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力的運行機制
我從來沒有只是坐著想就想出了解決辦法。解決辦法可能會在半夜，在我開車、洗澡或做其他事情的時候降臨。
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
Freeman Dyson
是否存在一系列的思維步驟，它們將導致能夠改變某領域的創新？或者，是否每個富有創意的作品都是單一「創造力產生的過程」運作的結果？很多致力於訓練創造力的個人或企業宣稱，他們知道「創造性思維」是由什麼構成的，而且他們能教授創造性思維。富有創造力的人通常有他們自己的理論，而且彼此間的理論相當不同。羅伯特·高爾文說創造力包含預期與奉獻：預期是指在其他人認識到之前，便預見到某個事物將來會變得很重要；奉獻是一種信念，它能夠使一個人不受懷疑與挫折的干擾，堅持去實現願景。
而另一方面，在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的回絕信中，他列出了自己之所以取得成就的4個原因：
‧ 我之所以能有所成就，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獨處，不必在僱用下屬、助理或秘書等事情上浪費時間。
‧ 我不會長時間待在大學的辦公室裡。我進行教學，如果學生想見我，我會和他們一起吃午餐。
‧ 自從20歲起，我就是個工作狂。
‧ 壓力能激勵我更好地發揮才能。如果沒有最後期限，我就會萎靡不振。我也許專橫而傲慢，我天生就像歌德《浮士德·悲劇第二部》（Faust Ⅱ）中的哨兵：「我生來就會查看，我的任務是警戒」。
鑒於領域各自不同、任務的多樣性，以及每個人不同的優勢與劣勢，我們不可能期望人們在獲得創造力的方式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也確實存在一些跨越領域和個人獨特風格的共同線索，這些線索可能構成了引發創造性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核心內容。讓我們通過描述意大利作家拉齊亞·裡維（Grazia Livi）如何寫作一篇短故事來說明這一過程。
產生創造力的5個階段
一天，裡維來到銀行，與她的投資顧問進行交談。顧問是一位女性，裡維以前與她見過面。在裡維看來，她是當代職業女性的代表。她們一心想要成功，心無旁騖，把自己修飾得一絲不苟，但為人冷漠、嚴格，缺乏耐心。她們好像沒有私人生活，除了金錢和晉陞之外，沒有其他夢想。那天的交談開始時和平常沒有什麼兩樣，顧問看起來很冷淡，拒人於千里之外，問問題的聲音乾巴巴的，似乎沒有一點興趣。接下來，電話鈴聲打斷了她們的交談。令裡維奇怪的是，當那位女士轉身接電話的時候，她的表情突然改變了。稜角分明的面容柔和起來，甚至像鋼盔一樣堅硬的頭髮都變得光滑柔軟了。她的姿態放鬆下來，聲音變得輕柔而親切。裡維立即在腦海中勾勒出電話那端那個人的形象：一位相貌英俊、有著古銅色肌膚、悠閒自在的建築師。他開的是瑪莎拉蒂跑車。從銀行回來後，裡維在日記中做了一些記錄，然後就把這件事情給忘記了。
幾個月後，她重新閱讀日記，發現在銀行發生的這件事情與她描寫的在美容院裡一待好幾個小時、衣著體面的女人，以及在過去幾年中遇到的其他類似女人的故事存在著聯繫。這個發現令她深有感觸。這是對當代女性所處困境的洞察。她們在兩種相互對立的要求之間掙扎，完全可以被寫成一個真實的故事。她不一定要真實記錄在銀行中僅僅是猜測到的情況，那位女士也許是在和她的母親或孩子交談，但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情況確實如此，很多女性覺得，為了在商業世界中贏得競爭，她們必須咄咄逼人、冷漠嚴肅，但同時又無法放棄她們認為女性應有的溫柔特質。於是裡維坐下來，寫了一個職業女人如何為了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的未來而整天修飾自己的故事。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故事，不是因為它的情節（情節很古老），而是因為她筆下人物的情感動向非常準確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女性的真實生活體驗。
裡維的故事也許不會改變文學領域，因此它算不上最高層級創造力的實例。但是，它會被收入未來短篇故事的集子中，因此它會成為當代文學流派的一個優秀例證。在某種程度上，它擴展了這個領域，有資格被稱為富有創造力的成果。是否有方法來分析裡維的做法，以便更清楚地瞭解她在寫作故事時的思維過程呢？
創意過程分為5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準備期，開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沉浸在一系列有趣的、能喚起好奇心的問題中。
創意過程分為5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準備期，開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沉浸在一系列有趣的、能喚起好奇心的問題中。在拉齊亞·裡維的這個例子中，現代女性的情感困惑是她親身感受到的。作為一位作家，她要爭取獲獎、出版新書，得到廣泛關注；作為一位女性，她也要試圖平衡身為母親的責任與寫作的責任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階段是醞釀期。在這個階段，想法在潛意識中翻騰。正是在這個階段，不同尋常的聯繫有可能被建立起來。當我們有意識地想要解決一個問題時，便會以線性的、符合邏輯的方式來處理信息。但是當想法自己互相呼應，沒有被我們的理性引導到一條筆直而狹窄的道路上時，它們之間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組合。
第三個階段是洞悉，有時也被稱為「啊哈」時刻。就是阿基米德走進浴室，大叫「我想出來了」的那一刻，也是將一片片拼圖成功拼在一起的時刻。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有幾次洞悉，分散在醞釀期、評價期和精心製作期中。例如，在裡維寫作短篇故事的案例中，至少存在兩個重要的洞悉時刻：一個是當她看到打來的電話改變了投資顧問的時候，另一個是當她看到日記中相似記錄間的聯繫的時候。
第四個階段是評價期。人們必須決定自己的洞悉是否有價值，是否值得繼續研究下去。這通常是整個過程中最令人討厭的部分。在這個階段，人們會感到最不確定，最沒有安全感。也是在這個階段，人們接受了領域的標準，也十分重視傑出學界的意見。這個觀點是否真的很新穎，或者它其實平淡無奇？我的同事們會怎麼看它？這是自我批評、自我反省的時期。對於拉齊亞·裡維來說，這個過程經常發生在她閱讀自己的日記，並決定發展哪個想法的時候。
第五個是精心製作階段。這個過程可能花費的時間最多，工作也最辛苦。這就是愛迪生為什麼說創造力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在裡維的案例中，精心製作階段包括選擇故事的人物，安排情節，將她憑直覺感知到的情感轉化為一行行文字。
創造力的過程更多是循環的，而不是線性的。經過多少反覆、涉及多少循環、需要多少洞見，取決於正在處理的問題的深度與廣度。
然而，如果對產生創造力的過程望文生義，那麼對精心製作階段所引用的分析框架便會嚴重扭曲產生創造力的過程的意義。做出富有創意的貢獻的人從來不會覺得持續時間很長的精心製作階段是艱苦的。這一過程時常會被醞釀期以及小的頓悟所打斷。當一個人在對最初的洞見進行最後的潤色工作時，又會出現很多新的洞見。在拉齊亞·裡維努力尋找詞彙來描述她筆下的人物時，詞彙自身所表現出來的情感有時會比她最初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更「恰當」。這些新的情感反過來會影響人物的行為，由此讓情節發生了裡維事先沒有想到的轉變。人物變得更加複雜、更加細膩，隨著作家的一步步推進，情節就會變得越來越微妙而有趣。
