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後的生活
我已經結婚57年了，我非常重視家庭。我的兩個已到中年的女兒以及她們的孩子對我很重要，我們彼此間非常親密。
心理學家約翰·加德納
John W. Gardner
直到最近，富有創造力的人才可以通過師從名家來學習技能，或者通過試錯來自學某個領域的知識。大約200年前，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他們主要是學者和牧師。哥白尼是一位教士，他自學了數學和天文；孟德爾是一位修道士；伽利略接受的是醫生的訓練。如今，我們無法想像一個人大學時學習某個領域，後來轉而研究另一個領域。即使是詩人和畫家，人們也認為他們應該取得高等學歷。
大學教育與職業選擇
對於很多被訪談者來說，大學和研究生時期是他們人生中的最佳時期。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們發現自己的理想和職業變得明確起來。他們通常來自小地方，在那裡人們覺得他們很古怪。大學裡有能夠欣賞他們獨特性的環境及老師。
對有些人來說，上大學使他們能夠首次宣佈自己的獨立。戴維·瑞斯曼選擇攻讀法律，而不是他爸爸中意的醫學。像多數從事科學研究的女性一樣，伊莎貝拉·卡爾不得不說服父母這是比做老師更好的職業。約翰·加德納原本想當作家，後來決定學習心理學。十幾歲的時候，安東尼·赫克特喜歡音樂和數學，後來被文學所吸引，成為一位詩人。
不過這段時期並不一定輕鬆。萊納斯·鮑林雖然很聰明，但也不得不努力完成大學的日程安排。在如今的本科生看來，這種日程安排是不可能完成的。萊納斯·鮑林根據朋友父母的建議，上了俄勒岡州農學院（Oregon Agricultural College）：
我會做些臨時工作以賺點小錢，比如為大學工作，除掉草地上的蒲公英。我把一根棍子在裝有砷酸鈉溶液的桶裡蘸一蘸，然後把它刺進蒲公英的嫩枝裡。我每天都要砍木頭，把它們砍成合適的大小，以便可以塞進女生宿舍的爐子裡。每週我還要切兩回牛肉，把牛肉切成牛排或待烤的肉。每天我都要拖廚房的地板，那是非常大的廚房。在大二結束時，我得到了一份鋪路的工作，就是在俄勒岡南部的山裡鋪上柏油路面。
即使在大學裡，未來創造者的表現也很少會超出預期。當布倫達·米爾納在劍橋和其他12名學生一起參加大學測驗時，她被一位同學的聰明才智所折服，她覺得他的理論觀念在她之上。布倫達確信那位同學將改寫考試的標準，她無緣「第一名」了，會失去得獎學金的機會。「但是結果很好玩——他沒有參加那次考試。他很聰明，但不專注。我想他可能在倫敦的某間後屋裡，浴室裡有老鼠或其他東西。我在考試中表現很好，因為有那個人做榜樣。」同樣地，羅莎琳·耶洛回憶道：
在大學裡另外一個女孩和我一起選修了幾門課程。在上物理化學課時，她得了90分，我得了60分，其他人只得了30分。她在康奈爾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導師是漢斯·貝特，但當她丈夫從軍隊退伍回來後，她輟學了幾年。最終她拿到了博士學位，但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建樹。從本質上說，她可能比我聰明，但沒有像我一樣的驅動力。
米爾納將它稱為「專注」，而耶洛稱之為「驅動力」，這是她們超越更聰明的同學的優勢。對於令自己不同於同伴的品質，富有創造力的人提到最多的是好奇心，其次是專注力。如果沒有這種品質，他們便無法堅持艱苦的工作。從很多方面看，好奇心和專注力就像陰陽兩面。為了實現創新，人們需要兩者的結合。首先需要對外界刺激保持開放的態度，其次要保持內在的專注。第一個是玩樂性質的，第二個是嚴肅認真的。對於第一個品質，事物和觀點本身就是人們研究它們的目的；而第二個則是以競爭與成就為導向的。
如果說老師在高中時能夠幫助富有創造力的個體的發展，那麼在大學裡更是如此。首先，他們可以激發一個人對某個學科的潛在興趣，提供適當的挑戰，引導他們成就終生的事業。其次，老師通常會以各種方式發揮影響，以使學生被學界中重要的人物注意到。學習自然科學的大學畢業生不太可能進入優秀的實驗室，除非他們的老師給實驗室負責人寫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如果老師願意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牽線搭橋，那麼對於學習文學或藝術的學生發表自己的第一首詩或第一幅繪畫作品將具有極大的幫助。沒有老師的積極支持，碩士學位（甚至博士學位）對於職業發展來說都不具有多大的價值。
在大學生涯的早期，伊莎貝拉·卡爾就遇到過這樣一位老師：
他是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第一位對我產生個人興趣的教授。他說：「你肯定要讀研究生，對嗎？」我說：「那是什麼？」他向我做了解釋，我說那聽起來像是一個好主意。因此在我讀密歇根大學的幾年裡，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他建議我選什麼課程，告訴我什麼會令我感興趣。他真是一個好人。
當安東尼·赫克特在軍隊裡時，他就聽說了約翰·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他一退伍，就在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辦理了入學手續，師從這位年長的詩人。蘭塞姆不僅在《凱尼恩評論》（Kenyon Review）上發表了赫克特的第一首詩（「那是我寫作事業的開端」），而且當英語系的老師生病時，蘭塞姆還僱用赫克特給大一新生上英語課（「那是我教師生涯的開端」）。
從事某一職業需要堅定的決心和一些好運氣。事實上，幸運是接受我們訪談的大多數人最常提及的成功原因。在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遇到恰當的人是在某一領域中起飛的必要條件。除非學界注意到這個人，否則他很難對領域做出富有創造力的貢獻。即使那些看起來最與世隔絕、與文化最疏離的人也是如此。如果馬丁·路德的觀點不是在當時德國知識分子生活的中心被宣揚，很難想像它們能傳播得這麼遠。如果卡夫卡在烏爾都（Urdu）寫作，或者他沒有引起維也納評論家的注意，那麼很難想像他的作品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幾乎所有接受我們訪談的女性科學家都提到，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她們很可能上不了研究生，得不到獎學金，做不了博士後，當不了大學老師。由於很多男性去參戰了，而教授需要研究生的協助，因此他們勉強接受了這些女生，使她們有機會獲得更高水平的教育。1941年，當羅莎琳·耶洛成為伊利諾伊大學的物理學研究生時，她是該校的第二位女性學生，而第一位是在1917年被錄取的。「為應不應該錄取我進入研究生院，他們發生了爭執。」她說。這幾乎也正是布倫達·米爾納、伊莎貝拉·卡爾和瑪格麗特·巴特勒講述的故事。如果這些女性早出生10年，她們很可能無法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富有創造力的貢獻。
能給予支持的伴侶
我們樣本中的個人一般都擁有穩定而美滿的婚姻。藝術領域中的有些人一開始會擁有活力四射、豐富多變的性生活，但多數人和最初的伴侶保持著30年、40年，甚至長達50多年的婚姻關係。
