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治人者，必先治己。
菲利普·馬辛傑
，《債券投資者》
是時候作一個簡單的回顧了。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瞭解了愛德華·亨特在1950年提出的「洗腦」這一概念及其發展歷史和用途。由於洗腦與大腦有著必然的聯繫，因此我們的探討涉及神經科學、心理學以及哲學，並採用一種更為靈活、全面的結構取代了陳舊的笛卡爾式的「鑽石觀」。我們已經瞭解到大腦及大腦中的信念是如何突然改變的，或如何隨時間慢慢改變的。當強烈情感所產生的能量不斷湧入正在對概念編碼的認知網時，就會發生突發性的改變，並將其從單純的觀點強化為堅定的信念。而緩慢的變化程度則往往是循序漸進的，比如習慣的養成。我們同樣看到，大腦可以記錄我們能夠改變什麼，不能改變什麼，並且這種可變性信號為我們對自由及其對立面——抗拒——的感知提供了基礎。抗拒能夠對可能威脅到自由的行為發出警告，這也是試圖對他人施加影響的人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一旦我們感覺自己被操控，抗拒便會觸動「停下來思考」的程序，這是大腦前額葉為我們抵抗外界影響所提供的基礎。一個足夠強烈的突然改變（例如強制性洗腦所造成的情感創傷）將會強行壓制這種抵抗；而暗中洗腦所帶來的緩慢變化則會利用更加帶有欺騙性的手段來避免我們察覺到自己所受的影響。
第3部分將運用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來回答五個關於洗腦的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注的是洗腦的受害者：是什麼致使部分人特別易受攻擊而另一部分人卻更善於抵抗？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洗腦的不同方法：依據神經科學及心理學，哪種技術可能最有效？哪些個體可能最容易被洗腦？在這一章中，這些問題都將得到回答。第三個問題（也是第13章的主題）將探討大規模思想控制的可能性。第14章中我將探討洗腦的前景以及新技術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隨之提出第四個問題：我們有可能橋接目前思想控制夢想與現實間的鴻溝嗎？最後，在第15章中我將會著眼於第五個問題：如何抵抗洗腦並最大限度地減小洗腦的危險？
我們都是單獨的個體
個體差異的重要性是這本書的主題之一。大腦，如同它們所生成的自我一樣，其形狀、大小，以及神經突觸和認知網的數量、類型均有巨大差異。無論是從結構還是行為模式來看，沒有任何兩個大腦是完全相同的。首先，這種多樣性源於基因的不同。然而，由於基因在大腦不同區域、不同時間開啟和關閉狀態不同，基因突變所產生的影響會被極大程度地放大。存在於同一胚胎裡的兩個細胞擁有相同的 DNA。但其中一個將可能分化為表皮細胞，成為頭皮屑的繁衍源頭；而另一細胞的後代則可能最終分化為神經細胞，在戀人親吻時觸發激情。
基因不同的表達方式造就了這些細胞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開啟」的基因有可能最終導致某種可在大腦中發揮多種作用的蛋白質的產生，包括其他基因的開啟或關閉。基因的開關也可能由環境開啟或關閉：化學藥品、電磁刺激以及由充斥著物體、人類和思想觀點的世界所激發的感官刺激。化學藥品可能通過飲食、藥物、身體的激素變化以及感染等途徑進人我們的大腦。這些化學藥品可能會對我們的身體和大腦產生各種不同的影響。由於神經細胞依靠電流傳導信號，所以它們自身及其所攜帶的基因均可能受到電磁輻射的影響。這便是我們使用電休克療法（ECT）的依據所在。電休克療法通過向病人實施電擊來治療嚴重的抑鬱症。最後，我們大腦所接受的刺激不僅可以激活神經細胞，還能夠改變其內部的基因。遺傳與環境將永遠逃不掉這樣的糾纏。有著如此大的變異性，人類的大腦就絕不是一個標準的程序包，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易受騙者和憤世嫉俗者
基因的這種變異性可以用於解釋人的心理特質以及物理結構，包括使人易於或免於產生外在影響易感性的特質。有人面對折磨堅不可摧，有人能在騙子的騙術下毫髮無損。他們有能力說「不」，這種能力令其朋友羨慕不已，也令慈善機構和推銷員束手無策。如果這類人遇到斯坦利·米爾格蘭姆，那他們可能在實驗初期就止步不前（實際上，他的少數實驗對像確實如此）。因為他們有著一種內在力量，一種自我信念，正是這些使得他們與社會上各種形式的壓力絕緣。
