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種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一樣，宇宙的利益也同樣高於任何一個生物的利益。
《女巫之鏈》
關於「宇宙」的問題，請參閱以上引用中所包含的「社會」部分，你會從中發現一些有關極權主義（可追溯到歐洲15世紀）的簡要概述。只要是為了種族或物種的生存，無論個體經受多少苦難都是理所應當的——這樣的斷言是結果論的社會性版本，主張「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種臭名昭著的論點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尼古拉·馬基雅弗利（1469—1527）有關，儘管他因此受到了強烈的譴責，但其實他並非最早提出該論點之人。相比之下，「極權主義」一詞自1926年起（據《牛津英語詞典》所載）便為英語語言增色不少。在那些極權主義者，如20世紀的超級獨裁者希特勒的思想中，結果論得到了最強烈的體現。
20世紀同樣為我們帶來了「洗腦」一詞，這相當於無所不在地散佈著「社會渴望獨裁者」的謠言。洗腦術揚言一定能夠找到科學可靠的方法來實施對人類思想的完全控制。然而，遠在現代技術出現以前，掌權者一直別出心裁地利用著各種技巧——從花言巧語到嚴刑拷問——將自己的思想意識強加於他人。他們確信自己掌握著通向至善的鑰匙，要求人類追求這種至善——無論這個要求來自上帝、亞里士多德、歷史的力量還是其他權威偶像——並由此塑造了他們所處社會的思潮。正如我前面所論述過，他們改變他人信仰的企圖直至今天仍能引起共鳴。
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探討基本都集中於被我稱為「強制洗腦」的問題上，你可能會在邪教或戰俘集中營中發現這一形式的洗腦。然而，我也同樣探討了一種更加潛在的操控形式，即暗中洗腦，這種洗腦形式常用於國家為控制公民而傳播某種思想的情況。想要瞭解暗中洗腦，我們就必須先瞭解對於社會主宰者來說，思想為何如此重要，它們如何得以傳播，並且何以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這些問題便是本章要研究的重點。
富於感染力的觀念
謊撒得越大，其被相信的可能性就越大。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
第3章中所討論過的模因論學說將思想比作病毒，並強調了人類對認知感染的易感性。在更古老的比喻中，思想被喻為疾病，而模因論正好成為一個新的結合點，補充了第4章中所討論過的將洗腦看作康復療法的比喻。例如，《古蘭經》中反覆將不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描述為內心患有疾病的人（見《古蘭經》第2章第10節）。當然，人類向來懼怕疾病。現代社會尤其恐懼傳染病：即使是死亡人數極少的突發性疾病，也會成為國際新聞的頭條。儘管進化論的確向我們提供了人類與微生物互利共生的許多實例，但我們腸道細菌的「知名度」卻遠不如它們更為致命的細菌親屬。因此總的來說，傳染病仍然是個極為負面的概念。所以，「思想如傳染病」的比喻，即使以所謂中性的模因論科學的形式出現，也仍然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我們所感染的大腦模仿病毒，以及內心的疾病，恰恰是那些討論這些問題的人所反對的觀念。無神論者提出模因論這一術語，根據他們的觀點，宗教信仰即是大腦模仿病毒的最佳範例。據世界上最主要宗教之一的神聖經文所述，沒有信仰是內心的一種疾病。驚奇，實在是驚奇！
「思想如傳染病」的比喻不僅有助於科學權威將思想意識偽裝成科學，同時也為宗教統治者們將宗教信仰偽裝成真理提供了方便。然而，它也同樣有助於強調思想在人類文化中的重要性。我們頭腦中所持有的觀念並不只是神經元無聊之時的塗鴉；它們會影響我們的行為與互動。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許多認知網都是公共觀念。正如沒有任何兩隻貓會完全相同一樣，大腦會使認知網發生獨特的屈折變化；但大腦與大腦間總會存在足夠多的共同特徵以保證它們同屬一個物種。
認知網高度易變的一個特徵就是其控制忠誠度的能力。一些信仰可以被歸類為約翰·貝奇曼
所說的「模糊信念」。而另外一些信仰，對於感染它們的人來說，則可能同任何一種病毒一樣，會造成致命的後果。舉個例子，如果你碰巧不幸和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同坐一班飛機，你仍有可能不被感染；即使被感染了，你也還有大約百分之十的存活幾率。然而，如果和你乘坐同班飛機的是一個願為其宗教信仰殉道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者，那麼你的存活幾率將立刻降低為零。
思想的重要性
我思故我在。
勒內·笛卡爾，《方法論》