其中一個例外是耄耋之年的布蘭德利·史密斯（Bradley Smith）。這位攝影師在回答什麼樣的人生成就令他最驕傲時，簡單明瞭地答道：「也許是做愛。」他聲稱自己6歲時在性方面就變得很活躍了，而且從來沒有衰退。當被問及什麼激勵他進行藝術創作時，他說：「我想，可能是性和歌曲。如果要求我簡單地說出什麼促使我不斷前進，那麼我認為性和音樂為創造力的本能提供了營養。我想，沒有它們人就會失去生氣。」雕刻家及電影攝影師邁克爾·斯諾表示贊同：「嗯……創造力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性或性慾……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我依然慾火中燒，不過那時更棒（指的是30年前）。」一位音樂家的妻子在訪談結束後，當著丈夫的面對我們說：「他沒有告訴你們，在這一生中激勵他的是許多女人？」作家們描述了年輕時他們熱情如火的浪漫生活，但最終他們都安於家庭生活。
當被問及最令他們感到驕傲的成就時，很多被訪談者（男性和女性幾乎一樣多）都提到了家庭和孩子。
不過大多數人的性生活模式是比較沉穩的。最近的研究顯示，放蕩、對婚姻不忠的人的數量遠遠少於之前的估計。當被問及最令他們感到驕傲的成就時，很多被訪談者（男性和女性幾乎一樣多）都提到了家庭和孩子。在解釋是什麼使他們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時，有幾個人指出配偶的幫助不可或缺。這些回答並不是敷衍。
漢斯·貝特是20世紀初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也是20世紀末一些重要的物理學家的老師。他主動說道：「妻子對我的生活影響很大，她帶給我幸福。在結婚前，我從來都不是非常快樂。我有過快樂的瞬間、也曾一整個星期都很快樂，但自從結婚後，我始終是快樂的。吃飯時我們會聊很多，我們都很喜歡在山裡散步。」經歷了54年的婚姻後，這是很不錯的總結。安東尼·赫克特用幾乎同樣的說法描述了自己的婚姻：
我覺得從很多方面看，我是一個踉蹌前行的人，犯了很多錯，浪費了時間，而且不快樂。並不是說我以前不快樂，而是快樂的時光總是很短暫。但是自從和海倫結婚以及我們的兒子出生後，生活中便充滿了平靜的幸福，它讓一切看起來都是值得的。
羅伯遜·戴維斯結婚54年了。當初遇到妻子時，他們都在老維克劇院（Old Vic）開創舞台事業。她是提詞員（prompter），對經典保留劇目的台詞瞭如指掌：
莎士比亞在我們的婚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語錄、笑話和參考資料的來源，它們如此深邃微妙。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因為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太美好了。這就像一場冒險，我們還沒抵達終點呢。我們還將繼續交談。我發誓，對於婚姻來說，交談比性更重要。婚姻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因為妻子為我排除了障礙，這樣我就可以不受干擾地投入工作了。
赫克特贊同這種說法：「對我來說，寫詩最需要的似乎是安靜和時間。如果你有一位理解這種需求的配偶，那麼她會負責不讓你受到干擾，讓你擁有時間和安靜的環境。」所有婚姻穩定的被訪談者都反覆說到配偶在這方面的作用。他們就像具有保護性的緩衝器，抵禦著外界干擾的入侵。萊納斯·鮑林的妻子是他大學時的女友，在妻子去世前，他們走過了58年的婚姻生活。他對年輕學者提出了不合時宜的建議：
你應該去俄勒岡的科瓦利斯（Corvallis），俄勒岡大學就在那裡，四處找找有沒有專業是家庭經濟學的年輕女性。這種情況就發生在我身上。我認為自己很幸運，我妻子覺得她的生活責任和快樂來自家庭、丈夫和孩子。她最好的貢獻在於讓我能夠免受家務問題的干擾。她會把所有這些問題都解決了，這樣我就可以把全部時間投入到工作中。從這方面看，我真的很幸運。
約翰·加德納的政治事業遭遇很多壓力，他相信他之所以能保持頭腦清醒，主要是因為和諧的家庭生活：
我們已經結婚57年了，我非常重視家庭。我的兩個已到中年的女兒以及她們的孩子（4個外孫）對我很重要，我們彼此間非常親密。我認為這是一種重要的平衡，尤其是對於活躍的生活而言。這也有益於粗暴的生活，比如工作中需要進行鬥爭、在公開場合中維持領導地位，等等。
不可避免的是，也會存在關係緊張的婚姻。在某一領域中取得富有創造力的成果對一個人來說已經夠有壓力了，而應對伴侶卻更加困難。事實上，令人奇怪的是，這些人通常感到有保持婚姻關係穩定的強烈責任感。約翰·裡德在結婚27年後離婚了。在妻子生病住院治療的一年中，他正處於事業快速上升的時期，但是他仍然從工作中抽出時間照顧從2歲到12歲的4個孩子。「我用那一年的時間做他們的好爸爸。回想起來，那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投資決策。從滿足感的角度看，養育孩子比為公司賺錢更有回報。」雅各布·拉比諾和妻子已經結婚60年了，他的妻子很有哲理地總結道：「和發明家一起生活就像成了『高爾夫寡婦』，不過只有星期天不是。」
拉維·香卡1967年和第一任妻子分居了。幾年後，他遇到了現在的妻子，他們在相遇12年後結了婚：
相信我，我現在覺得非常幸福。我找回了曾經失去的平靜。我以前到處奔波，從來沒有在家庭中投入時間。你知道，我必須責備自己是一個不顧家的人。不過現在我第一次有了這種美妙的體驗。我的妻子不是表演音樂人，但她是一位音樂家，還是一位舞蹈家。她非常體諒人，對我很有幫助。我愛她，現在我感到很平靜。
樣本中的女性也覺得，丈夫讓她們可以無牽無掛，專心從事工作。回答生活中什麼事情令她感到最驕傲這個問題時，雕塑家妮娜·霍爾頓說：「讓我感到驕傲的是一個混合物，其中包括我幸運地擁有很好的家庭生活、一位我愛的丈夫，他是最了不起的。另外還有我對很多事情的興趣，特別是對雕塑。所有這些讓我的生活很圓滿，甚至是令人驚歎。」歷史學家、劇作家娜塔莉·戴維斯在普林斯頓教書，她丈夫在多倫多教書，兩人聚少離多。他們每天會給對方打電話，大多數週末會一起度過。
另外，丈夫經常會作為妻子的導師，在她們職業生涯的起步階段給予幫助。瑪格麗特·巴特勒說，她之所以能克服僱主對女性科學家的懷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能得到丈夫的大力支持」。1945年，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在較有經驗的丈夫的幫助下，創立了民意調查機構。關於平衡家庭與工作之間的關係，發展心理學家柏妮絲·諾嘉頓對職業女性的建議是：
你可以用放鬆的方式來應對，這比繃得緊緊的更好，如果你有條件這樣做。我丈夫很理解這一點，他說：「按你喜歡的方式去做，我會盡量幫助你。只要孩子們能得到照顧，我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想怎麼使用時間就怎麼使用。」這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們的丈夫在那些年裡沒有提供很多支持。我說的是40多歲、50多歲的時候，不是90多歲。
然而，不平等的性別角色同樣給這些富有創造力的女性的婚姻生活帶來困難。埃莉斯·博爾丁會演奏大提琴，在大學學習的是音樂。畢業一年後，她結婚了。她丈夫肯尼斯當時已經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了。他把社會學文獻以及實現世界和平的新觀點介紹給了埃莉斯，世界和平是埃莉斯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她獲得了社會學的碩士學位，準備在社會學領域中開創自己的事業。後來埃莉斯生育了5個孩子，彼此之間都相隔兩歲。她非常喜歡孩子，但照料孩子的10年讓她的事業遠遠落在了丈夫的後面。之後她一直被丈夫的陰影籠罩著，這很不容易。埃莉斯用了很長時間才走上自己在學術之路，找回了自信。