創造力的過程更多是循環的，而不是線性的。經過多少反覆、涉及多少循環、需要多少洞見，取決於正在處理的問題的深度與廣度。有時醞釀期會持續數年，有時只需要幾個小時。有時富有創造力的想法包含一個深刻的洞見和無數小的頓悟。在某些情況下，就像達爾文進化論的構想過程，基礎洞見顯現得很緩慢，一些彼此沒有聯繫的思想小火花經過數年醞釀，合併成為一個清晰的觀點。當達爾文清楚地理解了自己理論的含義後，它便不再是一個洞見，因為它的組成部分在過去不同時期都曾出現在達爾文的思維中，並慢慢彼此聯結在一起。這是用了一生的時間締造出來的「啊哈」時刻，它是許許多多小的「我想出來了」的大合唱。
弗裡曼·戴森對帶給他科學聲望的創造力過程的描述體現了一個更線性的過程。戴森曾是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的學生。費曼在20世紀40年代試圖從量子力學的角度來闡釋電動力學。如果成功了，那就意味著用另一種形式來表述電學定律，使它們符合更基礎的亞原子行為的法則。這將是一種極大的簡化，是受到物理學領域歡迎的一種組織形式。不幸的是，雖然多數同行認為費曼在從事一件深刻而重要的事情，但很多人無法理解他用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潦草文字和草圖，特別是他經常直接從A跳到Z，中間沒有任何停頓。
與此同時，另一位物理學家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也在對量子原理及電動力學原理進行整合。施溫格在很多方面和費曼正相反：他工作速度比較慢、有條不紊，是一位完美主義者，總覺得還沒準備好宣佈自己已經解決了某個問題。弗裡曼·戴森在康奈爾大學工作，很受費曼的影響，他也聽過施溫格的一系列講座。這讓他產生了一個主意，將費曼跳躍的洞察力與施溫格認真的計算結合起來，徹底解開量子行為與電學現象之間聯繫的謎題。當戴森完成他的工作後，費曼和施溫格的理論變得可理解了，兩個人都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一些同行認為，如果還有誰配得這個獎的話，那也應該是戴森。以下是他對自己取得成就的過程的描述：
那是1948年的夏天，我24歲。當時整個物理學界都在關注一個最大的問題。物理學界通常是這樣，存在某個特別吸引人的問題，每個人都在為此工作。物理學界傾向於一次處理一個問題。當時的大問題就是量子電動力學。它是有關輻射和原子的理論，這個理論當時一團糟，沒人知道如何用它來進行計算。對於未來的所有發展來說，它也是一個阻礙。問題不在於理論是錯誤的，而在於它沒有被恰當地組織起來，因此人們在嘗試計算的時候，總會得到可笑的答案，比如零或無窮大。當時出現了兩種偉大的觀點，它們與施溫格和費曼這兩個人有關，他們倆都比我年長大約5歲。他們各自創造了一個新的輻射理論，這些理論看起來會有效，儘管兩者都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障礙。我很幸運，對他們兩個人都很熟悉，我逐漸瞭解了他們兩者的理論並開始工作。
我花費了6個月的時間，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他們的理論。那意味著非常辛苦的計算。我會整天埋頭在一大堆紙裡進行計算，這樣我就能準確地理解費曼想要表達的內容了。在第6個月的月末，我去度假。我乘坐一輛灰狗巴士去了加州，在那裡四處閒逛，度過了幾周的時間。那時我從英國來到美國的時間還不長，之前從來沒去過西部。在加州我一點兒工作都沒做，只是觀光，這樣又過了兩周。然後我搭乘巴士返回普林斯頓。半夜裡當汽車穿過堪薩斯州時，一切突然變得非常清晰，對我來說，那是某種上天的啟示。你可以把它稱為「我想出來了」的體驗或其他什麼。整個概念突然變得很清楚，施溫格的理論能夠極好地符合它，費曼的也可以，它會產生一個真正有用的理論。那是我人生中富有創造力的偉大時刻。接下來，我不得不再用6個月的時間把它們完整地寫出來。最後呈現出來的是《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上兩篇長長的論文，那是我進入科學世界的護照。
對於產生創造力的過程的經典版本，很難有比這更清晰的例證了。這個過程始於戴森在他的老師及同行那裡感覺到為領域增添重要內容的機會。他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接觸到領域和學界。他和兩個相關的核心人物都很熟悉。在確定調和領域中兩個重要的理論就是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後，他進行了6個月有意識的艱苦準備。接下來他徹底放鬆了兩個月，在這段時間內，過去半年所整理出來的觀點獲得了醞釀、分門別類和相互發生作用的機會。然後在夜晚乘坐巴士時，洞見突然不期而至。最後他又用了半年的時間來評價、細化這個洞見。他的觀點得到了學界的認可（在這個案例中，學界就是《物理評論》的編輯），並被添加到領域中。就像通常的情況一樣，成就的大部分功勞不會直接屬於作者，而是屬於提出基礎理論的人。
將產生創造力的過程分為5個階段的方式也許過於簡化了，可能會產生誤導，但它為應對創造力所涉及的複雜性提供了一種相對有效而簡單的方法。因此，我會採用這些類別來描述富有創造力的人是如何工作的，我將先從準備階段開始探討。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在現實中，5個階段並不是各自獨立的，一般它們會彼此交疊，在最終完成前會反覆出現若干次。
問題的顯現
洞見通常來自有準備的頭腦，也就是那些對某個問題進行長時間努力思考的人。
有時不需要任何準備就有可能取得富有創造力的發現。幸運者碰巧撞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情況，就像倫琴（Rontgen）在試圖找出照相底片被破壞的原因時，意外發現了放射線。不過洞見通常來自有準備的頭腦，也就是那些對某個問題進行長時間努力思考的人。一般來說，問題主要有三個來源：個人經歷、領域的要求和社會壓力。這三個靈感來源常常會協同作用、相互交織。將它們分開來考慮會比較簡單，就好像它們是獨立發揮作用的，但現實中不是這樣的。
▲生活是問題之源
我們已經看到，拉齊亞·裡維寫職業與女性氣質衝突的故事的想法，受到其作為女性的親身經歷的影響。從她還是一個小女孩開始，父母便期望她的兩個兄弟接受教育並取得成功，而對她和兩個姐妹的期望是成為傳統的家庭主婦。裡維在一生中不斷反抗著這種角色定位。即使在結婚、有了孩子以後，她也決心要取得事業上的成功。正是這種直接的親身經歷使她對日記裡草草記錄的有關職業女性的逸事特別敏感。
這種思考的問題來源於生活經歷的情況在藝術家、詩人及人文主義者的工作中最容易看到。伊娃·蔡塞爾在家庭中被認為是比較「笨」的，她的家族出過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很多傑出的男性科學家。她下決心要證明自己，突破這個家庭的傳統志趣，成為一名獨立藝術家。她的陶瓷作品中多數富有創造力的想法都來自兩種相互矛盾、自我強加的要求之間的緊張關係。一方面她希望自己做出來的陶器拿起來舒服，能夠體現傳統；另一方面她希望通過現代技術，以低廉的價格進行大批量的生產。
諸如安東尼·赫克特、喬治·法魯迪和希爾德·多明（Hilde Domin）這樣的詩人，會在索引卡片或日記本上記錄下每天發生的事件以及感受。這些經歷的貯藏是他們作品的原材料。「我的朋友拉德諾迪是一位詩人，我覺得他的詩很糟糕，」法魯迪說，「後來集中營的經歷完全改變了他，他寫出了絕妙的詩句。痛苦的經歷不一定不好，它對你會很有幫助。你知道有關快樂的小說嗎？或者有關快樂者的電影？我們是乖張的物種，只對痛苦感興趣。」然後他聯想到自己的一次經歷。當時他坐在美麗的溫哥華島的船艙裡，試圖尋找寫詩的靈感，卻想不出任何有趣的事情。最後，一組具有強烈衝擊力的畫面出現在他的腦海裡：5名秘密警察來到船上，破門進入船艙，把他的書扔出窗戶，丟進大海裡。他們把他帶到8 000公里以外的西伯利亞，殘忍地拷打他。對於詩作來說，這是很棒的場景。法魯迪對這樣的場景太熟悉了。
