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力與年老
我把人類看成是進化過程的產物，應該說是創造力的進化。我們現在成為了過程本身，或者過程中的一部分。
生物學家喬納斯·索爾克
Jonas Salk
學者們對於年齡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仍存在很大爭議。最初研究這個主題時發現，30多歲時人的創造力會到達巔峰，只有不足10%的偉大貢獻是由60歲以上的人做出的。然而，關於什麼應該被算作偉大貢獻的理念發生了改變。如果我們觀察總產出，情況就不同了。在人文學科中，年齡在30~70歲之間的人的貢獻數量基本上沒什麼波動，科學領域中也存在這種趨勢，只有在藝術領域中，60歲以後的貢獻會出現大幅下降。不過在我們的樣本中，生產力並沒有出現下降，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晚年的貢獻反而增加了。萊納斯·鮑林在91歲時說，他在70~90歲之間發表的論文比之前幾個20年中的都多。
隨著年齡的增長，保持不變的不僅是作品的數量，還有作品的質量。他們的職業生涯中一些最令人難忘的成就是在晚年做出的。
最近的研究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保持不變的不僅是作品的數量，還有作品的質量。他們的職業生涯中一些最令人難忘的成就是在晚年做出的。威爾第（Giuseppe Verdi）在80歲時完成了歌劇《福斯塔夫》（Falstaff），從很多方面看，這是他最好的歌劇之一，風格與之前的作品非常不同；本傑明·富蘭克林在78歲時發明了雙焦鏡；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在91歲時完成了他的傑作之一古根海姆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米開朗琪羅89歲時在梵蒂岡聖保羅教堂中繪製了精美絕倫的壁畫。因此，儘管許多人也許在20多歲時在該領域的表現就達到了巔峰，但改變符號領域，由此對文化有所貢獻的能力其實在老年時反而得到了提高。
什麼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
在訪談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生活了20年或30年後，他們發生了什麼重大改變，特別是工作方面的改變？他們的回答很好地說明了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是如何看待變老的過程的。
一般來說，被訪談者不覺得50多歲和70多歲，或者60多歲和80多歲有很大的差別。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能力並沒有減退，從本質上說目標也與以前相同，他們做出的成就的質量和數量也與以前幾乎沒有區別。他們完全沒有一般老人對身體健康狀況的抱怨。這不是個別現象，甚至那些80多歲的被訪談者也仍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持有非常積極的態度，儘管他們能清楚地感覺到某些身體功能的衰退。
令人奇怪的是，當匯總所有的回答時，對改變持有積極態度的人幾乎是持消極態度的人的兩倍。出現這種樂觀情況，一部分可能是因為在訪談的情境中，人們傾向於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是鑒於我們得到的回答通常是坦率真誠的，因此我寧可相信他們的回答。畢竟，這些人為自己塑造了獨特的人生，他們能夠富有創造力地應對生命的終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最後二三十年中發生了什麼變化，答案自然而然地落入了4個基本類別中。它們是體力、認知能力、習慣和個人特點，以及與學界或與領域的關係。另外，這4個方面的變化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
▲體力與認知能力
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最常被提及的改變必然與身體或頭腦的表現能力有關。只有大約1/3人說這方面有所衰退。鑒於我們通常認為晚年是淒涼的，因此這種結果怎麼可能是真實的？
心理學家很早就將心智能力分成了兩大類。第一類被稱為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也就是快速反應的能力。它與迅速做出反應、準確而快速的計算有關。通過讓一個人記憶一串數字或字母，識別內嵌在複雜圖形中的圖案，或者從邏輯關係或視覺關係中推導出結論的方法可以測試流體智力。這種智力被認為是天生的，幾乎不受學習的影響。其中不同的組成部分都是在生命早期達到了巔峰狀態，比如有些測試十幾歲的孩子表現得最好，有些測試則是20多歲或30多歲的人表現得最好。到了晚年，這些技能都會出現一些衰退。
第二種類型的心智能力是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它更多地依賴於後天的學習而不是先天的能力。它涉及做出明智的判斷，在不同類別中辨識出相似性，運用歸納及邏輯推理。這些能力主要依靠的是反思，而不是快速反應，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逐漸增加，至少在60歲以前是這樣。在我們的樣本中，被訪談者認為甚至到了90歲，他們的這種心智能力依然在提高，或者至少是保持穩定不變。
在查看訪談內容時，我們發現最普遍的抱怨是活力下降，或者行動變慢了。對於表演家來說，這個問題尤其突出。拉維·香卡對過去充滿懷念，就在10年前，他還像一陣旋風一樣，在英國灌制唱片，飛到印度給電影配音，飛到加州參加音樂會，不會遺漏任何一個活動。但是現在74歲的他更喜歡待在家裡，不急不忙，專注於教幾個學生，有選擇地參與一些演出。
