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領域
寫作是一種人格分裂的過程。你是一個感性的人，這在某種程度上讓你才思泉湧；同時你也是一個理性的人，它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詞句。
德國女詩人希爾德·多明
Hilde Domin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我們將更細緻地探討特定領域中的創造力。正如第4章所示，雖然不同的創造力過程有著非常重要的共同點，但為了查看其中具體的情況，我們必須單獨探究每個領域。從非常抽像的層面看，物理學與詩歌中產生的創造力很相似，但其中也隱藏著許多有趣的東西。因此本章以及接下來的兩章會呈現某個領域中的一些案例，從而更詳細地理解在文化變革的創造中都包含著什麼。
首先我們來簡要分析一下5位作家（3位詩人和2位小說家）的目標和工作方法。從作家開始探究很合理，因為在所有的文化領域中，文學可能是當今世界最容易理解的領域。要讓外行（我也屬於此列）理解理論物理學家是如何工作的可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我們都閱讀故事，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寫作，因此專業作家的技藝並不深奧。
即使在多少比較同質的文學領域中，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僅小說家與詩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而且在每個子領域中，就各種細節而言，也存在著數不清的差異。例如，在長期延續的詩歌傳統中，詩人汲取的是哪一部分；作家採用的是經典模式還是實驗主義模式；他們偏愛什麼流派，等等。儘管在最細緻的分析中，每位作家都是獨特的，但5個概括的分析卻提供了文學創造所涉及的共同內容。在查看案例之前，思考一個綜合性的問題也許會有所幫助，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對文學感興趣。
世界上最古老的符號系統是那些圍繞語言內容和規則組織起來的系統。第一個講述真實的或想像出來的事件的故事，以及祖先們的神話及篝火邊的故事，大大拓展了人類體驗的範圍。詩歌的韻律和節奏創造了一種有序的模式。對於幾乎不瞭解大自然神秘莫測的秩序的人們來說，詩歌一定被認為是神奇而非凡的。當發現寫作能夠在脆弱的大腦之外保存記憶時，文字的領域開始成為人類進行表達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也成為人類最感到驕傲的方面之一。也許只有繪畫、舞蹈和音樂是同文字一樣古老的領域，而技術和算術可能是同時出現的。
如果沒有故事和書籍，我們的所知只會局限於自己發生的事情或者我們認識的人所發生的事情。有了書籍之後，我們可以參與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埃及之旅，或者和路易斯（Lewis）、克拉克（Clark）一起完成抵達太平洋的史無前例的旅程，或者想像幾百年後前往我們星系之外的地方生活會是什麼樣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字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在記錄真實的或想像的事件的過程中，作家通過給短暫的體驗流的不同方面命名，在語言中讓它們變得更持久，從而阻止了它們的消失。在閱讀及背誦文章中的句子或段落時，我們能回味它們的形象和意義，從而能夠更準確地理解我們的感受和想法。稍縱即逝的想法和情感被文字轉化為了具體有形的想法和情感。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學創造了我們本來無法感受到的體驗，它們將我們的生活提升到了更複雜的層面。
文學不是通過簡單地呈現信息來達到效果。它們的效果存在於形式上的特性，比如語句的音樂性、想像力的鮮明生動。當被問及直覺和才智哪一個更重要的時候，科學家傾向於說：「當既有直覺又有才智的時候，效果會最好。」作家馬德琳·恩格爾（Madeleine L』Engle）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你的直覺和才智應該彼此配合……就像做愛，那樣效果才會最好。」兩個回答的內涵都是相同的，但哪一個效果更好呢？想像直覺和才智在一起做愛可能更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思考思維的辯證過程中包含著什麼。這也是更準確的描述，因為它讓我們注意到才智與直覺相互融合，那不是乾巴巴的功能性連接，而是類似於愛戀的關係。因此對於作家來說，文字的選擇、形象與故事的構建就像信息的內容本身一樣重要。
很多作家覺得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挑戰，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園丁，他們的任務就是不斷「培育」出新的主意。
有人說所有的故事都被講完了，再也沒有故事可講了。作家的工作最多就是舊瓶裝新酒，以一種新的方式來重新講述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情感狀態。然而很多作家覺得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挑戰，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園丁，他們的任務就是不斷「培育」出新的主意。假設一種鮮花每年春天開放，如果園丁懈怠了，那麼花園裡就會長滿野草。
本章記述的作家都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很熱愛自己的職業。他們對自己的領域具有近乎宗教般的尊重，相信聖約翰的福音「太初有道」。同時他們也知道，文字的力量在於他們如何使用，因此他們非常享受擺弄文字的樂趣，擴展它們的意義，用新穎的方式連接不同的詞彙，不斷打磨文字，直到它們熠熠生輝。雖然他們在和文字玩耍，但同時也會非常認真。他們全身心投入到想像世界的創造中，對他們來說，這個世界和他們所生活的物質世界一樣重要。如果沒有他們創造出來的符號避難所，「真實」世界就不會那麼有趣。所有作家都覺得正是寫作給予了他們同一性，如果不能寫作了，那麼他們的生活會失去意義。與此同時，5位作家的目標和方法卻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作家覺得自己有一個要傳達的中心思想；有的作家傾向於對體驗做出更多的回應；有的作家強調傳統；而有的作家很隨性。
成為見證者
在接受我們訪談時，馬克·斯特蘭德正住在鹽湖城，並在猶他大學教書。不過他出生在東部，最近他和家人回到那裡居住了。斯特蘭德因為他的詩作而獲得了很多榮譽，其中包括獲得美國「桂冠詩人」的稱號。像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他沒有太看重自己。當我們問他在這個人生階段，他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是什麼時，他答道：「有時是訓練小狗不要在屋里拉便便，有時是設法把一些工作做完。」