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向我們描述了她正在進行的一個項目。那是一本寫17世紀時期三個女人的書。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天主教徒，還有一個是新教徒，以此探討「女性喜歡冒險的根源」：
在某種意義上，她們是我的各種體現。她們都是中年母親，儘管有一位是祖母。因此我總是認為，開始這個完全不同的項目並不是巧合。
畫家愛德·帕施克（Ed Paschke）每天從雜誌和報紙上撕下來幾十張引人注目的圖片，並把這些奇怪而有趣的圖片存放在盒子裡，時不時拿出來翻看。通過翻看這些時代的符號，他也許能從中找到靈感，由此醞釀出諷刺性的繪畫評論。另一位畫家李·奈丁（Lee Nading）將報紙上有關自然與科技的衝突的頭條新聞撕下來，比如修建大壩危及珍稀魚類，或者裝滿廢料的火車在艾奧瓦州脫軌，然後以此尋找繪畫的靈感。要瞭解奈丁為什麼對這類事件特別敏感，也許知道以下事實會有所幫助。當奈丁的事業逐漸取得成功的時候，他深愛的哥哥自殺了。他哥哥在最著名的科研實驗室裡工作，但是周圍的激烈競爭以及人們對自己行為的嚴重後果缺乏反省令他感到幻滅。奈丁認為科學是害死哥哥的罪魁禍首，為此耿耿於懷。他在科學成果所造成的威脅中找到了自己藝術主題的來源。
藝術家在「真實」生活中尋找靈感，比如愛、焦慮等情緒，生與死等事件，對戰爭的恐懼以及對鄉間安寧午後嚮往。我們一會兒會看到藝術家在選擇問題時，也受到領域和學界的影響。有人說每一幅繪畫都是對過去所有繪畫的反映，每一首詩都投射了詩歌的歷史，顯然繪畫與詩歌還受到藝術家經歷的啟發。
科學家的經歷與他們研究的問題，以一種更精練，但也許較不重要的方式聯繫在一起。它必然與科學家對任務的基本興趣密切相關。對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進行的最早的研究之一是由安·羅（Ann Roe）實施的。研究結論顯示，所選樣本中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從孩提時起就對物質的屬性感興趣，但那是因為他們接觸不到童年時其他的愛好。他們的父母在情感上是疏遠的，他們沒有什麼朋友，對體育運動也不擅長。也許這種歸納太過粗糙，但其背後的基本觀點也許是合理的，即早期經歷使年輕人傾向於對特定範圍內的問題感興趣。
例如，物理學家維克托·維斯科夫（Viktor Weisskopf）動情地描述了自己年幼時和朋友爬阿爾卑斯山所體會到的敬畏與驚奇。他那個時代的很多物理學家，比如馬克斯·普朗克、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漢斯·貝特說，激勵他們試圖理解原子及星體運動的正是看到高山與夜空時所感受到的興奮與快樂。
當萊納斯·鮑林的父親，一位波蘭的藥劑師讓他在藥店後面混合藥粉和藥劑時，他開始對化學產生了興趣。兩種不同的物質混合後會變成完全不同的第三種物質的事實讓年幼的鮑林很著迷。產生全新物質的過程讓他體驗到上帝般操控一切的感覺。7歲時，他閱讀了浩繁的《藥典》（Pharmacopoeia），把其中藥劑師應該知道的關於藥物基本成分及混合物的知識都背了下來。正是對物質變化的好奇促使鮑林在接下來的80年中一直從事化學事業。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認為，能夠提出新觀點與不能提出新觀點的學者之間的區別通常在於好奇心：
我的很多教授朋友知道他們應該繼續進行研究，然而環顧四周，卻找不到令他們感興趣的問題。我積攢了一些一知半解的問題，我很樂於去研究它們，而且覺得自己能夠找到解決方案。很多有才華的人想不出任何值得他們去做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很有福氣，可以找到讓自己興奮起來的瑣碎問題。
只是為了獲得功名利祿的人，也許能努力前進，但很少能有足夠的動機去做分外的事情，去冒險探索未知的領域。
如果沒有強烈的好奇心和興趣，我們便不可能長時間堅持，做出重大的新貢獻。這種興趣很少只源自智力活動，它通常根植於深層的情感，存在於令人難忘的經歷中，這些經歷需要某種類型的解決方案，只有通過新的藝術表達或新的理解方式才能實現。只是為了獲得功名利祿的人，也許能努力前進，但很少能有足夠的動機去做分外的事情，去冒險探索未知的領域。
▲過去知識的影響
問題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領域自身。正如個人經歷所產生的緊張無法通過常規的解決方法來解決一樣，領域中的緊張也是如此。在藝術及科學領域中，富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案的靈感一次又一次地從「當前發展水平」所隱含的衝突中產生。每一個領域都具有其自身的內部邏輯、發展模式，而在領域中工作的人必須回應這種邏輯。20世紀60年代，年輕的畫家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畫流行的抽像表現主義作品，要麼找到一種可行的方式來反抗這種風格。在20世紀初，自然科學家面對著物理學領域中量子理論的發展，在化學、生物學、天文學以及物理學中，很多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來自將量子理論應用於這些新領域的可能性。弗裡曼·戴森對量子電動力學的關注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傑拉爾德·霍爾頓（Gerald Holton）最初是一位物理學家，後來轉向研究科學史。他清楚地解釋了領域中的疑難問題如何與個人感知到的衝突結合在一起，為個人一生的事業提供了主題。作為哈佛大學的研究生，霍爾頓處在邏輯實證主義的氛圍中，他的老師和同學都專注於證明「科學能夠被簡化為純粹的邏輯」這項事業。任何直覺的、超自然的事物都不被允許進入這個新領域。然而，當霍爾頓讀到了開普勒和愛因斯坦的工作方式時，他開始覺得，被周圍人視作理所當然的真理並不適用於一些最著名的突破常規的科學事件。
我發現這些模式不是很有效。事實上他們沒有在對科學過程的解釋中加入這些傑出科學家非常喜歡的那種假定。那種假定不是真實的，例如，他們根據科學報告的詞句、意義的驗證理論以及所有他們喜歡的事物來思考科學。一些最優秀的科學家樂意將自己的金錢、聲譽、時間和生命投入到這些假定上，即使它們有時與證據相違背也固守不放。他們對這種其實沒有經過驗證的觀點很著迷。
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發現了主題議題（thematic proposition）的觀點，即一些人被灌輸了先驗的主題理念，這些理念在一段時期內會變得毫無作用。而這根本不符合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的邏輯。
霍爾頓說自己的知識來源於個人興趣與一種感覺的結合，這種感覺就是知識環境中存在著某種錯誤：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項目是由某種內在的強烈愛好（你無法詳細地解釋這種愛好）、準備（它是獨一無二的，因每個人的經歷不同而有不同的準備過程）、運氣和需要反對的事物（其他人做的令你感到不滿的事情）所決定的。
知識方面的問題不只局限於某個特定的領域。當在一個領域中很有效的理念被移植到另一領域並獲得新生時，確實會產生一些最富創造力的突破。物理學的量子理論被廣泛應用於相鄰學科，比如化學和天文學就屬於這種情況。富有創造力的人會留心不同學科的同事正在做的事情。曼弗裡德·艾根正在將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概念與實驗過程整合到一起。這種整合的想法一部分來自多年來與不同學科同事的交談。他邀請這些同事參加冬季在瑞士舉行的非正式會議。