少數科學家還提到他們變得更慢，也更小心了。物理學家漢斯·貝特說，88歲時他在計算上會犯更多的錯誤，儘管他比以前對錯誤更加警覺了。另一位物理學家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在80多歲時覺得，自己做事的興趣增加了，但有些力不從心。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回憶，20年前他經常穿梭於不同的城市，私訪一家家旅店，連續工作4天4夜，只睡幾個小時，而現在他再也不能那樣了。
不過也有差不多相同數量的人說，在晚年，他們的心智能力沒有改變，或者有所提高。這種說法通常是被訪談者在60多歲或70多歲時提出的。這種積極說法的基礎是，由於他們的經驗更加豐富、理解力更強，他們能比以前更快、更好地完成事情。例如，當70歲的羅伯特·高爾文接受訪談時，他說現在他的商業決策變得更精明、更有效了，深入學習讓他能夠更好地理解國際貿易中所涉及的各種力量：
通過在世界各地旅行，我們知道有些市場是開放的，而有些不是。歐洲市場非常開放，日本市場則非常封閉。我們本能地知道那是不可容忍的，但不知道該對此說點什麼，不能就此寫一份花哨的備忘錄。於是我們返回校園，從學者那裡進行學習。學者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庇護所原則（the principle of sanctuary）。在戰爭時，商業上就會採用這種原則。我們本能上知道的東西一下子變得更清晰了。對於國際貿易問題，我們能夠進行更敏銳、更迅捷的思考了。
巴裡·康芒納覺得與幾十年前相比，他現在更機敏，知道的更多了；伊莎貝拉·卡爾相信，經驗為她提供了比以前更複雜的知識；一些人同意詩人安東尼·赫克特的看法，認為時間磨礪了他們的技能。所有這些積極的發展都是晶體智力以及為了自己的目標運用文化中可以獲得的信息的能力的例證。就我們的樣本而言，男性與女性提出的積極結果及消極結果的比例為1︰1。
▲習慣與個人特點
人們報告的第二類改變涉及克制與態度。在1/4的時間裡，它們會被提及，而且積極的結果多於消極的結果。消極的改變一般包括壓力太大，時間太少，責備自己沒有學會避免過度投入。其他相關的問題包括變得缺乏耐心，為沒有保持身體健康而感到愧疚。
積極的結果包括不再對自己的表現感到那麼焦慮，變得不那麼有緊迫感了，並且展現出了更多的勇氣、信心，更願意冒險。一些被訪談者表達了與安東尼·赫克特相同的看法：
我可能比以前更相信無意識的直覺了。我不像以前那樣刻板，從我詩作本身的特性和結構就能看出這一點。它們在韻律和總體設計上變得更自由了。我早期的詩作比較嚴謹刻板，體現出想避免任何錯誤的意願。現在我不太為此擔憂了。
一些被訪談者提到，他們從過去工作的錯誤或受到的批評中學習到了一些東西。這種學習可能是很痛苦的。當花旗公司經歷股價大跌，在市場中損失慘重，約翰·裡德責備自己沒有預見到這一切，他認識到自己必須改變領導方式了：
在過去10年中，我做企業的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我不認為自己失去了朝氣或創造力，但我不再那樣隨意了。我沒有了那種絕對的熱情。當你意識到自己可能犯錯時，那種熱情就會減少。我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的不足，對它們相當敏感。對於現在我在做的事情，我能做得很好，但那是磨練的結果，不是自然而然的行為。我強迫自己去做這些事情，非常努力地完成他們。但是這很有趣，到目前為止，我做過的大多數事情都是有趣的。
作為歷史學家，C.范恩·伍德沃德可以通過出版作品的新版本，比較容易地來糾正自己的不足：
嗯，我學到了更多東西，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以及我的作品的推理與結論，例如有關吉姆·克勞（Jim Crow）的書。我已經出過4個版本，正考慮出第5個版本，每一次都會有變動。這些變動主要來自我受到的批評，這些批評大部分來自年輕一代。我認為作為歷史學家，有可能犯的最嚴重的錯誤就是對新事物無動於衷或輕視它們。你知道在歷史上沒有什麼是持久不變的。作為書寫歷史的人，我也在改變，只希望不是越變越糟糕。
幾位被訪談者逆轉了時間壓力造成的的消極影響，他們成了自己的主人。我們在這裡同樣會看到，對某人的時間及心理能量的過度需求，既可能產生積極的影響，也可能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取決於個人如何應對。
但是，即使一個人能夠成功地應對迅速增長的需求，他也不可能完全掌控時間。以下是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對自己工作方法的改變的描述：
它們變得更有條理、更系統化。在過去20年裡，為了應對時間的嚴重缺乏（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我想出了很多方法。我以為情況會有所好轉，但時間依然變得更缺乏了。
天文學家維拉·魯賓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對時間的需求：
最大的挑戰在於為了獲得足夠的時間來做科學研究，你必須應對專業會議、各種組織及委員會。女天文學家如果有問題，她們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候來找我。每天我會花一個小時來做這類事情。保持做科研的時間真的很困難，我依然非常想搞科研。
我比大多數人有優勢的地方在於，我不用教學。不過我覺得人們對我們所能完成的事情的期望變得很高。電話、電報和電腦為他們提出高期望提供了便利。運氣不好的時候，我每天會收到17~24封電子郵件。大多數時候我勉強能處理完郵件。我會收到很多預印本、重印本和信件。我沒有秘書，秘書在某種程度上能幫些忙。如果我閱讀所有這些預印本、重印本和信件，那麼整整一天，我就只能處理這些東西。
就習慣和個人特點而言，男性和女性提到消極結果的比率是相等的，而女性提到的積極結果是男性提到的兩倍。顯然富有創造力的女性對晚年的生活調節得不錯。與男性相比，她們特別會提到內心更加平和，壓力更小了。維拉·魯賓說：