我們從週遭世界獲得的思想，或在先前無關聯的認知網間形成聯繫時所建立的思想，正是構成由那個「魔力織機」——即人類大腦——所織就的華麗掛毯的條條絲線。這就是我們被裁剪成的那塊「布」，我們所持有的思想就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信仰不是附屬品，它並不僅僅是神經突觸歌舞表演的伴奏者；相反，它往往起著定調的作用。對於虛無思想來說，情況尤為如此，因為它們能夠開發並利用我們的情感能量。第9章中我們討論過，在緊急情況下，情感可以充當捷徑，因為此時我們無暇利用「停下來思考」的能力。（即使大腦高層管理也會對火災警報作出反應。）實際上，將強烈情感與虛無思想聯繫起來會提供錯誤的警報。受到操控的大腦會像面對緊急情況一樣作出反應，它不會停下來進行思考，而只會簡單地選擇最明顯的方式採取行動。
在緊急情況下，這種行為方式通常也是正確的：例如從火災中撤離，或躲避捕食者。但有時這種行為方式之所以顯而易見，是因為它早已被發出錯誤警報的操控者提前做好設定。試圖影響他人的人發出警報向受害者施壓，使其產生某種特定的行為（而這種行為並不一定符合受害者的利益）。早在阿道夫·希特勒出現以前，感染了反猶太主義虛無思想的人並非簡單地認為猶太人骯髒。他們曾針對該「問題」提出過解決方案，並且多數情況下也是按照方案執行，這可以在歐洲國家（包括英國）虐待猶太人的可恥歷史中得到證實。那些激發納粹黨人謾罵式的反猶太主張極為荒謬：它們要麼充滿邏輯漏洞，要麼缺乏證據，要麼二者兼有。當時有少部分人勇於指出了這一點。然而，大多數德國人僅僅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他們的情感已然被塗上了特定的底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國文化中廣泛存在的反猶太主義所佔據，他們已無可救藥地感染上了「猶太性」的虛無思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恐懼或者厭惡）。納粹的政治宣揚由此獲得了肥沃的土壤。即使是以最有力的形式呈現的理性思想也得費盡力氣進行辯駁。
同個體一樣，社會群體往往也需要一些刺激因素（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引發停下來思考。如果刺激因素的天平更傾向於像德國納粹那樣不停下來反思，那麼虛無思想便可激發強有力的行為，即使該思想本身與個人經驗直接牴觸。德國的猶太人並非不起眼，其中許多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專業人士：清白、誠實、可靠。但是骯髒、病態，並且極度貪婪的負面形象已成為大家對猶太人的模式化印象，這一印象已被如此廣泛地接受，並且也已成為德國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於即使有個別反例出現，大家也根本不以為然。要麼將他們轉移至認知圖景的另一區域（「我的朋友丹尼爾並不是典型的猶太人」），要麼忽視他們或者盡量減少同他們的接觸（比如設立猶太社區），由此避開可能挑戰這種固有偏見的遭遇。納粹激進分子做得更甚，他們將猶太人的生活質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使其無法再維持哪怕最基本的體面形象。這樣一來，猶太人骯髒且病態的負面形象再次強化了納粹的「猶太性」思想，並進一步堅定了猶太迫害者的信念，這是一個不斷喪失人性的惡性循環，並最終導致大屠殺。除了屠殺，還有對於淨化的需求，這種淨化需要運用掩埋或火化這兩種處理病害的傳統方法對污染物進行完全清除。虔誠的納粹黨人認為，猶太人移居他地並不是一個恰當的選擇，只有完全消滅他們才能根除這種傳染源頭。
當有某種強烈動機使人相信某個虛無思想時，認知網將變得足夠強大以致扭曲認知圖景，這就類同於時空黑洞的翹曲效應。由於已建立的認知網在過濾外來刺激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信息就更容易在虛無思想的支持下得到解讀；認知網越強大，它就越容易影響我們對世界的感知。我們可能還會採取措施來製造擁護性證據，或抑制反對性的證據。不是只有甲殼蟲樂隊的《漂泊者》才是只看到他所想看到的。
社會群體及其共同的思想
我不想成為「我」，而想成為「我們」。
米凱爾.巴庫寧，《信函》
虛無思想對於社會和個人自我形象的構建都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對於社會的作用或許還要更大，因為個體有更多可供選擇的資源來獲取信仰，比如生理受限的軀體或明確定義的行為模式。相比個體，認為自身的形象並不穩固的社會將更容易訴諸虛無思想那極具吸引力的簡易外表：自由、公正、公平，及其所有沾滿鮮血的「親戚」。那些無法建立有效政府及其他機構的社會尤其危險；一個更加成熟穩重的社會無須過分依賴強烈情感來束縛民眾。這部分是因為社會保障是確保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並且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將不再那麼極度渴望改變現有的生活狀態。抗拒以及其他負面情感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強烈，因此試圖影響他人的人必須付出努力才能激發它們。更強大的保障——無論是個體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能夠提高我們對不同選擇的寬容度，使思想更加多樣化，從而豐富（個體或社會的）認知圖景。