我們的大部分被訪談者曾在自己研究領域中的緊張狀態下獲得啟發。如果從另一個領域的角度來看，這種緊張狀態就變得更明顯了。儘管他們不認為自己是跨學科的研究者，但他們最好的成果卻跨越了不同領域。他們的成功引起了人們對過度專業化的懷疑，即聰明的年輕人被訓練成某個單一領域內的專家，像遠離瘟疫一樣遠離了學科的廣泛性。
然而有些人感覺到，現存領域中的任何符號系統都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巴裡·康芒納（Barry Commoner）接受的是生物物理學的訓練，他決定超越學術方法的死板規章，解決諸如水污染、垃圾處理等問題。對現實生活（而不是學科）的關切，決定了他要研究的問題。
在生物化學及生物物理學領域中，我建立起了很好的聲譽。一開始，所有的論文都被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我越來越傾向於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我的論文還是時不時會出現在學術期刊上，但現在成了偶爾的情況。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生的那一代科學家逐漸變老，學術世界很快與現實世界脫節。學術工作完全以學科為導向，受學科的指引。我認為這真是太無趣了。
目前學術生活中的流行哲學是還原論，我的做事方法與它正好相反。我對這種流行哲學毫無興趣。
這是對變得過於局限的領域的強烈反抗。領域成員錯誤地以為他們可以在符號系統內解決更廣闊的現實世界中的問題。當議會花費大量時間爭論針尖上能夠容納下多少天使跳舞時，拜占庭的年輕學者們一定也會有類似於康芒納的感受。當學界太以自我為中心，脫離現實時，它便會有變得毫無意義的危險。通常正是對領域刻板性的不滿使得偉大而富有創意的進步成為可能。
當然，除非學習領域的規則，否則人們便不可能受到領域的啟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訪談的人，無論是藝術家還是科學家，都一再強調學習基礎知識、熟知符號信息以及學科基本程序的重要性。喬治·法魯迪能夠背誦卡圖盧斯（Catullus）寫的長詩。60年前他背下了這首詩的拉丁文版本。他閱讀了自己能夠找到的所有希臘詩歌、中國詩歌、阿拉伯詩歌以及歐洲詩歌。他翻譯了世界各地的1 400多首詩，以精進自己的技能，儘管他強有力的詩歌簡單而無條理，並且基於個人體驗。在科學領域，掌握基本的符號工具同樣很重要。幾乎每一位被訪談者都在重複瑪格麗特·巴特勒對高中生說的話：
我想傳遞的信息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那麼至少要學習科學和數學，尤其是數學。這樣當進入大學時，如果你改變主意了，變得更喜歡科學或數學了，或者你想進入這些領域，你就會具備必要的背景知識。很多女性後來發現自己不具備這樣的背景知識（數學），因為她們很早就放棄了。
除非你先徹底瞭解某個領域的運作方式，否則便無法改變它。那意味著你必須掌握數學工具，學習物理學的基本原理，瞭解知識發展的最新狀況。不過，我們似乎應該像古老的意大利諺語說的那樣做：學習技能，然後把它擱置一旁。一個人如果不瞭解其他人瞭解的事情，便無法進行創新；但是一個人如果對現有的知識沒有感到不滿，摒棄它以尋求更好的知識，他也不可能有所創新。
▲來自周圍環境的壓力
觀點及問題的第三個來源是他們所處的學界。終其一生，富有創造力的人都會受到老師、導師、同學、同事的影響。在生命的後期，他們還會受到自己的學生及追隨者的觀點的影響。另外，他們為之工作的機構以及更廣闊的社會事件也會提供有力的影響，使他們重新定位職業，將想法引導到新的方向上。
觀點及問題的第三個來源是他們所處的學界。終其一生，富有創造力的人都會受到老師、導師、同學、同事的影響。
如果從這個視角來看待創造力的產生過程，個人經歷與領域知識的影響相對於社會背景的影響，確實是小巫見大巫。畫家的作品不僅是對領域中經典準則的回應，也是對其他畫家正在創作的作品的回應。科學家不僅從書本或他們進行的實驗中學習，也會從研討班、會議、工作坊及期刊文章（報告其他地方正在發生什麼或者將要發生什麼）中進行學習。無論一個人是隨波逐流還是另闢蹊徑，都不可能忽視學界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很多人在老師的引導下領略到了領域的奇妙。通常會有某位老師能夠認識到學生的好奇心或能力，並開始開發他們的學科思維。一些富有創造力的人能列舉出很多這樣的老師。評論家、雄辯家韋恩·布斯（Wayne Booth）說，每一年他都會以不同的老師為榜樣，盡量不辜負老師的期望。對於布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來說，職業方向的改變，比如從工程學轉向英語，是受到某位老師的影響。
有些人較晚才進入某個領域。約翰·加德納上大學的時候本打算成為一名作家，但後來進入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系以及斯坦福大學的知識社群。它們不僅能滿足約翰·加德納的好奇心，而且有助於他找到意氣相投的夥伴。
對於主要在組織環境中工作的個體來說，學界是最重要的。為了吸收做出艱難決策所需的信息，花旗公司的前CEO約翰·裡德必須時常與若干群體進行交流。每年他會與德國、日本等國家銀行的6位領導會面兩次，每次持續數天，與他們交換對世界經濟未來趨勢的看法。他還會經常與通用汽車、通用電氣或IBM的CEO們進行類似的會面。他還有由大約30人組成的內部網絡，他們為他提供必要的信息，幫助他在變幻莫測的時代領導這家市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裡德至少會用上午一半的時間與這個網絡中的成員通電話或面談，絕對不會在沒有與他們協商的情況下就做出有關公司的重大決策。
摩托羅拉前總裁羅伯特·高爾文的做法代表了另一種組織的方法。高爾文把公司看成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型企業，2 000多名工程師參與其中，以新觀點來創造出新產品和新方法。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把所有這些努力的成果結合起來，使自己成為每個人的榜樣。如果你的責任是將一群人引導到新的方向上，那麼決定工作的便不是符號領域，而是組織自身的要求了。借用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媒體即信息」的說法，他們在組織結構中完成的事情即他們富有創造力的成就。
科學家也提到了特定研究機構的重要性。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洛克菲勒學院（Rockefeller Institute）以及阿爾貢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ies）都是一些允許年輕科學家追求他們興趣的地方，它們能提供刺激且給予支持的環境。很多科學家對這類機構很忠誠，非常願意遵守它們的研究政策。很多諾貝爾獎得主就是通過解決在這類機構背景中所產生的問題而獲獎的。
當某人嘗試創建新的組織或者新領域時，便會產生新觀點。曼弗裡德·艾根在哥根廷建立了跨學科的馬克斯·普朗克學院（Max Planck Institute），以便在實驗室中複製進化的力量。喬治·克萊因（George Klein）在斯德哥爾摩的卡羅林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建立了腫瘤生物研究中心。這類機構不僅允許首要研究員從事自己的研究，而且還使得新學科的出現成為了可能。如果實驗室成功了，那麼科學家們就會開始研究一系列全新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符號系統或領域便能夠發展起來。
