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創造力的環境
你所處的知識氛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的工作成效。你周圍都是很有能力的同事，當你做出愚蠢的事情時，他們會讓你難堪，但也很樂意幫助你。
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
George Stigler
即使是最抽像的思維也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沒人能對來自外界的影響免疫。但是，富有創造力的人似乎漠視周圍環境，即使在最令人沮喪的環境下也能快樂地工作。米開朗琪羅在西斯廷教堂的屋頂下扭著身體，站在腳手架上畫壁畫；居裡夫婦在巴黎破舊的實驗室裡專心致志地做實驗；無數詩篇是在昏暗骯髒的出租房裡潦草寫成的。在現實中，富有創造力的人所生活的時空背景經常被忽視。從多個角度看，適當的環境很重要，它能影響新穎事物的產生，還能影響新事物被接受的程度，因此，難怪富有創造力的個體會被充滿活力的城市吸引。在那裡，他們的作品有可能獲得成功。自古以來，藝術家、詩人、學者和科學家都會尋找自然風景優美的地方，希望雄偉的山峰或寬闊的大海能帶給他們靈感。然而最近的分析顯示，讓富有創造力的個體與眾不同的是，無論他們身處繁華之都還是貧困之地，都能賦予環境一種個人模式，這種模式能夠與他們的思想以及行為習慣產生共鳴。在自己營造的環境中，他們忘記了周圍的世界，專注地追隨著內心的繆斯。
哪裡是適合的地方
文化與商業的中心像一塊磁鐵，吸引著充滿抱負、希望在文化中留下自己的印記的人們。從中世紀以來，技藝高超的工匠被各個城市的財富所吸引，遊遍歐洲，建造宮殿和大教堂。米蘭的石匠為波蘭的條頓騎士（Teutonic Knights）修建堡壘；威尼斯的建築師和油漆匠為俄國沙皇裝飾宮殿；甚至創造力的典範達·芬奇也會根據公爵、教皇或國王是否能很好地資助他的夢想，有選擇地為他們提供服務。
生活的地方很重要，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個原因是人們所在的地方必須能夠接觸到他們想從事的領域。信息不會在空間中平均分配，而是在不同的地理節點上彙集。過去，信息傳播的速度較慢，人們到哥廷根學習物理學的某些分支，到劍橋或海德堡（Heidelberg）學習其他學科。雖然現在我們擁有了令人眼花繚亂的交換信息的電子方式，但紐約仍是雄心勃勃的藝術家瞭解藝術世界最新資訊，以及其他藝術家談論對未來趨勢的看法的最佳場所。但紐約卻不是瞭解海洋學、經濟學或天文學的最佳地點。在艾奧瓦州，人們能夠學習富有創造力的寫作方法或蝕刻術；在匹茲堡能夠學習到其他地方學不到的神經網絡知識。
有時不是人們選擇了進一步深造的地方，而是這個地方提供的學習機會吸引了他們的興趣，並讓他們可以與領域中的人進行交往。
我們樣本中的人們通常會為了追逐他們感興趣的信息而搬遷。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從印度乘船去劍橋學習物理學；妮娜·霍爾頓去羅馬學習青銅澆鑄技術。有時不是人們選擇了進一步深造的地方，而是這個地方提供的學習機會吸引了他們的興趣，並讓他們可以與領域中的人進行交往。當神經生理學家赫布（D.O.Hebb）開始在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書時，布倫達·米爾納碰巧在蒙特利爾。赫布的研討班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她和丈夫都改變了研究方向。而她因此成為這個領域的先驅者之一。當計算機剛開始被應用於生物化學研究時，瑪格麗特·巴特勒發現自己正好在阿爾貢國家實驗室。這個機會開啟了她對該領域持續一生的興趣，並使她成為這個領域的開拓者。由於羅莎琳·耶洛所在的地方碰巧有研究核醫學所需的設備，她開始對這門學科產生了興趣。當然，知識並非儲存在一個地方，而是儲存在一個機構或當地的一個文化慣例中，或者由碰巧住在這個地方的特定個人所掌握。為了學習青銅器的澆鑄技術，去羅馬親眼看看古老的意大利工匠是如何做的會有所幫助。如果想師從赫布學習心理學，人們就必須去蒙特利爾。
適合的地點可能有助於激發創造力的第二個原因是，新奇的刺激並非平均分佈的。某些環境能夠提供更多的互動機會、更多的刺激以及更先進的觀點，因此相對於比較保守和壓抑的環境，傾向於打破傳統的人更樂意去開放的環境嘗試新奇的事物。在19世紀末，世界各地的年輕藝術家被吸引到巴黎，他們生活在令人興奮的氛圍中。在那裡，新觀點、新表達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不斷湧現，由此引發了進一步的創新。小說家理查德·斯特恩描述了藝術家如何依賴這種多樣性來獲得靈感：
年輕的時候，我渴望出國，喜歡閱讀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的作品。一旦到了那裡，我感到特別興奮，整個性格都改變了，擺脫了所有束縛我的東西，注意到一切不同的事物。注意到不同是非常重要的。語言也很重要，雖然當時我並不擅長它們。表達事情的方式不盡相同，那是不同的規則。這特別令我感到興奮。第一次出國時，我21歲，那時我開始記日記，一直保持到現在。我保持記日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不做蠢事。如果我能把它寫下來，那我就不必太擔心。因此從這方面來看，出國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像弗裡曼·戴森這樣的理論物理學家來說，相鄰辦公室的同事所提供的激勵不可或缺。和藝術相比，科學更是一種集體性的事業。在科學領域中，信息在「熱點」上（其中一個人的想法建立在許多其他人的想法的基礎上）發展得更快。但這也可能抑制創新。根據一些人的說法，大學教育太專注於傳授已有知識的功能，而不太善於激發創造力。安東尼·赫克特從詩人的角度評價了這種觀點的利與弊，他的看法也適用於其他領域：