斯特蘭德沒有自命不凡的詩歌理論，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重視自己的職業。事實上，他對詩歌的看法像其他人一樣嚴肅認真。他的寫作題材來源於死亡的現狀：出生、愛與死亡就像是被嫁接在他的詩句上。為了賦予這些永恆的主題一些新意，他必須進行大量的觀察、閱讀和思考。斯特蘭德認為自己的主要能力是能夠注意到生活的質感與節奏，對多面的、不斷變化而又循環往復的體驗流具有很強的接受能力。說出有新意的東西的秘訣在於有耐心。如果反應太快，那麼這種反應可能流於表面，是一種陳詞濫調。「把你的眼睛和耳朵張開，」他說，「把嘴閉上。保持盡可能長的時間。」然而生命是短暫的，所以耐心對詩人來說是痛苦的：
我認為詩歌需要放慢速度，它需要一遍一遍閱讀同樣的東西，真正去品味它，住在它裡面。不要著急去發現詩歌裡發生了什麼，而是去感受音節之間的摩擦，一個詞如何讓步給另一個詞，感受一個詞與接下來的各個詞之間關係的合理性。
斯特蘭德說他開始寫詩的時候經常腦子裡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想法，促使他開始寫作的只是寫的願望。寫作對於他來說（就像對本章探討的其他人一樣）是一種必需品，就像水對於魚兒或者飛翔對於鳥兒一樣。在寫作過程中，當一個詞引出另一個詞，一個形象讓另一個形象呼之欲出的時候，主題就會呈現出來。這是尋找問題的過程，是所有富有創造力的工作的典型過程，無論是藝術工作還是科學工作：
我會匆匆寫下幾個詞，那是一個開始。這可能發生在我閱讀其他東西的時候。每次的情況都不同，沒有一定的規律。我所做的事情有一個奇妙的方面，那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主意會冒出來，也不知道它來自哪裡。我想這與語言有關。作家是對語言具有更強接受能力的人，我想他們能看到字裡行間的一些東西，這使他們能改變詞句或改善它們以前的呈現方式。
我不知道這些主意是從哪兒來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謎，但還有很多事情也是未解之謎。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做現在做的事，甚至不知道寫作是不是找出解答的一種方法。我想這是不可避免的，你對自己瞭解得越多就會寫得越多，但那不是寫作的目的。我寫作不是為了更瞭解自己，而是因為它給我帶來樂趣。
不過樂趣這種說法似乎低估了斯特蘭德的寫作方式。這是一個永遠沒有終結的過程，幾乎會讓詩人對它過於著迷。「我總會在頭腦的深處進行思考，總有事情在那裡盤旋。我一直在工作，即使那是無意識的，即使在和人們交談或做其他事情的時候。在頭腦深處的某個地方，我在寫作，在仔細斟酌。頭腦的另一部分在檢查我所做的事情。」事實上，斯特蘭德試圖避免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當他太投入地寫作一首詩時可能會發生的某種心理崩潰。在這樣的時刻，為了避免暴跳如雷，他想出了各種儀式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比如玩一會兒紙牌、遛狗、做些「沒有意義的瑣事」或去廚房吃點零食。開車是一種特別有效的喘息機會，它迫使斯特蘭德把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從而減輕了他的思想負擔。中間的休息讓他恢復了精神，能夠以更清醒的頭腦重返工作。
還存在一種相反的危險，那就是寫不出東西。斯特蘭德也曾有這樣的經歷。在搬到猶他州之後，他有好幾個月都寫不出像樣的詩。對於以寫作來定義自己的人來說，寫作障礙不僅僅是麻煩的，更像進入了昏迷狀態。因此當一切進展順利的時候，寫作或許是一種樂趣。但是在寫作盛宴與寫作饑荒之間，這種脆弱的思維流常常會受到威脅。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通過寫詩來實現基本的富裕也是不可能的。但斯特蘭德沒有抱怨其中的艱難。他覺得能夠做自己熱愛的事情就是一種特別的恩典，因此對那些抱怨自己的生活多麼艱難的藝術家很不能忍受。他沒有受害者的牢騷，接受我們訪談的所有人都沒有發牢騷。
在第5章中，我引用了斯特蘭德對完全沉浸在寫作流中的描述，但這種狀態不能保持很長時間：「我從來不可能一整天都保持在那種思維框架中。它來了又走了。如果工作狀態很好，它就在那裡。我會處在恍惚之中，我和周圍的一切都斷開了。我正在創造一個自己的空間，一種我可以在裡面工作的精神空間。」
他的注意力集中起來，然後放鬆；注意力的焦點一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正是這種動態的視角改變使得好作品被創作了出來。
斯特蘭德的工作方式似乎在高度專注於評價與保持輕鬆的、非評判性的開放體驗之間不斷進行著交替。他的注意力集中起來，然後放鬆；注意力的焦點一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就像心臟的收縮與舒張。正是這種動態的視角改變使得好作品被創作了出來。如果沒有開放性，詩人可能會錯失重要的體驗。但是一旦體驗被記錄在意識中，他便需要用專注的、挑剔的方法來將它轉化為生動的語言形象。這種語言形象能將詩的本質傳遞給讀者。
雖然對詩歌很著迷，但斯特蘭德意識到自己不能以這種專注的狀態工作比現在更長的時間，也就是一天工作不能超過幾個小時。另外，寫作事業只有在更廣闊、更世俗的現實背景中才有意義。一些藝術家對自己的創作太投入了，他們對原始的體驗失去了興趣，但斯特蘭德歡迎尋常的生活，他喜歡在院子裡閒逛，和家人一起進餐，去遠足，做演講，甚至去購物。
這些活動讓我脫離我自己。詩歌也讓你重新做回你自己。在做平常的事情時你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你不會去關注自己正在創作的東西，那是完全由你塑造的東西。你和其他人一起參與了這些冒險，那很有趣。和妻子、兒子及同事一起做事情很有趣，拜訪他人也是有趣的。
馬克·斯特蘭德能夠坦然面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家庭、工作，甚至他的狗都令他感到舒服自在。他知道他擅長自己的職業，這體現在他引人注目而準確的語言中。通過見證生活，他學會了這種語言。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沒有任何跡象可以預測他未來的事業。他的父母努力爭取舒適的中產階級地位，他們鼓勵自己的兒子擁有很好的表達能力、閱讀能力，希望他廣見博聞，但是對於斯特蘭德成為一位詩人則完全不在他們的計劃之中。他們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這樣的職業可能永遠也無法實現財務上的富足。事實上，到45歲時，一些人已經開始考慮退休了，而斯特蘭德仍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不想要穩定的工作。我知道其他人比我過得好。我有意選擇不去上大學，不在大學裡證明我自己，因為我想我會在課堂上睡著的。我需要某種實際存在的挑戰，以保持思維的機警、活躍和敏感，至少足以讓我寫詩。但是生活在紐約，到處湊錢，打各種零工，乘車上下班，進行太多的閱讀等諸如此類的事情是具有破壞性的。它破壞了我的專注，於是我們必須離開。