最後，一些富有創造力的個人嘗試在已被接受的科學、學術或商業機構範圍之外形成了全新的組織。黑澤爾·亨德森把她的大部分時間奉獻給了能增強其洞察力的團體的發展上。她把自己看成是無數特殊興趣團體的代表，這些團體因為共同的環保意識而聯合在一起。與之類似，巴裡·康芒納有意將自己的核心定位在真空地帶，在那裡他可以不受學術或政治上的壓力，無拘無束地向前推進。在約翰·加德納成立同道會（Common Cause）時，他堅持只接受小型的獨立捐助，以避免大型捐助所造成的巨大影響。通過創建新的協會形式，這些個人希望看到新問題的顯現，而這些問題無法通過舊的思維方法來解決。
然而，組織根植於更大的人類群體以及更廣闊的歷史進程中。經濟的不景氣或政治優先級的改變會刺激某一研究方向，而使人們忽視另一方向。據喬治·斯蒂格勒說，大蕭條促使他及他的許多同事來到研究生院學習經濟學。為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建起的核反應堆激勵很多聰明的學生選擇了物理學專業。
眾所周知，戰爭不僅會影響科學的發展方向，也會間接地影響藝術的前進方向。讓我們以心理學為例。心理測試的成功，包括智商測試的完整概念以及它的應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隊對挑選新兵的方法的需求。之後測試技術被應用到了教育領域。在教育領域中，它的地位變得很突出，許多教育者為此感到擔憂。創造力測試的出現應該歸因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空軍委託南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吉爾福特（J.P. Guilford）來研究這個主題。空軍希望挑選出能夠以新穎獨到的行為來應對緊急事件（比如起落架或設備的意外故障）的飛行員，能在遇到危險時拯救他們自己及飛機。通常的智商測試不是為考查創造力而設計的，因此空軍資助吉爾福特開發出了後來的發散思維測試。
正如前面提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女性科學家特別有利。一些女性科學家說，如果不是因為許多男性被徵召入伍，研究生部不得不拚命尋找合格的學生，她們很可能讀不了研究生。畢業後，這些女性在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找到了工作。這些實驗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後來的冷戰關係密切，因為冷戰促使國家保持科學方面的優勢。瑪格麗特·巴特勒深情地回憶起二戰後她在阿爾貢的日子，她在那裡經歷了計算機科學的誕生與早期階段。那是令人激動的歲月，當時外界的歷史事件、技術進步以及新的科學發現結合在一起，共同激勵人努力工作、解決重要問題。
歷史事件對藝術的影響不是很直接，但也許重要性並不小。例如，有人認為20世紀的文學、音樂及繪畫擺脫了經典風格，而之所以出現這種特點，是因為人們對西方文明無法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感到幻滅，由此產生了這種間接反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艾略特的自由詩、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十二音音樂、瑪莎·格萊姆（Martha Graham）的抽像舞蹈、畢加索的變形人物畫、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意識流文學都出現在同一時期，並被大眾所接受，這絕非巧合。那正是帝國瓦解，信仰系統排斥舊規則的時期。
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富有想像力地記錄了撕碎古老文明的力量：殖民主義、價值觀的改變、新財富的流動以及男人、女人的角色改變。他的觀點來源於生活：
甚至在想起書寫生活之前，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認真對待它。相對於其他人來說，一些事件會更深入地影響我們的內心。我一直很關注政治，政治非常吸引我。政治、人際關係、愛以及社會中受壓迫的人們，都是最吸引我的事情。
妮娜·格魯南伯格（Nina Grunenberg）是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的副主編、社論專欄作家，對她來說，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問題。她的挑戰在於抓住人類衝突的基本要素，以及事件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然後簡潔地說出自己對事件的看法。在接受採訪的數周前，她曾在得克薩斯報道世界經濟峰會，在英國倫敦報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峰會，在蘇聯報道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與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會面。
你知道，我做的是週刊，每週三的早上，當報紙印刷出來後，我都會感到非常驕傲。報紙新鮮出爐，一切就緒，我對自己做的部分很滿意。上一次讓我感到非常滿意的是報導了科爾總理來到高加索地區，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會談。那是週一的事情，我們週一晚上返回，週二早晨回到了漢堡。到那天晚上，我必須寫完文章。那是截止時間，而我要寫的是本周事件，因此我的文章對我和我的同事來說非常重要。不過我非常累，感到精疲力竭。集中精力、堅持寫下去，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寫完後就是第二天早上了，我非常開心！
創造力的過程始於有某個謎題需要解開，或者某個任務需要完成的感覺。也許有什麼事情不對，有什麼地方存在衝突、緊張關係或需要滿足的需求。
創造力的過程始於有某個謎題需要解開，或者某個任務需要完成的感覺。也許有什麼事情不對，有什麼地方存在衝突、緊張關係或需要滿足的需求。個人經歷、符號系統中的不一致、同事的激勵或公眾的需求都有可能引發疑難問題。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沒有這種吸引人們心理能量的緊張感，便不會有對新回應的需求。因此，如果沒有這類刺激，創造力的過程便不可能開始。
被提出的問題與被發現的問題
問題表現的形式並不總與它們在吸引人注意力時一樣。多數問題已經被系統地提出來了，每個人都知道應該做成什麼樣，只是不知道方法。僱主、贊助者的要求或其他來自外部的壓力會促使富有創造力的人運用他們的頭腦來解開謎題。這些是「被提出的」問題。不過也存在沒有人提出問題的情況，甚至沒有人知道有問題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富有創造力的人發現並解決了問題，這就是「被發現的」問題。愛因斯坦和其他人一樣，相信科學上真正重要的突破來自對舊問題的重新闡述或對新問題的發現，而不只是解決現存的問題。或者像弗裡曼·戴森所說：「科學生活的特點是，有問題需要你去解決比較容易，而發現問題就比較困難了。」
弗蘭克·奧夫納描述了被提出的問題的解決過程：
