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青少年
在一生中始終驅動我前進的是好奇心。我對事物，哪怕是周圍微小的事物都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好奇。
神經心理學家布倫達·米爾納
Brenda Milner
閱讀和寫作有關傑出創新者的故事有一點偷窺的性質，這有點像觀看名人秀，比如《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在這個節目中，某人被允許躲著偷看讓我們羨慕嫉妒恨的人們的起居室和臥室。然而，反思出類拔萃的人從童年到老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有非常合理的理由。他們的經歷說明：過一種從多方面看比大多數人更豐富、更令人興奮的生活是可能的。通過解讀他們的生活，我們可能想出一些方法，打破常規，突破遺傳及社會條件的限制，讓自己過得更充實。
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運氣的影響，比如天生具有出眾的基因，擁有支持性的成長環境，或者碰巧在適當的時機處在適當的地點。
確實，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運氣的影響，比如天生具有出眾的基因，擁有支持性的成長環境，或者碰巧在適當的時機處在適當的地點。但是很多和他們一樣幸運的人卻並不具有創造力。因此，除了運氣等外界因素外，某些人之所以能夠對文化做出傑出貢獻是緣於影響他們生活的個人決定。他們讓生活符合自己目標的需要，而不是讓外界力量支配他們的命運。我們也可以說，這些人最顯而易見的成就是他們創造了自己的生活。他們實現這種創造的方法值得我們去瞭解，因為所有人都可以將它運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無論我們是否能做出富有創造力的貢獻。因此，接下來的內容不是輕鬆有趣的娛樂，而是對如何擴展人類潛能的探討。
關於天賦的蛛絲馬跡
在我們的文化中（或許在所有的文化中都一樣），我們最珍愛的一些故事都與小英雄有關。如果某人非常受人尊敬，人們會普遍希望能夠在他生命的早期找到其將成為偉人的跡象，以證明和解釋後來的成功。以下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隨著霧氣漸漸散去，一個個光禿禿的山頂從陰影中顯露出來，在陽光下閃耀著。一個正在牧羊的男孩把手伸進披肩的口袋裡，摸出一塊乾麵包，費力地咬著。他的狗朝著山谷的方向找尋了一陣子，似乎下面的黑暗中正發生著什麼。山谷裡有一個舊磨坊。此時母羊開始躁動起來。空氣中的緊張氣氛讓一隻一歲的小羊感到驚恐，「咩咩」地叫開了。
然後牧羊的男孩聽到上山的石頭路上響起了「卡噠卡噠」的馬蹄聲，一個騎馬人的身影立即從山下的陰影中顯現出來。這個陌生人會是誰？他只在身邊掛著一把細長的劍，所以他不會是一位武士。他沒有穿戴任何代表牧師的神職標誌，看上去也沒有游商那樣謹慎小心。不過他肯定不是農民，因為他穿著華貴，藍絲絨的緊身褲配著金色的斗篷。那麼還有什麼樣的人會到這裡來呢？誰能在公元1271年如此輕鬆地騎馬穿行於托斯卡納（Tuscany）荒僻的山嶺呢？
騎馬人對男孩微笑著，在馬鞍上挪動了一下位置。他的眼睛落在遠處的地平線上。
「嗯，我猜我迷路了。我想找到從佛羅倫薩到盧卡最近的路，但趕了整整一晚上的路後，我好像遠離了有人居住的地方。請問，我們在哪兒？」他問道，轉向男孩說：「你叫什麼名字？」
牧羊的男孩指著與太陽升起的東方相反的方向說：「如果你沿著這條小溪向下走大約9公里，會到達穆傑羅之谷（Valley of the Mugello）。左邊是去佛羅倫薩的路，右邊是去盧卡的路。我叫安吉奧羅，是邦多納的兒子。」
騎馬人點點頭，然後打了個哈欠。他環顧四周像黃褐色大海一樣起起伏伏的山脊，然後好像要把自己從睡夢中搖醒一樣，他翻身下了馬鞍。
「親愛的聖母啊，我太累了。安吉奧羅，我真希望你能有一些新鮮的羊奶，從昨天中午以後我就沒再吃過東西了。別擔心，我會多付給你錢的。」他一邊說一邊把掛在腰帶上的紅色皮製錢包裡的硬幣弄得叮噹響。
安吉奧羅拿出他放在花崗岩石板後面的一塊奶酪和一罐奶。他對騎馬人抱歉地說他沒有麵包了，不過那位紳士從他的鞍囊裡取出了一塊新鮮的板栗餡餅，和男孩一起分著吃。
他們安靜地吃了一會兒後，男孩禁不住問：「大人，我能問您為什麼要去盧卡嗎？我敢打賭你不是這兒的人。」
「你猜對了。我出生在波河（River Po）邊的倫巴第（Lombardy）。我的主人是維斯康提的泰鮑多（Teboldo）。今年早些時候，他被封為聖格雷戈裡（His Holiness Gregory）羅馬教皇，這是第10世的名稱。兩天前我從羅馬的弗拉米尼亞斯（Flaminian）大門出發，去完成他委派的任務。」
安吉奧羅並不完全明白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但他是一個好奇的孩子，於是接著問道：「那是什麼任務？」
騎馬人笑著說：「尊敬的教皇想讓最好的工匠去羅馬，把永恆的羅馬城建成它應有的美麗樣子。我的任務是找到傑出的建築者、雕刻家和畫家，說服他們為教皇服務。」
男孩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您怎麼去發現誰是最好的工匠呢？」
「哦，有的人提問題，聽工匠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有的人看教堂裡、宮殿裡的作品。」騎馬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洋洋自得的表情。「不過我有我自己特殊的測試方法。我會讓被認為很優秀的工匠徒手畫一個直徑大約一肘長的圓形。如果他真的很棒，應該能畫得很圓。但是沒有人能不用圓規或通過一端固定在中心的線繩來畫出完美的圓形。」
安吉奧羅在昨晚燒火的灰燼裡翻找了一會兒，最後找出一根被燒成炭的木棍。「您的意思是像這樣嗎？」他問道，並在他們剛才坐著吃飯的石板上熟練地畫出了一個完美的圓形。
教皇的使者撓撓頭，他看看男孩，看看石頭上的圓形。他把目光轉向山嶺，此時它們都沐浴在陽光裡。「不錯，真的不錯。會畫自然界裡的東西嗎？你畫過人或動物嗎？」
這回輪到安吉奧羅微笑了。他瞥了一眼胖胖的公羊，它正在男孩的腳邊曬太陽。牧羊的男孩只用了寥寥數筆便把公羊描畫得惟妙惟肖，好像只要上帝賦予它呼吸，它就能活過來。從羅馬來的騎馬人陷入了沉思。
這個故事講的是偉大的畫家喬托（Giotto）是如何被發現的。所有意大利的學生都聽過或讀過這個故事，也許還不止一次。學校的課本上有這樣的插圖：安吉奧羅在石頭上畫著圓形，使者在一邊震驚地看著；或者安吉奧羅在畫羊，騎馬人吃驚地抱著頭。這個故事繼續講到使者如何把男孩帶到著名的契馬布埃（Cimabue）的作坊，讓他在那裡學習繪畫。很快那個男孩被人們稱為喬托，並開始創作出一幅又一幅令人震驚的作品。他的名氣很快超過了他的主人，並成為意大利，乃至整個基督教國家中最偉大的畫家。歐洲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這個故事，而且很喜歡讀。
不幸的是，就像很多故事一樣，這個故事更多地反映了我們的心理需求，而不是真實情況。最近我在一所頂尖大學的圖書館裡搜尋了有關喬托童年的資料，我找到了關於他的102部著作，卻沒有一部著作提供了喬托童年的信息，其實他頭30年的生活都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一部典型的傳記是這樣開頭的：「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喬托生於1266年，出生地是托斯卡納（Vespignano di Mugello）或佛羅倫薩。從文獻來看，我們對他的青年時期無從知曉，只有一些傳說故事。其中可能只有他在阿西西（Assisi）的藝術生涯的開始部分是事實，不過即使這些內容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很難被證實。」
所有著作都認為喬托的風格非常新穎，他讓已經凋亡的繪畫藝術重新復活，並為一個世紀後的文藝復興鋪平了道路。然而他是否很早就表現出天賦仍是一個謎。圍繞他的生活所杜撰出來的傳說說明我們多麼需要可預測的、講得通的事件。如果某人很傑出，我們便希望相信，在他生命早期就存在著每個人都能看到的明顯跡象。無論是佛陀、耶穌、莫扎特、愛迪生或愛因斯坦，一定在他們生命的早期就展現出了天賦。
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基於對某人早期天賦的評判來斷定一個孩子是否在將來具有創造力。