斯特蘭德搬到了猶他州，在那裡經歷了一場可怕的「詩歌乾旱」後，他的詩句開始再次流淌出來。耐心地觀察和聆聽周圍的事件，在充滿熱情地投入寫作與對嘲諷的不屑一顧之間，他已經找到了最適合他的意識偏好的模式，成為一個不裝腔作勢、非常準確地記錄生活的詩人。
以文字為庇護所
在接受訪談的所有作家中，只有希爾德·多明最把文學看做是現實的替代物，是躲避生活中殘酷一面的庇護所。70多歲的時候，她在德國文學界獲得了很高的地位。她的詩讀者面很廣，而且還被收入了官方的高中教材。她獲得一些享有盛名的獎項，被邀請參加了許多文學評判委員會。但她的生活中充滿了艱難與不幸，如果不能用詩句有序的韻律表達自己所遭遇的混亂，那麼她能否活這麼久是值得懷疑的。
多明一開始在德國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讀法律，與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和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一起上課。在上大學時她愛上了一位教授，一位著名的古典學者。很快，希特勒在德國掌握了權力，多明是猶太人，他們倆開始了持續近30年的流亡之旅。一開始他們去了羅馬，多明的丈夫在那裡有很多同事。但是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猶太人也很容易受到迫害，於是他們去了西班牙，然後又去了多明尼加共和國，最後他們來到了美國。幸虧她丈夫的人脈和名氣，他們沒有遭遇到物質上的艱難，但精神上的痛苦也是很難承受的。他們不得不依靠朋友的幫助，經常無法參加社交活動，不得不學習新語言和新技能，總會擔心留下來的家人和朋友的命運。這造成了她長期的一種心理錯位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明和丈夫返回德國，最後她的丈夫在大學裡謀得了教職，教授的是西班牙藝術。在流亡之前，他是這個研究領域中的先驅。在那時多明給丈夫幫忙，做些類似秘書、翻譯和編輯的工作。1951年，她開始寫詩。以下是她對自己如何開始這份事業的描述：「一天晚上，我開始寫詩。我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沒有想法，但我開始寫了。它就這樣發生在我身上。就像墜入情網，或者像被汽車撞到。就這樣發生了。」促成她寫詩的因素是媽媽的去世，這讓她充滿了幻滅感。在她與丈夫的共同生活中，雖然一直得到丈夫的保護，但這次危機還是讓她感到孤獨而無助。「這就是為什麼我突然……投入了語言。」
進入符號世界後，作家便可以逃避無法承受的現實。當把痛苦的體驗轉化為文字時，詩人就卸掉了一些負擔：
我猜想情感變得充實了。你知道自己的內在是什麼，現在你能看著它了。你是不是會說這是一種催化劑？是的，我想是這樣。你從情感中暫時解脫出來。下一位讀者會接替作者的位置，不是這樣嗎？如果他與作品產生了共鳴，那麼將輪到他成為作者。然後他也會得到解脫，就像作者一樣。情感也許不會完全一樣，但你可以說，它們以某種方式產生了和諧的共鳴。
多明的文字技巧並不是在早期或突然顯現出來的。在最初學習了希臘語和拉丁語之後，她開始對語言產生興趣，後來又學習了意大利語、法語、英語和西班牙語。在學習這些不同的語言時，有一個現象讓她很著迷，那就是同一個詞在一種語言中具有一系列的含義，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又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還有就是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更能準確地表達某些情感。她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特別鍾愛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以及歌德的作品。通過幫助丈夫翻譯西班牙詩人的一些經典作品，她學習了一些語言技巧。在所有這些語言中，她覺得最吸引她的是德語，她的母語，她無法生活在不說這種語言的地方。她重新回到德國，在那裡她的親人被殺害了。「在語言中尋求庇護是很正常的，」她說，「就像音樂家在音樂中找到庇護，或者畫家在色彩中找到庇護一樣。」
▲與學界的鬥爭
從她開始寫詩到詩作被發表，經過了6年的時間。那是很艱難的一段日子。她的丈夫曾是她的導師和保護者，但對多明想發表自己的作品，擁有獨立的文學事業的想法卻嗤之以鼻。一開始他支持她的嘗試，後來他變得憤憤不平，用了很多年的時間才接受了多明的名聲比他更響的事實。但是在多明寫出第一首詩時，他便極不情願地承認這是真正的詩作。他的認可增強了多明的決心。更不祥的是來自學界的阻礙，這幾乎讓她失去了繼續寫詩的勇氣。她認為，正因為對周圍發生的許多明爭暗鬥還一無所知，她才有勇氣繼續寫下去：
我那時非常天真。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這樣。我不相信文學陰謀或諸如此類的事情。對我來說，工作就是工作，而且一直是這樣。在那時做女人也是很難的。長得漂亮是一個劣勢，如果你不想成為人們希望你成為的那種女人。不過詩歌本身可以獲得成功。我的詩在沒有任何陰謀的情況下獲得了成功。
像許多作家和畫家一樣，多明在有關藝術家的兩種相反的典型之間搖擺不定，備感折磨。一種是理想化的版本，在這個版本中，無論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什麼障礙，天才都能取得成功；第二種是基於經驗的，它承認嫉妒的、敵對的批評可以讓藝術家銷聲匿跡：
馬拉美（Mallarme）說詩歌就像火箭，它能自己向上升。那也許是對的，但嫉妒有時會讓它停下來。我想「嫉妒」這個詞是恰當的。但是不能這樣說，你知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這也許是不再年輕的一個好處，沒人想和你上床了。
多明對藝術領域中女性特別容易受傷害非常敏感。樣本中沒有一位女性科學家暗示，性利益是她們獲得成功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在藝術家的陳述中，有蛛絲馬跡顯示這種情況並非完全不存在。一部分正是因為此，天真對於藝術領域中的長期成功才會具有很大的幫助。天真的藝術家不會在醞釀陰謀或對付陰謀上浪費時間，這使他們能夠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繪畫或寫作中。當然這只有在天真的藝術家同樣也是幸運的時候才有作用，因為有可能在對發生了什麼或為什麼會如此都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你就被學界徹底毀掉了。
即使是現在，多明的名氣很大，但她仍覺得自己是文學界的局外人。在不得不為文學獎項而評估手稿時，她也會專注於作品的價值，而不去考慮作家的性格和政治背景。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但多明說事實很少如此。「當我做評委的時候，我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因為我看的不是人而是詩作。有些人不是這樣，因此很快評獎委員會裡就不會有我了。」雖然她一直處在權力鬥爭的邊緣，但在幫助年輕作家提高寫作技藝方面投入得很多。每週她都會收到幾十份手稿，它們來自一些雄心勃勃的詩人，向她徵求建議。如果她認為作品不可救藥，便會把它寄回並附上紙條，感謝作者的信任。如果在詩句中看到了潛力，她便會用幾個小時的時間給作者寫改進的建議，建議他簡化，刪掉多餘、鬆弛、不必要的內容。她的詩讀起來像日本俳句，充滿清瘦的骨感。
