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是被操控了的；我只是想讓人們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B．F.斯金納
，《訪談錄》
在1977年首次出版的《探尋「滿洲候選人」》中，記者約翰·馬柯斯深人調查，描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歷時數載並耗費巨資研究萬無一失地給人們洗腦的方法。儘管馬柯斯承認中央情報局大量關於思想控制的研究遙遙領先於與其相對應的學術研究即行為科學，但就他所知，該項研究失敗了——至少目前沒有成功。中情局官員就洗腦策略做了調查並開始了他們的研究計劃，「他們指望運用最新技術手段來取得進展。通過十年的研究，中情局得出了頗為可怕的結果，中情局的官員們始終未能找到他們認為可以完全依賴的洗腦技術」。
美國通過招募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員並給予他們足夠的發展空間。它的這種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曼哈頓計劃」中充分體現了其價值。曼哈頓計劃取得了當時許多人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突破：第一顆可投入戰鬥的原子彈誕生了。然而，中情局用了更長的時間，傾注了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卻仍然無法攻克思想控制的難題。或許這種挑戰終究難以攻克。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就完全不必再對洗腦有什麼畏懼。然而，1977年，約翰·馬柯斯並未因此而放鬆警惕。「一個自由社會防範不道德的行為矯正的最好方法是：公開披露和公眾覺醒……如今，行為技術已覆水難收。研究工作注定要繼續前行。」
儘管中情局關於洗腦的調查研究仍可能無法達成其最終目的——即取得對人類思想及行為的完全控制——但該機構在這個過程中也探討並應用了許多不同的技術手段：例如，能改變思維的藥物如LSD（LSD指的是麥角酸二乙基酰胺，是一種強烈的中樞神經致幻劑）、催眠術、感覺剝奪，甚至是「模式分離」實驗，該實驗使用強烈的電擊療法，並常常伴以藥物，導致目標對像持續性睡眠，其目的是要將目標對象的頭腦變為一張白紙以強行輸人新的信仰。偶爾，我們會出於道德緣故而廢棄一些折磨手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實驗證明它們並不可靠。例如，儘管「模式分離」能夠抹去記憶，使受害者變得迷惑且被動，但實驗表明，要將新的信仰強加給受害者遠比預期困難得多。其他洗腦技術，如藥物、催眠術，以及感覺剝奪（例如，給罪犯戴上頭罩），仍在被人們使用。此外，自馬柯斯的著作寫就以後，我們對人類大腦的科學認識已經有了極大的提升。那麼，將來甚至當下的神經科學研究是否能為試圖影響他人的人提供幫助，以使思維控制的夢想轉變為現實呢？這也正是我們本章要探討的話題。
重溫大腦構造
從第7章中我們得知，構成大腦的基本單位是神經元。這些微小的細胞頻繁地浸潤在液體中（腦脊液），接受、合成、傳送電信號。神經元之間的信息傳遞是通過噴射化學物質（神經傳遞素）並滲過神經元之間的間隙（神經突觸）來實現的。這些化學物質在受體神經元表層與特定分子（受體）相互作用，從而影響大腦的行為。
換句話說，神經元——乃至大腦——是電化學實體。他們都受到多種分子和電刺激的影響，因此也受到磁場的影響，因為邁克爾·法拉第和詹姆士·克拉克·麥克斯韋早在19世紀就向我們展示了電和磁作為潛在統一體的兩個表現形式。實際操作中，人們往往把導致思想轉變的影響細分為很多類型，這些類型反映了傳統的科學劃分。物理性影響包括自動放射、電磁輻射（包括視覺影像、溫度變化、磁場等），以及最近剛剛提出的量子效應。從技術層面講屬於該分類，但通常被認為是獨立存在的器械或機體影響：如外科手術、機體損傷和疾病。機體損傷和疾病通常不易區分。例如，腦瘤可能通過兩種方式嚴重危害人體：一是改變體內化學物質的分泌水平；二是物理性地破壞細胞的生長，甚至兩種方式同時進行。化學性影響包括神經傳遞素、荷爾蒙、飲食和藥物（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分類常常會產生重疊）。這些作用物一部分會直接作用於神經元，另一部分則會在人體內轉化為活性物質。它們有的會影響神經元的內部結構以及浸潤細胞的腦脊髓液的電平衡；有的會作用於細胞膜，有的甚至能穿過細胞膜進而改變神經細胞的內部運作。當那些神經元內部運作包括了神經元的基因時，那麼破壞這些神經元的作用物通常又會被歸類為基因影響。最後還有社會影響：如對語言、文化、人際關係等方面籠統的描述。