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基於對某人早期天賦的評判來斷定一個孩子是否在將來具有創造力。一些孩子確實在某個領域表現出早熟的跡象，比如莫扎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成了一位頗有建樹的鋼琴家、作曲家；畢加索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就能畫出很不錯的畫；很多偉大的科學家上學時跳過級，他們思維的敏捷程度常常讓大人們吃驚。但是也有很多孩子早期並沒有顯露出成功的潛質，歷史書中也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有些孩子可能表現出了驚人的天賦，但他們不是富有創造力的，因為創造力涉及改變做事的方式或思考的方式，需要精通舊有的做事或思考方式。無論一個孩子多麼早熟，他都無法做到這一點。莫扎特十幾歲的時候可能已經像當時在世的音樂家一樣有造詣了，但除非他創作音樂的方法被人們認真對待了，否則他無法改變人們演奏音樂的方法。要實現這一切，他至少需要用10年的時間來熟悉作曲領域，然後才能創作出令人信服的作品。如果富有創造力的人的真實童年與其他許多普通人的童年沒什麼差別，那麼人們會傾向於杜撰出吸引人的故事，給他們普通的童年帶上光環。
我們都知道這類故事是如何編造出來的，因為我們常用它來讓自己或者我們孩子的生活變得更有趣、更合理。例如，小詹妮弗在初中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首詩，很快她的父母便開始跟朋友們說，詹妮弗三四歲的時候說過什麼人小鬼大的話，她多麼喜歡聽童謠，很早就開始認字了，等等。如果詹妮弗後來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那這些童年故事可能會更聚焦於她的早熟。並不是因為有人故意想更改事實，而是因為在故事一遍遍被講述的過程中，作為「事後諸葛亮」，我們會強調其中重要的部分，而把與故事主旨相矛盾的細節去掉。這是我們內在一致性的需要，而且聽眾也會更喜歡這樣的故事。每講述一遍故事，詹妮弗的童年就會變得愈發卓越不凡，由此神話便誕生了。
▲被好奇心牽引
孩子不可能具有創造力，但所有富有創造力的成年人都曾經是孩子。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問一問富有創造力的人在還是孩子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以及什麼類型的事件影響了他們早期的生活。然而，當我們仔細審視這些具有傑出創造力的人的童年生活時，卻發現很難從中找出一致的模式。
一些轟動世界的人物，從一出生就顯得很出色；也有很多人小時候並沒有表現出過人的天賦。年輕時的愛因斯坦並不是一個奇才，溫斯頓·丘吉爾直到中年才顯露出政治家的才華，托爾斯泰、卡夫卡和普魯斯特小時候並沒有給大人留下未來會成為天才的印象。
我們實施的訪談也是如此。一些被訪談者，比如曼弗裡德·艾根或作曲家、音樂家拉維·香卡（Ravi Shankar）十幾歲之前就在各自的領域中展露出了非凡的天賦。而其他人，比如化學家萊納斯·鮑林或小說家羅伯遜·戴維斯在20多歲才開始嶄露頭角；在旗公司前CEO約翰·裡德在40多歲的時候做出了影響銀行業的決策；意大利忠利保險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總裁恩裡科·蘭道（Enrico Randone）在將近80歲的時候對自己所領導的公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約翰·加德納成為約翰遜總統的首位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長時，他已經50多歲了，並且剛剛發現自己具有政治天賦；巴裡·康芒納差不多也是在50多歲的時候放棄了學院科學，開始從事環保活動。在所有這些大器晚成的例子中，早年的情況充其量只是他們最終所展現出來的非凡能力的一個開始。
童年時是否是天才與成年以後是否富有創造力沒有直接關係，令一個人變得富有創造力的似乎是對周圍事物具有超乎尋常的強烈好奇心。實際上每個對領域做出創新貢獻的人都曾記得生命中感到敬畏的事情，都可以說出很多有關嘗試解決這些難題的奇聞軼事。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查爾斯·達爾文年輕時候的一個故事。一天，達爾文在家附近的樹林裡散步，他注意到一個巨大的甲蟲正忙著要躲到樹皮下面。年輕的達爾文收集甲蟲，這只甲蟲是他沒有收集過的。於是他跑到大樹邊，摳掉樹皮，抓住了那只甲蟲。而且他發現那裡還躲著兩隻。甲蟲太大了，他一隻手只能抓一隻，於是他把第三隻甲蟲放在嘴裡，一路跑回家。在路上，那只甲蟲試圖順著他的喉嚨逃跑。
維拉·魯賓7歲的時候，一家人搬到了郊區。她從臥室的窗戶向外看，第一次看到了滿天繁星。這種體驗太令人震憾了。她說從那以後，她便想不出除了研究星星，還能怎樣度過一生。物理學家漢斯·貝特記得自己從5歲起，最美好的時光就是和數字玩耍的時候。在8歲時，他就列出了一個長長的表格，在上面算出了2和其他整數的乘方。不是因為他特別擅長數學，而是因為他比別人更喜歡做這件事。約翰·巴丁是唯一得過兩次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他在上學時很優秀，從三年級跳到了七年級，但直到10歲時才開始對數學感興趣。從那以後，數學成了他最喜歡的消遣，一有時間他就解數學題。萊納斯·鮑林也獲得過兩次諾貝爾獎。上學前，他在爸爸的藥店裡幫忙混合藥物，因此愛上了化學。物理學家約翰·惠勒回憶道：「那時我應該是三四歲的樣子，坐在浴缸裡，媽媽在給我洗澡。我問她宇宙有多遠……世界有多遠……以及比它們更遠的地方。當然這讓她大吃一驚，就像我之後常常為物理學感到吃驚一樣。」
羅伯遜·戴維斯在學校裡不停地寫作，獲得了很多獎項。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是歐洲公眾輿論研究方面的前輩，年幼時，她便建立起了想像的社區：「小時候我最喜歡的玩具不是娃娃，而是木塊建起的村莊，裡面有樹木、房子、籬笆、動物和非常不同的房子，比如市政廳。在10~12歲的時候，我會用兩三天的時間來構想出村裡人發生的故事。」從註冊專利的數量和種類來說，雅各布·拉比諾是最多產的發明家之一。小時候他住在西伯利亞，從小就對爸爸的制鞋機非常著迷。從那以後，他探索並嘗試搞明白遇到的每一台機器。神經心理學家布倫達·米爾納對自己進行了如下描述：
在一生中始終驅動我前進的是好奇心。我對事物，哪怕是周圍微小的事物都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好奇。我媽媽過去常認為我只是對其他人的事情很好奇。但是我不只對人好奇，還對周圍的事情好奇。我是一個善於觀察的人。
社會學家戴維·瑞斯曼說：「如果你問什麼驅動著我，我會說是好奇心。」不過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包括達爾文和瑞斯曼，曾被認為是天才或具有天賦的孩子。然而，他們具有強烈的興趣和好奇心，至少對周圍環境的某個方面會非常關注。無論是對聲音還是對數字，對人還是對星星，抑或對機器還是對昆蟲，必然存在著強烈的愛好，而且這種愛好通常持續一生。
確實，這些童年的記憶可能更容易受到扭曲，更容易引發傳奇故事，讓我們錯誤地相信天才在早期就顯露出非凡的能力，比如喬托的故事。也許這些故事很大程度上只是馬後炮式的杜撰，然而我有理由相信它們不是。在八九十歲高齡，人們對自己最初的強烈愛好的描述會比較具體而實際，因此顯得更真實。有時還會有實實在在的證據，比如童年時造的舊望遠鏡；很多年前給予他們啟發、被翻爛的一本書；少年時期寫的詩或畫的素描。因此，雖然這些人可能沒有很早取得成就，但他們似乎很早便開始探索並發現周圍世界的某個部分。
然而，這種強烈的興趣來自哪裡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等到對創造力比現在有了更多瞭解之後，才能得到明確的答案。此時我們所能給出的最好的答案是，孩子們會對能讓他們在競爭資源上具有優勢的活動感興趣。其中最重要的資源是意義重大的成人的注意與讚美。儘管在後來的生活中，富有創造力的人學會了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但最初這種興趣通常來源於競爭優勢。因為跳躍和翻觔斗的能力而受到認可的孩子，可能會對體操感興趣。因為繪畫出眾而比朋友們得到更多好評的孩子會對美術感興趣。
重要的不一定是天賦的絕對數量，而是在特定環境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一個天賦平平的女孩可能會對音樂產生強烈的興趣，如果周圍人比她更不擅長音樂。