如今有一些詩人說，在學院裡教書的詩人最後都變得像塵土一樣枯燥無味、缺乏想像力、沒有勇氣，等等。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學院是中性的，如果你想讓它剝奪你的想像力，它就能夠剝奪，但並一定總是如此。這是一個你可以做某種工作、與某類人生活在一起的地方。你與之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從整體上來說相當優秀。他們有趣而古怪，充滿想像力，具有個性，充滿活力，還喜歡爭辯。我覺得這很令人愉快。如果在商業組織中，情況就不會是這樣，因為每個人都要盡量遵守規則。
最後，接觸學界的機會在空間中也不是平均分佈的。能夠促成新穎觀點得以實現的中心，不一定是信息和刺激最豐富的地方。當某個地方突然獲得一筆財富時，它常常會吸引藝術家或科學家去相對缺少信息和刺激的環境，反而使那個地方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會成為學界的中心之一。19世紀90年代，威廉·哈珀（William R. Harper）說服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將其在石油領域中賺得的錢分出幾百萬美元，用於在芝加哥南面的玉米地裡創建大學。這個計劃幾乎立即從東北部吸引來了一些頂尖的學者，他們蜂擁至這片荒僻之地，建立起了研究與學術中心。8年後，相同的現象在更靠西的地方重演。當時石油收入使得得克薩斯大學能夠將新一代的知識領袖們吸引到奧斯汀。石油收入只是吸引學術界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的誘惑源之一。當大師們在某個地方定居下來之後，具有類似志趣的年輕人便很難抗拒他們的吸引力。喬治·斯蒂格勒所在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獲得的諾貝爾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所大學經濟學系更多，他對此的解釋是：
你所處的知識氛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的工作成效。在經濟學方面，芝加哥大學具有剛健的、充滿挑戰和競爭以及關心政治的環境。你周圍都是很有能力的同事，當你做出愚蠢或錯誤的事情時，他們會讓你難堪，但也很樂意幫助你。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環境。
約翰·巴丁的職業很具有典型性。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生，在那裡成為了傑出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的第二名博士生。維格納的很多學生都成了這個領域的領袖人物。後來巴丁來到貝爾實驗室工作，那裡僱傭了很多聰明又年輕的物理學家。以下是他對實驗室氛圍的描述：
貝爾實驗室在固態理論方面擁有非常優秀的團隊。實驗室在組織設計上的特點是，沒有所謂的理論小組，理論學家的辦公室彼此離得很近，他們可以隨時進行交談，但向不同的實驗小組匯報。因此，理論與實驗之間的互動很緊密。多數圖紙是由理論學家和實驗者共同完成的。在那裡度過的時光非常令人興奮，因為大家對於將量子理論應用於製造電話系統的新材料充滿了巨大的熱情。
在貝爾實驗室工作期間，巴丁發展了半導體理論，這一理論最終引發了晶體管的革命性發明（因為這項工作，他和兩名同事獲得了1956年的諾貝爾獎）。後來巴丁離開貝爾實驗室，來到伊利諾伊大學。在那裡，他對超導電性很著迷。超導電性有可能實現中世紀時科學家對永動機的夢想。那是一個沒有摩擦力的機器，從原理上講，它可以永遠不停地工作。1957年他為後來成為領域基準的理論做出了貢獻，並因此與兩位同事分享了1972年的諾貝爾獎。以下是他對為什麼離開貝爾實驗室的解釋：
1951年我離開貝爾實驗室，來到伊利諾伊大學的一個原因是，我認為超導電性是純理論的東西，沒有實際的應用，因此在學術環境中進行研究會更好。弗裡德·塞茨（Fred Seitz）是尤金·維格納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位學生，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和幾位同事從卡內基技術學院（Carnegie Tech）——現在更名為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出來，在伊利諾伊大學建立了固態物理學小組。我想，如果我來到這裡，和已經存在的小組一起工作，他們將會在固態物理領域投入巨大的努力。事實確實如此。這個小組從諸如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地方吸引來了傑出的研究生。如果他們想研究固態物理學，他們的教授會把這裡作為首選，把他們送過來。
