一些很有權勢的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他對研究及慈善發揮著影響力。當艾滋病突然出現時，他再次捲起袖子，回到實驗室，希望通過免疫學的手段找到預防這種疾病的方法。但是無論在董事會的會議室中，還是在實驗室裡，70多歲的索爾克都遵循著年輕時的理想，那就是減少人類的痛苦，成為「一個好祖先」，這是他的一本書的書名。
▲讓不可見的變得可見
索爾克一生努力的方向是去看到隱藏的事物，並讓其他人也看到。在最顯而易見的層面上，它包括揭示導致脊髓灰質炎的病變過程；在不太明顯的層面上，這種努力包括他嘗試將非常不同的領域的人們匯聚起來，目的依然是通過交流讓不可見的變得可以被看見。這些交流能夠引發單一的個人無法想到的新觀點，它們只能是互動的結果。以下是他對後來這種創造力形式的描述：
我發現，當兩套思維互相作用而產生創造力時，那種創造力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令人激動。我能看到它以集體心智的形式被實現。他們是一群思維開放、富有創造力、能夠提出更有趣、更複雜觀點的個體。所有這些讓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那就是我們可以引導這個過程，事實上它也是進化過程的一部分。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觀念與在時間進程中出現的基因具有相同重要的意義。在我看來，這些觀念之於超生物學的進化就像基因之於生物進化一樣重要。
為了產生那種創造力，個體間的關係必須是和諧的。他們有些想法類似，同時這些想法要具有開放性、接納性，要有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態度。其中存在著相互的肯定，是差異間的調和。當你提出新願景或新觀念時，它們又會存在差異。
任何對話，就像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對話，都具有那樣的性質。它會讓彼此吐露心聲，引出思維中最好或最有創造力的一面，讓思維運轉起來。在這種互動中，每個人都在幫助其他人看到他們所看到的。當今世界需要這種對話來調和差異、解決衝突，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信仰體系代表什麼，以及如何調和信仰與知識。
▲科學的人性面
索爾克在被過度保護中長大成人，他媽媽很強勢、很專橫。她是不懂什麼英文的移民，但是她會陪孩子度過很多時間，並對他們有很高期望。「無論我們做什麼從來都是不夠好，」索爾克沉思著說。童年是一段「甜蜜的逆境」期，他被限制了自由，而且背負著很高的期望。諸如「自助者天助之」「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或者「有志者事竟成」等古代諺語所蘊含的民間智慧也是童年經常迴響在他耳旁的話。以至於索爾克現在依然傾向於用格言警句來進行思考。就像許多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在某些方面他認為自己不像一個成熟的成年人：「我現在66歲了，但仍覺得自己是個孩子，似乎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早年生活對他的另一個有力影響是猶太人的聖經傳統，以及對戰勝各種逆境生存下來的許多祖先的模糊意識。他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看到士兵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回來。那是1918年的休戰紀念日遊行，當時他只有4歲，很想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這些經歷令索爾克對人類的苦難變得特別敏感，並且具有很強的責任感。10歲時他想成為一名律師，這樣就有機會入選國會，制定公正的法律。他之所以打消這些計劃，一部分是因為他媽媽懷疑他在辯論中無法獲勝。甚至後來當他決定從事醫學事業的時候，他的初衷也不是成為一次只看一個病人的內科醫生，而是想將科學引入醫學領域，「使它對人類具有更大的價值」。
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我覺得自己一生都是這樣。別人說我有承擔責任的能力，能夠負責任地做事，即使困難重重，即使那是不受歡迎的，只要對我來說它是重要的。我知道他們說的沒錯。
我認為我們正在談論的很多特點是天生的，但也會受到環境的激發。在我的一生中，我感知到戰爭、疾病、痛苦和人類的問題。我想用畢生的精力把世界變成更美好的家園，大幅改善現在以及未來的人類社會。
責任感以及對苦難的敏感幫助索爾克避免了許多科學家會屈從的機械化：
我把自己看成是藝術家中的科學家、科學家中的人類學家，以及人類學家中的科學家。我想我的目標與那些對科學本身感興趣的人不同。可以說我之所以對科學感興趣，是因為它與人類境況息息相關。我試著理解人性的自然一面，並為它服務。因此我有一個目標，從某種內在的意義看，它是一個人類學家的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創建這個地方，設置科學家可以在其中工作的理想環境。我希望他們這樣可以更有創造力。