重要的不一定是天賦的絕對數量，而是在特定環境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一個天賦平平的女孩可能會對音樂產生強烈的興趣，如果周圍人比她更不擅長音樂。相反，一個非常擅長數學的男孩可能不會從事數學事業，假如他的哥哥被大家認為非常具有數學天賦，而他卻不得不生活在哥哥的陰影中。他可能選擇發展自己第二擅長的事情，開始對其他事情感興趣。
在有些情況中，競爭優勢是遺傳的結果，也就是說，是與生俱來的優勢。特別是對於具有音樂、數學天賦的孩子來說，出眾的表現勢不可當，人們除了認可它之外找不到別的理由（當然前提假設是周圍人懂音樂或數學）。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們通常是繼承了前輩們的天賦，並會變得越來越有興趣發展它。在其他情況中（也許是大多數情況），最初的好奇心是由社會環境中的某些特點激發出來的。198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是印度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的侄子。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期望他能效仿這位卓越的叔叔。錢德拉塞卡知道，如果想得到親戚們的認可和讚美，他最好對科學產生興趣。
然而，並不是每一位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都是從孩子時起就對科學感興趣的，也不是每一位富有創造力的作家從很早就開始寫作了。喬納斯·索爾克年輕時換過職業，最終他發現了小兒麻痺症疫苗，這種疫苗被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喬納斯·索爾克的故事是普遍存在的職業轉變的典型例子：
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想學習法律，這樣就可以進入國會，制定公正的法律。那時我大約8歲或10歲。後來我決定學醫，其中與我媽媽有很大關係。她覺得我不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律師，因為每次與她爭辯，我都贏不了。
卓越的德國詩人希爾德·多明在媽媽去世之後，在自己接近中年時才寫出了第一首詩，開始發表詩作就更晚了。簡·克雷默（Jane Kramer）是具有開創性的電視製作人，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的校長，但在20多歲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想從事什麼職業。喬治·法魯迪在發現自己畫不好畫之後才轉向寫詩的，而另一位詩人安東尼·赫克特說：
在很年輕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最大的愛好是音樂，而不是詩歌。我想這對成為詩人是一種抑制。我總是從音樂的角度來考慮，一直非常努力地嘗試去取得音樂方面的成果。我思考和希望的都是把詩歌轉化為抽像的音樂。我必須明白的事情之一就是停止這種想法。這需要付出巨大的專注與決心。
即使如此，這些人或許並不知道什麼形式的好奇心（對周圍世界保持開放的態度，有興趣去瞭解世界）能讓生活過得盡可能充實。
幾乎沒有人的人生道路會像化學家伊利亞·普裡高津（Ilya Prigogine）的一樣迂迴。他是流亡到比利時的俄國貴族的兒子，於1977年獲得了諾貝爾獎。年輕的時候，他主要對哲學、藝術和音樂感興趣，但家人堅持認為他應該學習一門受尊重的職業，因此他進入了法學院。在閱讀刑法期間，他開始對罪犯的心理產生了興趣。由於不滿足於膚淺的知識，他決定要更深入地理解大腦的機制，這促使他開始學習神經化學。進入大學的化學系後，他意識到自己最初的興趣或許太野心勃勃了，並開始對自組織系統的化學過程進行基礎性的研究。
然而普裡高津不斷受到最初的好奇心的激勵，他逐漸認識到分子行為的不可預測性可能對一些基礎的哲學問題會有所啟發，比如選擇的問題、責任的問題以及自由的問題。雖然牛頓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物理定律具有確定性，表達了可以被應用於過去和未來的必然性，但普裡高津發現，在他所研究的不穩定的化學系統中，化學過程是無法被預測的，而且一旦發生便不可逆轉。
如果你說宇宙是確定的，具有某種自動化，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看待「責任」呢？這個問題成為了所有西方哲學的重要主題。對我來說，我們似乎必須在否定人文傳統的科學觀點以及試圖破壞我們從科學中學到的東西的人文傳統之間進行選擇……對於這種對立，我是非常敏感的，因為我從人文科學轉向了自然科學……然而我在熱力學中的所學證實了我的哲學觀點，並給予我力量，使我能夠繼續更深入地闡釋時間及自然的法則。因此我想說，這就是人文觀點與科學觀點之間的一種聯繫。
人文探索與科學探索的協同作用對普裡高津很有幫助。除了闡釋基本的熱力學過程之外，他的觀點還啟發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的各類學者。他創造的、為人們所熟悉的概念，比如「耗散結構」和「自組織系統」，已經被用於城市規劃及人格發展的探討中。然而就像普裡高津所研究的分子系統一樣，單從他最初的興趣來看，我們無法預測出他的職業生涯。他的好奇心、父母的期望、知識環境所提供的機會以及他的實驗結果之間，發生了微妙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他所提出的概念體系。
▲來自父母的影響
在大多數情況下，負責激發並引導孩子興趣的人是他們的父母。有時父母對孩子智力發展的唯一貢獻是像成年人一樣對待他們。
在大多數情況下，負責激發並引導孩子興趣的人是他們的父母。有時父母對孩子智力發展的唯一貢獻是像成年人一樣對待他們。唐納德·坎貝爾在方法與理論上的很多新穎貢獻豐富了當代心理學，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的父母從來不用居高臨下的語氣跟他說話，並耐心聆聽他對各種各樣成人話題的觀點。唐納德·坎貝爾是有這種感受的眾多被訪談者之一。小說家羅伯遜·戴維斯所說的話代表了很多被訪談者的情況：
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的父母很相似。如果他們之間存在100個不同點的話，那麼也很難說清楚它們是什麼。不過有一點令我非常感激，那就是他們非常寬宏大量。他們從來不拒絕孩子們的任何事情，只要這事對孩子們有幫助。他們對我非常慷慨。由於我表現出了對教育的渴望，因此他們幫助我接受了很多教育。他們還通過言傳身教幫助我在音樂和文學方面打下基礎，並把我送到能夠接受相關教育的地方。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感激他們。儘管我們在觀點上經常會存在很大分歧，但我始終覺得他們對我非常寬容慷慨。
在其他情況下，整個家庭都會被動員起來幫助孩子培養興趣。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和她的每個姐妹都被委派了一個姑姑、姨媽或叔叔、舅舅，每個月負責至少帶她們去兩次博物館和聽音樂會。她說每個姐妹都擁有自己獨特的專業領域是很重要的，經常被帶去看芭蕾的孩子就不會被帶去參觀藝術博物館，反之亦然。這樣手足之間的競爭被減少到最小，個人興趣得到了強化。
伊莎貝拉·卡爾（Isabella Karle）是世界頂尖的晶體學專家，是電子衍射分析和X射線分析等新方法的先驅者。她對童年的回憶很具有典型性。她的父母是波蘭移民，只接受過很少的正規教育，而且收入有限。然而，即使在最艱難的大蕭條時期，伊莎貝拉的媽媽也會從生活費中省出錢來，讓全家人到東海岸度兩周假。父母帶孩子們去圖書館、博物館，去聽音樂會。在上一年級之前，伊莎貝拉的父母已經教會她用波蘭文閱讀和寫字了。「他們非常擅長引導我們去認識世界，」伊莎貝拉說，「儘管他們的資源很有限。」在讀了15年書後，她成了非常優秀的學生，獲得了化學博士的學位。在學習化學之前，她的興趣集中在歷史小說上。在上高中二年級之前，她沒有上過科學方面的課程。當時有位輔導老師建議她上一門科學課，這樣會比較容易進入好大學。在包含生物、化學和物理的課程清單中，她隨便指了指中間的一個。她說：「化學太讓我著迷了。」即使孩子不需要在早期就發展對某個領域的興趣，以便在今後展現出創造力，但早期富足而多樣化的生活對未來也會很有幫助。