同基因影響一樣，社會影響也被認為是由大腦的電化學變化引起的。然而，無論哪種情況，我們都無法完全清楚地解釋它們究竟如何發生（或者說，以我們目前的知識水平，這的確是無法解釋的）。當一個細胞生物學家提到「基因開關」時，這其實是在闡釋一個複雜的機制，而該機制是經過多年耐心研究才揭示出來的（而且至今仍未完全瞭解）。當神經科學家提到「思維理論」或「面部識另| J」時，這種闡釋涵蓋了更多的假設，缺乏足夠的實踐支撐，因為社會神經科學遠比基因複雜，發展也落後於基因科學。無論如何，除非有人能夠提出有實踐支撐的、經得起檢驗的反面言論，否則這種假設，即認為一切造成大腦變化的影響都歸咎於大腦內部的電化學變化，將很有可能一直保持其穩固地位。
物理性影響
本書已有提及，從理論上講，試圖改變大腦中的思想的人有兩種選擇：一是對大腦本身進行直接操控；二是對大腦所處的即時環境進行間接操控。實際上，大多數致力於改變思想的努力都涉及對環境的改變。中情局有關控制思想的嘗試，絕大部分都是以這種間接形式進行的：如感覺剝奪、仿蘇聯模式的審問手段等。
我們週遭環境的一個明顯改變便是大眾傳媒——如電視業和互聯網——的發展，這種改變（不同於感覺剝奪實驗）所擁有的力量能夠同時影響很多人。這些技術是對物理科學的具體應用，它們為我們的現代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腦科學家蘇珊·格林菲爾德在她的著作《未來的人類》中預測道：隨著大眾傳媒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它們將跨入複雜的虛擬現實領域，創造出越來越多幼稚化、易受刺激驅使，且不善社交的用戶，這些用戶的每一項需求都能夠通過無比警惕的信息技術得到預測和滿足。格林菲爾德認為改變了世界，就改變了生存在這世界上的人。生活在富饒西方的我們所冥思苦想的變化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人性。
在20世紀，中央情報局並沒有將虛擬世界的系統整合納入技術成果的範圍。中情局的一些極具爭議的嘗試，如模式分離實驗，採用的是直接干預的方式。自從懷爾德·彭菲爾德等神經外科醫生發現向患者的大腦通人電流能夠喚醒知覺、運動或記憶後，對於那些有著高度控制欲的人來說，通過向大腦或人體植人某種物質來對人類進行直接的控制就成為了一種令人激動的可行行動。近年來，經顱磁刺激（TMS）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它通過直接向大腦施加電磁影響，（暫時性地）大規模干擾神經元。人類已經嘗試過對一些簡單的動物行為進行控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彭菲爾德認為該方法也可以運用於控制較簡單的人類行為。而要控制一些更為複雜的行為——如個人思想等——則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人類是如此多變且難以捉摸，而當今的微電極和神經植人技術又極不精確，這使得我們目前還無法征服自己頭顱中那個神秘的世界。
要瞭解和控制人類，我們所面臨的一個最大阻礙便是技術問題。神經成像技術可以讓科學家窺視活體大腦，但若要進行細節化的思想操控，這樣的圖像仍然不夠清晰。類似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這樣的技術，其理論依據是：血流會湧向大腦中努力工作的區域。但是，在神經元周圍血管加快其運輸速率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神經元才開始活躍起來；而在此之前，許多認知網早就完成了短暫的「閃耀」，繼而「暗淡」下來了。腦磁描記法（MEG）能夠對大腦中電磁場的變化進行測量；這種技術避免了時間滯後的問題，但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不同的是，它無法滲透到大腦的深處。然而，這兩種技術成像的紋理都不夠細密，除了能夠看到大量神經元簇外，根本無法提供任何可以認識大腦的細節信息。但即使是在如此低的分辨率水平下所產生的信息數量也對當今的信息技術和統計分析產生了推動作用。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理論上說，這些方法論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而實際上，想要為精確的思想控制提供幫助，神經影像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無論如何，我們總有一天能夠達到足夠的技術精度和運算能力，以從活體大腦中隔離出獨特的認知網，並追蹤特定的人受到刺激後體內獨有的神經通路。或許，我們會有足夠先進的統計技術，以極高的精確度在嘈雜的環境中辨別信號。也許科技水平還會進一步提高，使得我們可以對大腦實施秘密監控。目前，要對大腦進行掃瞄的話，需要將大腦及人體置於一種類似於巨型洗衣機的儀器。這對於當事人來說，是極其幽閉恐怖的經歷，因為若想要獲得有效的實驗結果，被掃瞄的大腦必須保持清醒且不能移動。換句話說，不管實驗對像多麼不情願，他也必須積極配合。但如果實驗對像意識到自己的大腦正在遭受掃瞄，那麼他或她的大腦活動模式就會扭曲失真。秘密監視和分析需要我們對人類活動的人為干涉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目前的技術還無法做到這一點，但這並不代表它將永遠無法實現。