對於科學、藝術、商業和政治來說，地點的重要性不亞於購買房產的重要性。距離重要的研究實驗室、期刊、院系、研究所及會議中心越近，新的觀點就越容易被接收到。與此同時，靠近有影響力的機構也存在不利的一面。沒人比唐納德·坎貝爾更清楚這一點。他警告年輕的學者，太早置身於高競爭、充滿壓力的環境會使他們面臨什麼樣的危險。這些警告不僅僅適用於學術界：
我確實認為環境很重要。「十大聯盟」（The Big Ten Universities）的副教授每年要完成5篇論文，並要連續5年才能獲得終身教職。這種體系遠遠沒有弗朗西斯·克裡克（Francis Crick）所在的英國體系完美。在英國體系中，你不需要年年都發表作品，但仍可以基於人際間的尊重留在體系中。這樣壓力會小得多，學者們擁有更大的探索自由，可以嘗試一些事情，而不必擔心失敗。
人們會對這些條件做出適應性的反應，他們努力在5年中每年拿出5篇論文。然而，速度和數量的壓力減少了他們進行創意活動的自由，也降低了他們寫作完整手稿的能力。
看，你現在有兩份工作可選，它們都需要你承擔合理的教學職責。在其中一份工作中，你將面臨要麼作品被出版，要麼出局的壓力。而在另一份工作中，你覺得自己很勝任，壓力較小。你會選擇哪份工作？我的觀點很明確，選擇那份不用為終身教職地位擔心、可以自由地進行知識探索的工作。
對於科學、藝術、商業和政治來說，地點的重要性不亞於購買房產的重要性。
正如我們從這些人的生活中學習到的許多其他事情一樣，對於什麼地方最適合於發展創造力，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秘訣。搬到信息與決策中心去當然是合理的，有時這甚至不可或缺。對於某些領域來說，全世界真的只有一個地方可以進行學習和實踐。然而在學術行為最密集、壓力也最大的地方，也可能存在著不利的方面。哪裡是最恰當的地方？不幸的是，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創造力不是由外部因素決定的，而是由人們堅決要做成某事的決心決定的。選擇什麼地方需要對個人特點與他們所從事的任務進行權衡考慮。比較內向的人希望在走到聚光燈下之前，先讓自己的表演達到完美；而比較外向的人在職業生涯的一開始就很喜歡競爭的壓力。然而，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選錯了環境可能都會妨礙創造力的施展。
能夠帶來靈感的環境
我在一間小石頭屋子裡完成了本書第1章的草稿。那間小屋子大約65平方米，從兩扇法式窗戶向外看，可以看到科莫湖（Lake Como）東面的支流。它位於意大利的北部，靠近阿爾卑斯山的山腳。大約500年前，隱居的僧侶住在這裡，它在供奉蒙特塞拉特夫人（Our Lady of Monserrat）的小禮拜堂的舊址上修建而成。早期的小禮拜堂在很久以前就滑入湖中了。現在透過它的窗戶，在月桂樹、橡樹、雪松和山毛櫸茂密的枝杈間，我可以看到小禮拜堂原來所在的岩石下面，巨大的湖面向南流動著，就像驚人的巨龍在努力掙脫鎖鏈。
小屋的牆壁上有以前的居住者留下的塗鴉。他們同樣有幸被洛克菲勒基金會選中，到塞爾貝洛尼別墅（Villa Serbelloni）度過一個月，希望宏偉的景觀、穿過森林的小路以及充滿浪漫色彩的廢墟能夠激發出新穎的學術思想。「幾百條小徑，幾千棵松樹，無盡的是風景，」這是哈佛的來訪者草草寫下的詩句，「一代又一代的客人，上萬次的體驗，實現了共振的和諧。」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詩是這樣的：「太陽照在水面上，波浪閃閃發光，小鳥站在樹枝上吱吱地叫，貝拉吉奧（Bellagio）的鐘聲昭示著新一天的誕生。小禮拜堂裡的學者們：這裡真是人間天堂！」還有一首詩來自英國的薩塞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它的結尾是：「……我們的塗鴉，令人愉快，在這個樹木環繞的禮拜堂裡，我們品嚐著學習樹上的蘋果。」
對於創新的希望，這裡有豐富的先例。畢竟幾個世紀以來，諸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達·芬奇、詩人朱塞佩·帕裡尼（Giuseppe Parini）和伊波利托·涅埃沃（Ippolito Nievo，他曾在西西里島上寫到，他「願意用巴勒莫【Palermo】一個月的時間去交換貝拉吉奧的24小時」）等人都曾到訪過塞爾貝洛尼別墅所在的貝拉吉奧村，他們在這種神奇的氛圍中試圖重新煥發自己的創造力。弗朗茲·李斯特（Franz Liszt）在這裡停留時寫道：「我感到大自然圍繞著我……激起我靈魂深處的情感反應，我嘗試著把它改寫成音樂。」
從別墅的最高點，人們至少能夠看到沿著湖的其他三個類似的別墅。一個是齊普雷西別墅（Villa Monastero），以前是修道院，現在意大利物理學家對它進行了維修，在那裡進行夸克和微中子的探討。另一個是科裡納別墅（Villa Collina），它曾是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的私人隱居所，現在是德國政治家聚集的場所。還有一個是威格尼別墅（Villa Vigoni），它由拿破侖時期一位伯爵修建，現在被用於召集意大利和德國科學家舉行會議。這些山嶺中的清新空氣、杜鵑花的香味、湖水支流中閃爍的老教堂尖頂的倒影，這些都被認為能夠促使人創作出美麗的繪畫、華麗的音樂以及深邃的思想。