▲實話實說
多明知道自己的詩是深層情感的催化劑，而且通常是痛苦的情感，比如母親的亡故所帶來的抑鬱。為痛苦的事情找到合適的詞彙來表達便開始了療傷的過程，通過形式和風格，詩人重新獲得了對悲劇性事件的控制。不過要想詩作發揮這樣的作用，就必須絕對真實、毫不退縮地直面現實。多明認為，這種能力是她成為詩人最強有力的條件。「我認為自己是真誠的，那就是為什麼我的詩能夠直抵人心的原因，無論讀者的年齡和社會地位如何。坦誠永遠是動人的，因為很少有人坦率真誠，不是嗎？我不會在文字上繞彎子。」
就像許多被訪談者一樣，多明認為父母功不可沒，她認為媽媽塑造了她的性格：
那是我的本性。我認為它來自我的父母。我的童年非常美好，因為我不需要撒謊。我所受的教育讓我對別人很信任。如果你在很小的時候學會這一點，你就會對此確信無疑，即使後來你遭遇了不好的事情。總的來說，信任產生信任，不是嗎？
我學會了保持沉默，但沒有學會撒謊。這是因為我媽媽。我可以跟她說很多私密的事情。其他小孩不想說我們去了什麼地方，那我會告訴媽媽：「我們去了這兒，去了那兒，但如果其他孩子的媽媽給你打電話，你不要告訴她們。」媽媽總是泰然處之。我想對於孩子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家裡他是否願意敞開心扉，直言不諱。
坦誠對於詩人很重要，其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個是如果意識形態或過度的樂觀影響了自己呈現體驗的方式，那麼詩歌真實的內容就會被玷污。第二個是，詩人必須對自己真誠，不斷評價自己的作品，不能讓一廂情願的想法阻止自己改進作品。「對於每一種藝術來說，你都必須是自己的批評家，」多明說，「如果你真的達到了很高的標準，那麼你必須同時既是作者又是評論作品的人。這是矛盾的，但你必須是矛盾的，否則便無法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富有創造力的人必須拒絕接受學界的智慧，但他們也必須將學界的標準整合到嚴格的自我批評中。為此，他們必須學會實現投入與超脫之間的辯證平衡，任何創造力過程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你必須和自己保持距離。難道你不覺得嗎？你要在非常靠近與隔開一段距離之間變換，始終身處其中又置身其外。你擁有越多的技能與技巧，便越能夠同時既置身其中，又保持一段距離，並且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例如，你刪除一個詞，一開始你把這個詞寫出來，然後再刪掉。當你變得更熟練時，你在寫的時候就把它刪除了。寫作是一種人格分裂的過程。你是一個感性的人，這在某種程度上讓你才思泉湧；同時你也是一個理性的人，它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詞句。
然而當現實太混亂、藝術再也無法帶給它秩序的時候，毫不退縮的坦誠可能是危險的。多明的一些摯友，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猶太作家，因為歐洲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重新抬頭，因而在絕望中自殺了或變得精神錯亂。她也感受到了他們的痛苦，但不準備低頭認輸。她仍希望詩歌能幫助年輕人找到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
如果你真誠地寫詩，真誠地讀詩，那麼你會變成一個獨特的個體，並建立起避免變得循規蹈矩的防禦措施。如果你給年輕人讀詩，這是我經常做的，我會走進校園，甚至走進監獄，我覺得你能讓人們斷了投機取巧的念頭，不再想成為繡花枕頭。始終直面正在發生的事情，不要把目光移開，那是你所能做的。你無法改變世界，但我想你能夠改變一個人，讓一個人決定不去同流合污……
你不應該看自己是否被接受或不被接受，你應該看自己的內心。孔子說，你應該聆聽自己內心無聲的聲音。這就是詩歌的作用。
在詩歌中得到解放
安東尼·赫克特是一位抒情詩人，他的詩發表在許多的詩集、《紐約客》及其他重要的雜誌上。他得到過所有重要的基金會授予的基金，他的作品獲獎無數，包括1968年獲得了普利策獎。赫克特的詩像水晶一樣剔透，優雅得幾近完美，他的詩非常注意形式，可以用維瓦爾第（Vivaldi）的協奏曲來類比他的作品。他經常會使用十四行詩，或者600多年前中世紀時使用的一種抒情詩（canzoni）。這些詩的形式規則很嚴格，甚至連但丁都抱怨，根據這些規則來寫詩，就像在自己身上掛上了鎖鏈，他再也不會以那種風格來寫詩。然而矛盾的是，正是遵守這種要求嚴格的規則，詩歌才能將作家和讀者從原始體驗的混亂感中解放出來。
赫克特童年時的主要興趣一開始是音樂，後來是幾何，這並不是巧合。這兩個領域屬於最有序的符號系統，任何對它們予以關注的人都必須遵循有序的思維和情感模式。赫克特的早年生活非常混亂：他爸爸的企業失敗了三次，每一次他們家不僅因此失去一切，而且還債台高築。家裡的氣氛也非常不平靜，他曾感到不同尋常的焦慮與孤獨。
我的第一個興趣是音樂，完全是因為它很抽像，可以將我與周圍的一團糟隔離開。我熱愛音樂，經常在收音機上聽音樂。我收藏了一些唱片，反覆播放它們，直到爛熟於心。最終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記住詩歌。我真的能記住整支交響曲，知道每種樂器在哪裡進入，在哪裡退出，以及它們各自的特點。我非常專注地聽，雖然不能讀樂譜，但我覺得自己確實非常瞭解這些樂曲。正如我所說，音樂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是獨立的，完全不會被任何事物所污染。雖然還是個小孩，但我會嘲笑那些總是將音樂與某類感傷的事件聯繫起來的人。你知道，「他們在演奏我們的旋律」這種說法對我來說毫無意義。貝多芬的奏鳴曲與任何情感事件都無關，因為我不希望這樣。我希望它是純粹的音樂。
高中時我有一位幾何老師。我的幾何學得特別好，而且成為幾何課的榮譽學生。我非常喜歡幾何，還是因為像音樂一樣，它是抽像的。我想我小時候最喜歡的兩個東西可能就是音樂和數學。
對藝術領域，比如對音樂或詩歌的追求，以及對科學領域，比如對幾何的追求，都不是因為想要實現某種外在的目標（寫一首詩或證明一個原理），而是因為當完全沉浸在其中時，他可以擺脫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威脅與壓力。這是多麼奇妙啊！矛盾的是，正是我們發明出來限制並聚集我們注意力的抽像規則給予了我們自由自在的感覺。
當赫克特上大學，開始學生生活（對於所有人來說，學生生活都是有價值的）的時候，他體驗到了暫時的解放，那更多的是身體上的解放。然而，田園牧歌式的校園生活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他被徵募入伍，在歐洲目睹了步兵團一半的戰友死的死，傷的傷。戰爭的殘酷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他不得不在作品中撫平它們。藝術再一次拯救了他。戰爭結束後，赫克特返回學校，遇到了很好的導師和同事，發現最適合他的是詩歌而不是音樂，而他對詩歌的追求後來發展出了非常成功的事業。