假如這種秘密監視大腦的技術真的實現了，那麼物理學「寶庫」或許也能為我們最優秀的科學家們提供一些方法，以期對利用該技術而確定的認知網實施直接影響。詹姆士·蒂麗·馬修斯的「空氣織機」是第一台現代意義上的影響施予機器的構想，它能夠將強大的射線聚集到受害者的大腦。未來「空氣織機」可能會用電磁輻射來影響，甚至燒盡正在特定認知網內執行任務的神經元。在納米技術支撐下誕生的微型設備可能通過注射、皮膚接觸、食物，甚至呼吸直接進人人體，這些微型設備將按照已設定的程序搜索並摧毀相應的神經對象，或者改變連接它們的神經突觸。也許精密的經顱磁刺激技術可以使原本活躍的認知網變得順從，或者通過納米電極巧妙地控制離子流，抑或運用目前量子領域尚未開發的技術。誰知道呢？但有一點似乎很明確，那就是，因為擁有如人類大腦這般錯綜複雜的系統，人類的聰明才智將為未來的試圖影響他人的人提供無限選擇。
器械影響和機體影響
在未來的外科手術中，把特定的認知網作為目標可能仍會涉及對活體大腦的實際干預。鑒於上文提到的物理技術適用於秘密操作，即在實驗對像相對自願並且干預手段十分理想而不被人覺察的情況下，外科技術往往發揮權威（如以國家做後盾的醫生）的力量來抵制那些被判定為病態或反社會的個體。進行這種思想改造手術能否徵得同意，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未來的社會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它們所持有的虛無思想。
無論能否徵得同意，那些神經外科兼精神病醫生都很可能擁有許多供其自由支配的、更為精密的工具。他們還可能利用微型機器人、精確的激光儀，以及強大的計算能力來移除那些不受歡迎的認知網和易引發問題的信仰，因為這些認知網和信仰都會致使病人產生功能障礙行為。神經移植——在技術上已經切實可行——能夠在某些特定行為發生前就對其發出預警，就如同一個體內氣象站，能夠對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中逐步堆積的壓力以及顳葉中即將暴發的風暴進行預報。或許，在一個人出生時就對其進行基因篩檢能夠及時發出預警信號並施行預防性手術，以避免將來患上藥物成癮、精神病、戀童癖，以及其他任何為社會所不容的情況。神經植入劑可以改變神經傳遞素的分泌水平或對體內既存的酶進行補充（例如，使酒精更快得到分解），使得身體器官對某些激素的分泌量增加或減少，免疫系統獲得對違禁藥品的免疫，或者促使飲食規範化。考慮到目前西方世界對社會成熟度的輕視及對科學魔力的推崇，不難看出人們偏好簡易而非繁複，喜歡快速解決而非深思熟慮，這種傾向將使我們一如既往地依靠醫學手段而非改變社會本身來解決大部分社會問題。
化學性影響
另一種方法源於我們對疾病不斷加深的理解。一旦神經突觸出現問題——即那些牽涉進問題認知網的突觸——能夠從它們的同伴中被識別出來並被設定為目標對象，我們就可以通過破壞神經元來對其施加影響。輸送到細胞附近的病毒，通過增加細胞內的帶電粒子數量擾亂細胞的電化學平衡；擾亂細胞的內部機制甚至導致細胞的死亡。只要能夠有效地進行識別和運輸並能可控地移除，所有這些方法都可以用來干擾個體神經元。
隨著我們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上學習知識，或許我們就能夠識別出在突觸變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化學物質。也許化學模式分離實驗一即通過將神經突觸重新設定到基準水平來抹除大腦部分機能的能力，終有一天會成為可能。這裡我們再次重申特異性這一問題，因為遭此法被完全清除記憶的人，對於其他任何人來說或許都已經毫無價值可言。若我們所使用的「大腦清潔劑」僅僅作用於在產生某些特定想法時才會活躍的神經元周圍，或者僅僅作用於活躍的神經突觸（而這又是另一個可怕的技術挑戰，因為這種神經元可能遍佈於整個大腦），那麼這種特異性就會提升。該藥劑只能在很短的時機內發揮作用，例如，它可以作為一種或多種不活躍的、貌似無害的先導化學物質而被運輸到目標神經元，然後激活某些酶，並在完成破壞後又再次降低酶的活性。當藥劑正在起作用並從我們的認知圖景中清除某些認知網時，受害者腦中的這些不受歡迎的認知網（如質問他：「那麼，請問瓊斯先生，你戀童到底是怎麼回事?」）就有可能被激活。當然，這樣做會間接地損害其他認知網，因為在藥物生效時，受害者的大腦處於神遊狀態。但是，任何一個準備在其公民身上試驗這種洗腦技術的社會可能都會認為，他們對公民所造成的附帶損害是可以接受的。畢竟，這種損害終究也只會傷害到那些原本就已逾越了道德底線的人，如戀童癖患者。的確，比起目前身處的過度擁擠、敵意重重而又危機四伏的大牢，那些戀童癖患者或許更願意抹去自己以往的認知經歷。