30年前與現在完全不同。我曾質疑自己是否真的能成為一名天文學家。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我心存很多疑惑，其中一個很大的就是它能否真的實現。我停不下來，我無法放棄，成為天文學家對我來說太重要了。這種想法一直被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我也不確定它是否可行，不確定自己能否成為一名天文學家。
▲與學界的關係
另一個改變涉及與同事、學生及機構的關係。積極結果的數量再一次與消極結果的數量相當，但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差異：所有消極的結果都是男性提出的，而提出積極結果的男性與女性各佔一半。當年事已高，他們會失去機構正式成員的身份，男性顯然會因此更失落。因為退休後他們的聲譽和權力會減弱，對此他們會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尤金·麥卡錫很久之前就離開了美國參議院；社會學家戴維·瑞斯曼因為不喜歡到處旅行，所以不再參加學者們的會議；物理學家維克托·維斯科夫像許多同行一樣，不再參與活躍的研究。
隨著年齡的增長，還有可能獲得在學界中更中心的地位，或者與學界發展出新的聯繫形式，特別是與學生的聯繫。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還有可能獲得在學界中更中心的地位，或者與學界發展出新的聯繫形式，特別是與學生的聯繫。喬治·斯蒂格勒在他編輯的享有盛譽的期刊上投入了更多時間；拉維·香卡正計劃在印度政府為他建造的中心教授傳統音樂；人類學家羅伯特·萊文（Robert LeVine）減少了去非洲查看現場工作的次數，而用更多時間來訓練來自不發達國家的學生；曼弗裡德·艾根在哥根廷領導了一個大型實驗室，與12名博士生密切合作，並活躍在各種科學協會及政府機構中。
▲與領域的關係
對於在過去幾十年裡，他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改變這個問題，最後一類回答與知識的獲得無關。提及這個類別的回答占所有類別的17%。與前面積極結果和消極結果基本持平的情況相反，這些回答一律都是積極的。似乎是因為獲得更多知識和不同領域的知識，人生前景就永遠不會令我們失望。我們會失去體力和認知能力，也會失去權力與顯赫的社會地位，但我們始終能接觸到符號領域，直到生命的終點，它們依然能帶給我們更進一步的回報。
一些人拓展了自己所在的領域，例如妮娜·霍爾頓對學習青銅雕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些人開始進入與原來工作相關的分支領域，比如弗裡曼·戴森現在正為大眾讀者寫科學讀物，他的熱情就像當初進行科學研究時一樣旺盛，最近他還擁有了一份數學物理學家和作家的雙重職業。另一些人發現了全新的興趣，比如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在不做德國科學基金會的主席之後，寫起了烹飪書。
還有些人僅僅希望能進行更廣泛的閱讀，探索被忽視的知識領域。他們會宣稱，在過去的歲月裡，他們學會了更充實地享受生活。這種改變與年齡增長或個人決定的關係不大，它是由與環境的互動、領域本身的邏輯所決定的。畫家埃倫·蘭洋這樣描述過去幾十年中自己風格的改變：
人們根據我的很多早期作品給我貼上了富有經驗的原始派藝術家的標籤，因為我畫的是芝加哥的街景。但這些畫受到了14世紀錫耶納（Siena）蛋彩畫畫家的影響，這樣就有了以質樸天真的方法來表現預先構想好的東西的風格。我並不天真，只是採用了特定的風格。在後來的40年中，那種風格是相當適合的。它是當時美國意象，特別是地區意象的一部分。之後有一段時期，我想創作尺寸巨大的作品，於是開始畫油畫。在接近60歲的時候，我碰巧開始根據照片創作。那些照片都是家庭的老照片。我根據報紙、體育照片以及在意大利找到的舊影印頁進行創作。它們都是人物畫，都是懷舊的風格。你知道，在那時根據照片創作是一種禁忌。我實際上通過照片，將一種空間或模式轉移到了畫布上。它是一種照片的視角，反映了曾經發生的某個情境，一些照片上的人已經亡故。這樣做的第二個理由是記錄我自己的歷史，適時地建立起個人紀錄。前面的經歷結束了，我可以把它放到一邊，繼續前行。那對我很重要。由於意象改變了、移動了，因此作品也改變了。
接下來我開始畫丙烯畫。當時丙烯顏料改進了很多，人們可以用它進行創作。我用了大約5年的時間來學習使用丙烯顏料。如今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丙烯畫不是油畫。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自己應該轉變繪畫內容。於是我做出了另一個理智的決策。我選擇畫物體，但不是靜物寫生。我畫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可以說正是在那時，我的作品開始變得非常超自然了。物體開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滲透到了與舞台魔術、早期的物理及化學實驗相關的整個系列中。那大約開始於1968年，至今相關的作品仍涉及廣泛的領域。然後舞台製作中相繼出現了動物、鳥類和昆蟲。我涉及的繪畫領域不斷增加，並且得到了不斷發展。
這段引用很好地說明了領域是多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同的繪畫媒介（蛋彩畫、油畫、照片、丙烯畫）、不同藝術的歷史影響、不斷改變的情感重點以及對經驗不斷地反思和經驗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無窮無盡的途徑，使得蘭洋可以用一生的時間去探索。正是這個原因，領域的改變始終被認為是積極的。它們允許一個人即使在身體不濟、社會機會變得很有限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創造力。
山外有山