詩人希爾德·多明嫁給了一位傑出的古典學者。儘管他們的婚姻很牢固、很幸福，但希爾德覺得丈夫嫉妒她對詩歌的嘗試。當她第一次把自己寫的一首詩拿給丈夫看時，他酸溜溜地說：「好吧，看看小貓扯了些什麼。」直到丈夫死後，希爾德才開始全力寫作，不久她便成為德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
如果兩個個性很強的人之間存在著緊張狀態，婚姻關係就很難維繫。不過大多數時候雙方會友善地離婚，並且會出於友情而時常探望彼此。黑澤爾·亨德森（後來再婚了）說：
10年前我離婚了。我和前夫依然很友好，但我不得不學會面對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我做不了傳統文化所定義的那種妻子。他完全有權利再找一個妻子。我們直到女兒長到18歲才離婚，我認為我們很好地履行了職責。我們的關係不錯，和女兒的關係也很好。
布倫達·米爾納說，她的丈夫曾在事業上給予了她巨大的幫助。後來他們雖然離婚了，但布倫達堅持認為：「他也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之間根本沒有怨恨，而是正相反。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對對方很有影響。」
富有創造力的個體對婚姻關係的敘述千差萬別，它們不能證明任何觀點。不過他們的敘述可以駁斥人們普遍持有的一種觀念，那就是富有創造力的名人通常擁有複雜的人際關係，而且感情不專一、反覆無常。真實的情況似乎正相反：這些人很清楚，持久專一的關係能夠最好地保障他們內心的平靜，而這正是他們專注地進行富有創造力的事業所需要的。
「創造」一個職業
創造力很少是某一時刻的產物，更多是一生的成果，就像達爾文慢慢積累事實和假設，最後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進化論。
創造力很少是某一時刻的產物，更多是一生的成果，就像達爾文慢慢積累事實和假設，最後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進化論。的確，在數學與科學領域中，一些短小的論文常常足以造成整個領域的改變。比如1905年愛因斯坦有關狹義相對論的文章。再比如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認為自己的科學地位是由1948年發表在《物理評論》上的兩篇論文確立的。這兩篇論文花了他6個月的時間去苦思冥想，幾個小時的時間去解答，又用了6個月的時間才把它們寫出來。然而，即使在這種例外的情況中，我們把大事件發生前的歲月，把接受訓練和進行思考的時間都加上，創造過程才能顯現出它真正的長度：它遠遠比人們注意到某一關鍵事件時它所表現出來的長度更長。
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成就是對某個領域長期投入的結果，對該領域的興趣可以追溯到童年，在學校期間會繼續下去，並持續到大學、研究實驗室、藝術家的工作室、作家的閣樓或企業家的辦公室中。根據個人所處的領域不同，職業道路也會存在很大差異。詩人的職業生涯與高能物理學家或銀行集團CEO的職業生涯非常不同。即使在相同的子領域中，男性與女性的職業路徑也會很不一樣。在這樣多元化的群體中，是否存在某些共性？
從某種意義上說，富有創造力的個體的職業生涯都很類似：它們不是尋常意義上的職業。大多數人進入一個組織，從初級水平開始，從事若干年指定的任務，然後以較高的水平離開。在這段時期，我們事先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如果我們不做，其他人也能做這份工作。工人一開始可能是工具匠，離開時是工頭；老師干了30年後，可能當上了校長；士兵也許晉陞為軍士；年輕的律師最後成了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等等。這些任務相對固定，我們會去適應它們。現在進入後工業化經濟之後，這種模式可能變得不那麼嚴格了。但是如果大多數人都不再繼續遵循為他們設定的職業路線了，那我依然會感到很吃驚。
與之相反，富有創造力的人通常不得不創造出他們將從事一生的職業。在弗洛伊德之前，沒有人能成為精神分析師；在懷特兄弟之前，沒有人能成為航空工程師；在加凡尼、瓦特和愛迪生之前，沒有人能成為電氣技師；或者在倫琴之前，沒有人能成為放射科醫生。這些人不僅發現了思考和做事的新方法，而且成為他們所發現的領域的第一個實踐者，使得其他人可以在這個領域中擁有一份工作。因此，富有創造力的人本沒有職業，他們創造了職業。另外，這些先驅者必須創造一個追隨他們理念的學界，否則他們的發現很快就會湮滅在浩瀚的文化中。弗洛伊德必須把內科醫生和神經學家吸引到他的陣營裡；懷特兄弟必須說服其他機械師，航空業將是一個可行的行業。職業只可能發生在學界中，如果一個人想從事尚不存在的學界中的職業，那麼他就必須創造出這個學界。這就是創造出新領域的人們所做的事情。
但是，作家、音樂家和畫家是怎樣的呢？這些都是很古老的職業。富有創造力的詩人創造了寫詩這種職業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然而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也是事實。每一位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詩人、音樂家或畫家都必然發現了一種前人沒有發現的寫作、作曲或繪畫方法。因此，雖然畫家所從事的職業是古老的，但他們繪畫的方法卻是不斷創新的。我來舉兩個例子，一個來自科學領域，另一個來自藝術領域。它們可以說明職業中的創造力涉及什麼內容。
羅莎琳·耶洛的父母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他們給孩子們讀書的機會，希望他們能上大學。不知什麼原因，羅莎琳認為這與基因遺傳有關，她一直堅信，自己能夠以某種方式改變世界。她保留著一張自己3歲時的照片。在照片上，她戴著拳擊手套，哥哥躺在地上，她則高高地站著（她哥哥在郵局工作）。在學校裡，她發現自己喜歡數學：
我擅長數學，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好學生。我學習刻苦，當他們想讓我做額外的功課時，我會積極響應。
我們問她：「你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要求你這樣做嗎？或者因為你把它看成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她這樣回答：
不，我沒有把這看成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喜歡。你知道，物理老師奧蒂斯會用實例來證明物理學原理。你必須證明這些實例是對的。他會把驗證實例的任務交給我。這很有趣。我願意花額外的時間做這些事情。
在高中和大學期間，羅莎琳幸運地遇到了一些認識到她的能力與積極性的科學及數學老師，他們不斷用更難的任務來挑戰她。在這個階段，她還閱讀了居里夫人的傳記，從那以後，居里夫人就像一位相隔遙遠的榜樣。20世紀30年代，她在大學裡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她那一代的大多數科學家都持有這樣的觀點）：「物理是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領域。」她對人工放射性極光尤其感興趣，她覺得那會是打開很多科學領域的工具，在化學與生物學領域中也會變得非常重要。