總是有許許多多無謂的紛擾與徒勞無益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寫詩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行為。對我來說，寫詩不像對某些人，比如金斯伯格（Ginsberg）那樣。我這樣說並非不尊重他，而是表示他寫詩的方法與我的完全不同。他是在給自己的思維活動做評注，而我在設法創建一個正式的結構。一旦有了主題，我的工作就是將潛意識中獲得的素材匯聚在一起。
我可以給你舉一個例子。那是寫我們的兒子誕生的一首詩，他出生於1972年，當時正在下暴風雪。1972年時越南戰爭還沒有結束。我不知道這是如何逐漸形成的，我那時正處在半睡半醒的狀態，意識到自己正在思考的事情一定與事件的隨機性有關。如何存在著隨機性，例如在性交與懷孕的過程中存在著隨機性。下雪也存在著隨機性，就像兒子出生那天晚上，雪花會落在哪裡，會堆積多少雪都是隨機的。戰場上士兵的陣亡也是隨機的。我知道如果自己能找到方法將它們寫在一首詩裡，那麼所有這一切會以某種方式合成一個整體。
雖然現在我在談論著觀念，但對我來說，詩歌通常是從詞彙開始的。因此，我經常在黑暗中跳下床想要匆匆寫下來的會是一些具有特定順序的詞。它們將成為未來完成的詩作的核心。我更多地是從詞彙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從其他事情的角度，比如某種觀念。
像所有其他的作家一樣，赫克特通過廣泛的閱讀來學習寫詩。他把詩背下來，直到它們「成為我血脈的一部分」。然後他用若干年的時間以他崇拜的詩人的風格來寫詩，比如約翰·多恩（John Donne）、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艾略特（T.S. Eliot）、約翰·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奧登（W.H. Auden）。在發展出自己的風格之前，吸收前輩的風格是很有必要的。一個人只有沉浸在領域中，才能發現是否還有做出富有創造力的貢獻的空間，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這樣做。
詩歌無論怎樣都是曾經的詩歌，只是新的詩人有意給它增添了一些新發明。但是如果他不知道以前的詩歌是什麼樣的，便無法給它增添新意。你決定成為詩人的唯一原因是你曾讀過詩。在某種直接意義上，詩歌依賴於過去整個的詩歌傳統。一旦你接受了這種觀點，那麼你就必須決定，在以前紛繁的詩歌中，你最感興趣的是什麼。由於有非常多的素材沒人喜歡或沒人在意，因此，始終都有非常多的詩歌可以寫。需要花很長時間你才能獲得某種鑒別力，做出明智、合理的區分，什麼好、什麼不好，什麼已經有人做過了，現在需要做什麼，哪些素材與以往所有的素材都不同，等等。這一切都需要花費時間。
儘管詩歌是強有力的，但它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精通一種符號規則，比如詩歌或物理，並不能保證一個人也能將秩序帶入領域規則以外的事件中。
儘管詩歌是強有力的，但它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精通一種符號規則，比如詩歌或物理，並不能保證一個人也能將秩序帶入領域規則以外的事件中。詩人和物理學家只要在工作，他們也許能舒適地享受職業所帶來的美好秩序。但是當他們回到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對家庭問題、時間壓力、疾病和貧窮時，他們也像其他人一樣脆弱。這就是為什麼在工作中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變得那麼有誘惑力——成為工作狂就會忘記日常生活。發展詩歌技能也沒有解決赫克特的所有問題。他的第一段婚姻在結婚7年後破裂了，在接下來的10年中，他覺得自己在瞎折騰，浪費時間，他為此感到很不快樂。他認為1971年的第二次婚姻讓他回歸了平衡狀態，讓「每一件事情看起來都是值得的」。
令人愉快的責任
馬德琳·恩格爾最出名的是她的兒童故事（成年人對此也同樣有興趣），但她寫過各種各樣的書，在後來的幾十年裡幾乎每年寫一本。她27歲結婚，丈夫是一名演員。在接下來的40年中，丈夫是她「最好的編輯」。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她工作中的靈感，在40歲的時候，隨著《時間的皺紋》（A Wrinkle in Time）的出版，她的事業開始變得很成功。這本書獲得了享有盛名的紐伯瑞獎（Newbery Award）並成為她的「經典三部曲」中的第一本。
恩格爾5歲的時候就開始寫故事了，儘管她還想成為演員和鋼琴家，但她知道寫作會成為自己真正的事業。大學畢業後，她在劇院工作，並開始出版自己的故事。她依然演奏鋼琴，這類似於馬克·斯特蘭德通過開車或做瑣碎的雜務來緩解過度聚集在工作上的精力。恩格爾用音樂來幫助自己清理頭腦，並重新感受理性以外的體驗。
彈奏鋼琴對我來說是一種擺脫阻塞的方法。如果我被阻塞在生活中，或被阻塞在自己所寫的東西中，只要有可能，我便會坐下來彈奏鋼琴。它的作用是打破來自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障礙。意識想佔領主導，拒絕讓潛意識發揮作用，產生直覺。如果我能彈奏鋼琴，那麼它便會打破意識的阻礙，我的直覺將能夠自由地提供想法。因此這不只是一種愛好，還是一種樂趣。
恩格爾早年在學校裡的經歷是令人沮喪的：「在中學時，我有一些糟糕的老師。他們認為，既然我不擅長體育運動，那麼我便不夠聰明。我不為他們學習，在學校裡什麼也不學，直到進入高中。我學到的東西都是在家裡學的。後來上高中時，我遇到了一些好老師，在大學裡又遇到了一些非常優秀的老師。」不過，糟糕的學校經歷以及身體上的不利因素（膝蓋有問題）並不只帶來消極的結果。由於老師和同伴都避開她，恩格爾將童年的很多時間都用來閱讀和思考。如今她覺得，如果當時與同伴能夠快活地交往，具有成功的人際關係，那麼她便不可能寫書。就像我們樣本中的大多數個體一樣，她的創造力最初體現在能夠將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上。後來在高中和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她發現了能給予她支持與幫助的老師。正是在大學的寫作工作室中，她確信自己將以文學作為職業。
從另一方面看，家庭環境從一開始似乎就起支持作用。她的父親是一位派駐國外的通訊記者。他和恩格爾的媽媽結婚比較晚，恩格爾是他們唯一的孩子。他們都很繁忙，既沒有推動她，也沒有阻礙她。他們既沒有批評恩格爾的才能，也沒有過度地讚許她。恩格爾認為，太多的鼓勵和太多的阻攔一樣無益。在她家裡，藝術表達被認為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在她17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在那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母親的無私對她產生了很大影響：