我們很容易看到，為什麼這些人對年老的態度比我們預期的更積極。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仍在深入地參與令人興奮、帶來回報的任務，即使他們最終無法完成這些任務。就像爬上頂峰的登山者，在環顧四周、欣賞壯麗的景色之後，他們會欣喜地看到旁邊更高的山峰。他們永遠不會失去令人激動的目標。演員愛德華·阿斯納在講述目前吸引他注意力的東西時，表達出了整個訪談樣本所具有的情感狀態：
我想向大家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表演能力。我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各種機會來這樣做，盡可能多地表演。收音機、廣告、旁白、紀錄片的解說、舞台劇、電視、電影……什麼都無所謂。我渴望把事情排得滿滿的，渴望不斷追求與實現。
我們問被訪談者，他們目前需要應對的挑戰是什麼，什麼目標比其他事情更吸引他們去付出精力。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熱情洋溢的，他們非常詳細地描述了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情。顯而易見，就像阿斯納一樣，每個人仍「渴望不斷追求與實現」。唯一的例外也證實了這個結論。在接受訪談時，弗裡曼·戴森表示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要做。他說，這是他非常具有創造力的時期，因為在富有成效的爆發之前，閒散是必要的。「我無所事事地到處閒逛，這可能意味著我正處於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儘管只有到以後你才知道它是不是。」
一些被訪談者，比如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讓外部事件來決定自己需要應對的挑戰。他確信會出現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為他提供參與其中的機會：
我一直設法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成為最重要的任務。我給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賦予很高的優先級，讓自己充滿動力。過去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已經做完了，已經過去了。我很高興自己做得不錯，但對今天沒有任何意義。重要的是當下我做什麼，以及未來我將做什麼。
這種以未來為導向的態度很具有代表性。樣本中幾乎沒有人對過去的成功念念不忘，每個人的精力都集中在要去完成的任務上。
最常見的挑戰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要完成一本書並寫四五篇文章。有些人則有很棒的研究計劃要完成。伊莎貝拉·卡爾的回答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她深奧的技術術語也難以完全掩飾激動的心情：
嗯，我現在正在研究在細胞膜上生成了通道的縮氨酸系統。它將鉀離子從細胞的一側輸送到另一側。在這項工作上，我正與印度的一位研究者合作。他能夠進行分離和提純。我這樣說是因為很多自然產物具有許多差異細微的版本，除非你能區分開各種各樣不同的版本，否則就無法培養晶體，因為它不能恰當地複製。分子必須以特定的方式進行複製才能產生晶體。他已經準備了材料，並培養了晶體。事實上，使用相同的材料，在不同的溶劑中會培養出多少有些不同的晶體。我目前正在查看第三種晶體形式。每一種晶體都顯示出了通道形成的方式。存在一種螺旋肽，它的內部有一個大大的彎曲，兩個肽像沙漏一樣連接在一起（她用手比畫了一下）。其中一端是疏水的，那意味著它們與某種構成細胞壁的材料是兼容的。而另一端是親水的，它們吸引水或有極性的物質。因此這種晶體內的通道充滿了水，但在兩個部分的中間，通道被氫鍵中斷了。如果你有一個水分子，那麼它將無法通過兩個部分的中點。這些材料被用做抗生素，那就是它們發揮作用的方式。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領域中，發現運輸離子的方式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身體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輸送離子，以便從我們吃的食物中吸收身體所需的礦物質。
另一個回答也顯示出被訪談者所從事的任務的多面性。那是羅莎琳·耶洛對她近期安排的描述，其中包括科學研究、制定政策、家庭時間以及公共服務，這些事項交織在了一起：
讓我們來看看。2月24日我在紐約市的紀念醫院（Memorial Hospital）做了演講，下午4點到6點在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與科學界的女性會面，然後我趕赴邁阿密參加東部學生的研究會議。第二天我要做有關內分泌腺的系列講座。然後我回到紐約的家中，並來到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在那裡進行為期三天的研究和交流。然後我去參加了在匹茲堡召開的有關光譜學的會議，接下來在新奧爾良出席了一個關於分析化學的會議。我回到家，然後前往斯圖爾特日校（Stewart Country Day School），給7年級到12年級的學生做演講，然後再去奧爾巴尼。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周裡。
昨天，我給紐約科學院的成員做演講。下周我要去位於加州的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ies）。我是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我將做有關輻射的演講，並與女性群體進行交流。