由於那時物理學發生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因此羅莎琳的大學老師建議她繼續讀研究生，成為物理學家。當時幾乎沒有有關純物理學的工作。即使像尤金·維格納或裡奧·西拉德那樣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最初也會迫於父母的壓力而選擇工程專業，以便在必要時可以退回到被普遍認可的職業上。羅莎琳熱愛物理學，但為了保險起見，她學習了速記法，這樣如果其他道路都行不通，她還可以找份秘書工作。
不過她是幸運的。一部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研究生院出現了很多空缺，她被伊利諾伊大學接受，得到了助學金並得以參與研究。同時還發生了其他幸運的事，那就是出現了新一代的技術，其中包括迴旋加速器、電子感應加速器。所有新機器使得研究同位素成為了可能，羅莎琳覺得同位素的特點將帶來重要的科學應用。
1947年，布朗克斯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Bronx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僱用了她，讓她在放療科工作。其他人都是醫學博士，而羅莎琳從來沒有上過生物課。由於跟醫生有緊密的工作關係，她開始自己學習輻射物理學方面的知識，即如何能幫助病人治療疾病，解決生理上的問題。1950年，她與內科醫生所羅門·伯森（Solomon A. Berson）合作，幾年後成立了放射性同位素服務科，後來這個科室成了核醫學科。以前沒有這樣的科室，羅莎琳是核醫學的「發明人」之一。現在人們可以在這個領域中找到常規性的工作，但在半個世紀前，這個領域根本不存在。
在核醫學實驗室工作期間，羅莎琳參與了最終使她做出最重要突破的一系列實驗。在嘗試找出為什麼有些人會罹患糖尿病的過程中，她的實驗室成功地運用鐳H，不僅測量出身體產生的胰島素，而且測量出了肽激素和抗原，由此有了放射免疫分析法（radioimmunoassay method）的發展。1959年，羅莎琳和所羅門第一次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胰島素濃度，很快它被成功地運用到了其他數百例糖尿病患者的診斷中。為此，羅莎琳獲得了醫學研究領域中最令人渴求的一些獎項。1976年，她成為第一位獲得基礎醫學研究的艾伯特·拉斯克獎（Albert Lasker Prize）的女性。1977年，她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
羅莎琳的職業生涯完全不符合常規，只有基礎物理訓練是常規性的。但是從那之後，她選擇了至今仍很年輕的輻射物理學專業。後來，她成為首批將輻射物理學運用於生物問題的科學家之一。她是第一個發現可以用放射同位素來測量人類身體中發生的狀況的人。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她沒有對所做的事情設計過藍圖，但是她擁有很多有利的條件取得成功：物理學理論的發展；出現了製造和測量輻射的大型機器；戰爭的剩餘推動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它使羅莎琳獲得了所需的教育機會）；支持她的父母；童年時期給予她鼓勵的老師們以及已確立的學界（在這裡是醫學界）對她的認可。這些都使她發展新學界的嘗試成為了可能。如果沒有這些有利條件罕見地彙集在一起，羅莎琳便不太可能實現如今的成就。不過她必須自己把這些條件拼湊在一起，沒有指導手冊可供參考。她是如何做的呢？
羅莎琳對自己成功的解釋非常簡單：「我一直對學習很有興趣，對利用所學也興趣盎然。」從本質上說，她用一生的時間與醫生們交流，找出他們遇到的問題，試著找出通過實驗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實驗結果很少是決定性的，於是她會反思自己在實驗中的發現，與同事討論，進行一些新實驗。在有趣的結果出現之前（如果她很幸運），這個循環會重複若干次。以下是她對自己的主要發現的描述：
有些事情發生了，你才會認識到它的發生。這就是放射免疫分析發展的方式。我們在檢測一個假設，即糖尿病會迅速破壞胰島素，而這就是成年糖尿病患者體內缺少足夠胰島素的原因。於是我們標記胰島素（即用化學方法給胰島素做標記，這樣我們便可以測量它的位置和吸收率），發現胰島素並沒有迅速消失，而是消失得更緩慢了。因此我們必須檢驗為什麼它消失得更慢了，從而發現了抗體。接下來我們試著確定抗體的數量。當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意識到反而能夠測量胰島素了。一開始我們沒打算發展放射免疫分析法，它從一個不相干的問題中顯現出來。等發現了放射免疫分析法時，我們認識到：「啊，我們可以用它來測量所有東西！」
這段描述讓發現的過程聽起來很容易。寥寥數語概括了數年令人激動而又艱辛的工作。然而，無論重大的突破發生在藝術領域、物理領域、詩歌領域還是商業領域，總體的輪廓都相同。由於某個人在不斷學習新知識，並且非常想實施學到的新理念，因此發現了新的做事方法。將羅莎琳的職業生涯與一位藝術家的職業生涯放在一起，也許是一種有趣的比較。
1994年，當我訪談邁克爾·斯諾時，多倫多的街燈上都懸掛著印有他創作的最著名形象的旗幟。那是一個性感迷人的女性身體的輪廓，名叫「行走的女人」（Walking Woman）。這些旗幟顯示的是他的三場回顧展，其中一場佔據了巨大的安大略省美術館（Ontario Gallery of Art）的大部分當代展示空間。另外兩場位於城市其他部分的時尚場所中。與此同時還在舉辦他的創作音樂會，他的一些實驗電影也正在展播。訪談那天，他接到了幾個長途電話。里斯本的來電是關於明年秋天展覽他的作品的。巴黎蓬皮杜中心（Center Pompidou）的電話談的是他們那裡的一些雕塑被毀壞了，希望借用他的繪畫作品填補比利時藝術家勒內·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在作品展中的空缺。邁克爾·斯諾的事業達到了很少有藝術家能夠企及的最高點。就像其他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的職業生涯一樣，他的職業路線也不符合任何現有的模式。
我母親是一位很傑出的古典鋼琴家，直到90歲時，她仍在演奏。雖然她不是專業鋼琴家，而且從來沒有想成為專業的，但她真的演奏得非常好。她想讓我上鋼琴課，但我拒絕了。她嘗試了很多方法來說服我，但我就是不想學。大概是在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碰巧在收音機上聽到了爵士樂，我從來沒聽過類似的東西，它讓我很震驚。我開始對爵士樂感興趣，非常狂熱地聽所有的爵士樂，去認識有共同興趣的人。我也想那樣演奏，於是開始嘗試自學。
我們家有兩架鋼琴，一架在樓上，一架在地下室。我經常在地下室彈奏。有一次我媽媽下樓聽到了我的演奏，她在我發現之前，聽了一會兒，然後我們開始交流。她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在彈奏鋼琴，你怎麼會彈的？」我說：「嗯，我只是開始對彈奏鋼琴有興趣了。」她說：「你應該上鋼琴課。」我回答：「不，我彈得挺好。」