在我剛進入航空領域時，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介紹到了漢密爾頓標準公司（Hamilton Standard），當時這家公司在生產螺旋槳，現在它是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y）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建議我去見見公司的負責人，看是否有我能幫上忙的地方。振動組的頭兒對我說：「弗蘭克，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在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判斷不出電壓的最大正值和最大負值，然後得出它們的總和，算出總壓力。我們不知道怎麼選擇電阻。你需要有一個與電阻相符合的電容，因為如果電阻太高，機器就會性能不佳；如果太低，在你添加電阻之前，那個電阻就廢掉了。」他還沒說完，我就知道答案了。我說：「不要用電阻，應該用一個小型的繼電器，然後把電容短路……」
相反，羅伯特·高爾文描述了一個被發現的問題。他的父親在20世紀初創辦了摩托羅拉公司，生產汽車收音機。幾十年來生意一直沒有擴展，大約有十幾個工程師，沒有大買賣。高爾文的父親要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生計。1936年，他覺得自己終於可以稍微喘息一下，就去度假了。他帶著妻子和小羅伯特到歐洲旅行。當他們游經德國的時候，老高爾文非常確信希特勒遲早會發動一場戰爭。一回到家，他便根據自己的預感開始了行動。他派助理唐·米切爾（Don Mitchell）前往威斯康星的麥科伊軍營（Camp McCoy），瞭解軍隊中的不同部隊之間如何傳遞信息。
米切爾開車來到威斯康星，按響了軍營大門的門鈴，和主要負責人進行交談，並很快瞭解到，通信問題很令人擔憂，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軍隊在這方面根本沒有做出改變，依然是一根電話線從前線連到後方的戰壕。得到這個消息後，高爾文立刻來了精神，他說：「米切爾，既然我們能生產裝在汽車上接收信號的無線電，難道就不能給它加上個小型發射器嗎？我們還可以增加某種電力裝置，把它們放到一個盒子裡，這樣人們就可以拿著它，通過無線電，而不用拉電話線的方式就可以在前線和後方之間進行通話了。」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並投入了工作。當法西斯入侵波蘭的時候，摩托羅拉公司已經準備好生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SCR536對講機了。羅伯特·高爾文用這個故事來說明他認為預期和奉獻是什麼意思。一方面，對自己能夠如何為未來做出貢獻並從中獲利要有遠見；另一方面，對自己的直覺要有信心，努力工作，將它變成現實。
被提出的問題通常比被發現的問題需要付出更短的準備時間和解決時間。有時，像奧夫納的例子，解決方案會立即顯現出來。儘管幾乎不需要時間和努力，但針對被提出的問題的新穎解決方案能夠以非常有意義的方式改變領域。即使在藝術領域，如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時一些最不朽的繪畫作品也是根據主顧的要求而定制的。這些主顧規定了畫布的尺寸、畫多少人物、什麼類型的人物、使用多少昂貴的天青石顏料、畫框用多重的金箔等最微小的細節。巴赫每隔幾周就會創作出一首新的大合唱，以滿足主顧對聖歌的需求。這些事例顯示，為了獲得最佳解決方案，即使是最嚴格預先定義的問題也能創作出富有創造力的作品。
領域中大多數偉大的變革都具有達爾文的成果的特點：在產生問題的情境中，偉大的成果更傾向於回答被發現的問題，而不是被提出的問題。
然而，被發現的問題可以讓我們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看世界。達爾文慢慢發展起來的進化論就是這樣的例子。達爾文隨「小獵犬號」（Beagle）環遊世界，繞過南美洲的海岸，描述了他在那裡遇到的很多沒有記載過的植物與動物。這不是一項需要創造力的任務，達爾文只是做了別人委派的事情。但是與此同時，他的興趣變得越來越濃厚，並且對生活在如今我們稱為不同生態位[1]中的相同物種間的細微差別感到困惑。他看到了特定身體特徵與相應環境機會之間的關係，比如鳥嘴的形狀與可獲得的食物的種類之間的關係。這些觀察發現引出了差異化適應的概念。後來經過更多細緻入微的觀察，這個概念發展成為自然選擇的觀點，最終形成了物種進化的概念。
進化論能夠回答大量的問題，從為什麼動物們看起來如此不同，到男人、女人從哪裡來。不過達爾文的成就最顯著的特點或許是，這些問題之前從來沒有以可回答的形式被提出來過。他必須構想出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領域中大多數偉大的變革都具有達爾文的成果的特點：在產生問題的情境中，偉大的成果更傾向於回答被發現的問題，而不是被提出的問題。
神秘的醞釀期
當富有創造力的人感到，在他們專業知識的範圍內存在一些不恰當的事情，有一些問題可能值得去解決之後，創造力的過程通常會不公開地進行一段時間。處於醞釀階段的證據來自於對發現過程的報告。報告顯示，創新者對某個問題會變得很困惑，並能回想起對問題的本質突然產生的洞見，但卻不記得中間任何有意識的思維步驟。由於感覺到問題與憑直覺發現解決方法之間存在著這種空白，因此人們認為在有意識研究的過程中一定存在不可或缺的醞釀階段。
醞釀階段很神秘，它常被視作整個過程中最具創造力的部分。有意識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是能夠被分析的，但在「黑暗」空間中發生的創造力過程卻不能被尋常的分析所窺視，讓天才的工作具有了一種神秘感。人們覺得只能求助於神秘主義，把它解釋為繆斯的聲音。
我們的被訪談者一致同意，讓問題在一段時間裡隱沒在潛意識之下很重要。對這個階段的重要性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又一次來自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在描述自己最近的工作時，他這樣說：
我現在游手好閒，無所事事，這意味著我正處於富有創造力的階段，只有到事後你才會知道。我認為閒散很重要。他們總說莎士比亞在寫不同的劇本之間會空閒一段時間。我並不是拿自己和莎士比亞進行比較，總是讓自己非常忙碌的人通常沒有創造力。因此，無所事事時我也不會感到羞愧。
弗蘭克·奧夫納同樣相信，最好不要無時無刻地想著自己的問題：
我要告訴你我在科學和技術領域發現的一件事，如果你有一個問題，不要坐在那裡試圖解決它。因為我從來沒有只是坐著想就想出了解決方法。解決方法可能會在半夜，在我開車、洗澡或做其他事情的時候降臨。
需要多長時間的醞釀期因問題性質的不同而不同，它可能從幾個小時到幾周或者更長時間。曼弗裡德·艾根說，每天上床睡覺的時候，他都會在腦海裡思索某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某個不好用的實驗程序或不太正確的實驗室步驟。當他早上醒來時，頭腦就有了清晰的解決方案。在才思枯竭的時候，黑澤爾·亨德森就去慢跑或做園藝，等她再次回到電腦前時，思路通常會變得很順暢。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需要很多睡眠，否則便會覺得思維沒有突破。唐納德·坎貝爾非常清楚在沒有外界干擾的情況下，讓觀點之間發生聯繫的重要性：
走著去上班的好處之一是可以進行思維漫步。如果開車，不要打開收音機。雖然我不認為自己特別具有創造力，但創造力必須是一個極度浪費時間的過程。思維漫步、思維流浪等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允許自己的思維被收音機、電視或其他人的談話所干擾，那麼你正在減少智力探索的時間。