然後我去看女兒、女婿和外孫，29日返回家中。31日我動身去納什維爾（Nashville），在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進行了兩天的演講，接下來兩天在希沃恩（Sewanee）的南方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outh）做演講。之後我回到加州。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正在舉行為期三天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借用了我的演講標題「輻射社會」。從那裡回來後，我要去拉斯維加斯參加美國核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Nuclear Physicians）有關輻射的會議。
對於像巴裡·康芒納、喬治·克萊因、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這樣已經在負責機構（企業、研究實驗室）的人來說，主要的挑戰在於幫助機構繼續發展下去。以下是羅伯特·高爾文對自己如何繼續參與摩托羅拉的事務的描述：
交出公司的直接領導權，不再對運營進行管理後，我希望在公司中仍能保持活躍和影響力。我逐漸對我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而不是在未來幾周、幾個月將對公司業績產生巨大影響的因素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我認為存在一些重要的基本因素，它們也許能夠提升公司的執行能力。對我來說，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在職業方面的創造力和挖掘領導人潛力的能力，它們都與預測未來以及承擔責任有關。
某些人發現，他們面對著意料之外的挑戰。喬納斯·索爾克本來計劃為科學政策及慈善事業做貢獻，而這時艾滋病開始在全世界流行。索爾克認為這個挑戰太有吸引力了，讓人無法抗拒。他重返實驗室，試圖找到預防這種疾病的免疫學方法，就像很多年前他發現脊髓灰質炎疫苗一樣。柏妮絲·諾嘉頓十幾年前從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下來，可是她讀到有關貧窮孩子狀況的統計資料，為此感到深深的擔憂，於是重新回來進行全職的政策研究。
這種投入也許會被解讀成工作狂，除了取得成就，完全無法享受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這種說法沒有抓住要領。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工作是令生活變得充實圓滿的方式。電視製作人羅伯特·特欽格（Robert Trachinger）展示了這一過程的多面性：
我現在真的很想享受生活。我已經放鬆下來。我一直是一個工作很拚命的人，屬於A型人格。我患有高血壓，過去經常需要吃藥。現在我不再吃藥了，練練瑜伽和太極拳。教學仍是我非常喜歡的事情，因為我從學生那裡得到了很多愛、很多回應。這對我很重要，因為我的一部分仍是孤獨的猶太孩子。我現在有足夠的錢，可以不工作或者不為了錢進行教學，也能過著舒適的生活。我很喜歡去歐洲，教導歐洲的年輕人，協商學校（我正開始創建）的事務以及有關電視及電影製作系的事情。我提醒他們要對引入的電視形式特別小心，因為那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歐洲大多數人觀看的是美國的電視節目，這侵蝕了他們的文化。我們探討這些價值觀，如何成為負責任的電影製作人及電視製作人，而不只是取悅觀眾或賺很多錢。
我要學習，讀書就是我的課程。閱讀讓我非常著迷。如果你上樓，會發現我收藏了1 500~2 000冊圖書，其中很多我還沒讀過，但我希望自己年老的時候能讀它們。我會有越來越多的讀書時間。我會給年輕人提出建議。從任何方面看，我都不是一位聖人，但我畢竟活了67年，確實感知到並明白了一些事情。
人生的最後一個任務
作為人類，這個任務對於我們的充分發展至關重要。它在於將我們的過去和現在融會成一個有意義的故事，在臨近生命終點時與我們自己達成和解。
根據埃裡克·埃裡克森的理論，在人生中人們心理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的任務被他稱為實現完整性的任務。如果我們活得足夠長，如果我們解決了成年期所有的任務，比如發展可行的同一性、發展令人滿意的親密關係、成功地將自己的基因及價值觀傳遞給了後代，那麼就剩下最後一個任務了。作為人類，這個任務對於我們的充分發展至關重要。它在於將我們的過去和現在融會成一個有意義的故事，在臨近生命終點時與我們自己達成和解。如果在晚年，我們回顧過去，充滿了迷惑和遺憾，不能接受我們已經做出的選擇，希望得到另一種機會，那麼很可能產生絕望。用埃裡克森的話說就是：「有意義的老年……能夠滿足完整傳承的需要，完整的傳承給予生命輪迴不可或缺的洞察。在臨近死亡的時候，能夠既超脫又積極地關注生命，這種力量形式被我們稱為智慧……」
完整性的概念意味著配合的能力，也意味著聯繫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能力。埃裡克森認為老人的智慧是基於同一性的新定義，它可以用「我就是比我活得更長的事物」這句話來總結。如果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我認為自己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那麼絕望感就可能產生。但是如果我與一些更持久的存在體是一致的，那麼就能為我的生存提供一種連接感和延續感，從而遠離絕望感。如果我愛我的孫輩，熱愛我所完成的作品或我為之而戰的事業，那麼我一定會覺得自己是未來的一部分，即使我已經死去。喬納斯·索爾克將這種態度稱為「做一個好祖先」。