後來斯諾加入了實驗爵士樂隊，用了幾年時間在紐約當地的現場音樂中學習，並成立了自己的樂隊，錄製了一些唱片，最後對加拿大當代音樂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通常只能依靠自己的技藝，面對著市場力量的變幻莫測以及人們品位的變化，卻無法仰仗機構的保護。
在他所從事的其他藝術形式上，斯諾也是相當離經叛道。上高中時，他學得比較好的科目是繪畫，所以他決定上藝術學校。在那裡，他遇到了一位對他影響很大的老師。這位老師對他的作品給予回應和評價，指點他應該看什麼書，看哪些藝術家的作品。他還建議斯諾把幾幅作品提交給安大略藝術協會（Ontario Society of Artists）的一個集體展覽。「他們接受了我的作品，這引起了一些轟動，因為以前還沒有學生的作品被接受過。」大學畢業後，他的抽像繪畫開始受人關注。不過像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斯諾不願受到兩維空間的局限，對購買自己作品的人會如何使用它們心存懷疑，擔心它們會被作為「裝修方案」的一部分。因此他轉向了雕塑、攝影、全息攝影和電影製作，探索了各種可以利用的媒體和材料。儘管如此，那時他仍感到很困惑，對自己沒有信心。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成為了真正的藝術家：
是的，那幾乎是令人尷尬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取決於外界的認可。確實是這樣。電影《波長》（Wavelength）在一個電影節上獲了獎。我一下子出名了，贏得了5 000美元的大獎。我根本沒想過這部作品能流傳下去。我只是想，我要拍這部電影，希望它很不錯。然後它就得獎了，我因此得到了公眾的關注。他們讓我帶著電影去歐洲參加巡演，我的電影被收在一個系列裡。由此我有了自己的事業。
儘管所有開闢新天地的富有創造力的人都必須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但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尤其如此。他們通常只能依靠自己的技藝，面對著市場力量的變幻莫測以及人們品位的變化，卻無法仰仗機構的保護。難怪很多頗有前途的藝術家會半途而廢，以教書、修復舊房屋、進行工業化設計作為避難所，而不是在前途未卜的職業領域中一直掙扎。那些能堅持不懈並取得成功的人不僅在操作符號方面富有創造力，而且在塑造自己的未來及事業方面更有創造力。他們開創的事業使得自己在不斷探索自己所處的奇特宇宙的同時，還能維持生存。
讓知識繁衍下去
根據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的觀點，人到中年時最典型的任務是繁衍後代。其中包括傳遞某人的基因和模因。前者指的是生育孩子，後者指的是向後代傳遞自己的理念、價值觀、知識和技能。當知道自己的一部分在自己死後還能繼續存在於世時，人們可以更從容地面對死亡。
繁衍的方法，一種是身體上的，另一種是文化上的，兩者之間存在著不一致。羅馬人有一句俗話：書籍或是孩子，兩個都擁有是多麼困難。事實上，在很多文化中存在著這樣的情況，那就是人們認為寫書的人，比如早期的基督教教徒、西藏的喇嘛或信仰佛教的和尚，不應該有孩子，至少不應該有法定的孩子。當然也存在很多著名的例外情況，本書描述的人們便屬於此列。多數被訪談者有孩子，而且他們非常重視孩子（對於最令人驕傲的成就這個問題，最普遍的回答是「我的孩子」）。另外，他們有機會看到自己的學生或追隨者傳承他們的理念。
歷史學家約翰·富蘭克林說：
我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的那些博士們，他們是我的驕傲，他們中的很多人現在已經成了傑出的歷史學家。他們就職的範圍很廣，從各類政府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到各種機構中的主任。他們寫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是關於19世紀的，那正是我的專長。因此，除了我自己的創造力之外，我想說我的知識對他們的投射也令我獲得更多的滿足感。他們吸收了我教給他們的知識，拓展了在協助我的過程中學習到的內容，並且在以某種方式複製我的事業。
拉維·香卡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但強調了與研究生關係的另一個方面，即年輕人對年長夥伴的影響：
我覺得當我和音樂家在一起時，也就是在我的學生當中時，我更加富有創造力。在我教授他們時，他們圍繞著我，哪怕只有一個人，我也會變得更有活力，音樂像泉水一樣噴湧出來。所有我學過的以及所有我想過的都冒了出來。通過這樣做你會不斷成長，你知道嗎？在進行教學時，你同時也在學習，因為不用嘗試你就在做新的事情。
物理學家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也從與學生關係的角度回答了「最令他感到驕傲的是什麼」這個問題：
然後我來到慕尼黑，有了這些學生，並能夠完成比單打獨鬥時更多的事情。他們漸漸獨立起來，這真是令我難忘的事情。你知道，教學不同於從書本上學習。你所要做的是呈現自己，無論你是否喜歡這樣做。你希望學生可以通過觀看，通過感受老師的感受來學習。
布倫達·米爾納不想要孩子，因為她覺得自己不適合母親這個角色，不過她清楚地表達了繁衍的重要性：
一個人無法實現長生不老，但你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來繼續發揮影響，赫布就是通過他的學生來繼續發揮影響。我只是他眾多學生中的一個。他教授過各種各樣的學生，他們雖然進入了不同的領域，但你能夠看到赫布的思想的影響。即使你看一看我的前夫彼得，也會發現他受到了赫布很大的影響。它讓你成為不斷前進的洪流的一部分，即使你已經很老了。
活躍在不同的舞台
儘管富有創造力的個體最明顯的特徵之一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們的項目中，但專心致志並沒有妨礙他們深入參與歷史性和社會性的問題。有時這種參與發生在一個人在某個領域中已經聲名顯赫之後，有時也可能像經緯線一樣交織在某人的整個成年期中。我們樣本中的一些人曾冒著相當驚人的風險為自己的信仰辯護。其中引發最大擔憂的兩個問題是環境破壞（包括核軍備競賽）和越南戰爭。在20世紀的後50年中，這兩個問題讓富有創造力的人們行動了起來。
1954年，萊納斯·鮑林贏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並被至少一份出版物列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20位科學家之一。此後他把精力轉向了抵制核戰爭的行動中。他組織集會和示威遊行，在此期間時常被警察拘留。儘管如此，1962年他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物理學家維克托·韋斯科夫（Viktor Weisskopf）將很多精力投入到反對軍備競賽的鬥爭中，他是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委員會成員。