對於不得不與貧窮或社會地位低下的背景進行抗爭的孩子來說，父母強有力的影響尤其必要。在缺少其他優勢的情況下，比如無法進入好學校或者沒有良師益友，如果再沒有父母的支持與引導，孩子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著名的爵士鋼琴演奏家奧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記得，當他還是個小孩時，他的父親（加拿大鐵路的一名搬運工）每次跟車從蒙特利爾到溫哥華時，都會給他安排練習一段鋼琴曲的任務。他父親一回到家，就會檢查奧斯卡是否完成了家庭作業。如果沒有，他的屁股就會挨踢。家庭對奧斯卡最重要的影響是，讓他建立起了強烈的自律與自信，並鼓勵他熱愛音樂：
他們不會試圖限制我，讓我遵守規矩。他們看著我做事並會對我說：「我認為你知道更好的做法。如果你照照鏡子，仔細地去看，你就知道你並不打算那樣做。那不是你。」由此他們讓我知道，他們對我有著多麼大的期望，甚至比我當時能做到的更大。
我的家庭首先給予我對音樂的熱愛。他們幫助我學會欣賞我所聽到的一些音樂，那讓我一躍而進入中等水平。他們還教授給我一套生活的個人準則，避免我陷入當時很多音樂人陷入的一些麻煩。他們讓我覺得只要我想做，我就能做好，由此我獲得了自信。
從家庭中吸收到的自尊與自律對奧斯卡·彼得森後來的生活很有好處。當時爵士界面臨著強烈的誘惑，他的很多同輩沉溺於性、毒品和酒精的誘惑中，但出於對父母及他們價值觀的尊重，彼得森一直堅持走正路：
他們讓我知道，他們永遠無法忍受或接受吸毒。我不會說出他的名字，但一位非常著名的音樂人曾提供給我可卡因，我猜那是可卡因，不對，很抱歉，應該是海洛因。他稱之為：「海洛因的衝擊。」我坦率地對他說：「如果我這樣做，就永遠都不能回家了。」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令我害怕。我想不出，如果我沾染了惡習後回到家，將怎樣面對媽媽，更不用說爸爸了。我沒有理由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怕他會對我做什麼，而是怕這會徹底摧毀他。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向他解釋。
非裔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記得，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總是在閱讀，因此他在成長中逐漸認為，閱讀是成年人日日夜夜應該做的事情。他記得母親總是給予他充分的鼓勵與支持。富蘭克林認為父母為他的人生提供了智慧與道德的基礎：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受過很好的教育。我媽媽是學校老師，畢業於羅傑威廉姆斯大學（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的教師培訓項目，我爸爸上的也是這所大學。他們在那裡相遇。之後爸爸在亞特蘭大的莫爾豪斯學院（Morehouse College）繼續深造，並從那裡畢業。後來他學習的是法律，在一個律師辦公室中攻讀法律。1900年左右，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以第二高的分數通過了律師職業考試。他畢業於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印第安准州（Indian Territory）（當時還不是一個州，俄克拉何馬也不是一個州）取得了律師資格。因此，父母對我的智能發展以及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他們那裡，我看到了學習、閱讀等這類事情的價值，還學到了誠實與正直。在後來的生活中，我不必疑惑自己是否應該做或不應該做某些事情。由於他們的影響，這已經成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曼弗裡德·艾根從爸爸那裡學會了演奏音樂，懂得了什麼是高標準的表現。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父親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對職業的綜合性觀點影響了兒子的職業發展。弗裡曼·戴森充滿感情地回憶起他的父母：
嗯，我非常幸運，擁有這樣的父母。他們倆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的父親既是一位作曲家又是一位管理者，這是很不尋常的組合。它大大地激勵了我，讓我覺得一個人擁有做很多事情的自由，並且能把它們做好。我母親也很不同尋常，她是一名律師，閱讀非常廣泛。事實上，她陪伴我的時間比爸爸更多。他們的個性都很強，但依然讓我擁有做自己的事情的自由，即從事科學的完全自由。他們倆都不是科學工作者，但他們理解科學是什麼。
父母的影響並不總是正面的。有時這種影響會給人留下緊張而矛盾的感覺。黑澤爾·亨德森以自己的媽媽作為榜樣，但怨恨她對具有家長作風的丈夫太順從。談到自己的父親，她說：
他有些獨裁，因為男人被認為就應該那樣。媽媽在爭執中從來沒有贏過。我不想像爸爸那樣，儘管我認識到權力是有用的。嗯，在某些方面我確實很想像他，我想像他一樣高效，但我不想被輕視，不想成為受氣包。因此我的童年充滿了緊張，到底該拿它怎麼辦？儘管我從來沒有說出來，或者當時也沒有這樣想，但我最後決定要把愛與權力結合起來。
父母常常被孩子的興趣嚇到，這對藝術家來說尤其常見。美國桂冠詩人馬克·斯特蘭德一開始對繪畫感興趣。「當我宣佈自己想成為畫家的時候，我的父母不太高興，因為他們擔心我沒法維持生計。當我說自己想當詩人的時候，情況更加糟糕。他們認為所有的詩人都三餐不繼，或者酗酒、自殺。」喬治·法魯迪在轉向寫詩之前，不得不選修大學中的很多科目以取悅他的父親。我們的樣本所代表的那一代女性會因為希望以科學作為職業，而受到父母的阻止。她們成為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的機會是什麼？較好的做法是先努力成為高中老師。
他們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真誠和坦率，這是他們從以身作則的父母那裡學到的美德。
正如以上引述所表明的，父母不只是知識或知識學科的源頭；他們的作用也不僅局限於向他們的孩子展示某種職業，提供接觸學界的機會。他們最重要的貢獻或許在於塑造了孩子的某種性格。許多被訪談者提到父親或母親在傳遞給他們某種價值觀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價值觀可能是誠實。大多數被訪談者說，他們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真誠和坦率，這是他們從以身作則的父母那裡學到的美德。羅伯遜·戴維斯的父母都是作家，他這樣談及自己的父母：
他們對自己的作品非常真誠。他們對我的教養不應該被說成是嚴格的，因為他們並不苛刻嚴厲。但我是在一種宗教氛圍中長大的，因此對真相、真理懷有極大的尊重。父母時常引用《聖經》，因此我時刻牢記著，上帝是不會被欺騙的。
德國物理學家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將兩位學生培養成了諾貝爾獎獲得者，他認為科學導師的責任並不只是要自己做到誠實，還要確保自己的同事是誠實的：
我不知道「誠實」一詞是不是最好的詞彙。你要在工作中不斷尋找真理，必須進行自我批評，必須想到一切事情可能與你所認為的相矛盾，一定不要掩飾錯誤。整個氛圍都應該如此，這樣每個人都會這樣做。當你領導一個實驗室或機構的時候，你必須努力幫助那些誠實的人，幫助那些不只為他們的職業而工作，還在盡力減少其他人工作的人。這是教授應該承擔的最重要的任務，也是非常根本的任務。
為什麼人們都認為誠實如此重要？雖然基於被訪談者所在領域的不同，他們的回答千差萬別，但都具有一個共同的核心。自然科學家們說，除非他們對實驗的觀察結果是誠實的，否則便不會從事科學，更不用說具有創造力了；社會學家們強調，除非同行尊重他們的誠實，否則他們觀點的可信度就會受到損害；藝術家和作家所說的誠實意味著真誠地面對自己的感受和直覺；商人、政治家和社會改革家認識到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中，以及對於他們領導或從屬的機構來說，誠實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一個領域中，如果你不誠實，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扭曲證據，你都無法獲得最終的成功。大多數被訪談者為擁有誠實的父母，並以他們為榜樣而感到幸運。
只有在少數情況中，父母的影響完全是負面的，孩子會希望自己未來不要像他們那樣。孩子不希望像父母那樣總是爭吵，唯利是圖，對生活充滿抱怨。不過總的看來，父母對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擁有好奇心以及對生活的積極態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即使父母已經不在人世了，這種影響依然會存在。