父親去世的時候，媽媽做了一件最棒的事情，我認為那是非同尋常的。我媽媽是南方人，她的家人都認為我應該回家照顧寡居的母親。而媽媽竭盡所能讓我獲得自由，讓我去上大學。她完全不阻攔我，不希望我為了她而放棄自己的工作。因此我能夠在大學畢業後去紐約，開始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會為此感到內疚。我盡量掙錢謀生，寫了我的第一本書，在大學時這本書就已經寫了一半。
恩格爾描述的情況對很多富有創造力的女性來說都很熟悉，但男性對此幾乎沒有什麼瞭解。女性覺得對自己的原生家庭負有責任，並以某種方式擴展到對親戚的責任。樣本中的男性覺得對妻子和孩子負有很大的責任。如果他們不能擔負這份職責，可能會感到萬分內疚。但是他們的責任感通常只局限於丈夫和父親的角色，而女性的責任感常常會包含龐大的親屬網。
▲人文精神的倖存
恩格爾作品的中心主題圍繞著對希望的追求。她的小說，即使讀者對象是孩子，也通常會涉及世界末日的情節，但最後總有一個圓滿的結局，因為主要人物即使在最嚴酷的環境中也沒有放棄希望，他們在逆境中學會了仁慈與寬恕。就像路易斯（C.S. Lewis）或托爾金（J.R.R. Tolkien）的故事一樣，他們都認為強大的邪惡力量總是想把世界變得混亂一團，而純真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是因為它拒絕採取簡單省事的解決方法，即使在它很方便使用暴力的時候，也不會那樣做。恩格爾覺得，在媒體無法對現實作出有意義的理解時，提醒讀者當今存在的這些嚴酷的現實尤其重要。
電視廣告對生活應該什麼樣提供了如此奇怪的觀點，很多人卻信以為真。
電視廣告對生活應該什麼樣提供了如此奇怪的觀點，很多人卻信以為真。不是只要你買對了商品，生活就會簡單舒適，不會再出現任何問題；也不是如果你買了合適的保險，就萬事大吉了。那不是生活真實的面貌。可怕的事情會發生。我們正是從這些事情中學習人類不可思議的複雜。去年冬天我讀了一本名叫《擁有自己的影子》（Owning Your Own Shadow）的書，作者是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他的理論之一是陽光越亮，影子就越黑。這通常是真的。
在恩格爾的寫作過程中，她最初感受到的是寫作的樂趣，繼而是對自己作品的責任感。她知道自己的書會影響很多讀者，所以她很在意不要傳遞有害的信息。即使當書中的人物遭受苦難，似乎山窮水盡時，她仍相信：「你必須讓他們得以解脫，擁有某種希望。我不喜歡絕望的書。這類書會讓你想，『啊，生活毫無價值』。我希望讓他們認為，這種努力雖然很困難，但它是值得的，最後會苦盡甘來。」
儘管黑暗侵襲，但總會有一線光明。這不只是恩格爾寫作時的修辭手法，也是她對現實生活的態度和信念。
哦，與30年前相比，我現在對世界少了一些理想主義。整個20世紀都是艱難的，但最後30年從很多方面來看尤其糟糕。如果30年前我收聽6點鐘的新聞，那麼我不會相信它。戰爭遍佈整個地球。而另一方面，南非有了一位黑人總統。即使可怕的事情發生的時候，也會發生美好的事情。30年前我們不相信蘇聯會解體。它就像天氣，是不可預測的。令人吃驚的是，儘管發生了所有這些事情，但人文精神依然倖存了下來，而且很強大。
▲宇宙萬物是相互關聯的
如果說恩格爾的中心主題之一是人文精神的倖存的話，那麼她的另一個中心主題就是作用與反作用、宇宙層面與微觀層面的事件之間的相互聯繫。她的描述中充滿了業力[1]的網絡，其中身體細胞內的暴力會在星星之間反射。她的書是科幻與中世紀道德故事的混合體。在《時間的皺紋》一書中，她利用了粒子物理學和量子力學，在《微核之戰》 （AWind in the Door）中利用了細胞生物學，而《傾斜的星球》（A Swiftly Tilting Planet）將德魯伊教（druids）的歌唱魔法和相對論結合起來。像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恩格爾的貢獻在於將似乎毫無共同之處的領域結合起來。
很多想法來自潛意識。你甚至不知道它們來自哪裡。我盡可能廣泛地閱讀，閱讀了很多有關粒子物理學和量子力學的書籍，因為對我來說，這些書是令人興奮的。它們涉及存在的本質以及有關它的一切。
打開原子的中心，我們瞭解到的一件事是：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發生的，宇宙萬物存在著相互的聯繫。物理學家最喜歡的一個短語是「蝴蝶效應」，它表示如果一隻蝴蝶在這裡飛舞並受了傷，那麼星系中幾千光年以外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宇宙緊密地相互聯繫。他們的另一個發現是，凡事都不能被客觀地研究，因為查看某事就是改變它，也會被它所改變。這些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觀點。我現在正在讀一本有關「必須注意光」的書。就像大樹在森林裡倒下，如果它沒有被聽到，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聲音。視覺也是如此，除非被看到，否則就不存在光。
恩格爾相信，講故事是避免人們彼此遠離，避免文明生活的結構分崩離析的重要方式。幫助人們保持和諧的人際關係是她的核心任務之一。她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反思自己從生活經歷中學到的東西，並與其他人分享，特別是和孩子們分享。
在美國我們不再珍視老年人的智慧，而在一些原始部落中，老年人很受尊重，因為他們掌握著部落的「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正面臨著失去故事的危險。有計劃地廢棄，不放過任何東西。它不僅衝擊著冰箱和汽車，也衝擊著人們。我擁有不同年齡段的朋友，我認為這很重要。年代之間的孤立很可怕，年代隔離是最糟糕的隔離之一。
▲冒著失敗的風險
像許多其他富有創造力的人一樣，恩格爾認為自己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應歸因於冒險的能力。在個人生活中，她是愛冒險的，她盡量遵從內心認為對的事情，甚至當內心的感覺有違常規和社會環境的期望時也是如此。她藐視常識，以編輯和評論家認為對年輕讀者來說太難閱讀，對成人來說太幼稚的風格來寫作，即使其中的科學概念和哲學思想對成年人來說也不那麼容易理解。因此，用了10年時間，她不同尋常的故事才被出版。在一家出版社決定出版《時間的皺紋》之前，這份手稿在兩年半的時間裡一直被拒。「你都說不出哪家主要的出版社沒有拒絕過它，所有出版社都不想要它。」但是恩格爾從來沒有為了求穩妥而嘗試妥協。
她還記得在這種背景下的一件趣事。那時她正處於職業生涯的早期，被邀請給西海岸的一個女性群體做演講。她準備了幽默的講稿，巧妙地迴避了會引發爭議的問題。她把講稿拿給丈夫看，他說：「嗯，親愛的，它非常有趣。但是他們不是付錢請你去逗她們大笑的。他們覺得你有一些可說的東西。大膽些，把它們說出來。」恩格爾說：「於是我那樣做了。我學會了冒險，並認為這是好事。」
以下的文字很好地總結了恩格爾的個人信條，它反映了到目前為止對她非常有幫助的倔強性格：
人類是唯一可以失敗的生物。如果螞蟻失敗了，它會死掉。但是我們被允許從錯誤和失敗中學習。那就是我學習的方式，一敗塗地後再站起來，重新開始。如果我不可以隨心所欲地失敗，那麼我永遠也不會開始寫另一本書，永遠也不會開始一件新的事情。