我們越來越多地暴露於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之中，這或許有助於解釋有關恐怖主義這一令人迷惑的事實，這種現象常常同洗腦聯繫在一起。西方國家的政客們常常譴責恐怖分子不理智、缺乏教育且愚昧無知，但與之相反，來自中東國家的研究卻表明，教育程度與支持恐怖主義成正比相關。教育為人們所處的具體境況提供了多種選擇：西方的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均以各自截然不同的方式強調了極度令人嚮往的美好世界的願景。在細節上，這些願景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它們所涉及的大部分虛無思想卻是相同的。（比如，伊斯蘭教所崇尚的公正、憐憫、仁愛，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國家所高度關注的東西。）當這些虛無思想變得唾手可得時，它們與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對比會讓人更加痛苦，尤其當這種生活是處於受到高度控制或者極度墮落的社會之中時。抗拒——即大腦在思想與現實不匹配時所發出的信號——可以成為極其強大的行為動機。夢想和慾望是由現存的認知網或（宗教的或世俗的）試圖影響他人的人塑造或設定的，它們的結合能產生煽動性的結果。如果沒有夢想，慾望會失去重心；如果沒有慾望，夢想會失去殺傷力。給予人們目標卻不向他們提供達到該目標的途徑是對付抗議的秘訣，挫敗抗議又是對付暴力的秘訣，而想要 控制暴力就需要使自己變得比那些你意圖控制的人更加喪失人性——但反過來，這又更易使人們看出你沒有人性而進一步激發對你的暴力反抗。對此，可能的應對方法之一是，通過限制人們所受的教育和接觸媒體的途徑來剝奪他們的目標，但對於我們這個不斷縮小且聯繫日益緊密的世界來說，該方法成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況且，這還與許多自由民主制國家和世界上主要宗教所最為珍視的理想產生了正面衝突（儘管這個問題並不會一直存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虛無思想的優點之一便是它的靈活性）。
許多社會思想都是直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這種傳播時而明確，時而含蓄。例如，如果師生們討論死刑的問題，學生將會學到很多明確的事實（如，「英國最後被判處絞刑的婦女是露絲·埃利斯，發生於1955年」）。然而，這種討論也將強化許多普遍的假設：比如，罪行應該受到懲罰（無論是否被判死刑）；國家可以正當地傷害一個人（無論是否將其傷害致死），等等。我們可以將這些問題明確地闡述出來——這是促使孩子們對此提出質疑的好方法——但通常情況下人們卻對此避而不談。這些社會認知網都是社會成員廣泛一-儘管並不一定如此普遍一持有的思想觀點（一個思想觀點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被判定為全社會的思想觀點取決於該思想所人侵大腦的人數）。它們可以被明確地陳述在憲法中，或者幾乎絕口不提；無論是哪種方式，它們被接受的程度都決定了其影響力的大小。類似家庭這樣的組織可以促進對於這些社會認知網的接受度，因為思想意識可以在家庭中一代代地傳承下去（見第5章的討論）。
媒體一調解人
實質上，任何信仰，無論是否可靠，無論是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或僅由偏見支撐，都可以通過刻意的操控或無意地利用主流機構而對人們進行反覆灌輸，最終使人們將其看作真實的思想而被廣泛接受。
默裡·埃德爾曼，《假情報的政治學》
在現代社會，認知網還會通過錯綜複雜的全球大眾傳媒網絡進行傳播：平面媒體、無線電廣播、電影，以及互聯網等。因此，設法要對大眾進行洗腦的人必須有能力控制這些媒體，許多極權主義國家對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洛博丹·米洛捨維奇在其獨裁統治期間，向塞爾維亞的私營傳媒機構所施加的壓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而，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就如細胞一樣，它們對來自外界的影響會越發敏感，並因此更易接受新思想。全球化的影響是一個久經討論的話題（其自身就是不斷加深的複雜性的產物），也正是它使控制變得更加艱難，這或許僅僅是因為有了更多思想需要去監控、審查或者限制。投入到社會「免疫系統」的能量是從其代謝功能所獲得的能量轉化而來的，並且極權經濟體系更容易陷入停滯，這種停滯可以比敵人任何規模的政治宣揚都更有力地加速該經濟體的滅亡。