▲失去父親
與父母的重要性明顯不一致的事實是，很多富有創造力的人，特別是富有創造力的男性，早年便失去了父親。在我們的樣本中，3/10的男性和1/5的女性在成長到十幾歲之前就失去了父親。
新興的腫瘤生物學的創建者之一喬治·克萊因便是如此。在一本書中，他詳細描述了父親的死對他生活的影響。他認為驅動自己傲慢的自主性和責任感都源於不用害怕父親，也沒有父親可以依靠。沒有父親的小男孩也許會覺得非常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與此同時，他也會感到巨大的負擔，因為他必須不辜負他認為的已故父親對自己的期望。
沒有爸爸的男孩可以隨意想像父親是什麼樣的。他不必站在強大而愛挑剔的父親面前來證明自己。而另一方面，他沒有機會成長為爸爸的朋友和夥伴。這種關係凝固了，在孩子記憶中，父母是萬能的。他始終記得父母的高要求。這種矛盾心理可能塑造了富有創意者複雜且通常是扭曲的人格。在題目為《沒有父親》（The Fatherless）的文章結尾，喬治·克萊因寫道：
父親、弟弟、我的兒子、我的創造者，你永遠都不會讓我去瞭解你，你永遠都不會壓制我、征服我，把我塑造成你想讓我成為的樣子，成為我永遠都不會成為的人，除非我能告訴你……我想告訴你什麼？也許只想告訴你：活著真好，謝謝你讓我有可能活著。如果你還在人世，我可能會讓你痛苦不堪，但是如果你已經死了，我就永遠都不會擁有生命。
儘管幾乎沒人對失去父親表達出如此的洞見和悲傷，但在多數情況下，父親的早亡似乎都在兒子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韋恩·布斯生長於摩門教家庭。在摩門教中，父親被視作上帝的代表，他們幾乎就像神一樣。因此，當看到父親去世時，年幼的韋恩感受到的是雙重的打擊。首先，對於失去父親，他自然會產生悲痛之情。其次，這是對他最基本信仰的打擊。如果父親非常強大，那他怎麼會死？強烈的悲痛再一次轉化為了不尋常的收穫。在高度等級化的摩門教家庭中，年齡很小的他就取代了已故父親的地位，獲得了最年長男性才能擁有的尊重與高期望。韋恩·布斯的職業生涯反映了他早年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在教學、文學研究和評論上表現出對秩序和傳統的尊重；另一方面，他不斷質疑已經被接受的真理，70多歲時仍保持著像年輕人一樣的好奇心。
有時父親雖然活著，但實際上兒子跟父親已經沒有什麼接觸。印度音樂家拉維·香卡就屬於這種情況：
我必須談一談我父親。他是一位探索者。在某種意義上，他一直在探求知識。在每一門學科上，從梵文到音樂，他都是一位非常博學的人。他的職業是律師，就職於倫敦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當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日內瓦成立時，他就在為國際聯盟工作。在接近50歲的時候，他在法國開始研究政治學。在生命的最後五六年，他放棄了所有事情，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的基金會中做印度哲學方面的演講。在不同的場合，他賺了很多錢，但從來不攢錢。他對我們沒有什麼照顧。媽媽很早就和他分開了。他娶了一位英國夫人，我只聽說過她的事情，但從來沒見過她。從童年起我就看到媽媽很不快樂，很孤獨。但是你知道，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她將全部的精力、時間以及一切都用在了孩子們身上。由於我們的錢很少，讓我們兄弟接受教育真的令她很為難。
正如我所說，我父親本來就是一個很孤僻的人。他不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很少看到他。把與他相處的時間全部加在一起，我估計也就兩天、三天或一個月。最長的一次是在日內瓦，我們相處了兩個星期，當時他在為國際聯盟工作。在那之前我已經有兩個月或兩個半月沒見過他了。因此很不幸，我和爸爸沒有什麼交往，儘管我非常尊重他、喜歡他。我在成長過程中也很孤單，因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媽媽是我最好的朋友。
影響孩子們今後生活的並不是沒有父親的事實，而是他們從這個事件中演繹出來的意義。父親的亡故既有可能破壞兒子的好奇心和抱負，也有可能提升它們。重要的是喪失父親的孩子是否有足夠的情感與認知支持，以把這種父愛的喪失解釋為他必須承擔起成年人的責任的標誌，需要他更加努力，不辜負期望。此時媽媽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因為在多數情況下，正是為了保護和安慰媽媽，孩子才變得非常努力，並取得了成功。
影響孩子們今後生活的並不是沒有父親的事實，而是他們從這個事件中演繹出來的意義。父親的亡故既有可能破壞兒子的好奇心和抱負，也有可能提升它們。
父母的亡故通常會產生複雜的影響。布倫達·米爾納很崇敬爸爸，在她8歲的時候，她爸爸死於肺結核。他曾經是一位鋼琴家、《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音樂評論員。由於他的工作可以讓他很多個上午都待在家裡，因此他負責布倫達的教育。他教給布倫達運算表，讓她讀莎士比亞。父親的死是布倫達人生中「最糟糕的情感經歷」。這次事件後，布倫達被科學所吸引，這一部分是為了避免受到富有藝術性的媽媽的過度影響。當與媽媽分開時，布倫達會感到非常愛她，但與媽媽在一起時，只要在同一個房間裡超過一刻鐘，她們就會爭吵起來。「我想展示，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我媽媽的事情。」對於追求科學的決定，她這樣說道，「這也許是自私的，但當你還是個小孩時，和一個將那麼多感情投入到你身上的人住在一起會導致幽閉恐懼症。」
在某些情況中，失去父親的孩子可以從更大的團體中獲得支持。在萊納斯·鮑林父親去世的時候，波蘭其他藥劑師承擔起了照顧這個9歲男孩的責任。每天放學後，他會去不同的藥店，幫助爸爸的同事們準備藥品，由此進一步發展了他對化學的最初興趣，這種興趣最早是在爸爸的店裡幫忙時培養起來的。失去父親沒有讓鮑林對周圍世界失去興趣：
我不認為自己曾坐下來問過自己，現在我該做什麼？我只是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在11歲的時候，我最喜歡閱讀。我讀了很多書。在我爸爸臨去世前幾個月，也就是我快9歲時，他曾說過我對閱讀非常有興趣，已經讀了《聖經》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他說我似乎喜歡歷史。我還記得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有一門古代歷史課。我非常喜歡看這本教科書，所以在開學的頭幾個星期就把整本書都看完了，還到處尋找有關古代世界的其他資料。11歲的時候，我開始收集昆蟲，閱讀有關昆蟲學的書籍。12歲的時候，我努力收集礦石。我找到了一些瑪瑙，那是我在威拉梅特谷（Willamette Valley）所能找到並認識的唯一礦石。不過我閱讀了礦物學方面的書籍，從書上把礦石的屬性表抄下來，其中包括硬度、顏色、條紋和其他屬性。13歲時，我開始對化學感興趣。當認識到化學家能夠將某種物質轉變為性質完全不同的其他物質時，我覺得很興奮。這就是我學習化學的開始。它讓我很有興趣。氫氣和氧氣能夠形成水，鈉和氯能夠形成氯化鈉。元素構成的不同物質混合後會形成化合物。從那以後，我把很多時間用在了更好地理解化學上，這意味著真正地理解這個世界，理解宇宙的本質。
雖然富有創造力的成年人常常要克服失去父親的打擊，但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格言「父親能夠給兒子的最好禮物是早亡」，卻是一種誇大。有太多富有創造性的個體擁有溫暖且積極向上的家庭背景，因此我們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艱難困苦或矛盾衝突是釋放創造力慾望所必需的。事實上，富有創造力的人在童年時要麼特別能夠得到支持與幫助；要麼非常貧困，得不到足夠的教育或者生活非常具有挑戰性。