理解便是寬恕
小說家、文學教授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記得他童年時的三個成長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當他接觸到口語講述時，第二個階段是當他學會閱讀時，最後一個階段是當他試著自己寫作時。每一個階段都極大地擴展了他的世界。理查德寫的第一部小說是他還是嬰兒時爸爸給他講的故事。
我最初的記憶是有關躺在黑暗中的故事。我發誓我有感覺，但我想那可能是我看見了自己嬰兒床的條板。我知道我在房間的右側，在同一間房間的左側是我的姐姐，她比我大4歲。在房間的中央是我的爸爸。每個晚上他都會走進來，給我們講故事。他非常擅長講故事。他的聲音和故事現在還在我的耳邊縈繞。後來我在我的小說裡用了他在故事裡杜撰的人名。
斯特恩很早就開始看書了。他最先閱讀的是童話故事，它們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媽媽擔心他會因為過度興奮而生病，並禁止他再從圖書館借書。斯特恩想出了借書的辦法，繼續貪婪地閱讀。當然，廣泛閱讀是作家學習掌握文學的方法。斯特恩的說法與學界其他人的說法是一致的：「我認為沒有不讀書的作家，沒有作家不會被書籍、故事和詩歌迷住。」
最後，作為史蒂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的新生，斯特恩第一次體驗到了作家的成功。像通常的情況那樣，成功雖然不大，但令人難忘。它證實斯特恩具有寫作的能力，並第一次讓他嘗到了令人陶醉的被讚賞的滋味。
洛溫塔爾（Lowenthal）先生是一位很棒的老師。我現在仍能清楚地記得他有著高高領子的藍西裝，大鼻子、大喉結和一頭黑色的頭髮。他問誰想寫個故事。我一直在讀故事，所以就寫了一個。我的故事讓全班同學都笑了，而且得到了洛溫塔爾先生的讚揚。我知道這很重要。
在這件事之前，斯特恩曾想成為高級法庭的法官。還是一個年輕的猶太男孩時，他被布蘭代斯法官（Brandeis）和卡多佐法官（Cardozo）的生活所激勵，他們是一本名為《9個老男人》（The Nine Old Men）的書中的人物。他相信這是自己所能追求的最高理想了。然而在體會了洛溫塔爾先生課上的極度喜悅後，他感到自己未來的方向在於寫作。他從來沒有猶疑不前：16歲的時候他進入了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並且認識了一群詩人和作家，他們成為一生的朋友。他們有文學社、文學雜誌。總之，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小小的學界。斯特恩從大學進入哈佛，然後來到艾奧瓦州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在那裡可以通過寫小說，而不是寫學術論文來獲得博士學位。
在艾奧瓦州，他的小說開始大量出版。1951年，他的一篇故事被收入了享有盛譽的《歐·亨利最佳短篇故事集》（Best O』Henry Stories）。正是在那裡，他開始創作帶給他小說家聲譽的作品《一個名叫戈爾克的男人》（Golk）。同樣重要的是，他在艾奧瓦州為文學雜誌《西部評論》（Western Review）工作，結識了一些那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並與他們建立起了友誼。索爾·貝洛（Saul Bellow）和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與他變得格外親密，最後貝洛和斯特恩都在芝加哥大學教書。在斯特恩旅行期間，他還認識了歐洲一些最傑出的作家。托馬斯·曼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諸如此類的交往是成為富有創造力的作家所必需的，因為首先它們為評價自己的作品樹立了標桿。其次它們提供了競爭，激勵一個人去超越自我。另外，它們提供了有益的批評。同樣重要的是，它們對一個人的進步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機會和信息。
正如我們已經多次看到的，一個人通常是為了恢復某種秩序而求助於寫作的。瑪德琳·恩格爾擔心宇宙的混亂會威脅到人文精神的生存；安東尼·赫克特有感於戰爭的愚蠢；希爾德·多明為納粹主義的悲劇及母親的死所深深觸動。斯特恩也會利用寫作來祛除某些罪惡。在他的眼中，罪惡似乎更具有個人性質，不那麼引入注目，與尋常生活中的折磨更為相關。也許一個人會說，他的本意是探索精神熵對生活造成的破壞，比如受到阻礙的情感、自私的行為、背叛以及不可避免的失望。這些情況就像砂礫，作家要用文字的棉花把它們包裹起來，以減輕痛苦：
這種工作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方面是，你所擁有的每一種感情，甚至每一種消極的感情，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寶貴的。它們是你的建築材料，是你的石頭，是你用來構建作品的東西。我要說轉化消極情感非常重要。因此我告訴自己，也試圖這樣教導想成為作家的學生：不要畏懼痛苦。它是寶貴的，它是你的金礦。
我知道自己的有些事情是惡劣的、卑鄙的、反常的、脆弱的或存在其他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談及它們，也許永遠都不會談及。不用談論它們，我便能從中汲取力量。正如我在前面說的，作家利用那些事情，它們是作家的素材。
為了克服存在的痛苦，人們必須誠實地對待自己，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弱點。他們要像外科醫生一樣，願意深深地剖析靈魂中潰爛的痛處。
為了克服存在的痛苦，人們必須誠實地對待自己，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弱點。他們要像外科醫生一樣，願意深深地剖析靈魂中潰爛的痛處。拒絕承認或反覆琢磨令人失望的事情會消耗掉太多的精力。當被問及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障礙是什麼時，斯特恩是這樣回答的：
我想那是自我中沒有價值的部分。可以用虛榮、驕傲、失望、嫉妒等來描述它。我非常努力地去克制它。非常幸運的是，我有足夠的積極情感可以抵消掉暴躁、易怒及怨恨。我曾因為怨恨而讓比我更有才華的同事和同伴失去了勇氣。我想說主要的障礙是自己。
發現生活中的問題比糾正問題更容易。像大多數誠實對待自己的人一樣，斯特恩知道雖然懷著所有最美好的意願，但世界上依然會存在怨恨，一些沒有得到回報的抱負令人難以釋懷，一些過往的選擇引發懊悔。相對來說，我們比較容易寬恕其他人的弱點。斯特恩贊同帕斯卡（Pascal）的格言，「理解便是寬恕」。事實上，他覺得成為作家最令人興奮的機會是選用惡棍或罪犯作為作品中的角色，然後展示什麼使這個人物變成了這樣。更困難的是寬恕自己，但寫作對此也會有所幫助。畢竟作家也是人類的一部分，在他解釋人物是如何墮落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原諒了自己。能夠編寫故事的一個樂趣在於為讀者的生活增添意義：