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育兒書被認為是世界上銷量僅次於《聖經》的作品。他也成為了核軍備競賽的積極抗議者，後來又強烈地反對越南戰爭。他也被警察拘留過幾次，最後嘗試建立第三黨派來競選美國總統，以實施他的信念。巴裡·康芒納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為了組織環保活動，他放棄了如日中天的科學事業。他還參與了美國總統的競選，但沒有成功。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也參與了總統競選，不過他是以美國參議員的身份參與競選的，因此不涉及職業道路的改變。
演員愛德華·阿斯納（Edward Asner）參與了很多有關統一和反戰的活動；攝影師布蘭德利·史密斯因為試圖組織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棉田工人而被一度關押在南方的監獄裡；藝術家李·內丁（Lee Nading）因在通往核設施的道路上畫上了巨大的符咒標記，而被司法長官拘捕，罪名是污損公共財產；娜塔莉·戴維斯為了抗議越南戰爭而將自己放逐到了加拿大；約翰·加德納放棄華盛頓位高權重的職位，組織了諸如同道會的草根運動；喬治·法魯迪在集中營中度過了很多年，因為他是猶太人。
納吉布·馬哈福茲的驚險故事很好地說明了一位正直的藝術家會遭遇怎樣的麻煩。馬哈福茲很靦腆，不善交際，他喜歡開羅有閒階級夢幻般的生活節奏：「大學畢業以後，我想找份工作，擁有新的生活方式：工作到下午，傍晚時四處轉轉，去俱樂部或咖啡館。」當他在小說裡逼真地描述同胞們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以及在整個埃及過去幾代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怎樣的深刻變化時，引起了政府的不滿，他被軟禁了數年。之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對人民生活的客觀描述也使伊斯蘭派系疏遠了他，後者認為他不尊重宗教的絕對權威，甚至有意冒犯。此時馬哈福茲簽署了一份聲明，公開譴責「文化恐怖主義」，其中這樣寫道：「埃及的審查不再是一種政府職權，而是原教旨主義的槍炮。」警察發現了一份死亡黑名單，馬哈福茲排在最靠前的位置。於是政府為他提供了全副武裝的保鏢。不過，與其他受到威脅的知識分子不同，馬哈福茲拒絕接受保護。1994年10月的一個傍晚，當這位82歲的小說家在其他幾位作家的陪伴下，走向他最喜歡的咖啡館，準備放鬆一下時，一輛轎車在他身後停下來，一個人跳下車，拿刀刺入了他的後背。
驅動這些人在各自領域中取得新突破的好奇心和奉獻精神，也引導他們去解決社會及政治問題，而其他人則可能滿足於現狀，選擇不去理會這些問題。
當然這些傾向並不表明富有創造力的人必然會對周圍的世界感興趣，願意捲入其中，為自己的信仰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這些描述駁斥了廣為流傳的相反的結論，那就是傑出的藝術家和科學家非常自私，只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不關心世界上發生的其他事情。其實正相反，驅動這些人在各自領域中取得新突破的好奇心和奉獻精神，也引導他們去解決社會及政治問題，而其他人則可能滿足於現狀，選擇不去理會這些問題。
▲開創事業之外的新天地
隨著富有創造力的個體開始變得功成名就，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甚至會參與激進的活動。發生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內部的，另一個是外部的。
當富有創造力的人的事業進展變慢或失去挑戰時，內部的因素便會發揮作用。例如，某個科學分支或藝術風格可能會發展到盡頭或變得過時了，這些領域裡的人就得轉移興趣。20世紀20~30年代席捲物理學界的知識騷動已經大幅消退了，而其他科學分支吸引了年輕聰明的研究者的興趣。爵士樂不再像50年前那麼風光，小說據說會消亡，繪畫是一種倒退。那些將一生奉獻給這些事業的人在嘗試尋找更肥美的牧場。情況還可能是，領域依然很刺激，但某人自己已經江郎才盡，或者感到太受自己專業的局限，或者受制於實驗室及工具的缺陷。當發生這種情況時，大學裡的科學家也許會想辦法當系主任或院長，投資者轉向做咨詢師，而藝術家則渴望獲得一份教育領域的工作。
外部的因素來自環境施加給個人的多元化壓力。對於很多管理職位來說，請到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是一種巨大的資產。政府機構和私人基金會很樂意它們的高管擁有富有創造力的名聲，另外還會特設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誘惑富有創造力的人接受這些職位的通常不是金錢，也不是權力，而是去做重要的事情，並且他有能力做成這些事的感覺。
樣本中的多數女性科學家，比如瑪格麗特·巴特勒、羅莎琳·耶洛、維拉·魯賓和伊莎貝拉·卡爾，將大量的時間用於在全國各地的高中做演講，告訴女孩們數學課的重要性，以免她們進入大學後想學習科學專業時，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數學基礎而不得不放棄。她們覺得很多聰明的女性正是缺乏這種遠見而荒廢了生命。這四位女性科學家都參與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協會，特別是那些為女性科學家服務的協會。巴特勒還積極參與當地的政治事務，羅莎琳就輻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的演講。
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遲早會被捲入政治及科學管理，如果他們擅長於此，便能擁有第二或第三職業，「做上帝的工作」而不只是做他們自己的工作。曼弗裡德·艾根仍在哥根廷的馬克斯·普朗克學院運營著他的大型實驗室，他希望在那裡演示無機分子中的選擇過程，以揭示生命在地球上出現之前的進化過程。不過他將越來越多的時間用在了諸如代表德國科學基金會批准經費及會員資格，以及到處參加官方會議等活動上，他也在演奏鋼琴上投入了越來越多的時間。
另一位德國科學家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在轉換職業之前，從事了很長時間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越。20世紀50年代，他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建立並管理了歐洲的第一個核研究反應堆。後來，他辭去了那裡的工作，接受了德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一職。在工作中，他代表研究項目遊說政府官員和政客，監督研究經費及研究員資格的管理，並努力使科學界在媒體中保持正面形象。當再次辭去這些職務時，他開始寫烹飪書，這些書很暢銷。同時作為科學界充滿智慧的老人，他會以非正式的身份參加一些會議，發表一些文章。
人們很容易以為，至少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能夠不受干擾，追隨他們的靈感，在自己與世隔絕的工作室裡創作。然而情況並非如此。羅伯遜·戴維斯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時表示，內部及外部的力量都讓他不能專心於寫作：
那時我非常忙碌，因為剛剛完成了一部小說，正處於要出版的階段。那意味著要與出版商進行大量的協商，要校正他們編輯的版本，還要做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事情非常花費時間。同時我還被安排了幾個公開的演講，我必須為此做準備，因為我覺得公開演講很令人痛苦，而且不喜歡講一些淺薄愚蠢的東西。