▲意義的模式
索爾克總是會看到新的可能性，這使他與那些對當下有清楚的認識，而無視未來的人產生了矛盾。「真該死，索爾克，」他的一位導師過去常說，「為什麼你總要以和別人不同的方式去做事？」作為一名學醫的學生，他總是質疑老師的正統觀點。像典型的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他總會看到沒有穿衣服的國王，而其他人則在讚美國王華美的盛裝。在索爾克讀醫學院的第二年，關於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基本想法就已經出現了：
在某節課上，老師告訴我們可以通過經過化學處理的毒素或類毒素來獲得對破傷風的免疫力。在另一節課上，老師又告訴我們，要對病毒性疾病免疫，你不能使用經過化學處理的病毒或非傳染性的病毒，你只能讓自己被感染上。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覺得兩種說法可能都不對。我問為什麼情況會是那樣。我猜老師能給出的理由不會有說服力。兩三年後，我得到了研究流感病毒的機會。於是我決定看看老師的說法對流感病毒是不是正確。我沒有用化學處理，而是用紫外線對病毒進行了滅活並發現這種方法能夠使人對流感病毒免疫。由此就開始證明，一個人可以殺死病毒，使它沒有傳染性，並可以將傳染性與抗原性分離，或者將抗原性與免疫能力分離。那最終導致人們研製出了流感疫苗，如今它正在被廣泛使用。
後來當我有機會研究脊髓灰質炎時，它只是喚起了我相同的想法，於是我也嘗試那樣做，結果事實證明它是成功的。從那以後，所有涉及病毒的遺傳工程及其他項目都延續的是這個原理。所以說我比較願意尋找模式。我識別出被整合在一起的模式，並看到其中的意義。它是對我在模式中看到的意義的解釋。
儘管很成功，但索爾克在他嘗試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不斷遭遇障礙，無論是癌症研究、自體免疫疾病的研究，還是對多種硬化症的研究。這些研究使他與各種官僚機構、與他觀點相左的同行產生了衝突。「這只是一個堅持不懈並佔領優勢的問題，還要找到方法繞過障礙。」
索爾克最棒的想法通常在夜晚來臨。半夜他突然醒來，在花5分鐘讓前一天思考的問題變得形象化之後，他開始「看到聯繫的展開，就像詩歌、繪畫、故事或概念開始形成」。有時當這類觀點的聯繫開始出現在頭腦中時，索爾克會感到一種明顯的生理反應。這種反應告訴他，他的右側大腦變得活躍起來了。此刻他或者進入深深的睡眠狀態，或者坐在床上，打開燈，把想法寫下來。這大約要用45分鐘到一個小時。通過這種方式，他「在過去幾年裡，為現在開始的事情積累了數量可觀的素材，試圖從中理解或看到以這種方式顯現出來的主題」。
認真地對待夢想和預感，在其他人視為無意義的混亂中識別出有意義的模式，是富有創造力的人區別於其他同樣很有能力的同事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認真地對待夢想和預感，在其他人視為無意義的混亂中識別出有意義的模式，是富有創造力的人區別於其他同樣很有能力的同事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當然，只有當一個人已經內化了領域的規則之後，思維的流暢性才能引發創造力。否則很可能夢想到早晨時就會消散掉。如果不堅持勸說其他人，讓他們相信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如果沒有一些好運，那麼最初的想法也沒有什麼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索爾克曾經有幸具備了所有恰當的條件。
殊途同歸
這些生物學家，比如威爾遜、克萊因和索爾克的生活非常不同，卻都以不同方式對領域做出了貢獻。然而，他們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一些是各個學科中富有創造力的人所共有的。
在這三位生物學家的記憶中，童年在某些方面是不幸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其中一位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另外兩位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從來沒有提及自己的父親。不過三個人都記得母親很強硬、要求很高，或者他們在情感上很依賴母親。每個人在早年都感到了信仰以及傳統價值觀的支持作用，無論是美國南部的傳統還是猶太教的傳統。沒有一個人是特別聰明的學生，事實上，學校沒有給他們留下美好的記憶。對威爾遜和克萊因來說，青春期時最好的學習經歷發生在同伴群體中以及男童子軍中。
與我們所瞭解的富有創造力的人情況一樣，這三個人表現出我們預料之中的複雜性。他們既是無私的，也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既渴望合作，也堅持擁有控制力；他們把自己稱為工作狂，在遇到挫敗時，極其不屈不撓；他們都敢於冒險，藐視各自領域中的信條。與此同時，他們都不滿足於停留在自己專業界限內，分別在藝術、音樂及文學領域內感受多種多樣的體驗。