在研究中，我們不直接探究被訪談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生命的完整感。不過對於一個問題的回答多少能夠說明，什麼存在體被作為了他們同一性的核心。完整感有可能圍繞著這個核心發展出來。這個問題就是「在你一生所成就的事情中，什麼令你感到最驕傲」。對於研究完整性，這肯定不是一個理想的問題，因為「驕傲」一詞令有些被訪談者感到退縮，而另一些人太滿足於挑出一個特定的成就，以此作為最大的驕傲。不過總體說來，他們的回答以某種方式暗示了他們認為自己一生中做出的最有意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因此，那也是他們與未來的主要連接。
對這些回答進行分類很簡單，因為從根本上看，它們都屬於一類。正如我們對如此成功的群體的預期一樣，他們在事業上的成就是首選答案。大約70%被提及的、引以為傲的成就都與他們的工作有關。然而，40%的女性以及25%的男性（平均30%）將家庭作為最令他們感到驕傲的事物。以下是兩位男性對自己做出這樣回答的解釋：
嗯，從孩子那裡我獲得很多滿足與驕傲。我的孫子、孫女太可愛了。當他們行為不端時，我不必為此擔心，因為我可以把他們交給他們的媽媽。我猜想孫子孫女是生出來陪爺爺玩的。我的孫子、孫女都很漂亮，給我帶來了很多樂趣。我的孩子中有一些遇到了問題，但基本上他們發展得都不錯。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我感到很開心。我也會擔憂那些遇到問題的孩子。我比擔憂自己的問題更擔憂他們。相對於我自己的成就，他們的成就更令我開心。
我的妻子和孩子很忠誠，努力讓家庭保持最好的狀態。我的婚姻很穩定，這真的是非常幸運。我認為它對於我的某種性格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不覺得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挺好，如果我的孩子遭遇了失敗，或者我離婚了，那麼我可以肯定，它會影響我的寫作和教學。我想我就無法進行同樣積極進取、富有活力的教學了。
正如第二段摘錄所顯示的，對家庭的驕傲通常與對工作的驕傲交織在一起。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家庭最先被提到，但其重要性是從屬於寫作與教學的重要性的。這聽起來似乎是：家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它使作家能夠將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事實上，家庭和工作通常密不可分，很難根據一個回答就說名氣與成就更受重視，因為它們提高了家庭的福祉，反之亦然。但是，對於這些取得了卓越成就、久經世故的人來說，在敘述人生時，也許會有更多樣、更深奧的主題。這似乎證明弗洛伊德令人迷惑的簡單解答是正確的。對於幸福生活的秘密，他的回答是：「愛與工作。」通過這兩個詞，他幾乎把所有的選項都囊括了。
對被訪談者的回答進行更細緻的考察後，另一種有趣的模式出現了。一些被訪談者主要談到的是感到驕傲的外在原因，比如他們做出的巨大貢獻、獲得的認可與獎勵、在同行中的知名度。其餘30%強調的是內在原因，比如他們的成就可以推動文化的發展，或者出色地完成一項困難的工作帶來了成就感和滿足感。
物理學家約翰·巴丁雖然提到了外在原因，但更強調了他所從事的事業的內在重要性：
我想最令我感到驕傲的是超導性的理論。讓我最出名的兩件事是與同事合作發明了晶體管以及提出了超導性理論。當然，晶體管比超導性具有更廣泛的影響，但超導性的挑戰更大。這一理論對物理學的其他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理論貢獻上看，它為思考原子核以及高能粒子的結構開闢了一些新方法。因此我認為它對於更深入地理解宇宙具有更大的貢獻。
有些回答集中在自己的作品賣了多少冊、自己對大型研究組織的領導，或者自己的作品在最重要的展覽中被展出等方面，都是圍繞著工作履歷中最輝煌的部分來說。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對這個問題做出了乾脆直接的回答：
我想令我感到最驕傲的事情是給其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成就，比如我獲得了兩個領域中的諾貝爾獎等。從我職業生涯的發展來看，那些事情以及其他類似的職業成就是最令我感到驕傲的事情。
為什麼女性傾向於強調外在的成就呢？也許是因為女性比男性更難獲得認可，因此當她們得到認可時，認可對她們具有更大的意義。
然而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提出的理由都是內在的。對於那些在各自領域中幾乎觸碰到成就巔峰的人來說，也許只有那些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才能奢侈地不看重世界級成就的重要性。對這些回答進行細緻地分析後我們發現，對某個問題賦予太大的重要性是不明智的。當我們意識到40%的男性給出的回答是內在的，而沒有一位女性做出內在的回答（每位女性都認為最令她們感到驕傲的是成就的外在部分）時，這種做法的不明智就變得很明顯了。
這些女性享受自己的工作，敬畏工作的重要性，但對成就所能帶來的聲譽和權力不太感興趣。很難找到一位女性科學家能像維拉·魯賓那樣熱愛自己的工作，也很難找到一位女性藝術家能像伊娃·蔡塞爾那樣投入，或者找到一位女性歷史學家能像娜塔莉·戴維斯那樣對自己的職業感到那樣驕傲。那麼為什麼女性傾向於強調外在的成就呢？也許是因為女性比男性更難獲得認可，當她們得到認可時，認可就對她們具有更大的意義。無論如何，這種矛盾性說明，試圖脫離某個人的全部背景來詮釋單獨一個回答是不可靠的。伊莎貝拉·卡爾一開始給出了一個相當外在的回答，而在訪談的其他部分中，她的回答聽起來無疑是對工作的精神內核更感興趣：
從獲得了各種各樣的科學獎項以及被選為「精英」學會成員的角度來看，我已經成功了。我被邀請到世界各地的大學進行演講，所有這些都很好。但是我認為最大的滿足感來自於工作，我從中找到以前無人知曉的自然奧秘。看到各種分子的形態，以及它們如何相互作用，能夠帶給我很大的滿足感。我認為這是非常個人的體驗，就像有人能從完美地演奏貝多芬的音樂或畫出一幅佳作中感受到滿足一樣。