這並不是說能夠輕易獲取信息並不能動搖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權；政治活動的起因往往不止一個。正如教育一樣，媒體可以為人們帶來新思想，提供各種各樣的願景（例如，對西方世界美好生活的願景），增加知識，或者挑戰公認權威的智慧。這一切能否真正發生取決於這種信息饋贈所攜帶的動機。粗略地說，國有媒體反映的往往是國家的意願及其控制欲，而私營媒體所反映的卻是其所有者的意願及其對利潤的渴求。
中立的神秘性——即認為赤裸裸、無法解釋的事實是存在的一是後現代最受歡迎的目標對象。至少自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的光輝時代以來，思想家們便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攻擊一種觀點，用特裡·伊格爾頓的話來說，那就是「事實都是眾所周知且無懈可擊的，而價值觀卻是個體私有的且毫無根據的」。伊格爾頓將他的觀點表述如下：
講述事實（如「這座教堂始建於1612年」）與作出價值評判（如「這座教堂是巴洛克建築風格的傑出代表」）有明顯區別。假設我在帶領外國遊客參觀英格蘭時作出了第一種類型的陳述，並發現這使她相當困擾。她可能會問，你為什麼要不停地告訴我這些建築物的建造日期？為什麼困擾於建築物的起源？她可能還會繼續說到，在我所生活的社會中，人們從不對類似的歷史事件做記錄：我們按照建築物的朝向來對其進行劃分。這樣做的作用可能是展現部分無意識的價值判斷體系，而該體系正是我所作的描述性陳述的依據。這種價值判斷並不一定與「這座教堂是巴洛克建築風格的傑出代表」屬於同一類型，但它們仍然是價值判斷，並且我所做出的任何以事實為根據的聲明都無法逃脫這種關係。
伊格爾頓，《文學理論》，第13頁
我們不能孤立地理解語句，因為它們往往有著特定的社會背景。有時，一句話的實質內容遠不如它所傳達的非言語信息重要。當我們解讀朋友——或者新聞主播——的話語時，我們所依賴的是大量非言語的社會線索，用評價性的術語對它們進行評判。即使在閱讀時，我們所讀的也是字裡行間的言外之意（比如第9章中有關英國國家黨宣言的討論）。所有傳達到我們眼前、耳邊，或（如果我們是盲文讀者的話）指尖的信息都注定要通過經驗過濾器的雷區，受到先前預期的徹底篩選，這有可能使其永遠都無法到達意識的頂峰。無論什麼樣的信息，一旦通過過濾器到達大腦皮層，就會被用來製造一系列複雜的猜想和假設，這個過程可能會無意識地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從情緒化語言的介人到血液中可能引起食物中毒的快速繁殖的病毒，這一切都可能成為影響因素。如果沒有解釋學層面來維持謙遜，赤裸裸的事實就無法在我們的認知圖景中招搖過市。有時我們會努力使這個層面盡可能地透明一數學就是一個例子一但無論厚薄，它總會存在，且具有無法迴避的評價性。哲學家們總喜歡說，你無法從「是」中得到「應該是」；但抽像概念卻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從「應該是」中得到「是」。通過忽略一切背景情境，對比多個範例並從中提取出它們的共同特徵，我們就能夠獲得一個枯燥的符號，即「事實」。換句話說，也許將「是」中所含的情感成分全部去除後，它其實就等同於「應該是」。
任何人，即使是最審慎的編輯，都無法完全逃脫自己觀點的干擾。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將此總結為一切新聞來源都是帶有偏見的，並且只要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夠以某種方式將其納人考慮之中，並採取一些補償措施呢？然而，傳媒學理論的研究結果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選擇性解讀比單純的偏見更多。例如，約翰·斯特裡特 就將帶有偏見的觀點同「模式化」觀點區別開來。偏見是一個系統化的傾向，它會選擇性地強調，甚至刻意歪曲某些信息。例如，一個右翼報刊可能會使用許多負面言辭對貧困問題進行反覆報道，以此來支持窮人應該為自己的不幸負責的觀念。恰恰因為偏見如此系統，才使其更容易被察覺：對觀察者來說，一個人選擇讀何種報刊比他穿何種衣服所能提供的信息多得多。
許多地方媒體或國有媒體已私有化，種類繁多且競爭激烈，其所有者的社會背景也存在著巨大差異。這樣一來，如果人們能夠自由選擇不同的媒體，那麼偏見就更容易得到糾正。即使如此，正如第3章中所討論過的，將大眾觀點簡單化、標準化、迎合化（或迎合媒體所有者）的壓力是削弱這種多樣性的潛在力量（見第3章）。極權主義思想不是自負而極不合理的政府的唯一保護傘。正如一些人所說，之所以不能讓媒體的管理落人市場那只無形之手，原因之一便是，有很多因素在削減媒體的自由度。著名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傑作《國富論》為現代資本家提供了許多可為自己辯護的正當理由，但面對英國當代媒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比如現代廣告業、新聞記者們親密勾結的關係網（無論是記者們互相間的關係還是與政客們的關係），大量權力落人少量國際化媒體巨頭手中等諸如此類的各種其他特徵——亞當·斯密本人或許並不贊同。