父母的社會等級也會影響孩子。許多富有創造力的人出身非常貧寒，也有許多人出身於高知家庭或上流階層。幾乎沒有富有創造力的人出生於廣大的中產階層。我們的訪談對像中大約有30%的人，他們的父母是農民、貧窮的移民或藍領工人。但是，他們並不認同自己下層階級的地位，對孩子的成長抱有很高的期望。心理學家伯尼斯·諾嘉頓（Bernice Neugarten）的父親是一位歐洲新移民，沒有上過什麼學。在大蕭條時期，他勉強能夠維持生計。伯尼斯上大學時有一次放假回到內布拉斯加的家中，她的爸爸問：「你喜歡上大學嗎？」伯尼斯解釋說，她開始產生了自卑感，因為在芝加哥大學裡周圍有那麼多博士生。「那是什麼？」她爸爸問。伯尼斯回答：「爸爸，如果你上大學，只是拿到學士學位，那你讀得還不夠。人們會繼續攻讀，取得被稱為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的東西。」這時她爸爸向她搖動著手指說：「那你應該得到它們。」
富有創造力的人中大約只有10%的家庭是中產階級。大約34%擁有身為知識分子的父親，比如教授、作家、交響樂團指揮或科學家。25%出身於律師、醫生或富有的商人家庭。顯而易見，出生於經常從事知識活動的家庭，或者出生於認為教育能改變社會地位的家庭會對個人成長有所幫助。
▲立一面反省的鏡子
在回顧童年時，我們的感想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當下環境以及這些年來所經歷的事情的影響。比較幸福和滿足的人可能會想起比實際情況更多的愉快往事，而受到生活傷害的人或許會把更多的不幸投射到過去。我們確實知道，一些擁有積極自我的成年人會用更帶讚許的措辭來描述自己的童年。目前仍不清楚的是，哪一個是因，哪一個是果？這些成年人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幸福的童年，所以才具有積極的自我概念的嗎？或者是因為他們父母的自我概念是積極的，所以他們記憶中的童年比較幸福，因此他們也就具有了積極的自我概念？
我曾對一些藝術家進行過時隔20年的訪談，並發現了一種有趣的模式。1963年時，一位特別成功的年輕藝術家說自己的童年非常正常，甚至是田園詩般的寧靜幸福。他特別向我保證，在藝術家的自傳中讀到的各種衝突和緊張關係從來不曾出現在他的生活中。但10年後，這位藝術家在事業上遇到了困難。他的繪畫作品不再流行，評論界和收藏家都避開他，他的作品銷量一落千丈。此時，他開始提到童年生活中不那麼美好的事件了。他爸爸為人冷漠而且嚴厲，他媽媽固執己見、佔有慾強。他不再像10年前那樣會談起在果園裡度過的美好夏日時光，而是念念不忘小時候他經常尿床讓他的父母非常驚愕。
無論如何，人們都會面對讓過去與現在保持一致的強大壓力。屈服於這種壓力，人們會提供一種主觀的事實，無論它與過去客觀的事件是否相符。
又過了10年，這位已經不再年輕的藝術家的事業可謂一敗塗地。人們非常不喜歡他的作品，他經歷了兩次棘手的離婚，嚴重依賴藥物，還在努力控制酗酒問題。此時在他對童年的描述中，父親和叔叔都是酒鬼，動不動就對他拳腳相加，而且在情感上很專橫。這樣的孩子成長為失敗的成年人就不足為奇了。他對童年哪個版本的描述更接近真相呢？他接受的治療是否幫助他更清楚地看到被壓抑的過去？或者是不是「樂於助人」的治療師為他提供了為什麼他會失敗的解釋？我們無法斷言哪個選項是正確的。早期的成功可能只是一種僥倖，而後來的失敗才是不幸的童年注定會導致的結果。或者藝術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他自身有什麼過錯，而是因為藝術品味與市場的變幻無常。無論如何，人們都會面對讓過去與現在保持一致的強大壓力。屈服於這種壓力，人們會提供一種主觀的事實，無論它與過去客觀的事件是否相符。
因此，在富有創造力的成功者的記憶中，童年之所以基本上都是溫暖的，可能是因為他們都很成功。為了與當下相一致，他們的記憶優先選擇過往的積極事件。如果傳記作者確信富有創造力的人的童年一定飽含著痛苦，那麼他們也許會找到我們的訪談沒有提及的不幸遭遇的證據。與之類似，如果傳記作者確信富有創造力的人一定擁有幸福的童年，那他們肯定也能找到很多相關的證據。問題似乎不在於客觀事實是什麼，而是孩子們如何理解、詮釋這些事實，他們從中獲取了什麼樣的意義和力量，以及對於後來生活中遇到的事件，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記憶。
▲受惠於良師的諄諄教導
令人奇怪的是，學校對富有創造力的人似乎都沒有什麼影響。人們經常覺得，即使學校有影響，那也是抹殺孩子們在校園外尋找興趣的好奇心。學校對於愛因斯坦、畢加索或艾略特所取得的成就究竟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呢？從記錄上看，情況很糟糕，特別是考慮到我們在正式的教育系統中投入了那麼多努力、資源和希望時。
雖然學校本身很少被作為鼓勵的來源被提及，但學校裡的個別老師常常能喚起、保持或引導孩子的興趣。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相信，他在布達佩斯路德教會高中的數學老師拉茲（Laszlo Ratz）激發了他和其他一些同學對數學的興趣，這些同學包括數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物理學家裡奧·西拉德（Leo Szilard）和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沒有一個人能像拉茲一樣引發孩子們對某門學科的興趣」，顯而易見，這位老師一定做了某些正確的事情。
什麼使得這些老師這麼有影響力？有兩個主要因素比較突出。第一，老師關注這些學生，相信他們的能力並給予關照；第二，老師關照的方式是給他們佈置額外的任務，提出比其他學生更大的挑戰。在維格納的描述中，拉茲老師很友善，他把自己的科學書籍借給有興趣的學生，給予他們個別指導和特殊的測試，以挑戰他們卓越的能力。羅莎琳·耶洛雖然接受的是物理學的訓練，但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她記得她對數學的興趣是在10年級的時候被激發出來的。當時她12歲，老師是裡皮先生（Mr. Lippy）。以下是她對這位老師以及其他對她產生過影響的老師的描述：
我是一個好學生，他們總是給我佈置很多額外的作業。裡皮先生是我的幾何老師。他把我帶到辦公室，給我一些數學難題，這些題是給全班同學佈置的作業之外的題目。化學老師也是這樣。
約翰·巴丁大約也是在這個年齡開始對數學感興趣的，他受到了一位老師的影響。這位老師注意到了他的能力，鼓勵他，並給他建議去做哪些題目。因為這種額外的關注，約翰·巴丁10歲時學習了初中的代數，並在數學競賽中贏得了年終大獎。第一位給予萊納斯·鮑林密切關注的老師是他讀中學時的化學老師威廉·格林（William V. Greene）：
他給我上中學二年級的化學課，為此我得到了化學課兩年的學分。我是二年級化學課上唯一一名學生。有幾次他讓我在放學後多留了一個小時，幫助他操作彈式量熱器。
要保持對某個科目的興趣，十幾歲的孩子必須喜歡這個科目。如果老師把學習任務設定得特別難，學生就會覺得非常沮喪和焦慮，不會對它有興趣，也就不會喜歡上這門科目。如果老師把學習任務設定得太簡單，學生會感到厭倦，也會失去興趣。老師的艱巨任務是要在挑戰與迎合學生能力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這樣學生才會有學習的興趣和願望。
雖然我們樣本中的學生在幾十年後變得非常出名，但令人奇怪的是，其中很多人都不記得曾與某位老師有過特殊的關係。科學以外的領域尤其如此。這也許是因為早熟的數學能力更容易被發覺，老師們似乎更願意鼓勵未來的科學家，而不是有藝術天賦或對人文學科更敏感的學生。事實上，老師們有時會被一概抹黑，被認為都具有同樣的缺點。喬治·克萊因認為除了一位老師以外，其他老師都很平庸。而且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他覺得相對於從課堂中學到的東西，他在與同學的爭辯中學到了更多的哲學與文學知識。神經心理學家布倫達·米爾納還記得上學時她是多麼洩氣，因為她不會畫畫、唱歌，或者做其他老師認為「有創造力的」事情。由於她特別爭強好勝，雖然不擅長學校重視的技能，但她轉向了自己擅長的科目，而且特別賣力：
我經常回到家把白天做的糟糕的針線活拆掉，大哭一場。當我試著畫一幅五大湖區的地圖，卻沒法把它們連接起來時，也會大哭。在晚上，我最喜歡做的是代數方程。我覺得那是一種樂趣。但是我不擅長那些需要手巧才能做好的事情。學校總是獎勵藝術作品以及所有我不擅長的東西。我從來沒有因為擅長拉丁文和代數而獲得認可。
還有一些人記得自己更喜歡課外活動，而不是學校的課程。當羅伯遜·戴維斯贏得了學校頒發的大多數文學獎時，他開始覺得自己是一位作家了。當約翰·巴丁在競賽中超過年齡比他大的同學時，他便知道自己很擅長數學。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在學校裡如魚得水，是因為老師認為她寫的詩非常優美。在布達佩斯路德教會學校裡，未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為拉茲老師設立的每月競賽感到興奮不已。每個月在校內的數學期刊上，老師會發佈一套新的題目，學生們可以在閒暇時間裡進行討論。到月底時，解題方法最巧妙的人便會得到同伴和老師的稱讚。