被訪談者的回答錯綜複雜，我們從中條分縷析，得出這樣的結論：和其他人一樣，他們的個人敘述也強調了「工作」與「愛」這兩大主題。從這兩個主題中，他們構建出有關過去的有意義的故事，並建立起通往未來的橋樑。他們比大多數人幸運，因為許多人的努力並沒有產生很大的成果，但他們卻聲名遠播。沒有證據顯示，與生活充實、為人坦誠的水管工相比，獲得一兩個諾貝爾獎的人具有更多的智慧，或者更有可能不被絕望困擾。
面對無限的宇宙
在接受訪談的時候，所有被訪談者依然積極地投入於體現他們兩大人生主題的家庭生活與工作項目中。不過他們的興趣通常會擴展到更宏大的範圍，比如政治環境、人類福祉，甚至是宇宙的未來。有趣的是，在進入晚年後，似乎沒有一個人求助於宗教信仰。死亡的恐懼並沒有逐漸逼近，他們還不必尋求信仰的慰藉。年輕時尋求信仰的慰藉會被認為是怪異的。一些人，比如社會學家埃莉斯·鮑爾丁一開始就有很強的宗教信仰，他們會繼續保持自己的信仰。當不存在儀式化的信仰時，更廣泛的信念似乎會變得更明顯，即對具有終極意義的宇宙的信念。這種信念使被訪談者充滿了敬畏、尊重和好奇。
如果說誰的經歷中曾改變過信仰，那非兒科醫生本傑明·斯波克莫屬。他曾承擔了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這樣的信奉正統基督教的人的職責，將過度縱容溺愛的理念引入了美國的兒童教養領域，毀了全民的性格。在90多歲的時候，斯波克開始寫一本有關靈性的書。他對靈性的理解與對制度化宗教的理解相去甚遠：
很不幸，靈性不是一個時髦的詞，也不是一個慣用的詞。那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如此非靈性的國家，我們認為談論靈性多少有點陳腐。「那是什麼？」人們問。對我來說，靈性意味著非物質的東西。我並不想說它是神秘的事物，只想將它運用到普通人的尋常生活中。靈性是諸如愛、樂於助人、寬容、欣賞藝術，甚至是藝術中的創造力這樣的東西。我認為藝術中的創造力是非常特殊的。為了用文學、詩歌、戲劇、建築、園藝等進行表達，創造出美好，就需要利用高等級、高類別的靈性。即使你無法創造出美好，它至少有利於你欣賞美好，從中獲得享受和啟發。因此它完全是非物質的，其中也包括宗教。
在陶藝家伊娃·蔡塞爾充滿傳奇的一生中，她一直設法幫助貧窮的人，並將自己的藝術天賦部分用於推動左翼事業，她真心誠意地相信，這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現在她80多歲了，在客觀看待自己的過去的同時，對於自己的動機是否最明智變得不那麼確定了。儘管沒有遺憾和失望，但她發現自己能夠絕對信賴的只有自己創作的作品以及古老的「做好事」的目標：
我在思考如何將自己積累的智慧傳遞給孫女。我想到要告訴她的事情之一是，一個人要努力做好事，努力創造出什麼東西。我發現我的職業對於讓生活變得有意義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一旦你完成了一個罐子的創作，它就在那兒，它證明了你生活的價值，你的生活不再輕於鴻毛。畢竟你經歷過，最後你會離開人世，但它證明了你的存在……
接下來是為社會做好事的問題。不要忘記，所有與我們同時代的人以及我們自己都是為某種宏大的意識形態而活著的。每個人都認為他應該要麼在西班牙戰鬥，要麼為其他事情去死；大多數人會因為某種原因而進監獄。到最後事實證明，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值得你去犧牲任何東西。我們甚至都很難確定地將為個人做好事作為目標。我們也很難明確地知道，應該為某個意識形態而活還是應該為做好事而活。然而我可以告訴你，做罐子肯定沒有錯。做罐子的時候你不會給世界帶來任何苦痛與罪惡。
馬克·斯特蘭德認為，詩人的責任是證明並記錄體驗。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的更寬泛的責任的一部分。我們都有責任通過自己的覺悟來保持宇宙的有序性：
是的，我認為這來源於一種道德感。我們停留在人世的時間很短暫。我認為這是一種幸運的意外事件。一旦出生，我們就有義務去注意。在某種程度上，這會涉及很廣的範圍。據我們所知，人類是宇宙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識的生物。我們甚至能夠成為宇宙的意識形式。我們的出現讓宇宙能夠看到它自己。我對此並不瞭解，但組成我們的材料也是構成星星或構成飄浮在太空中的其他東西的材料。不過我們的組合方式使我們能夠描述活著是怎樣，去見證我們是什麼。我們的大多數體驗就是去見證。我認為活著就是做出反應。
物理學家約翰·惠勒苦苦思索得出的觀點聽起來與斯特蘭德的立場很類似。這是所謂的人擇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之後的探索，是因為我們的存在所以世界才存在的觀念，也是通常由神學家及哲學家所持有的理念。根據他們的說法，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意識到了它。也許宇宙的存在只是因為我們意識到了它，不過，作為科學家的惠勒喜歡清楚地闡釋這種模糊的觀點，以便進行檢驗：
就在此時，一個觀點激勵著我。它可能完全是錯誤的，但除非進一步探究，否則我無法判斷。我們周圍正展現出偉大的景象。通過某種方式，我們在創造世界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某篇生動的文章中表達了這種觀點。如何能以一種清晰的方式來表達這種觀點，使它變得可以被檢驗呢？我決定嘗試一下。我閱讀了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作品，與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啟發的每一個人交流。將所有這一切都聚焦於一個能夠被確定為是還是否的特定問題上是很好的做法，但目前整個事情太巨大、太不成熟，較好的做法是先培育它。