信息背後暗藏的模式比其帶有的偏見更加微妙難辨，並且這些模式往往更能與不同的媒體來源保持一致。斯特裡特提到，「儘管這些暗藏在信息背後的模式也會使人們以某種特定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世界，但它們仍然與偏見的概念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它們不會給自身設定某個單一的意識形態立場」。相反，傳媒研究強調，「新聞故事」確實只是故事。就像其他的故事一樣，它們有經過精挑細選的敘事結構，會利用一些根深蒂固的假定（如，因果關係、道德品行，以及社會關係），並且會剔除矛盾的或是不相關的信息。講故事的人，包括記者，都有大量的範本可供選擇，他們會挑選出最適合的範本來對自己的故事進行加工：如「勇敢的英雄」「無能的官僚」「棘手的衝突」，等等。每一個範本——或每一種模式——都有其特定的語言特徵。例如，如果有一名孩子死於疾病，那麼這個孩子將極有可能被描述為勇敢、不幸且心地善良，以此來告慰其正處於悲痛中的雙親。毫無疑問，這個孩子有時也會亂吼亂叫，也會發脾氣，還會欺負自己的妹妹——小孩子都這樣——但這些司空見慣的事情與我們需要的模式並不匹配，因此便不會在這樣的報道中被提及。而如果一個孩子是被陌生人所謀殺的，那麼我們同樣會使用不幸、心地善良這樣的字眼，但會用「無辜」去替代「勇敢」，相應地，我們還會譴責兇手人性的喪失。
模式和偏見都是個體看待世界的共同的社會延伸。實際上，個人和社會的觀點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媒體業宣稱自己反映的都是其受眾的意願：對競爭激烈的私營媒體來說，其贏利動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它所傳播的信息和其受眾意願的匹配，即使是國有媒體也不能完全違背受眾的意願，否則它就會成為笑柄，在東歐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就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然而，我們在第3章中也討論過，媒體還會塑造受眾的觀念：例如，觀眾對於不同電台的選擇會造成其態度的顯著差異。
斯特裡特認為，媒體所提供的信息是「貿易需求的產物」。貿易是人際互動中的一個古老方面；經濟學家海姆·奧菲克指出，「人類進行交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0萬至200萬年前」。然而，現代貿易的複雜程度可以與信息管理的複雜程度相匹配。可以推測，面對面的交易互動開始於一個小的社會單位，而在這個單位裡，個體的安全甚至生存都要依靠其所在群體來提供保護。如果人們無法躲避那些自己曾傷過的人以及對方的報復，甚至在將來還會受到其他群體成員的懲罰，那麼想進行欺騙的動機就會得到強化。除此之外，交易的參與者還可以利用非言語線索以及一些慣例來評判對方的可信度。儘管這種面對面的互動傳統一直延續至今（政治首腦會議便是範例之一），但現在的許多交易要麼無須直接地人與人接觸，要麼所涉及的對象事後很可能不再見面。生活在一個更大的群體中，正如現在的大部分西方人那樣，削弱了群體對個體的控制，使得欺騙更有可能發生。這也同樣加深了我們對信息以及信息提供者的依賴程度。
這必然導致不加分辨地依賴媒體。我們沒有辦法去核實媒體所說的每一句話，因此我們要麼選擇相信，要麼在信任受到挑戰時，以一種膚淺的、憤世嫉俗的態度作為回應（實際上，對任何事物都表示懷疑會使我們無法應對）。新聞機構明白信任的重要性，這就是它們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指出競爭對手帶有偏見，而證明自己是公正、權威，值得信賴的原因。然而，正如斯特裡特所說，「新聞報道是另一種形式的修辭學，它是一門關於如何說服我們——讀者或者觀眾——相信發生了某個事件的學問」。可以說，我們從媒體獲取的所有信息都是經過事先加工的。它們就像城市居民們水管中流淌的自來水一樣，會經過一個或多個系統的加工。我們可以憑借自己的偏好選擇報刊，但卻無法選擇某個特定信息的模式。我們甚至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信息是如何被塑造並賦予了偏見從而迎合我們先人為主的觀念的。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刻意關注過這個問題，因為刻意的關注可能會觸發抗拒從而產生反作用。
領袖魅力之於組織
作一名團伙成員也許可以獲得許多從別處無法得到的滿足，例如對安全感的需求、與他人的積極關係、積極的自我感或效率感。