這類較短的醞釀期通常與「被提出的」問題有關，其結果一般會引起領域內微小的或許是不易覺察的改變。弗裡曼·戴森在加州觀光，沒有去有意識地思考如何整合費曼和施溫格的理論的那幾個星期，便屬於一段較長的醞釀期。一般來說，創新所帶來的變革越徹底，在意識之下醞釀的時間就會越長。不過這個假設很難被證實。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醞釀了多長時間？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呢？由於我們不可能確定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偉大作品就在作者的頭腦中萌芽，因此也不可能知道醞釀的過程持續了多長時間。
▲空閒時光讓理性退居幕後
如果思想沒有被有意識地集中在問題上，那麼在這段神秘的空閒時間裡發生了什麼呢？對於醞釀期為什麼有助於創新存在著幾種解釋。最著名的解釋也許來自精神分析理論的一個分支。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好奇心作為創造力過程的根源（特別是在藝術領域），是由童年最初的性體驗所激發出來的。這種記憶非常具有毀滅性，因此必須將它壓抑下去。富有創造力的人成功地將對這些被禁止的性知識的渴求轉換成了被許可的好奇心。藝術家試圖找到新的表現形式的熱情，以及科學家想要揭開自然界神秘面紗的渴望，其實都是一種掩飾。作為孩子，當他們看到父母做愛或對父母一方產生矛盾的性愛情感時會感到很困惑。他們試圖去理解這些令人困惑的想法，並用好奇心作為掩飾。
如果間接的創造力過程想要有效地耗盡被壓抑的性衝動，它就必須時不時在潛意識中進行挖掘，在那裡它可以與最初的慾望之源發生聯繫。根據推測，這就是醞釀期中發生的事情。意識中的思想內容被潛意識佔據。在那個意識審查不到的地方，抽像的科學問題有機會展露出它原本的樣子——試圖與個人內心的衝突達成和解。通過與真實的來源進行交流，潛意識的想法會再次出現在意識中，它的偽裝回到原來的位置，而科學家們得以重新煥發活力，繼續他們的研究。
許多富有創造力的人常常採用這種輕描淡寫的解釋來說明他們自己的工作，並暗示他們的興趣可能源於性慾。我們很難知道是什麼締造了他們如此的才智。事實證明，那些相信自己是在通過工作來解決童年創傷的藝術家或科學家，已經接受了多年的治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已經深入他們的內心。可能的情況是，那些分析幫助他們發現了被壓抑的好奇心之源。這有一種可能是，這有助於他們對自己體驗到的神秘性作出有趣的解釋。不過，這種解釋幾乎沒有現實基礎。
無論是哪種情況，儘管精神分析的方法或許解釋了某人從事發現活動的一些動機，但它對解釋為什麼在加州的度假幫助戴森得出了量子電動力學的答案，並沒有什麼指導意義。在這樣的事例中，創造力是由力比多轉化而來的解釋缺乏合理性。
認知理論對於醞釀期發生了什麼的解釋是：某種信息加工一直在我們的頭腦中進行著，甚至在我們睡著的時候也是如此，雖然我們意識不到。這與精神分析的解釋有類似之處，但它們的不同在於認知理論沒有假定潛意識思維的方向。在無意識的中心不存在創傷，不需要在好奇心的掩飾下尋求解決方法。認知理論家相信，當想法失去了有意識的方向後，會遵循簡單的心理聯繫法則。它們會進行多少有些隨機的組合，想法之間可能會發生看似不相干的聯繫，而這些聯繫的結果卻成為優先的連接。例如德國化學家奧古斯特·凱庫勒（August Kekule）看到壁爐裡的火星在空中形成一個圓形，之後在睡夢中就產生了苯分子的形狀可能像一個圓環的想法。如果醒著，他可能會排斥這種將火星與分子形狀聯繫起來的可笑想法。但是在潛意識中，理性不再對聯繫進行審查，因此當他醒來的時候，便無法忽視這種可能性。根據這種觀點，真正無關的聯繫會從記憶中消失，強健的聯繫會存留下來，最終出現在意識中。
信息的串行加工與平行加工的區別也可以解釋醞釀期發生了什麼。老式的計算器就是一個串行系統，複雜的數字問題必須按順序來處理，一次走一步。先進的計算機軟件就是一個平行系統，一個問題被分解成若干構成步驟，同時進行局部的計算，之後這些計算重新組合成為一個最終的解答。
在潛意識中，理性不再發揮作用。擺脫了理性的控制後，想法之間會互相結合，在各個方向上彼此追逐。這種自由會使最初被理性思維抗拒的新穎觀點的連接有機會得以建立。
當問題的要素正處在醞釀之中時，也許發生了與平行加工類似的過程。當我們有意識地思考一個問題時，之前的訓練以及獲得解答的嘗試會將我們的想法推往線性的方向，通常會沿著可預測或熟悉的路線前進。然而在潛意識中，理性不再發揮作用。擺脫了理性的控制後，想法之間會互相結合，在各個方向上彼此追逐。這種自由會使最初被理性思維抗拒的新穎觀點的連接有機會得以建立。
▲用無意識挑戰學界和領域
乍看起來，醞釀似乎只發生在頭腦中，而且，是意識無法達到的幽深之處。然而在更細緻地觀察後，我們必須承認，即使在潛意識中，符號系統與社會環境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如果沒有掌握某個領域或沒有進入學界，人們顯然不可能利用醞釀期。不熟悉物理學相關分支的人，無論睡多長時間，也無法得出關於量子電動力學的新的解決方案。
雖然潛意識思維可能不遵循理性的路線，但它仍會符合有意識學習期間建立起來的模式。我們學習了領域中的知識，關注學界提出的問題，它們因此成為我們思維組織方式的一部分。通常我們不需要進行實驗就知道某些事情行不通，因為理論知識能夠預測出結果。與之類似，我們能夠預測出，如果我們公開表達某個觀點，同事們會說些什麼。當我們獨自坐在書房裡，覺得某個觀點行不通的時候，我們的意思可能是那些領域內舉足輕重的人不會接受這個觀點。當思維加工轉入地下時，這些我們熟知的領域及學界標準並沒有消失。它們可能不像我們能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時那樣顯著，但仍影響並控制著對觀點的評價與選擇。
就像一個人必須認真地對待學科關注的問題一樣，如果條件允許的話，他也必須願意背叛已經接受的知識，否則就不可能有進步。弗蘭克·奧夫納描述了他嘗試開發第一個最終被用在飛機引擎上的電子控制裝置時的思維活動。他描述了相信領域知識與準備拋棄這些知識的矛盾心理：
如果你理解科學，並產生了一個自己想去解決的問題，那麼你能夠很容易地找到解決方案。如果沒有很好的科學背景，你便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如果我查看了其他人以前在飛機引擎上的做法，那我也成功不了。每個人都認為我的方法是錯誤的。他們覺得那完全不可行。我讀過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einer）有關控制論的書，他說它是行不通的。我採用了加速度反饋控制的方法，而它成功了。
奧夫納的觀點是，富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法通常需要用到領域中的部分知識，以糾正被學界所接受的信念。新的解決方法基於來自同一領域其他部分的知識。在上文的案例中，控制理論似乎排除了控制飛機保持恆定速度的可能性，但是在看到飛機引擎之前，通過思考可能實現的控制，再回頭去查看基礎物理學，奧夫納提出了可行的設計，而且將之付諸實踐。
富有創造力的想法在充滿緊張關係的鴻溝間得到發展。這種緊張關係來自堅持已被接受的知識，同時，還要趨向定義仍不夠清晰的真理。這類真理只是對鴻溝另一側的驚鴻一瞥。當想法在潛意識中醞釀時，這種緊張關係依然存在。
答案初現時的「啊哈」體驗
我們樣本中的多數人（不是全部）能對某個重要問題的答案在他們的頭腦中變得具體有形、呼之欲出的時刻記憶猶新，需要的只是把它們變成現實的努力和時間。對於被提出的問題、洞見甚至包括答案的細節，以下是弗蘭克·奧夫納提供的兩個例子：
洞見也許會在半夜突然降臨。它以某種方式在你的頭腦中盤旋。我可以告訴你，當我想出如何用反饋來穩定飛行的控制時我在什麼地方。我正坐在沙發上，好像就在我結婚之前。我在某位朋友的家裡，感到有點無聊，這時答案突然降臨了。