然後我不得不為新書而到處旅行，你知道，如今的作家已經不能僅僅是寫書了，他還必須到處去做宣傳，朗讀書中的段落，與人們進行交流。
我還要把自己的文章彙集起來，準備放入渥太華的國家檔案館。這比我想像的更麻煩。另一件讓我感到費勁的事情是，在過去幾年中，一位傳記作者寫了一本有關我的書。我必須很可笑地找到一些自己嬰兒時期的照片以及諸如此類的無聊東西。我很難對此說：「不，我不願意提供這類照片。」因為傳記作家都是很有決心的人，如果你不按他們希望的去做，他們會自己找到一些照片，天知道那會是些什麼照片。所以你必須圓滑而乖巧。
戴維斯的敘述強調了富有創造力的人在成功之後，可能會從事另一項任務，那就是保存他們的生活記錄。信件必須分類、貼上標籤，以便存檔。文章要進行收集和註解。繪畫作品被收藏在博物館中，傳記記錄了他們的回憶。當詩人、音樂家和藝術家變得聲名顯赫時，會有越來越多的委員會和協會邀請他們加入。人們會徵求他們對批准經費的意見；記者會打來電話，問他們對宗教、性及政治的看法。正如戴維斯所說：
如今作家所面臨的問題之一是，人們希望你公開露面，成為某種公眾人物。人們希望知道你對政治、世界事務等的看法。其實你對此知道的並不比其他人更多，但你不得不配合他們，否則人們就會說你耍大牌，對你做出一些惡毒的評價。
當然，這種對富有創造力的個體無所不知的期望最終會沖淡他獨特的見解和真正的專長，讓它變得很廉價。不只是作家會面臨這樣的苦惱。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到1946年，科學家還必須兼任公共服務人員，他們要從科學的視角對社會及人類問題發表見解。大多數人對此很享受，虛弱是人類的共性……我們有權利，甚至也許有義務對重要的政治問題暢所欲言。但是對於大多數政治問題，物理學家並不比路人知道得更多。
▲尋找接班人
對於那些在有生之年已經建立起機構的人來說，最擔憂的事情之一就是接班問題。誰將繼續領導這家公司？現在的頭兒退休之後，誰將繼續領導這個實驗室？離開了那個為機構奉獻了一生的人之後，機構還能生存下去嗎？這些問題特別重要。沒有什麼人會贊同龐巴杜侯爵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的告別語：「我們死後，將會洪水滔天。」
羅伯特·高爾文在做摩托羅拉CEO的最後三年中，他把大部分時間用在了選擇「合適的」接班人。錯誤的選擇意味著可能危及一個僱用了上萬人、充滿活力而繁榮的公司的未來，這是他用自己一生的精力創建起來的。
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創辦了她的民意調查機構。她將這個機構從夫妻店擴張為同類公司中最大、最受尊重的一家，僱用了幾百名全職員工以及數千名兼職員工。這個機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她與德國社會及政治領袖們的個人交往，也歸功於她在抽樣方法上的突破以及她的驅動力。現在她已經70多歲了，為機構的未來感到擔憂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為她工作的人當中，誰最有可能繼續保持公司的聲譽和成功？
喬治·克萊因在斯德哥爾摩的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建起了研究腫瘤細胞的大型實驗室。他離退休還很遠，但也開始花費更多時間來討論為他工作的五六十名科學家中，誰有可能接管實驗室。要領導實驗室走向成功，這個人必須才華出眾，有經營頭腦而且大公無私。例如，如果克萊因選擇的接班人太在乎自己的事業，甚至不惜侵佔其他人的創意，那麼最好的研究人員可能會疏遠他，他們會離開，轉而為其他機構效力。機構是很脆弱的。如果它們的成功主要靠一個富有創造力的人，那麼其未來的生存更會受到威脅。
▲永遠沒有時間盈餘
這些富有創造力的成功者沒有很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很難想像他們會感到厭倦，或者會願意花哪怕幾分鐘的時間去做他們認為不值得做的事情。伊娃·蔡塞爾說：「當一些與我同齡的人問我該做些什麼的時候，我說，『你一定要有一件癡迷的事情。』你一定要總是很忙，而不能總是很閒。」布蘭德利·史密斯相信，一個人是為了避免重複和厭倦才被迫變得富有創造力的。「信息時時撲面而來，你沒時間感到厭倦。」
這些富有創造力的成功者沒有很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很難想像他們會感到厭倦，或者會願意花哪怕幾分鐘的時間去做他們認為不值得做的事情。
在70歲、80歲或90多歲的時候，他們可能不再像早年那樣野心勃勃了，但他們依然像以前一樣專注、高效和投入。約翰·富蘭克林輕聲笑著說：「當週五到來的時候，我也會說，『感謝上帝，終於週五了。』因為接下來我可以在家裡不受干擾地工作兩天了。」他們的工作（也就是將他們全部的技能集中運用到他們自己選擇的、有價值的目標上）通常至死方休。所以，為什麼要把他們在做的事情稱為工作呢？也許更應該稱之為玩耍。
每個文化中的大多數人都會將自己的人生投入到社會所設定的方案中。他們關注其他人關注的事情，體驗其他人體驗的事情。他們進入學校，學習應該學習的知識，從事能夠得到的工作，根據當地習俗結婚生子。他們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怎麼做。如果大多數人都不是墨守成規的人，如果我們不能指望水管工、老師、醫生各司其職，那麼我們還可能擁有穩定、可以預測的生活嗎？與此同時，只有當少數人不按常理出牌時，文化才能得到發展。我們研究的這些人在前進的過程中制定出了他們的規則，將運氣與專注結合在一起，直到他們能夠形成一種「生命主題」，這個主題既能表達他們的獨特見解，又能使他們得以謀生。
遭遇厄運與災難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像其他人一樣，富有創造力的人也不能免於失望和不幸。然而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擁有一份事業，這會使他們盡量少惦記著生活中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不幸。
在談到父母或配偶的亡故時，偶爾會有一位被訪談者黯然落淚。成年人可能遇到的最嚴重的打擊——白髮人送黑髮人，在少數情況下會給被訪談者留下永恆的情感傷痕。這些人的生活經歷中不乏這些悲劇以及諸如戰爭、入獄、失敗、經濟困擾等其他不幸，但傷痛沒有變成使他們消沉的情感沼澤，而是幫助他們堅定了繼續前行的決心。
最持久的傷痛是由專業方面的導師造成的。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仍記得60年前，當偉大的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輕視他的科學前途時，他所感到的羞辱。弗蘭克·奧夫納仍為讀研究生時論文指導導師的嫉妒行為感到傷心。這位導師阻止他利用早期的工作機會，並在背後玷污他的聲譽。
我們經常問女性被訪談者，作為女性，她們在職業生涯中遇到了怎樣的困難。她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具有將傷痛縮減到最少的能力。大多數人否認性別偏見或者對女性的雙重期望對她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比較普遍的態度似乎是「有什麼其他的新問題」和「讓我繼續談談需要做的事情吧」。並不是說她們感覺不到女性在職業上所面臨的困難。事實上，她們會慷慨激昂地譴責女性不得不承受的特殊壓力。不過她們看不出這個問題關係到她們自身。維拉·魯賓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