遺傳影響
我是機器之靈魂，
我是基因之天才。
《神曲》，「沉迷杜松子酒的男孩」
毫無疑問，隨著我們對生物化學和細胞生物學認識的不斷深人，基因研究將為未來的腦科學家們提供豐富的施加影響的潛能。就這一問題，人們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幸運的是，公眾目前的討論已遠遠超越了基因損害的謎思，即不再認為「基因決定命運」，而轉向承認基因和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性。隨著基因控制技術的不斷提升，尤其讓我們感興趣的是神經科學未來發展的前景。許多科學家正試圖瞭解基因開閉是如何促進活體大腦生長、改變，並對其造成損害的，而不在尋找同性戀基因、犯罪基因，或是天才基因等問題上浪費時間。
本書前文已經提到如何在活體大腦上運用有效的技術，而不必動用複雜繁瑣的外科手術來改造個體神經元。然而，由於任何一個特定的神經元都有可能參與到多重認知網之中，因此我們就可能省去改造神經元的麻煩，而僅僅對神經元的特定突觸進行調整。神經科學家們在解釋突觸形成及變化這一極富挑戰性的問題上，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終有一天我們或許能夠重組或分離我們的認知網，辦法就是在極其細微的水平上操控個體大腦中的個別突觸。
當今的許多科學家預測，未來科學那炫目的探照燈光將徹底把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稱之為「機器之魂」的蒸汽揮發殆盡，使其精髓淪為歷史的遺跡，讓思想嚴嚴實實地包裹在因果關係網中。我們能夠控制遺傳物質這個事實，無疑對該過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腦中，基因操控將不僅能幫助我們應對常見的疾病，還能提高我們改變或強行輸入認知網的精確度。隨著我們開始瞭解哪些基因參與控制突觸的可塑性 項已經在實施的項目——我們也許能夠控制人們對信仰的選擇及其強烈程度；控制哪些記憶需要被保留，哪些需要被遺忘；哪些行為可以構想，哪些卻又超乎想像。我們甚至還可能找出對基因進行遠程控制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僅不會產生過度有害的副作用，還能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達到更高的精度。
如果我們能夠實現對認知網的識別和操控，那麼其所隱含的深遠意義絕非三言兩語所能窮盡。或許，我們不僅能夠創造某種信念，而且還能對其進行修繕直至以後的任何修改都無法進行，即產生終極的無法受到任何影響的教條式信念。假如簡和丹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從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並有著相似的宗教傳統。如果某些差異使簡成為了原教旨主義者，而使丹成了自由主義者，那麼這些差異就可以追溯至遺傳差異，繼而在（在人類出生之時甚至更早就進行的）基因篩選程序中，我們可能會對強烈的信仰做出基因標記。或許，我們最終能夠改變與生俱來的暗示感受性，通過使用精確的基因治療篩選或培養出未來的極端狂熱者。相反，我們或許也能夠熔化、重塑認知圖景的不同區域，使其達到我們偏愛的規格，賦予自己或孩子設計師般的思維。設想一下，如果丹和他的新搭檔能夠通過「融合」彼此的想法來彰顯自己的熱誠，或是能夠消除簡的恐高症，那麼這將是多麼美妙而實用的技術啊！但是，如果我們在該技術變得可控可測之前就投入使用，那麼肆無忌憚的控制狂就會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況下恣意地刪除其思維中難以駕馭的觀念，而那些無辜受害者也只能任其擺佈，這又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
或許未來的藥物將包含一個整理大腦的工具包，使患者能夠移除自己不想要的認知網。首先，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產生的幻覺；抑鬱症患者自我指責的想法；以及創傷後壓力失調的痛苦回憶。其次，還有難管教的孩子，社會壓力，以及對無害對象的無端恐懼等。再次，還包括不停在顳葉周圍嗡嗡作響的令人討厭的歌曲，前妻那些令人不悅的言論，以及來自老闆的羞辱等。自從學會察言觀色之後，我們的思想就喪失了隱私，而學會語言則加速了這一揭下「薩洛米」面膜的過程。這種解密現象將以極快的速度繼續發展，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可能愈演愈烈，屆時人類微妙的生理結構——首先是身體文本和語篇，然後就是大腦腳本——都將毫無保留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或許將來的法律中會包含對大腦進行強制性矯正的條款，以消除人類那些不恰當的想法，從而防止不當行為的發生。