尼採選擇在臨近的恩加丁（Engadine）的涼爽氣候中寫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瓦格納（Wagner）喜歡在拉維羅（Ravello）的別墅中創作音樂，在那裡可以眺望靜靜的藍色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在阿爾卑斯山中，靠近亞得裡亞海的別墅裡，彼得拉克（Petrarch）能夠獲得寫詩的靈感；20世紀早期的歐洲物理學家似乎在爬上山頂仰望星空的時候會產生出最深奧的理念。
許多文化都認為，物質環境會對我們的思想和感受產生深刻的影響。中國的聖賢選擇在島上雅致的亭子裡或陡峭的涼亭裡寫詩；印度婆羅門（Hindu Brahmins）退隱到森林裡去發現隱藏在虛幻表象背後的現實；基督教修道士很擅長選擇最美麗的自然之所。在歐洲國家中，特別值得欣賞的山地或平原以前一定建有修道院或寺院。
美國也存在類似的模式。位於普林斯頓的美國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和位於帕洛阿爾托（Palo Alto）的行為科學方面的同類機構都坐落在景色優美的環境中。在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總部，小鹿躡手躡腳地走過潔淨的地面。任何稱職的公司都會將它的研發中心建造在起起伏伏的草地上，或者能夠聽到海浪的地方。阿斯彭（Aspen）會議在空氣稀薄、令人陶醉的落基山脈中召開，而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像克里特寺廟一樣活躍在拉荷亞（La Jolla）懸崖上。人們認為，這樣的環境能激發思維，恢復頭腦的活力，促進創造力的產生。
不幸的是，沒有證據（也許永遠都不會有）可以證明，令人愉快的環境能夠引發創造力。儘管確實有很多富有創造力的音樂、美術、哲學及科學成果是在極其美麗的環境中被創造出來。如果它們的作者被局限在車水馬龍的城市小巷中或者貧瘠的鄉村曠野中，是不是就不會創造出同樣的成果呢？沒有一個研究能回答這個問題，而且富有創造力的作品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很難實施一項控制實驗。
當有準備的頭腦身處美麗的環境中時，他們更有可能發現觀點之間的新聯繫，以及自己正在應對的問題的新視角。而至關重要的是要具備一個「有準備的頭腦」。
然而，富有創造力的人的陳述強烈地表明，他們的思維過程與物質環境是有關係的。但是其中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美景發揮的作用並不像一顆銀子彈，可以將新觀念射入頭腦中。相反，當有準備的頭腦身處美麗的環境中時，他們更有可能發現觀點之間的新聯繫，以及自己正在應對的問題的新視角。而至關重要的是要具備一個「有準備的頭腦」。這意味著除非進入這種環境的人對問題已經有了深入的感知，並具有解答問題所必需的符號技能，否則什麼也不會發生。
例如約翰·裡德記得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發生過兩個當時特別具有創造力的事例，其間相隔了幾年。這兩件事都需要認識到公司正面臨的主要問題，並草擬出解決方案。就像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時刻一樣，最重要的是問題的界定，而不是解決方法。在這兩種情況中，裡德給自己寫信，洋洋灑灑寫了30多頁，詳細描述了公司在未來幾年將面臨的問題、危險和機遇，以及為充分利用它們可以採取的步驟。有趣的是，兩封信都是在裡德遠離辦公室，表面上很悠閒放鬆的時候寫的。一次是在加勒比海的海灘上，還有一次是在佛羅倫薩的公園長椅上。以下是他對寫第二封信的過程的描述：
我給自己寫過很多信，其中一些我會保留著。在第三季度之前的9月份，我感到很疲憊，週六、週日都在工作。於是我去意大利待了一個星期，只是想放鬆一下。我先去了羅馬，在那裡住了幾天，然後去了佛羅倫薩。我早早起床，四處漫步。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大約從早上7點一直坐到中午，然後下午去參觀博物館或做其他事情。我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了一篇長長的文章，寫的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我所擔心的事情。它有助於我理清思路。接下來在第三季度末我進行了組織變革。最近我拿出原先的備忘錄，令人吃驚的是，我在佛羅倫薩寫的內容和最終實施的變革竟然有80%~90%是一致的。
兩封信都是自發的、偶然的，儘管它們所處理的問題已經在裡德的頭腦中醞釀了很多個月。在他回到總部後，又用了數月的時間將好主意與壞主意進行了區分，這一部分是通過與朋友和同事討論完成的。在找到解決方法之前，又過去了幾個月。但是如果沒有「海灘上的信」以及「長椅上的信」，裡德不一定能找到如此新穎的視角來看待公司所面臨的問題。
這個例子會讓我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海灘」和「長椅」實際發揮的作用有多大。當然，並不是任何人坐在海灘或長椅上都能想出解決花旗公司問題的創造性方法的。問題是，如果裡德待在曼哈頓的辦公室裡，他是否還能想出這個問題及解決方案呢？雖然這個問題是無解的，但證據顯示，不同尋常的、美麗的環境其實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從新穎的角度來看待形勢。