我覺得自己一直很天真。在遇到障礙時，我不認為自己很把它們當回事。我覺得那些設置障礙的人只是不明白我真的想成為一名天文學家。我會忽視它們或者不把它們放在心上，所以我不認為自己曾遇到過障礙。總的說來，我只把它們看成是缺乏支持。在讀大學和研究生的時候，老師們總是勸我學點別的，因為他們不需要天文學家……我可能會找不到工作……我不應該研究這個。我只是不去理會那些勸告，從來不把它們當回事。我想成為天文學家，不在乎他們是否認為我應該或不應該這樣做。因此不管怎樣，我很有自信。
諸如此類被我克服的問題對我似乎沒有多大影響。一定有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性，也曾想成為天文學家，但這些建議產生了影響，所以她們沒有成功。
由信心和對自己感興趣的宏大事業的投入（比如魯賓對天文學的熱愛）所產生的這種「天真」，就像是富有創造力的個人與破壞他們個人目標的熵之間的緩衝器。
然而熵無法永遠被控制住，死亡遲早會阻擋住發現之旅。甚至更糟，身體健康狀態變差，生命的最後幾年就被毀掉了。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73歲時仍能在他鄉間的隱居之地砍木頭，過著充滿活力的生活，但在訪談結束時，他沉思著說：
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沒有談及，那就是良好的健康狀況。你知道，這意味著你的身體運轉正常，不需要給予特別的關注。要想有所作為，這絕對是至關重要的。我曾想，如果拖著多病的身體，如果嚴重的疼痛或其他病痛扭曲了你對世界的體驗，那會發生什麼？如果那樣，整個世界都會變得不一樣。當然有些不幸的人忍受著長期的疼痛，或者忍受著某種長期的生理障礙，但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狀況，所以不知道那是什麼感受。不過在我看來，頭痛欲裂地起床做事似乎是非常困難的。
正如麥克尼爾所指出的，疼痛是那麼可怕，它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注意它，因此使我們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長期疼痛會讓我們停止手中所有重要的工作。當然，正如他提到的，有些人甚至能克服這樣的障礙。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是16世紀最有創造力的人物之一，他患有腎結石和其他各種疾病。但是他堅持到處旅行、參與政治活動，並寫出了著名的篇章。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因為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只能坐在輪椅上，不能行動，甚至不能控制聲帶。但是他依然發展了宇宙理論，周遊世界各地。從這方面來看，我們樣本中的群體還是很幸運的。他們一直到最後都很健康，不用擔心自己的創造力是否能戰勝長期的疼痛。
創新者小傳
伊莎貝拉·卡爾（Isabella Karle，1921— ），女，美國實驗化學家、晶體學專家。曾榮獲美國海軍的卓越文職人員獎（Superior Civilian Award）、女工程師學會的年度成就獎、化學先鋒獎、密歇根大學的科學與工程領域女性終身成就獎、美國晶體學協會傑出往屆主席獎、瑞典皇家科學院愛明諾夫獎（Gregori Aminoff Prize）。
拉維·香卡（Ravi Shankar，男，1920—2012），印度錫塔琴演奏家、作曲家，全印廣播電台（All-India Radio）器樂合奏指揮。他遊歷世界各地，在洛杉磯創立了緊那羅印度音樂學校（Kinnara School of Indian Music）。加州大學、英迪拉卡拉森吉特大學、印度國家音樂、舞蹈和戲劇學院、美國全國錄音藝術科學院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授予他榮譽學位。曾榮獲印度總統蓮花裝勳章（Presidential Padma Bhushan Award）。他創作過兩部錫塔琴協奏曲和管絃樂協奏曲，還創作過一些芭蕾與電影的配樂。
柏妮絲·諾嘉頓（Bernice Neugarten，1916—2001），女，美國社會科學家，成人發展及衰老研究領域的先驅者。她是美國教育委員會會員，老年醫學會前主席。曾榮獲國際老年醫學協會克裡默獎（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Kleemier Award）、布魯克代爾獎（Brookdale Award）和美國心理學會終身成就獎。她與人合著或編輯的作品包括Society and Education、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Middle Age and Aging、Adjustment to Retirement、Social Status in the City、Age or Need、Public Policies for Older People等。
羅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1921—2011），女，美國醫學物理學家。因在放射免疫檢定法的發現與發展上做出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還榮獲過國家科學獎章。她曾擔任美國內分泌學會的主席，寫作了許多科學出版物。
邁克爾·斯諾（Michael Snow，1929— ），男，加拿大藝術家、爵士音樂人、電影攝影師，耶魯大學高級電影課程教授。曾榮獲布魯克大學和諾瓦藝術與設計大學的榮譽學位，榮獲過古根海姆獎、加拿大勳章。他的繪畫作品曾在1967年世界博覽會、安大略美術館、國家美術館等地展出。加拿大音樂創作者聯盟等唱片公司錄製過他的鋼琴獨奏和樂隊演出。
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1903—1998），男，美國兒科醫生、精神病學家、作家、活動家。曾獲得過1924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金牌、家庭生活圖書獎（Family Life Book Award）和國家緊急事件公民特權委員會頒發的托馬斯·潘恩獎。他曾是人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他的著述包括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A Better World for Our Children等。
喬治·法魯迪（Gyorgy Faludy，1910—2006），男，加拿大詩人、翻譯家。曾榮獲多倫多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他的作品包括Selected Poems、Villon Ballads、A Keepsake Book of Red Byzant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