歐文.斯托布，《善與惡的心理學》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探討過，領袖魅力可能與個體對忠誠的領悟有一定關係。如果一個人的全部精力似乎都投入到了一個單一、清晰的目標上，那麼他有可能受到崇拜也有可能遭到厭惡，這取決於其目標的性質，但對於心思複雜不專的我們來說，他們的簡單與專一常常是令人嫉妒的。黑白分明的生活對於淹沒在灰色陰影中的觀察者來說顯得尤為簡單。為什麼不讀讀教義作為消遣，來給你長期受苦的大腦皮層理所應當地放個假呢？「因為你的大腦並非極度懶惰，你也沒有過度地自我放縱，更沒有愚蠢到令人作嘔」——這也僅僅是部分原因而已。有的人被迫變得簡單並不僅僅因為懶惰、自私或者愚蠢，還因為恐懼、憤怒或挫折等那些被危險世界所激發的負面情感。自然或社會災難提升了到教堂禮拜的出勤率；無能的政府為廣受歡迎的起義埋下了種子；經濟問題為極端主義者提供了支持。當周圍環境變得不穩定時，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物理性的不穩定，都會凸顯簡單的魅力。
簡單明瞭且帶有信念色彩的教義能夠使他人印象深刻，並吸引眾多追隨者，尤其是當這些追隨者本身並沒有強烈信念之時。一個表面上對這些教義深信不疑而富有領袖魅力的領導者可能會比那些對所有細節、障礙以及複雜情況都進行仔細考慮的領導者更有說服力。對於社會群體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簡單且宣傳良好的思想會給人留下和諧統一且目標堅定有力的印象。虛無思想，譬如真理、公正、寬容，以及自由等，對於提升整個社會的號召力有特別的幫助；它們隱秘的模糊性加深了其感染力，並且只需少量富有說服力的語言就可以很好地加以闡述。
媒體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機制，通過這個機制，社會可以強化自我形象。言論的一致性，尤其是在那些把一定的變化作為常態的私有傳媒機構中，可以對媒體的消費者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言論的一致性也可以促進社會的統一，並提升政府對人民的控制能力。在國際舞台上，一個忠誠的統一戰線同樣有用。（團結和忠誠是群體最珍視的美德。）在大多數時候，媒體關於虛無思想的荒謬言論也許並不具有明顯的危害性。它只有在反映痛苦的社會分化現象時才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在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時，老套的言論基本上無濟於事。
請思考以下言論：「伊斯蘭教即是真理」「男人比女人高一等」「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度」「共產主義是一種高尚的主義」。這些言論如果得到認可，便是對其各自支持者正面形象的一種提升。但這一切也可能受到同樣抽像之言論的反駁：「唯有耶穌可以指引我們通往真理的道路」「女人比男人寬容」「美國是依靠奴隸的勞動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才是最好的」。如果你唯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使你的支持者自我感覺更好（從而更加效忠於你），那麼這樣的言論可以很好地起到這個作用。然而，如果你是要試圖調和，比如，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你就需要拋棄那些虛無思想。我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能讓我們察覺到的個人自由的提升；也不是無懈可擊的真理，而是承認真理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曾侵犯過人權，也曾為自己的理想作出過讓步。如我們所見，即使是由於自身局限而不得不迫使相互競爭的利益趨於合作的大腦，也可以容納互不兼容的思想。即使是經過長年衝突而出現兩極分化的社會，也更加不受約束。例如，在中東地區，你會發現，有些以色列人極端厭惡當局對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為，巴勒斯坦人也會為因自殺式炸彈襲擊而喪命的以色列人哀悼，並且這兩個陣營的成員會攜手合作，致力於一些調停和教育項目。同樣的選擇還出現在世界上其他的衝突地區，如北愛爾蘭、斯里蘭卡，或者蘇丹。但這種對位的聲音並不經常出現。因為它們並不符合這些故事通常依賴的「棘手的衝突」的模式。
大規模洗腦
在第1章的開頭，我們給出了詞典中洗腦的定義，即：「系統並強制性地將固有思想——特別是一些政治思想——從人的頭腦中移除，然後用另一套思想取而代之。」貫穿全書，我一直在強調洗腦這個概念的政治屬性——但我所指的是最根本意義上的政治屬性，它所關注的是如何處理個體同其所參與的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關於試圖施加影響的技巧，有四種形式的組合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個體影響個體、個體影響組織、組織影響組織，以及組織影響個體。