還有另一個例子。我打算做有關神經激發方面的博士論文，其中存在兩個描述神經激發的等式。我想做一些實驗看一看哪個等式更準確。其中一個實驗在芝加哥大學做，另一個在英國做。我試著想出數學運算，以確定哪種實驗更有助於我作出判斷。我記得在洗澡的時候我想出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坐下來解決它，發現兩個等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說明同一件事情。因此我必須為寫論文再做些其他的研究。
當想法之間的潛意識聯繫非常恰當時，它就會被推到意識中，這時洞見就出現了。這就像一個被按在水面下的軟木塞，一旦被放開，它就會浮出水面。
用99%的汗水澆灌1%的靈感
洞見出現後，人們必須查看這種聯繫是否真的合理。畫家退離畫布幾步，端祥自己的創作怎麼樣；詩人以更挑剔的眼光反覆誦讀詩句；科學家坐下來進行計算或做實驗。多數洞見也就到此為止了，因為在理性的冷峻光線下，致命的瑕疵會顯現出來。但是當一切都得到驗證後，接下來便是漫長的精心製作期，其中多數是常規性的工作。
在這個階段中，有4個非常重要的條件。首先，人們必須關注正在進展的工作，注意新觀點、新問題和新洞見什麼時候會從與環境的互動中顯現出來。要記住，開放與靈活是富有創造力的人工作時的重要特點。其次，人們必須注意自己的目標和感受，瞭解工作是否確實如預期的那樣發展。第三個條件是與領域知識保持接觸，利用最有效的技術、最完備的信息以及最好的理論。最後，特別是在這個過程的結束階段，聽取同事們的建議很重要。與解決類似問題的其他人進行交流，有可能糾正滑向錯誤方向的解決方案，改善並聚焦某人的觀點，並找出最令人信服的模式呈現它們，這樣新觀點被接受的機會會變得更大。
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描述了自己在產生創造力過程的最後階段所體驗到的感受。當時她只剩下把研究結果寫下來了：
如果我對一個項目沒有感情，或者我失去了這份感情，那麼它就會失去活力。我不想做自己已經不喜歡的事情。我想每個人都是這樣，但我尤其如此。如果只是為了堅持而堅持，你很難具有創造力。如果我沒有好奇心，如果我覺得自己的好奇心很有限，那麼這件事情新奇的部分應該已經不存在了。正是好奇心推動我想辦法發現人們認為你永遠不可能發現的事情，或者想辦法考慮以前從來沒被考慮過的主題。這驅使我不停地往圖書館跑，不停地思考。
巴裡·康芒納描述了他的工作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必須把事情寫下來，或者把它們傳遞給一位聽眾：
為了進行清晰地陳述，有些工作做起來非常困難。例如，在我的一本書中，我為普通大眾寫了一章關於熱力學的內容。這是我遇到過的最困難的寫作，因為那是一個很難用非專業術語來表達的主題。同時那也是我做過的最令自己驕傲的事情。有些工程師對我說，通過看這本書，他們第一次對熱力學有了清晰的概念。我感到非常享受。我喜歡溝通，也喜歡演講。我做過很多演講，真的很喜歡看到讀者專注地聆聽並理解我的演講。
他們一生中沒有一天不在工作，全神貫注於極度困難的任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好玩且令人興奮的探險。
富有創造力的工作的一個特點是它永遠做不完。我們所訪談的每一個人都說，在職業生涯的每一分鐘裡，他們都在工作。同時他們一生中沒有一天不在工作，全神貫注於極度困難的任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好玩且令人興奮的探險。
人們很容易怨恨這種態度，把富有創造力的人所擁有的內在自由看成是精英們的特權。當其他人掙扎著完成無聊的工作時，他們卻享有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奢侈，甚至不知道那是在工作還是在玩樂。這種想法中存在真實的成分，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富有創造力的人在向我們傳遞這樣的信息：你也可以將生命用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上。畢竟，多數接受我們訪談的人並非生來就很富貴，相反，很多人出身卑微，通過努力奮鬥進入了可以使他們不斷探索自己興趣的行業。即使我們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不能發現新的化學元素或寫出偉大的故事，但對創造力過程的熱愛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
創新者小傳
弗裡曼·戴森（Freeman Dyson，1923— ），男，美國物理學家、教師。曾榮獲馬克斯·普朗克獎章、恩裡科·費米獎（Enrico Fermi Award）和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Award）。他的作品包括Weapons and Hope、From Eros to Gaia。
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1928— ），女，美國歷史學家、教師。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她的作品包括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和Fiction in the Archives。
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Campbell，1916—1996），男，美國心理學家、教師。曾榮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美國教育研究協會頒發的傑出教育研究貢獻獎。曾擔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他的作品包括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Papers、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for Research。
傑拉爾德·霍爾頓（Gerald Holton，1922— ），男，美國物理學家、科學歷史學家、教師（出生於德國）。曾榮獲美國物理學教師協會的奧斯特獎章（Oersted Medal）、科學歷史學會的喬治·薩頓獎章（George Sarton Medal）以及美國物理聯合會的安德魯·格芒特獎（Andrew Gemant Award）。他的作品包括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Its Burdens。
巴裡·康芒納（Barry Commoner，1917—2012），男，美國生物學家、教師、活動家，曾榮獲美國科學促進會的紐科姆·克利夫蘭獎（Newcomb Cleveland Prize）、美國精英學生協會獎。他的作品包括The Closing Circle、The Politics of Energy、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羅伯特·高爾文（Robert Galvin，1922—2011），男，美國人，摩托羅拉前CEO。曾榮獲電子工業協會的金色歐米茄獎（Golden Omega Award）、美國國家技術獎和富蘭克林研究所的鮑爾商業獎（Bower Award for Business）。他的作品包括The Idea of Ideas。
[1] 生態位，又稱小生境、生態區位等，是一個物種所處的環境以及其本身生活習性的總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