早在這些高度專業化的設備出現之前，我們就已經可以利用植人劑對那些高危人群進行遠程的監控和操縱。例如，如果科學家們能夠確切地將杏仁核或眼窩前額皮質的活動變化與自我失調和隨之產生的暴力行為（即使是自殘）聯繫起來，那麼我們就可以檢測到這些變化，並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暴力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另一種可能的措施是「成癮控制」，即利用植入劑，如那些已被使用過的非法藥物，使個體對稀缺的化學物質產生依賴，從而順從於化學物品的供應者。
基因調整還有其他的用途。當我們想要對付自己的政治對手時，如果能夠使用某種病毒載體（即向該病毒的基因密碼中插人額外的 DNA）來破壞他的大腦，讓他自己敗壞自己的名聲，那又何苦再去浪費那麼多的時間和金錢去開展反對他的政治運動呢？就讓這些病毒載體攜帶上基因指令，去啟動對手前額葉皮質中某些通常處於靜止狀態的基因，由此引發的惡性腫瘤將很可能給他的行為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由此一來，你便能事半功倍地解決問題。老年癡呆症、帕金森綜合征以及其他精神病的噩夢（也許還有一些我們尚未發現的病症）都能用作武器。我們甚至不難想到，國家還可能通過在罪犯體內刻意誘發疾病來懲治罪犯。
當然，使用基因技術來讓已認罪的罪犯、國家公敵或其他組織外成員患病，不論是癌症還是克雅氏病，不論是人為造成的厭食症還是痛苦難耐的關節炎，都會被視為慘無人道、傷風敗俗的刑罰。但是從道德上講，如果我們有可供使用的科學技術而不去使用，那這種觀念是否和人類的其他行為大相逕庭呢？或許如此吧。然而，我們回顧歷史想起了奧斯威辛和塔斯基吉，想起了原子彈、生化武器，想起了被五馬分屍的賣國者，想起了被活生生燒死的女巫——還有其他許許多多這類可怕的案例。就像本章中提到的其他投機取巧的方法一樣，通過在罪犯體內誘發疾病來將其處以死刑並沒有逾越任何尚未被逾越過的道德底限。事實上，儘管遺傳控制能夠毋庸置疑地改善思想控制技術，但在一般方法切實可行的時候，我們無須使用遺傳控制。因為人們在很早以前就是這樣做的。
社會影響
許多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都曾有過一種觀點，即在我們的思維和「真正的」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個「知覺之幕」：它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阻止我們去瞭解世界「真實的」模樣。正如我們在上文所瞭解到的，在蘇珊·格林菲爾德所設想的未來世界中，虛擬現實鞏固了知覺之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用自身一貫的、縱情的、令人慰藉的錯覺包裹起來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表面上我們不僅可以控制環境，還可以控制周圍的人，從而滿足我們對控制的嚮往。從虛擬男管家到實用機器人，再到從不抱怨或挑剔的網友，我們可以不用再讓那個被慣壞的自我作出妥協，不再需要放棄童年那希望與眾不同的幻想——成為王子或公主，做那受命運青睞的人，或者至少是「這個不停轉動的世界上的一個靜止的點」，當然，我們仍需對某些行為設定限制，至少是對那些需要社會交往的場合，但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我們仍是自己那小小的虛構世界的主宰。這是幼稚的唯我論者的完美秘訣；但是倘若周圍的機器可以成功地控制我們，那誰還會去注意自己的行為呢，更不用說在意了？
正如我在第11章中曾提到過的，主觀自由和客觀自由並不同。有時，就像羅伯特·布朗寧所寫的詩《安德烈亞·德爾·薩托》中那個畫家一樣，我們會發現一「我們看似越自由，束縛得就越緊！」一^但是我們常常過於心煩意亂、疲憊不堪，抑或是懶惰成性，因而無法注意到我們那被制約了的生活。閉路電視監控系統隨處可見；政府策劃查閱我們的電子郵件；超市也記錄下我們購買的任何商品——但我們必須保證個人隱私安全，如果人們毫無隱私可言……零售商又將如何為我們提供我們應得的為客戶量身定制的個性化服務呢？況且，生活是美好的，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很多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事情。因此，我們放棄客觀自由而選擇了它的虛擬替代品：我們上網匿名聊天而不與朋友談心；我們閱讀時尚雜誌而不試圖從同輩壓力中尋找自由；我們想得到消費者的選擇（光捲筒衛生紙就有30種，太棒了！）而不是擁有除了消費者之外的其他角色的自由。我們變得越來越墨守成規，越來越容易被形形色色的試圖影響他人的人看穿心思，但我們仍然相信個性主義者的宣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比以往更加自由。