人們在美麗的自然環境中如何度過時間似乎也很重要。只是坐著觀賞很好，但悠閒地漫步似乎更好。希臘哲學家中存在一種逍遙學派，他們喜歡在學院的庭院裡來來回回地走，同時一邊討論觀點。弗裡曼·戴森在英國劍橋接受的教育更多受益於與導師在校園裡漫步時進行的內容廣泛的談話，而不是在教室聽到的或在圖書館裡讀到的知識。後來在紐約的伊薩卡（Ithaca），也是通過類似的漫步，他吸收了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具有革命性的觀點。「我從來不去上費曼的課，從來不與他進行任何正式的交往。事實上，我們一起散步。散步佔據了我和他一起度過的大部分時間，就像舊時的哲學家會在安靜的隱居地四下漫步一樣。」新一代的物理學家們趴在電腦屏幕前，他們也能產生同樣有趣的想法嗎？
給普通人戴上一個電子尋呼機，在一天中隨機選取時間讓他們評價自己的創造力水平。他們通常會報告稱，在開車、散步或游泳的時候，他們最有創造力。當進行只佔據一定量注意力的半自動化活動時，一部分注意力會空閒下來，在不存在有意識的意圖的情況下，觀點之間會建立起連接。對問題投入全部注意力並不是產生富有創造力的想法的最佳途徑。
當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時，思維被強制沿著線性的、符合邏輯的，因此也是可預測的方向前行。然而在散步時，注意力會聚焦於周圍景色，部分大腦空閒下來進行平常不會進行的聯想。打個比方說，這種大腦活動發生在後台，我們偶爾才會意識到它。由於這些想法沒有處在注意力的中心，因此它們可以自行發展。不需要對它們進行指導，不必貿然批評它們或讓它們做辛苦的工作。當然，正是這種自由和玩樂的態度使得人們有可能進行悠閒的思考，想出具有創造力的規劃與答案。只要我們想到感覺是對的聯繫，它就會躍入我們的意識。令人信服的聯繫可能出現在我們躺在床上半夢半醒的時候，或者在浴室裡刮鬍子的時候，或者在樹林裡漫步的時候。在那些時刻，新穎的觀點看起來好像是來自上天的聲音，是我們問題的謎底。之後，當我們試圖將它與「現實」進行匹配時，最初的想法可能就變得不重要了。在才華閃耀的洞見能夠被認可和應用之前，還需要做很多艱苦的評價與細化工作。但是如果沒有最初的靈感，創造力便不可能顯現出來。
因此，馬薩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大特頓山（Grand Tetons）或大蘇爾（Big Sur）之所以能激發創造力，可能是因為它們能提供新穎而複雜的感官體驗（主要是視覺體驗，但也包括鳥鳴、水聲以及空氣的味道帶來的感覺），人們由此會感到震驚，注意力則擺脫了常規，被誘惑著追隨新穎而迷人的觀點。不過我們不需要對感官體驗投入全部注意力，要留下足夠多的心理能量對問題進行潛意識的探索，以獲得富有創造力的構想。
能夠激發靈感的不只是旅遊局認可的地點。喬治·法魯迪的一些最好的詩篇是在集中營裡每天面對死亡時寫出來的。伊娃·蔡塞爾被囚禁在監獄中時，獲得了受用一生的觀點。正如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所說，沒有什麼能像得知自己幾天後將被處死一樣令思維驟然集中起來。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就像自然美景一樣，會促使頭腦去思考什麼才是最本質的。其他同樣能激發靈感的環境還包括寧靜的風光等。
創造最有靈性的環境
雖然新穎而美麗的環境對產生洞見具有催化作用，但創造力產生過程的其他階段，比如準備階段和評價階段，似乎更得益於熟悉、舒服的環境，即使這些環境並不比閣樓更好。巴赫沒有遠離自己土生土長的圖林根（Thuringia），貝多芬在非常陰暗的住所裡創作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普魯斯特在光線暗淡、貼著軟木的書房裡寫出了傑作，愛因斯坦只需要在伯爾尼最簡樸的住所裡的一張飯桌上就可以寫下相對論。當然，我們不知道巴赫、貝多芬、普魯斯特和愛因斯坦在生命中某個時刻是否被雄偉壯麗的景象所激勵，然後用餘生精心細化由此得來的靈感。有時，一次令人敬畏的經歷就能為一生的創造力工作提供給養。
雖然複雜的、令人興奮的環境有助於提供新的洞見，但大部分創造的過程卻需要比較單調乏味的環境。
雖然複雜的、令人興奮的環境有助於提供新的洞見，但大部分創造的過程（在靈光閃現前需要很長時間的準備期，之後需要同樣長時間的評價期和精心製作期）卻需要比較單調乏味的環境。在創造力產生的這些階段中，環境也很重要嗎？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對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即個人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及制度背景和個人在其中工作的直接環境）進行一下區分。從較廣泛的背景來看，不言而喻，一定量的過剩財富是必需的。創造力的中心，比如鼎盛時期的雅典，10世紀的阿拉伯城市，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15世紀的威尼斯、19世紀的巴黎、倫敦和維也納，以及20世紀的紐約，都是富足的、面向全世界的。它們成為文化的十字路口，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信息在這裡彙集。它們還是社會矛盾交織的核心場所，通常被種族、經濟或社會群體間的衝突撕扯著。