當讀者在對稱性、人物和情境中起起落落，享受其中的樂趣、感到自己的理解在加深時，作者便獲得了最大的回報。他們感到快樂，而這與我創造的東西有關。我給孫子、孫女，給我的小外甥、小侄女講故事。在講故事的時候，看到兩個、四個或五個孩子的臉上呈現出專注的表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我認識一些演員，我認為他們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是相通的。在書中或舞台上塑造生活會使人類變得可理解，它讓觀眾一下子明白了那裡發生了什麼，那是什麼。
用文字對抗現實的混亂
正如這5個例子所暗示的，文字領域確實非常有力。它使我們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情感，用持久而共有的特性來描述它們。通過這種方式，作者和讀者都能與直接的原始經歷保持特定的距離，開始結合背景思考，並解釋在其他場合會有怎樣的本能反應。詩人與小說家對抗著現實的混亂。希爾德·多明構建了一個文字的避難所，在那裡行為與情感都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斯特蘭德記錄了轉瞬即逝的體驗，否則它們便會被遺忘；安東尼·赫克特構建了美麗的形式，以阻止命運的變幻無常；瑪德琳·恩格爾試圖找到我們細胞內發生的事件與星星之間的聯繫；理查德·斯特恩留下了人類賦予生活意義的記錄。在大多數情況下，正是這種抗爭起到了啟發靈感的作用。
所有這些作家在做出自己的貢獻之前都必須沉浸在文學領域中。他們貪婪地閱讀，選擇自己偏愛的作家，記住他們喜歡的作品。總之，他們盡可能多地內化他們認為最好的作品。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自己成了文化前行的規範與標桿。
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遲早會成為文學界的一分子。他們結交老作家，被先鋒派的學校及期刊所吸引，他們與其他年輕作家有著密切的聯繫。最終他們通過教授文學，參與評審和編輯等成為學界的守門人。他們對死去的作家很著迷，但他們與現存作家的關係常常存在著問題。多明悲歎文學「黑手黨」的混戰；斯特恩感覺到同輩之間充滿怨恨的嫉妒。然而無論如何，如果作家想被領域注意到，他們就必須與領域中的社會組織達成妥協。
作家之間另一個相似之處是，他們都再三強調理性與非理性、熱情與克制之間的辯證關係。無論我們將其稱為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童年的性壓抑陰魂不散）還是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種族原型的積澱），或者將它視為意識閾限之間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以往的印象隨機結合，直到碰巧產生了一個新聯結），顯而易見的是，所有作家都非常重視半夜突然冒出來「你必須寫這個」的聲音。
每個人都贊同聆聽潛意識的聲音是必要的，雖然不是充分的。當心靈未知領域中冒出來的情感或想法接受理性的分析，被命名、歸類、苦苦思索並與其他情感或想法進行聯繫的時候，真正的工作才開始。正是在這個時候，技能開始發揮作用：作家利用以前的作家使用過的龐大的詞彙、表達及形象庫，選擇最適合當前任務的內容，並且知道在需要的時候，如何創造出新的表達。
為了這樣做，擁有超出文學的廣博知識會很有幫助。多明利用了多門語言的知識；赫克特利用了音樂與幾何的知識；恩格爾利用了量子物理和微生物學的知識。能夠將不同領域的情感及觀點編織在一起，是作家表達他們創造力的一種方式。愛情與死亡也許幾千年都沒有改變過，但每一代人理解它們的方式都會不同，它們也投射了我們對生活其他方面的理解。
當作家們施展自己的技藝時，他們所遵循的方法存在著很多相似點。他們所有人都隨身帶著筆記本，以備記錄「繆斯」的聲音，它通常會在清晨光臨，作家仍躺在床上，處於半夢半醒時。大多數人多年來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他們通常從一個詞、一個短語或一個形象開始創作，而不是從一個概念或一個計劃好的結構開始。作品會自己不斷發展，而不是依據作家的意願，但作家挑剔的眼光通常會監督著它的發展。這一過程中存在的困難是，作家必須同時關注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不要漏掉潛意識聲音所傳達的信息，還要把它裝入一個意識的恰當形式中。第一個目標要求開放的感性，第二個目標要求理性的判斷。如果這兩個過程沒有保持動態平衡的狀態，那麼寫作流就會乾涸。這種平衡需要數小時極端的專注，之後作家會感到精疲力竭，他們必須變換主題，去關注其他比較世俗的事情。然而，在工作過程中，富有創造力的寫作對於擁有自己的世界是近乎完美的做法。在筆下的世界中，「真實」世界中的錯誤都被糾正了過來。
創新者小傳
馬克·斯特蘭德（Mark Strand，1934— ），男，美國作家，美國國會圖書館桂冠詩人。曾榮獲美國詩人學會的愛倫·坡獎（Edgar Allan Poe Award）和波林根詩歌獎（Bollingen Prize in Poetry）。他的作品包括Sleeping With One Eye Open和The Continuous Life等。
希爾德·多明（Hilde Domin，1909—2006），女，德國評論家、翻譯家。曾榮獲Rilke-Preis 和Bundesverdienstkreuz等獎。她的作品包括Nur eine Rose als Stutze和Ich will dich。
安東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1923—2004），男，美國詩人、評論家、教師，美國國會圖書館詩歌顧問。曾榮獲普利策詩歌獎、波林根詩歌獎、露絲·莉莉詩歌獎（Ruth B. Lilly Poetry Prize）。他的作品包括The Hard Hours、The Venetian Vespers。
馬德琳·恩格爾（Madeleine L』Engle，1918—2007），女，美國作家，曾榮獲紐伯瑞獎、塞闊雅獎（Sequoya Award）、女王獎（Regina Medal）、全美英語教師協會頒發的艾倫獎（Alan Award）和可藍大獎（Kerlan Award）。她有4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A Wind in the Door、The Irrational Season、A Swiftly Tilting Planet、A Severed Wasp、An Acceptable Time、Certain Women、Troubling a Star。
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1928—2013），男，美國作家、教師。曾榮獲美國藝術和文學學會小說獎以及小說榮譽獎章（Medal of Merit for the Novel）。他的作品包括Golk、National Shocks、Noble Rot等。
[1] 業力（Karmic）是指個人過去、現在或將來的行為所引發的結果的集合。——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