未來學家的另一個擔憂是，人情世故會導致霧化。粗略地說，根據這一悲觀的信條，既然真實的人令我們如此討厭，那麼假如有機會選擇，我們會更青睞那些虛擬的替代品。隱退於一個滿是虛擬朋友的世界，通過設定好的程序關愛我們，我們將喪失那些目前能使人類個性發展成為各種有趣人格（有時甚至是中庸之人）的制約條件。其中主要的制約條件是：我們必須和其他人一起生活。正如沙灘上的鵝卵石，相互接近磨去了粗糙的稜角，變得圓滑。生活在一個虛構的世界中會降低，甚至完全消除我們打磨自己認知圖景的需要，也即作為一個社會生物的需要。
很多人對於失去真實社會紐帶的想法都感到深惡痛絕。因為他們從群體歸屬感、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愛情中獲得回報，並將這些快樂看作生活最重要的意義所在。他們將自己與社會的聯繫看作自身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將這些聯繫替換為一種網絡關係，就會導致他們對自身的存在意義產生懷疑。然而，對有些人來說，統治地獄似乎要比服務於一個並不怎麼像天堂的真實世界強得多，尤其是如果地獄中充滿人性慰藉（或者這些人恰好在愛情和友情方面很不幸）。當然，隨著科學不斷揭示出這個魔法織機的編織原理，人類設計虛擬伴侶的能力將進一步提升。如果雕塑家皮格馬利翁能夠愛上他自己創作的雕像，那麼或許我們對於情感依附的需要便可以從依靠信息雕刻出的仿製品中得到滿足。有時候，一個仁愛的網友遠遠勝過真實的朋友（在英國，死於家庭暴力的兒童僅僅是實際存在的監護人虐待兒童事件的冰山一角）。但我們終究還是會做夢、會幻想，會閱讀小說，會觀看電影。換句話說，我們正一步步地使自己遠離現實。移居至一個虛擬世界只不過是科幻作品中人走人鏡子的那最後一步。
即使在今天，想要完全躲進自己的世界也是有可能的。但絕大多數人仍然徘徊著不願跨人那面鏡子，因為他們同情並鄙視那些已經躲進裡面的人。幻想使我們不致淹沒於單調乏味的工作中；在小說、電影或者藥物的幫助下，我們或許能短暫地逃離現實；但我們最終還是要回歸日常生活。因為我們都根植於社會這個大環境來汲取養分，所以提倡用虛擬世界來包羅萬象，無疑使我們深感不安。我們同情在彼得·威爾導演的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楚門。他自出生就伴隨著一台精心設計的電視機長大成人，他執意要揭穿那些偽裝者。我們著迷於看《1984》和《美麗新世界》，好奇於柏拉圖的洞穴和笛卡爾的惡魔，但我們僅僅將它們看作恐怖的幻影，而不是理想的樂園。我們的抗拒感能夠察覺出結局與預期的錯配，並發出警告——因而讓我們不斷探索真理 想到現實與表象之間的鴻溝，我們便會勃然大怒。
要想成為洗腦者，需要學習的東西顯而易見。以表面自由作為回報，我們可以說服他人放棄客觀自由並交出對自身生活的控制權——換句話說，只要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獲得的自由，並且對自己所放棄的自由不屑一顧，抑或毫不知情，他們就能被說服。自由感是人們的基本情緒反應，但它與某些特殊能力（如，表達我們的思想，去我們想去的地方等）之間的聯繫並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習得的。洗腦者的詭計就在於破壞其間的聯繫（或是一開始就防止這種聯繫的形成），使大腦無法發出警報信號，這樣一來，比如在言論自由權受到侵犯時，抗拒就無法被觸發。由此就不再會有情感反應，不存在需要澆滅或強制撲滅的狂熱。目前，我們的洗腦技術見效慢、精度低：反覆淡化那些有疑問的自由的價值，強調可能使自由無法持續的潛在威脅，提供令人愉快的干擾，等等。將來，我們可能會掌握一些其他方法，使得我們——或者那些控制我們的人——能夠準確地找出與之關聯的神經源，並將它們齊整地從我們的思維中移除。
貫穿全書，我反覆強調人類 DNA細微的差異是由於人腦在結構和功能上的差異造成的。大腦皮層權皺和裂縫的大小及位置均因人而異；有些人主要用右腦處理語言而非左腦，正如我們在第12章描述的那樣，人腦的大小也千差萬別。這些差異以及個體的其他差異，對於試圖影響他人的人來說一直都是個噩夢：要越精確地進行思想控制，就越需要高度個性化。當張三考慮要毆打自己的同伴時，如果能將他大腦中被激活的那組神經元、神經元簇或大腦區域識別出來，那麼我們就可能通過神經的改造來糾正張三的惡習。但是對於李四、王麻子以及其他所有虐待其同伴的人又該怎麼辦呢？當想要實施虐待行為時，李四和王麻子大腦中被激活的區域可能和張三相同，但也可能不同。即使相同，從神經元或神經元簇的層面上說，他們的行為模式與張三相同的幾率也極小。因此，從對張三的改造中獲取的經驗很可能對於李四的改造沒有絲毫借鑒意義。