不僅國家可以，機構也可以促進富有創造力的觀點的產生。布朗士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以及貝爾研究實驗室因為在促進產生重要新觀點方面的實力而成為傳奇。每所大學或智囊團都希望能夠吸引未來的明星。這類開放的環境能夠提供行動的自由、對觀點的激勵以及對未來天才的尊重與扶持。眾所周知，天才一般都有脆弱的自我，需要溫柔、體貼的照顧。
多數人對宏觀環境做不了什麼。我們對自己所生活的社會，甚至對我們所工作的機構都無能為力。然而我們可以對個人的環境加以控制和轉化，讓它有助於提升個人創造力。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從富有創造力的個體身上學習很多東西。他們一般會煞費苦心地確保自己能放鬆而不受干擾地專心工作。具體的做法取決於個人的性格和工作風格，但重要的是，要擁有符合個人需要的特殊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他感到舒服並有控制力。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偏愛在可以眺望科羅拉多落基山脈的小屋裡思考和工作，還經常泡在熱水浴缸裡以彙集想法。喬納斯·索爾克喜歡在工作室裡工作，那裡除了有他所需的資料外，還有一架鋼琴和畫架。黑澤爾·亨德森住在北佛羅里達一個相當偏僻的社區裡，以避免市中心的各種干擾。以下是她對自己日常事務的描述：
每天早上我會跑大約3公里，我有一個特別的跑步地點，那裡景色非常美，離這裡大約1.6公里。那裡有好看的鹽沼，可以遠遠眺望城市。如果你向左邊看，會看到大片的荒野。那裡有我最喜歡的藍色蒼鷺和麻鷸，還有魚兒在跳躍。你能感覺到這種熱熱鬧鬧、生機勃勃的環境。如果向右看，你會看到有著一片小小尖頂的美麗小城，一切都非常和諧。你知道，在那裡自然體系與人類體系之間維持著某種平衡。
羅伯遜·戴維斯在多倫多以北80公里的家中精心寫出了情節錯綜複雜的小說。那是一片有著豐富化石的史前海灘，「在一個很好的位置向下看，向山谷下的多倫多望去，我們能夠看到燈光，並很高興自己不住在那裡」。社會學家埃莉斯·博爾丁（Elise Boulding）曾像僧侶一樣，按照既定的規程工作，她認為這有助於保持創造性思維的節奏：
清晨我會散步和反思。在1974年，我的很多時間是跪著度過的，在修道院後面做祈禱。我不確定現在是否還會那樣做。1991年的我與1974的我非常不同。我還會進行一些閱讀和反思，你知道就像聖徒和那些經歷靈性之旅的人一樣。我用很多時間進行冥想，在天主教修道院裡度過大量的時光。我很珍惜禱告的時間。在1974年，我遵從著禱告的時間，和他們一起吟誦。再重申一次，我不確定現在是否還會那樣做。當時一切都很寧靜，我有很多時間只是看著窗外的群山，陷入沉思。
在芬蘭，很多人都知道佩卡（Pekka），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拉普蘭人（Lapp），正式工作是監督芬蘭最北面的社會服務。不過佩卡遊歷過很多地方，他用假期去西藏學習僧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或者去阿拉斯加尋找正在消失的因紐特（Inuit）文化。當他在赫爾辛基為政府工作時，只有覺得召開會議的辦公室感覺是對的，他才會坐下，否則他就不坐，而是乘電梯下樓，來到街道上。他會在街上到處轉，直至找到一些他喜歡的樹枝、石頭或花朵。他把這些東西帶回辦公室，擺放在桌子或文件櫃上。當他覺得環境看起來寧靜而和諧的時候，才會開始工作。不得不和佩卡打交道的人通常覺得，他即興而作的內部裝飾有助於他們把會開得更好，制定更令人滿意的決策。
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德國科學家、成功商人（幾年前，一本商業雜誌刊登了德國100名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她排在第二位），她精通讓環境變得個性化的藝術。她的辦公室由15世紀的農舍改造而成，房間裡擺放著典雅的古董傢俱。她的家位於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邊，家裡擺滿了書和反映她個性的稀罕玩意。她的很多時間是在旅途中度過的（僅僅是開車，她每年的里程就能高達8萬公里），因此她的汽車也是重要的工作空間。在司機開車時，諾埃爾諾伊曼會進行閱讀和寫作，周圍是她最喜歡的錄音帶、一瓶瓶的礦泉水、一沓沓的便簽紙以及一捆捆的彩色圓珠筆。無論到哪兒，她都隨身攜帶著自己熟悉的微觀環境。
我們常常在家裡擺滿體現我們獨特性的東西，就是這類東西把房子變成了家。
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試圖去做諾埃爾諾伊曼和佩卡所做的事情。我們常常在家裡擺滿體現我們獨特性的東西，就是這類東西把房子變成了家。在我們搬到位於蒙大拿的夏季居所時，為了讓陌生的環境變得熟悉起來，我的妻子會在壁爐台上放兩隻彩色的木頭鴨子。這兩隻鴨子已經跟隨我們很長時間了。當鴨子沿著牆安穩地待下來之後，空洞的房間立馬變得舒適愜意了。