事實上，雖然這三位生物學家的職業起點是某一個狹窄領域中的專家（研究螞蟻、癌細胞的生長、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控制），但在60多歲的時候，他們都認為自己本質上是綜合體。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與其他領域聯繫起來，或者與進化過程本身聯繫起來。然而，他們實現這種綜合的方式非常不同。儘管他們都關注各自領域之外的發展，並試圖將自己的工作與其他學科聯繫起來，但索爾克的做法類似於在藝術和科學這兩個大相逕庭的學科間進行跳躍；威爾遜試圖實現特定生物學過程與文化過程的準確「共線」；而克萊因試圖將各自獨立的生物學知識聯繫起來，比如病毒學、遺傳學和腫瘤學。
他們的職業生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威爾遜說他6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將成為一位博物學家；克萊因從事了醫學工作，在他開始對細胞病理學感興趣的時候，他已經22歲了；索爾克的一個理想是幫助他人，成為內科醫生是其次的選擇。在他們三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朋友和導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這些關係的種類及發生的時間大相逕庭。
到目前為止，這些結論也適用於其他領域富有創造力的個體。那麼生物學領域的創造力就沒有什麼獨特的成分嗎？如果這三個人成為了作家、律師、物理學家或音樂家，他們也會這麼有創造力嗎？或者他們是否具有某種特點，使他們容易被某個領域所吸引？
我很難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不過這三位生物學家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點在其他職業中較少出現。他們反覆提到，他們對他人以及廣義的生命世界懷有強烈的責任感。當然，對他人的關懷可能是當了多年生命科學家的結果，而不是他們進入這一行的原因。不過索爾克說過，在4歲的時候，他就對從戰爭中回來的美國軍人感到難過。克萊因最近拜訪了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s）山腳的村舍。還是個孩子時，他和媽媽住在那裡。當走在門廊上的時候，他感到一陣無法抑制的焦慮。6歲的時候，當他躡手躡腳走過同一個門廊的時候，也會有這種焦慮。想到在屋裡午睡的媽媽可能會被吵醒，他就會僵在那裡。這只是一連串事件中的一個，這些事件讓他感到其他人的幸福要仰賴他。也許這種內疚以及承擔著讓每一個人都幸福的責任，是使年輕人傾向於選擇生命科學作為職業的經歷之一。
不過也存在著毋庸置疑的其他原因。他們都非常享受探索新的知識領域所帶來的興奮感；他們都將自己的工作與偵探或探險家的工作進行比較。威爾遜將自己的工作描述為「躲避子彈」；在談及自己的研究時，克萊因形容它為在很滑的路面上開大卡車。毫無疑問，生物學領域為嘗試擴展領域邊界的人提供了體驗心流的機會。也許正是對生命世界的悲憫與偏愛冒險的組合引發了他們對生命科學領域富有創造力的投入。
創新者小傳
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1929— ），男，美國生物學家、教師。曾榮獲國家科學獎章、瑞典皇家科學院克拉福德獎、世界自然基金會金質獎章、非小說類普利策獎。他的著作包括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On Human Nature、The Ants等。
喬治·克萊因（George Klein，1925— ），男，瑞典生物學家、作家（出生於匈牙利），曾榮獲法國癌症研究學會的Prix Griffuel獎、以色列理工學院的哈維獎（Harvey Prize）。他的作品包括Pieta。
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1914—1995），男，美國生物學家、哲學家、作家。曾榮獲國會金章（Congressional Gold Medal）和總統自由獎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他第一個成功研製出抗脊髓灰質炎疫苗，發表了許多科學論文，他的著作包括The Survival of the Wisest、Anatomy of Reality等。
[1] 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出自俄國歷史的一個典故，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將金為了使女皇對他領地的富足有良好印象，在女皇必經的路旁建起一批豪華的假村莊。波將金村現在用來嘲弄那些看上去堂皇實際卻空洞無物的事物。——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