當然，中情局非常清楚某些個體具有非凡的影響力，因而必須實施有針對性的思想改造術。然而對於大規模思想控制來說，這種思想過濾器無須如此精細：比方說，大規模思想控制影響的是所有的腦區而不是個別的認知網。即使是這種粗糖的影響形式也可能奏效，尤其是在受到人為情感誘導，然後與特定刺激相聯繫時（「只要對杏仁核實施快速刺激，就能將它們除掉……」）。直接大腦控制與間接大腦輸人控制相結合有效地改進了當今的思想改造術，比如某些被極端政黨所利用的手段（詳見第9章）。
面向未來
未來的人類是否能夠抵制住其更具掠奪性的同類對於他們的掠奪呢？組織實體（國家、部落、社區或其他任何稱呼）是否已經很好地理解了神經科學和社會心理學，從而能夠控制其成員的一生（從出生之前一直到被處以安樂死）？我們是否能夠逃離20世紀的文學作品（如奧威爾、赫胥黎、J．G.巴拉德、菲利普·K·迪克，以及許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以及電影（如《大都會》《黑客帝國》《銀翼殺手》《超世紀謀殺案》等）所描繪的反烏托邦的願景？只有時間能證明一切。
然而，我發現想要變得和反烏托邦者一樣悲觀絕非易事。在大腦科學正式宣稱能夠解決那些在電影《智人》中出現的由個體差異引發的問題之前，其要處理的問題還很多。人類是偉大的奇跡，污穢卑鄙、機能不良且執拗難處，人類的未解之謎在一段時間內仍將挫敗最優秀的思想改造專家。現代西方文明也有很多值得讚許的地方，但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技術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問題當然很多，但並非無法解決。關鍵在於如何解決：是人們欣然去解決呢，還是迫於外部壓力才去解決。
同大腦一樣，人類組成的系統往往厭惡極端，在面對極端行為時總是傾向於進行自我修正。如果需求下降，價格就會下跌；如果失去了愛，人們就會去別處尋找新歡；如果有人對你懷有敵意，你的第一個念頭便是以怨報怨。一個政治上的例子便是西方國家的傲慢和自私，它已然塑造並培育出了好戰的伊斯蘭教以及反全球化運動等反對勢力。西方國家崇尚經濟發展和消費資本主義，將人們大量填塞到大都市中，忽視了人與人之間古老的社會紐帶，而它培育出的公民似乎並不幸福。如果我們能夠瞭解人們不幸福的原因，那我們也許能夠改變那些致使人們不快的期望，例如，增強人們的集體觀念和相互之間的責任感，淡化金錢萬能的謬見等。在國際大舞台上，我們可以改革關稅，支持國際法律體系一堅定不移地——停止扮演世界上以大欺小的惡霸角色。社會思想——即個人和國家看待自身及他人的方式——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社會思想也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在思想控制技術賦予試圖影響他人的人更多的支配力量之前，我們尚可挑戰諸如思想控制的夢想這樣的想法；我們亦可改良觀念——如正義與自由，通過更加公正地對待他人，從而消除他們對於西方世界及以其為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仇視心理。鑒於神經科學並不是科技進步的唯一源泉，那麼人們便有可能使用原子彈或生化武器來快速洩憤。我們的前景不容樂觀，現在是時候對其採取行動了。
與此同時，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已經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類的奧秘終究會被揭開。那些思想家鼓勵西方人將自己看作前線的戰士，想像自己正在抵禦一個正在不斷逼近的，擁有一切資源科學支撐而又無比強大的國家的入侵。歷史上，不少科學家都曾不亦樂乎地為那些強國效力——然而，崇尚創新的科學卻並不總會給予歷史教訓適當的重視。如果思想控制的新技術能夠得到發展，那麼它們能否遠離政府的控制，科學家們能否通過相互合作來幫助弱者，防止犯罪，製造更好的武器，抑或是其他？假如這一切都實現了，那麼我們的後代最好留意一下自己的自由權，假如他們仍有自由可言的話。或許我們應該站在他們的立場以及我們自身的立場上看待並考慮科學加速發展的問題。
※本章小結
目前，探索人類思維的那些科學可以直接揭秘大腦內部。他們可以觀察活體頭蓋骨的內部構造 個在脊椎柱頂部保持平衡的盒狀骨頭，並繪製出令人歎為觀止的細微的大腦活動變化。不論是潘多拉的魔盒，還是約翰·梅斯菲爾德的《幸福的盒子》，盒蓋總是虛掩著。未來，至少在改造個體思想方面，我們有可能實現思想控制的夢想。但我們需要花費多長的時間來提升技術以及這些技術是否能夠付諸實踐，就無人知曉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根本無關緊要。科技並不是主要的問題；儘管它可能會帶來無法預料的阻礙或進展，但它的全部潛力已經隱含在了思維控制的夢想之中。隨著夢想漸漸貼近現實，對於思想控制的憧憬也可能隨之發生改變，但這個改變很可能只是範圍上的縮小。正如我們所知，某些事情確實不可能發生。夢想本身已然擁有了完全的主宰權，它已有能力確保沒有什麼「錯誤的思想存在於世界的任何角落，無論它多麼隱秘、多麼微不足道」。那麼，如何進一步增強這種勢不可擋的觀念呢？