在家裡我們需要一個具有支持作用的象徵性的生態環境，這樣我們才會覺得安全，放下防禦，繼續完成生活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家的象徵物代表了自我最本質的特點和價值觀，它們有助於讓我們變得更獨特。一個家如果沒有個人化的格調，缺少指向過去或導向未來的東西，就會變得沒有生氣。充滿有意義的象徵物的家很容易讓它的主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應該做什麼。
在一項研究中，我們訪談了兩位女士，她們都已經80多歲了，住在同一棟高層公寓的不同樓層。當問及家裡什麼東西對她們來說有特殊意義的時候，第一位女士茫然地看了一圈客廳，那裡就像一間陳列室，擺放著相當昂貴的傢俱，可是她說自己想不起什麼特別的東西。對於其他房間，她的回答都一樣：沒什麼特別，沒有什麼具有個人意義的東西。而第二位女士的客廳裡擺滿了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從姑媽和叔叔那裡繼承來的瓷器和銀器，以及她喜歡的或打算閱讀的書籍。走廊裡掛著她的孩子和孫輩的繪畫作品。在浴室裡，她已故丈夫刮鬍子的用具擺放得像一個小小的神龕。兩位女士的家準確地反映出她們的生活。第一位女士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過得毫無情感；第二位女士的日程則豐富多彩、令人興奮。
當然，以某種方式裝飾房間並不能讓一個人的生活奇跡般地變得更富創造力。其中的因果關係同樣非常複雜。把家裝飾得比較獨特的人可能一開始就比較有創造力。不過擁有一個能強化個性的家，有助於增加施展個人獨特性的機會。
常言說得好，男人的家就是他們的城堡，因為人們在家裡會比在其他地方覺得更安全、更有控制力。不過在我們的文化中，越來越多人說，他們的汽車是能夠讓他們感受到最深切的自由、安全與控制的地方。很多人把汽車稱為「思考機器」，因為只有在開車的時候，他們才感到放鬆，能夠反思自己的問題並正確地看待它們。一位接受訪談的人說，大約每個月會有一次，當焦慮感太大時，他會在下班後坐進車裡，花半個晚上的時間開車從芝加哥前往密西西比河。到那兒後，他停好車，看半個小時的河水，然後開車返回。回到芝加哥的時候，曙光已經照亮了湖面。長途駕車就像一種焦慮治療法，幫助他解決情緒問題。
通過各種方法，汽車可以變得更加個性化。汽車的顏色、配飾以及音響系統都可以讓我們擁有在家的感覺。汽車既提供了私密性，又提供了移動性。除了汽車，辦公室和花園也是可以用來精心佈置的空間，以此來反映個人獨特的感受。對於我們周圍的環境，並不存在什麼完美的模式。有助於保持和發展個性，從而有助於提升創造力的環境就是可以反映我們自己的特點，讓我們很容易忘記外部世界、聚精會神地從事手頭工作的環境。
設定最舒適的活動節奏
不只是佈置個性化的物質生活環境能夠提升創造性思維。另一種方法也很重要，那就是設定我們所從事的活動的節奏。曼弗裡德·艾根幾乎每天都會彈奏莫扎特的鋼琴曲，以避免線性思維；作家馬德琳·恩格爾（Madeleine L』Engle）也是如此；馬克·斯特蘭德在花園裡遛狗並工作；黑澤爾·亨德森每天要努力解決她協助組織起來的各種環保團體的問題，在花園裡散步是她恢復清醒頭腦的方法。有些人騎自行車，有些人看小說，有些人烹飪，有些人游泳。同樣，不存在規劃我們行為的標準方式。但是，重要的是，不要讓偶發事件或常規活動決定我們要做的事。
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很少在其他人吃飯的時候吃飯，她會按照自己的需要嚴格安排日常生活。理查德·斯特恩擁有這樣一種生活節奏：
我賦予時間一種節奏，這種節奏能夠讓我履行各種職責，比如作為一位父親、一位丈夫——雖然我並不能總是做到最好，即使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同事及朋友也是如此。
然後他用更具體的表述說明了他所說的「節奏」的具體含義：
我認為它類似於其他人的節奏，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會有一套自己的習慣，將生命中某一段時間設定為獨處或與人合作的時段。無論如何，他會為自己制定出某種日程。這並不只是外在的現象。對我來說，它與生理自我和精神自我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都存在著很大相關性。其構成要素可能像每天早上看報紙一樣普通。很多年前，我常常這樣做，但有些年不再每天早上看報紙了，這改變了我一天的節奏。每天傍晚的某個時候，當血糖降低時，有人會喝一杯葡萄酒，並會期待這個時刻。當然在一些時間裡，人們會從事工作。
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人很早就發現了自己最好的生活節奏，比如什麼時候睡覺、吃飯和工作。而且他們會遵守這種節奏，即使受到做其他事情的誘惑也不會改變。
大多數富有創造力的人很早就發現了自己最好的生活節奏，比如什麼時候睡覺、吃飯和工作。而且他們會遵守這種節奏，即使受到做其他事情的誘惑也不會改變。他們穿著舒服的衣服，只與意氣相投的人交往，只做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當然，不得不與他們打交道的人可不喜歡這種特質，因此富有創造力的人通常被認為是怪異的、不好相處的也就不足為奇了。行為的個性化模式可以讓人們免於做出預期，這樣便不用分散注意力，可以專心致志地干重要的事情。