孤獨的青春期
任何人在十幾歲的時候都不太好過。在這個人生階段，無論父母給予孩子多少關切，無論社會文化在緩解成人與青少年之間的衝突方面是多麼寬容，都無法避免12~20歲的孩子出現緊張狀態。青春期的孩子突然要面對各種任務，比如適應身體的改變、調節性慾，在與家人、同伴保持聯繫的同時學會獨立自主。這會導致各個方面的苦惱。
具有天賦的青少年必須花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天賦，這通常意味著與其他青少年相比，他們獨處的時間更多。因此總體來說，他們的快樂較少。
具有天賦的青少年不僅不能免於這些苦惱，還要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礙。例如，他們必須花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天賦，這通常意味著與其他青少年相比，他們獨處的時間更多（練習音樂、寫文章或解數學題）。因此總體來說，他們的快樂較少（儘管在獨自一人時，他們明顯比同齡人的痛苦少）。
具有特殊天賦的年輕人與普通年輕人相比，性意識較弱，並且較晚從家庭中獨立出來。在他們的發展中，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意味著他們會在受到保護的、愛玩耍的人生階段中度過更長時間。在這個階段裡，孩子們更容易完成實驗和學習。性活躍的青少年會很快融入基因設定的程序中，如果他們太早獲得獨立，那麼便要承擔社會責任，比如找工作和養育孩子，以致他們沒有什麼自由來嘗試新觀點和新行為，而這對於發展創造力是至關重要的。與此同時，對性不太感興趣、比較依靠父母的青少年可能不太受歡迎，是一個典型的書獃子。
不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同齡人看來，強烈的好奇心和專一的興趣是很怪異的。獨創性的思考與表達方式也讓他們顯得多少有些可疑。不幸的是，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做到既傑出又平常。富有天賦的孩子的父母們經常為此感到焦急，並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孩子變得受歡迎，他們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著固有的矛盾。在青春期時，有人氣或與朋友關係密切是一種共性，它促使年輕人能融入同伴的文化中。如果同伴群體本身喜歡智力活動，就像喬治·克萊因和其他一些人的情況，那麼融進同伴文化有利於天賦的發展。但是大多數情況並不是這樣。孤獨雖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有助於保護青少年的興趣，避免天賦被那個階段典型的憂慮所削弱。
在我們所訪談的富有創造力的人中，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在青春期時很受歡迎。其中一些人的青春期似乎很平靜，而另一些人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的時候，卻滿是經過偽裝的恐懼，幾乎沒有人懷念十幾歲時的時光。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被邊緣化，即感到自己在圈子外面，跟大家不一樣，只是置身事外地觀察同齡人的奇怪儀式。當然，被邊緣化的感覺在青春期時很普遍，但富有創造力的人擁有的創造力絕不是空穴來風。
其中一些人，比如社會學家戴維·瑞斯曼認為這種局外人的角色是很必要的。事實上，它具有積極的作用：「邊緣化對我很有利，我只和班裡的好學生以及校內的好朋友進行交往，不過有時我也會因為自己的觀點而被他們邊緣化，甚至被隔絕。」有些人長期生病，這使他們不能去上學，不能與同伴交往。物理學家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曾臥床三個月，學年中剩下的時間則在瑞士的山裡休養，以從肺病中恢復過來。布倫達·米爾納和唐納德·坎貝爾抱怨自己年輕時協調能力差，因此很不擅長體育運動或跳舞。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堅持他們富有創造力的事業，是因為他們比其他孩子更孤單。當發現自己被排斥在外時，他們能夠利用這一點，而不是悲歎自己的孤獨。
那些在智力上早熟的人，比如約翰·巴丁、曼弗裡德·艾根、恩裡科·蘭道和羅莎琳·耶洛，經歷的是另一種邊緣化。他們升入了更高年級，因此在成長過程中周圍都是比他們年齡大的青少年，他們無法與同學們建立親密的友情。約翰·加德納回憶道：「我在學校裡升級升得很快。那時還允許孩子想升多快就升多快，只要你有能力。所以我在5年裡學完了8個年級的課程，結果就是我的同學們都比我大、比我壯。」
相對於其他領域，在某些領域中，學校裡的表現會更重要。對於數學和科學，中學的優秀表現對進一步深造是必要的。要想被好的大學接受，進而進入好的研究生部，高級課程中的好成績雖然不是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這是今後從事相關事業的必要步驟。然而，對於未來在藝術和人文學科方面的創造力，中學時的表現卻是一個糟糕的預測指標。
一些年輕的藝術家，尤其是視覺藝術家，對學術科目不感興趣。他們的在校時的成績通常也反映了這一點。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法國人想貶低某人的智力時，就會用「像藝術家一樣蠢」這種說法。伊娃·蔡塞爾是一位頗有成就的藝術家，她的陶瓷作品在很多家博物館展出，包括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她說在家裡她不被認為是一個聰明的孩子（與叔叔邁克爾·波蘭尼、卡爾·波蘭尼以及堂兄裡奧·西拉德比較，情況確實如此）。她告訴我們，在17歲的時候，一次去聽音樂會，她聽到在後面幾排座位上有一對夫婦在談論她：「她的祖母非常聰明、博學。她媽媽真是一個美人，現在看看她……」
多才多藝的加拿大藝術家、音樂家、電影製作人邁克爾·斯諾承認，中學時他不是一個出色的學生，對於高中二年級時被授予藝術獎他感到挺吃驚。拉維·香卡10歲時便跟著一個樂隊到處旅行，從那以後他的教育都由他的導師，一位年長的音樂家來實施。
興趣也會代代相傳
在某些情況下，興趣直接從童年延續到了後來的生活中。而在另一些情況下，這種連續性是迂迴的。萊納斯·鮑林對宇宙的物質構成的興趣始於他在爸爸藥店裡幫忙的時候。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對公眾輿論的興趣和價值觀可以追溯到她的想像遊戲。在遊戲中，想像出來的居民居住在她修建的玩具村莊中。弗蘭克·奧夫納回憶起早年生活中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
我知道自己一直想玩機械裝置，並想製造出類似的東西……在六七歲的時候，我們家住在紐約，我記得自然歷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裡有一個地震儀。它有一根觸針，會沿著煙熏的鼓狀物工作，還有幾個很重的鉛錘。我問爸爸它是怎麼工作的，爸爸說：「我不知道。」那是第一次……你知道，像所有的孩子一樣，我曾經認為爸爸是無所不知的。我對它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興趣，最終把它搞明白了。
特別有趣的是，在奧夫納的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發明都與觸針沿著鼓狀物移動有關。例如，他發明了水晶式筆尖記錄器，「它使心電圖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100倍」。他還完善了第一台腦電圖描記器。不過奧夫納從這種興趣的連續性中沒有看出什麼特殊的意義。當我們向他指出這一點時，他只是聳聳肩，不予理會。
在另一些情況下，成年人會向孩子重新提起前輩們的興趣。C.范恩·伍德沃德改變了我們對美國南部的歷史的理解，他這樣追溯自己對歷史的興趣：
興趣來自個人的成長經歷和對它的某種強烈感受。我常對我的學生說：「如果你對這個科目不是真的很感興趣，對它沒有強烈的情感，那就不要研究它。」
我成長的地方非常重要，那是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南方各州開始重建的時代。人們的談論形成了我最初的記憶。打贏戰爭的不是勝利者，而是談論並思考這場戰爭的人們。我生長於曾經擁有奴隸的家庭，我們家是種植園主，生活在一個小鎮上。我爸爸是小鎮公立學校的監管者。