一直以來，問題的關鍵並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我們如何運用它——這取決於我們的思想、外界普遍接受的信仰，以及由誰來定義正確與錯誤。如果我們仍然帶著恐懼和敵意看待差異性，如果我們為了安全而放棄自由並且接受國家控制和公民毀滅，那麼思想改造術就將會被應用於遭到社會排斥的人身上。如果處境更為安全的公民在接受思想控制時不加反抗，那麼那些以執政為目的的思想控制技術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將其魔爪伸向更多的社會群體。
我們將何去何從？是否可以採取一些防範措施來提高這種可能性：個性迥異的我們及後代在整個21世紀都不受任何影響地自由思考。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作為個體和公民，我們可以採取哪些防禦措施。
-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國心理學家，新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創始人，也是新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斯金納引人了操作條件性刺激。著有《桃源二村》《超越自由與尊嚴》等。
- Michael Faraday（1791—1867）：世界著名的自學成才的科學家，英國物理學家、化學家、發明家，發電機和電動機的發明者。
-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經典電動力學的創始人，統計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麥克斯韋被普遍認為是對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19世紀物理學家。他對基礎自然科學的貢獻僅次於艾薩克·牛頓、艾爾伯特·愛因斯坦。
- Susan Greenfield（1950—）：英國科學家、作家、播音員和上議院議員。她的專業是大腦生理學，致力於帕金森症和阿爾茲海默氏症的研究。
- Wilder Penfield（1891—1976）：美國出生的加拿大神經外科醫生。他一生致力於心智功能的研究，思考人類靈魂的存在到底有無科學依據。
- James Tilly Matthews（1770—1815）：來自威爾士的倫敦茶商。1797年被關進貝特倫精神病醫院，他被認為是第一個記錄在案的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堅信一夥精通「電氣化學」的罪犯和間諜通過名為「空氣織機」的機器釋放射線折磨他。
- Gilbert Ryle（1900—1976）：英國分析哲學牛津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他批評笛卡爾的二元論，提出「機器之魂」的概念，其代表作有《心的概念》（1949）。
- Tuskegee：塔斯基吉梅毒試驗，是美國在1932—1972年間以免費治療梅毒為名，在亞拉巴馬州對400名非洲裔男子進行的一系列人體試驗。美國政府在1997年對受害者進行了賠償，並表示道歉。
- Pygmalion：希臘神話中塞浦路斯國王，據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變形記》中記述，皮格馬利翁為一位雕刻家，他根據自己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創作了一個象牙塑像，並愛上了他的作品，給「她」起名為伽拉忒亞。愛神維納斯非常同情他，便為這件雕塑賦予了生命。皮格馬利翁的故事被後世許多藝術家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演繹。
- Peter Weir（1944—）：澳大利亞電影導演。拍攝的影片有《三個要走》（1971）、《死亡詩社》（1989）、《楚門的世界》（1998）等。
- 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英國作家科幻寫作新波」的重要成員，最著名的小說有《撞車》（1973）和自傳體小說《太陽帝國》（1984）。
- Philip K．Dick（1928—1982）：美國的科幻小說作家。
- 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國詩人。14歲當水手，後自學成為記者，1930年被授予英國第22屆「桂冠詩人」稱號。《海之戀》是其最著名的詩，由此，他被譽為「大海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