喬納斯·索爾克除了進行免疫學的研究，操心學院的事情，以及擔任慈善基金會的委員會成員之外，多年來他還在思考進化論在影響文化與意識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更寬泛的含義：
我一直對一些更宏大、更基礎、有關創造力本身的問題感興趣。建立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初衷就是想讓那裡成為磨練創造力的場所，成為研究創造力的中心，探究那些在人生過程中展現出這種特性的個人。我把人類看成是進化過程的產物，應該說是創造力的進化。我們現在成了過程本身，或者過程中的一部分。從那個觀點看，我對自己所稱為的萬有進化產生了興趣。在生命起源之前的進化（我的叫法）、物質世界、化學世界的進化、生物進化、超生物的進化（我的叫法）、心智本身以及大腦與心智的進化中，進化現象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開始就目的論的進化（Teleological Evolution）進行寫作，也就是有目的地進化。我的目標是設法以有目的的方式來理解進化和創造力。
年輕的科學家經常會帶著某種不快來看待年老的科學家。他們嘲笑惠勒、斯波克、索爾克等老科學家，並暗示他們應該好自為之，因為進入老年後，他們似乎把所有的謹慎小心都拋在了腦後，打破學科的界限，開始操心宏大的存在性問題了。然而有時我們有理由不把他們的嘗試看成年老昏聵時的自大與自誇，因為我們樣本中的例子指向的是不同的方向。年老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將幾十年的時間投入到各自領域狹小的分支中。當在自己的學科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他們會有一種解放的感覺。他們開始探索藝術工作室或科學實驗室以外的世界。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所探究的問題幾乎肯定比早年所應對的問題更棘手。因此他們就應該打消這個念頭或者應該被嘲笑嗎？或者相反，我們應該為批評他們的人而感到難過，因為這些人只能從單一學科嚴格的、通常也是枯燥的標準來判斷人類的探索？
當然，這些問題更像是一種修辭技巧，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就我看來，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正在進行的探索恰恰是讓他們的人生階段變得如此令人激動、如此有價值的事情，很難想像還有什麼其他的方式能實現這種人生。而且，在任何單一的領域中都無法找到智慧與完整性。他們需要一種打破學科界限的、更廣闊的視角，需要一種可以將所知、所感以及自己的判斷整合起來的理解方法。事實上公眾認為這種任務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像以往一樣，因為他們在藝術、商業或科學上的貢獻而獲得某個文化領域的認可。然而到這個時候，渴求智慧的人們知道，不虛度人生的關鍵不在於獲得很多這樣那樣的成功，而在於在構成我們最私密的生存本質的纖維中，有著怎樣的確定感，也就是我們的存在與宇宙的其他部分存在著有意義的聯繫。
創新者小傳
C.范恩·伍德沃德，（Comer Vann Woodward, 1908—1999），男，美國歷史學家、作家，美國南部歷史學家。曾榮獲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美國藝術和文學學會獎、普利策獎、美國歷史學會終身成就獎以及歷史學金獎。他是美國藝術和文學學會的成員，寫作了許多學術文章和11本書，其中包括Tom Watson、Agrarian Rebel、Origins of the New South、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他編輯過的作品有Mary Chestnut』s Civil War。
愛德華·阿斯納（Edward Asner，1929— ），男，美國演員。曾榮獲5次金球獎和7次艾美獎。美國演員工會主席，出演過多部戲劇、電影和電視劇，他的作品包括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Roots和Lou Grant。
傑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1922—2005），男，美國記者、作家。普利策獎獲得者。他的作品包括The Anderson Papers、Fiasco。
羅伯特·特欽格（Robert Trachinger，1924—2010），男，美國教育家、廣播節目執行官，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副總裁。曾榮獲艾美獎紀錄片獎。他負責開發並最先使用了慢動作錄像、手持錄像機和水下攝像機。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傳播學教授，也是一位國際性的講師、咨詢師，還是富布萊特學者。
約翰·惠勒（John A Wheeler, 1911—2008），男，美國物理學家、教授。因研究黑洞而聞名，曾被評為古根海姆學者，榮獲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獎、恩裡科·費米獎、富蘭克林獎章、國家科學獎章、赫茨菲爾德獎（Herzfeld Award）、國際尼爾斯·玻爾獎（Niels Bohr International Award）、奧斯特獎章（Oersted Medal）和奧本海默紀念獎（Oppenheimer Memorial Prize）。除了發表過許多專業論文之外，他的著述還包括Geometrodynamics、Spacetime Physics、Gravitation、Frontiers of Time和Quantum Theory and Meas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