一直以來，洗腦就與強制性高壓聯繫在一起，但強制也會帶來它自身特定的問題。對某人使用強制手段會觸發激烈的抗拒，進而喚醒受害者的情感本能，以桿衛自己受到威脅的自由。儘管洗腦者也許有能力施加足夠多的強制手段來戰勝這些抗拒，但這可能會給受害者帶來精神創傷以致造成機能障礙，並且，在洗腦者看來更重要的是，還可能會使受害者變得不可靠。從朝鮮歸來的美國戰俘中，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很高。利用強制手段進行的大規模信仰改變有可能獲得成功，但如果受害者無法受到密切監視和持續高壓，從長期來看，這種改變是不穩定的。對個體進行洗腦需要洗腦者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儘管受害者有可能壓制住自己先前的思想觀點，但也無法保證強制手段被解除後，這些思想不會再次浮現。（從這個方面來說，洗腦便能與它的鼻祖——刑訊區別開來。刑訊只需實施短期的強制手段，但它常常會造成受害者的死亡，而且其目的是要喚起某種特定的行為而非信仰的改變。）這類相互作用的確存在一-家庭暴力就為我們提供了範例。但此時，所付出的工作量已具有了相當的威懾力。即使向被洗腦者施加高壓的工作可以讓組織成員共同分擔，但要對單個人進行控制和監控仍然需要大量的投人，更不用說對很多人了。對於最後一種組合，即個體影響組織來說，施加強制性影響的可能性很小，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資源。
不過，我們有另外的選擇：暗中洗腦。我對它的定義很寬泛，包括廣告和媒體的細微之處、富有魅力領導者編織的虛假烏托邦，以及所提到的思想控制技巧（關於這個問題，下一章有更多的說明）。如果能夠成功，暗中洗腦將比強制洗腦擁有更多優勢：它能避免觸發抗拒。當然，這種方式也有風險，因為受害者一旦不合時機地意識到自己受到了欺騙，就會產生激烈的反應。而暗中施予影響的人往往在這種情況真正出現之前早已達成目的，尋找下一目標去了。因此，他們的目標就是要確保受害者不會將他們的行為定義為影響企圖。
相對於強制性洗腦來說，暗中洗腦是個更簡單的選擇，尤其當我們需要的僅僅是暫時性的信仰改變時。它並不需要在有意識的情況下進行。實際上，如果施騙者對自己的話深信不疑，或者他能令人信服地佯裝成那樣，那麼成功的幾率會很高。這並非如其表象那樣，是一個不成熟的二分論：有的發言者在為某事進行辯論時，會感覺自己對自己所說的話深信不疑。而一旦情感的火焰熄滅，其信念並不一定比爭論本身更持久；但只要火焰還燃燒著，他們就是完全真誠的。人類已經開發出了非常精密的測謊儀器，但這些儀器卻並非絕對可靠。對於受害者來說，要察覺出連撒謊者自己都相信的謊言（即使只是暫時地相信）是件難以辦到的事。
然而，暗中操作對於意圖進行大規模控制的洗腦者來說也有其困難之處。在一個有著各種不同背景、信仰和慾望的群體中，暴露的危險會加倍，如果這個群體擁有多種信息獲取途徑的話，這種危險係數還會增加。即使是在當今限制最嚴的社會裡，真理的來源也不止一個。對洗腦者（無論是國家或是個體）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將他們的目標群體孤立出來。但如果這樣行不通的話，我們還可以想辦法使目標群體感覺自己是孤立的，例如，誇大其詞地向他們描述外部威脅可能帶來的危險（即定義或強化「組織外」的概念）。一個明確標誌的敵人（如基地組織）往往是很容易樹立的，尤其當這些敵人自身並不總是易於識別時：我們可以通過向人們暗示這些敵人的存在而在目標群體中掀起更大的不安。洗腦者總是希望使自己的目標群體處於緊張或繁忙之中，抑或兩者皆有，因為這可以降低他們停下來思考的可能性。
考慮到現代社會的規模，對於單獨的個體來說，如果沒有團體的支持，想要進行大規模的信仰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獲取這樣的支持，試圖對他人施加影響的人就需要用到貫穿本書的各種方法。他需要用一些虛無思想來裝飾自己華麗的辭藻，巧妙地利用語言使受害者的大腦與一些相關聯的事物掛上鉤，並確保他的教義是簡單且令人難忘的。正如柏拉圖對話錄中所記載的蘇格拉底一樣，在企圖改變受害者思維的每一階段，他都會試圖獲得對方的認可。儘管他的目的是讓受害者感覺到不幸，於是讓其受害者向自己尋求事實上早已為之準備好的「援助」，但他仍要竭力使自己顯得可愛、幽默且充滿人性；同時，他會通過嘲笑而非使用武力去壓制一切威脅到自己觀點的挑戰，並時刻向受眾強調自己同他們的共同之處。他可能還會給人留下能夠與人坦率溝通，甚至善於自我批評的印象（比如，在早有預謀的討論中利用自己的追隨者進行自我批評）；但他所傳遞的信息卻往往是相同的，儘管有時他所談論的似乎是其對立面。與此同時，他還會特別注意避免給人留下不可靠的印象，他會利用自己信念專一的形象來提升自己的領袖魅力。他會希望通過以上方法來宣揚自己的事業，獲得定期接近媒體的機會，讓人們開口說話，並使那些受人尊敬的權威們在提到他的觀點時，能心服口服地認為它們不僅僅是合理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