藝術家埃倫·蘭洋（Ellen Lanyon）的外祖父在1893年從英國的約克郡來到美國，為世界哥倫布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繪製壁畫。埃倫是他最年長的孫輩，因此他覺得自己注定要繼承外祖父的事業和他富有創造力的精神。
大約12歲的時候，我的外祖父去世了。我爸爸和媽媽把他留下的繪畫工具收在一起，外加幾管新顏料，在我12歲生日的時候把它們送給我。你知道，這是一種姿態，是在傳遞火炬或某種東西。於是我開始畫畫，嘗試畫的第一幅畫是我的自畫像。我能夠非常準確地回憶起畫畫的那個房間以及所有的一切。我不知道後來那幅畫怎樣了。我想媽媽還留著它，把它放在什麼地方。無論如何，我認為那是一種設定好的開始方式。
物理學家海因茨·邁爾萊布尼茨的故事體現了最明顯的代與代之間的連續性。他是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m Leibniz）的後代。他們之間雖然相隔250多年，但生活的一致性令人震驚。《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將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稱為「哲學家、數學家和政治顧問」。邁爾萊布尼茨是一位傑出的核物理學家，並且是德國政府的科學顧問。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是1700年成立的德國科學院（Germ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創始人之一。邁爾萊布尼茨曾擔任德國科學院的主席。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在德法戰爭結束後，嘗試重新建立起兩國在知識領域中的合作，為此他被選為法國科學院的外國成員。大約250年後，邁爾萊布尼茨因為同樣的原因獲得了同樣的榮耀。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發展了「思維的代數」，根據這種理念，所有的推理被認為都可以還原為基本要素的有序組合。邁爾萊布尼茨研究了一種程序，通過這種程序，可以將電視和報紙上的故事分解為基本命題，以評估其真正的價值。
對於些富有創造力的人來說，他們的興趣似乎在出生前就注定了；但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後來的事業好像完全出於某種機遇，或是在早年生活過去後，興趣不知從哪裡突然冒了出來。
不過，我應該補充一點，雖然對於一些富有創造力的人來說，他們從童年到老年的一生似乎天衣無縫；或者有些人的興趣似乎在出生前就注定了；但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後來的事業好像完全出於某種機遇，或是在早年生活過去後，興趣不知從哪裡突然冒了出來。
與命運對峙
我們經常會想生活是以命中注定的方式展開的。在現代精神分析理論出現之前，我們就相信嬰兒期和童年期所經歷的事件會塑造我們的成年期，比如俗語說的，「小樹不直，大樹歪」、「七歲看老」。自弗洛伊德以後，這種觀念當然更是成為了常識。無論我們的心理有什麼疾患，都是童年未解決的情結的延續。引申開來，我們會從過去尋找當下問題的原因。當然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假定是正確的。
然而，思考這些富有創造力的人的生活，我們會發現一種不一樣的可能性。如果未來真的是由過去決定的，那麼我們應該能夠在這些敘述中看到更清晰的模式。但是令人震驚的是，各種各樣不同的開始都通向了卓越不凡的未來。一些被訪談者是早熟的孩子，甚至是奇才；但另一些人的童年則很平常。一些人早年生活坎坷，失去了父母或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艱辛；但另一些人則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還有少數人的童年很平凡。有些人遇到了能夠給予他們鼓勵和支持的老師；有些人則被忽視，遇到了糟糕的老師。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將來會從事什麼職業，有些人則在長大成熟後改變了方向。有些人很早便得到了認可，有些人的認可則來得較晚。
這種模式或者沒有模式都顯示了與通常的命中注定論所不同的發展方式。無論是基因還是早期的生活似乎都沒有一勞永逸地完成對我們的研究對象的塑造。與之相反，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不斷受到外部事件的衝擊，遇到好人和壞人，經歷或好或壞的改變，他們必須設法應對生活中出現的任何事物。不是被事件所塑造，而是他們塑造了事件，使之符合他們的目標。
很多孩子一開始像我們樣本中的個體一樣有天賦或者更優秀，他們後來半途而廢，可能是因為缺乏決心，或者因為遇到了太嚴酷的形勢。他們沒有遇到知心的老師、幸運的機會（將他們引向學術方向），也沒有讓他們保持熱情的導師或工作。因此，我們的被訪談者都被好運眷顧，他們不僅擁有天賦，而且足夠幸運，能夠利用從天而降的機會。
根據這種觀點，富有創造力的生活仍是注定的，但決定它的是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意願——取得成功、理解這個世界以及無論採用什麼方法都要解開宇宙之謎的堅定決心。如果父母很有愛心，時常給予激勵，那很好，那正是孩子們創建未來所需要的。如果父母亡故，那很不幸，但年幼的孩子能夠做什麼？舔舐傷口，充分利用這個事件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當然還有一個遺留問題，那就是這種堅定的決心、無法遏制的好奇心來自哪裡？或許這個問題過於簡單化了，因此沒有什麼意義。好奇心的來源有很多：遺傳決定的敏感性、早期令人興奮的經歷。另外，如果弗洛伊德是對的，那麼其中還包括被壓抑的性興趣。也許，準確地知道好奇心的種子來自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興趣顯露出來的時候，要辨認出它、培養它，並提供機會讓它發展出富有創造力的生活。
創新者小傳
布倫達·米爾納（Brenda Milner，1918— ），女，加拿大神經心理學家（出生於英國），她的研究主題包括顳葉的功能、記憶障礙以及單側大腦受損對大腦組織的影響。她曾榮獲艾薩克·沃爾頓獎（Izaak Walton Killam Prize）、赫爾曼·馮·亥姆霍茲獎（Hermann von Helmholz Prize）、拉爾夫·傑拉德獎（Ralph Gerard Prize）。
恩裡科·蘭道（Enrico Randone，1911—1998），男，意大利律師、保險業高級經理，就職於意大利忠利保險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從1979年開始便擔任總裁兼董事會主席。
奧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1925—2007），男，加拿大爵士鋼琴家、作曲家，當代音樂高級學校（Advanced School of Contemporary Music）創辦人，曾任紐約大學校長。曾在錢寧·荷姆斯樂團（Johnny Holmes Orchestra）、卡內基大廳愛樂樂團中演奏爵士樂，曾出訪美國、歐洲和蘇聯。他獲得過若干榮譽學位，獲得過13次Down Beat雜誌的鋼琴獎、埃迪遜獎（Edison Award）、加拿大勳章、加拿大藝術委員會的榮譽獎和四次格萊美獎。他創立了奧斯卡·彼得森獎學金、伯克利音樂學院，他創作的曲目包括Canadiana Suite、Hymn to Freedom、Fields of Endless Day、City Lights，寫作的書籍有Jazz Exercises and Pieces:Oscar Peterson New Piano Solos。
約翰·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1915—2009），男，美國歷史學家、教師。曾榮獲西德尼·胡克獎（Sidney Hook Award）並成為美國精英學生協會（Phi Beta Kappa）的成員。他的作品包括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 A Biography、Race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1938—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