類似的控制也會擴展到時間安排上。一些富有創造力的人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緊湊，他能提前兩個月告訴你，某天下午的3點到4點之間他會在做什麼。另一些人則放鬆得多，他們甚至對當天晚些時候要做什麼都不清楚，並且為此感到自豪。同樣，重要的不是應該遵守嚴格的日常安排還是進行靈活的安排，而是成為自己時間的主人。
更長跨度的時間也顯示出同樣的結構。弗裡曼·戴森和巴裡·康芒納相信，每隔10年左右應該做出重大的職業改變，以避免變得厭倦。其他人似乎喜歡利用一生的時間在自己狹窄的領域一角不斷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不過在接受訪談的人中沒有一個曾說過，他們之所以會做某事是因為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這件事是社會所期待的事情。
這樣看來，環境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創造力，這部分取決於人們處於創造力產生過程的哪個階段。在準備期，人們收集可能導致問題出現的各種要素，此時有序而熟悉的環境被認為有助於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到有趣的問題上，而不會受到「現實」生活的干擾。對於科學家來說，這種環境就是實驗室；對於商人來說，就是辦公室；對於藝術家來說，就是工作室。在下一個階段，與問題有關的想法在潛意識中醞釀，此時換個環境可能會更有幫助。壯麗的風景或異國文化等新奇刺激會令人分心，使得潛意識的心理過程能夠進行原本用線性邏輯來處理問題時不可能進行的聯繫。當意想不到的聯繫以洞見呈現出來以後，熟悉的環境再一次承接了接下來要完成的任務。在領域的莊嚴氛圍中，評價與精心製作階段能夠被更有效地實施。
然而在任何時刻，最重要的是對環境、行為及日程安排進行巧妙地設定，使它與我們的生活保持和諧。如果這個地方像科莫湖邊的別墅一樣迷人，那很好。如果命運將你丟到了勞改營，那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任何一種極端情境中，對於意識來說，重要的是要找到方法讓它的節奏與外部環境相適應，並在某種程度上將外部所遭遇的事情轉化為自己的節奏。通過對地點和時間進行調解，我們會體驗到自己獨特存在的真實感，以及與宇宙的關係。從這種理解出發，我們隨後便可以輕而易舉地形成新穎的想法和具有獨創性的行為。
日常生活的含義很簡單：確保你工作與生活的地方能夠反映你的需要和品味；應該有可以讓你全身心投入活動的空間，也應該有激發創意的空間；周圍的物件應該有助於你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想一想你是如何使用時間的，思考你的日常安排是否反映了最適合你的節奏。如果你不確定，那麼去不斷嘗試，直到找到工作與休息、思考與行動、獨處和與其他人共處的最佳時間安排。
創造一個和諧、有意義的時間與空間環境能夠幫助你變得具有創造力。它也許能幫助你實現個性的生活，拋棄令人感到無聊或失控的生活，並讓其他人認識到人類境況中與生俱來的獨特性及成長的可能。然而創造出這樣的生活並不能保證別人就會把你看作天才，或看作在歷史上舉足輕重的有創造力的人物。要實現具有歷史價值的創造，還必須滿足其他一些條件。例如，你必須很幸運；為了在某個領域中出類拔萃，你需要有合適的基因；還需要身處適當的歷史時期。接觸不到領域，潛力只是徒勞。有多少剛果人本可以成為偉大的滑雪運動員？真的沒有巴布亞人能夠對核物理做出貢獻嗎？最後，如果沒有學界的支持，即使最有前途的天才也不會得到認可。但是如果說創造力是不受我們控制的，那麼，過富有創造力的個人生活則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從最終滿足感的角度看，後一種也許是最重要的成就。
創新者小傳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男，美國經濟學家兼教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因在信息經濟理論與公共監管理論上做出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且曾榮獲美國國家科學獎章。他的著述包括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等。
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男，美國經濟學家、哲學家、教師、作家（詩人）。曾榮獲美國經濟學會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和泰德·倫茨國際和平研究獎。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等組織的主席，與他人共同創辦了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他的作品包括The Economics of Peace、The Image、Beyond Economics: Essays on Society,Religion, and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