人類的大腦早已被設定好了，用以探知所接收新信息與已儲備舊信息之間的變化和不匹配。因此，試圖影響他人的人可以通過使自己顯得新穎獨特、與眾不同來吸引注意力，他們的確也是這樣做的。但這樣做的缺點是，他們試圖強加給目標對象的思想與早已存在於目標對像頭腦中思想間的鴻溝會減小這些新思想被接受的概率。相反，循序漸進卻更易被消化。（採用足夠細化的步驟能夠將一個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轉變為一名冷血殺手。）瞭解自己的目標受眾同樣有助於塑造洗腦者的陳述風格。除了利用大腦對壓力和改變的反應外，洗腦者還會使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現存的社會壓力。通過將自己選定的「組織外」與一些社會所不容且有害於組織的性格特徵如自私、背叛、下流、疾病以及會引起大面積痕疫等聯繫在一起，洗腦者一方面加重了組織外對目標群體的威脅感，另一方面也給予其受眾以信心，讓他們相信自己並非自私、不可靠、污穢之人，也不會給地球帶來瘟疫。這一切不僅適用於組織，也同樣適用於個體，但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暗中洗腦可能會有多種多樣的形式。
※本章小結
同強制性洗腦一樣，無論使用哪種具體的技術，暗中洗腦都會有其局限性。使用暗中洗腦往往有一個不幸的副作用，即會加深洗腦施予者自身對他人的懷疑心態。（試想，如果你能行騙，那其他人為什麼不能呢？）隨著控制程度的加深，暗中洗腦可能也會隨之使用強制性手段——試圖從欺騙轉變為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強制性洗腦以確保被洗腦者屈從——因為單靠暗中洗腦將永遠無法完全舒緩被洗腦者的恐懼和猜疑。另外一個問題是，儘管暗中洗腦能在短期內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能夠改變認知圖景中極微小的一部分，但它似乎無法在同樣短暫的時間內做到傳統意義上要求洗腦所需達到的系統性轉變。並且，正如我們從整本書中看到的那樣，即使是以上那些問題——儘管有時候這樣的改變可能讓人印象深刻——也可以用社會心理學的術語進行解釋。作為改變信仰的洗腦肯定存在；但我們還未發現「神奇子彈式」的洗腦存在的相關證據。
然而，「神奇子彈式」的洗腦卻恰恰是實現控制，特別是大眾控制所需要的手段。儘管一些科技人員已毫無疑問參與了現代世界某些最糟糕的暴行（這並不是近代才有的趨勢，阿基米德和萊昂納多·達·芬奇都曾致力於戰爭武器的研究），但他們仍然無法想出一個能進行思維控制的萬無一失的方法——除了肉體上的消滅，這種方法自該隱殺害其弟亞伯時就已存在。然而，對準洗腦者來說，仍然有希望。最近，科學技術已經開始揭開人類大腦的一些奧秘；而且知識至少是潛在的力量。也許那顆神奇子彈終究會被發現。
在下一章中，我將會著力探討在不久的將來，大腦科學可能為那些懷揣思維控制夢想的人提供些什麼。
- John Betjeman（1906—1984）：英國詩人、作家、播音員。他是維多利亞學派的創始成員，維多利亞時代建築的激情捍衛者。
- Mikhail Bakunin（1814—1876）：俄羅斯革命、哲學家、集體主義無政府主義理論家。他被稱為無政府主義理論之父」。
- Ruth Ellis（1926—1955）：因謀殺其情人大衛·卡恩而被執行死刑的最後一名英國女性。
- Murray Edelman（1919—2001）：美國政治學家，致力於符號政治和政治心理學研究。
- Slobodan Milosevic（1941—2006）：前南斯拉夫政治人物、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1989—1997）、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南聯盟）總統（1997—2000）、塞爾維亞社會黨創黨人和領導人（1992—2001）。2006年3月11日在海牙監獄中去世。
-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在現象學、存在主義、解構主義、詮釋學、後現代主義、政治理論、心理學及神學等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 Terry Eagleton（1943—）：當代西方文論界繼威廉斯之後英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化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他一直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左派」自居，對馬克思的堅守和發展使其理論獨樹一幟，備受當今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意識形態」這一理論史上人言人殊的難題，是伊格爾頓思想的理論基石，是其文化批評的核心範疇，是其思考文學、美學的前提。
- John Street：東安格利亞大學經濟和社會研究學院教授，著作有《政治與大眾文化》《音樂與政治》等。
- Haim Ofek：紐約賓厄姆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著作有《第二天性：人類進化的經濟起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