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缺乏這種防範意識。儘管我們可能認為自己是有免疫的，但事實卻無時無刻不在證明我們錯了。我們淪為騙子的獵物，接受可疑的提議，購買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並向我們實際上毫不在乎的慈善機構捐款。老實說，我們的暗示感受性應該會使我們與研究服從技術方面的專家——羅伯特·西奧迪尼達成共識，在其（極具影響力的）《影響力》一書的前言部分，他這樣寫道：
現在我可以坦率地承認，我當了一輩子的傻瓜。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在那些小販、募捐者以及各色各樣的經營者的地盤上，我一直都是個易受騙的傻瓜。當然，這些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懷有不光彩的動機。其他人——比如某些慈善機構的代表——都懷揣著最美好的意願。但這些都無關緊要。令我時常感到不安的是，我總會發現自己訂購了並不需要的雜誌，購買了並不想參加的環衛工人的舞會門票。
西奧迪尼，《影響力》，前言第9頁
影響企圖的歷史與其企圖要影響的目標大腦一樣久遠。因此，現代技術的卓越程度足以與目標大腦相匹敵，這並不令人意外。換句話說，企圖影響以及對這種企圖的抵抗可被視為演進式軍備競賽中的兩名對手。在這場軍備競賽的後期階段，我們可能偏愛於購買或閱讀像羅伯特·西奧迪尼這樣的社會心理學家的著作，但即使如此也無法確保我們能夠抵抗產生影響力的那些武器。我們時常忘記自己是擁有思想的獨立個體；這或許是因為有時我們太過疲憊，太過忙碌、太過懶惰，抑或是太過軟弱。但通常，即便能夠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對大多數影響企圖也根本無計可施。我並不在乎我水槽邊放的是什麼牌子的洗滌液，只要它能用就行。因此我會購買我在廣告中最常見到的那一種，前提是它並沒有明顯比其他品牌昂貴。對所有可供選擇的洗滌液進行一個詳細的優缺點比較倒也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一但那是對時間的極度浪費。只要最後盤子能洗乾淨，誰又會在乎那麼多呢？
改變信念
但有時認真思考確實相當重要。有時，我們會受到操控，作出一些違背自身最大利益的舉動，無論那意味著為購買我們實際並不需要的東西而負債纍纍，還是為殉難犧牲而往自己身上綁炸藥。洗腦的目的是要同時控制思想和行為——最理想的狀態是能夠深入目標對象的大腦。在第14章，我們將會看到現代神經科學如何真正實現這個目標。然而，絕大多數的影響技術並不能直接改變大腦，因此它們會轉而去改變大腦所處的環境。
遠距離操作的需要給試圖影響他人的人設置了兩大障礙。第一個障礙便是改變信念所需的時間和所付出的精力，特別是當我們需要作出重大且持久的改變時。激發強烈的情感可能會有所幫助，但新的信仰仍然需要不斷反覆進行強化，直到它們具有足夠的慣性和自發性，以使一切可能導致新信仰發生改變的挑戰都得到最大限度地削減。直到它們被安全地控制在意識臨界點之下，這些新的認知網才會和目標對像其餘的認知圖景完全匹配。並且直到它們不再突出，不再引人注目，喚起目標對像懷疑的危險才會消失。
舉例來說，這也是為什麼邪教總是要求其追隨者與自己過去的生活完全脫離的原因。朋友、家庭或者昔日的環境都可能喚醒某人與新教規相衝突的舊認知網，通過最大限度地減小這種可能性，邪教削弱了舊觀念對新觀念的挑戰力。回想我們作決定時，比如，眼睛要移至哪裡，大腦的不同區域會互相協調以使其活動模式趨於一致。簡單地說，如果區域 A希望向左移動而區域 B希望向下移動，那麼它們最終達成的一致意見將很可能是讓眼睛進行一個飛快的向左下方對角線的掃視。在這種調節過程中，被激發得越強大的認知網越有決定權；而如果區域 B的活動強於區域 A，那麼眼睛的這次掃視將會更傾向於往下而非往左。因此，當一套新的（與邪教有關的）信仰要強加於一個（有時會有巨大差異的）已預先存在的模式上時，決定洗腦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於新的認知網比起舊者究竟強大多少。隔離削弱了舊認知網的決定權，並使得邪教環境對強烈情緒和心理的操控效果達到最大化。
試圖影響他人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除非他們對目標對像非常瞭解，否則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工作具有盲目性。他們的目的是讓目標對像接受自己所主張的信仰，如果該信仰與目標對象的原有信仰並不矛盾，那這項任務會簡單許多。認知網相互間的匹配度越高就越容易被接受，因為它們激活的思想更少，因而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就更少。我和你的認知網越相似，就會和你有越多的共同點，也就更有可能與你和睦相處。你對我越瞭解，我們的觀點匹配得越緊密，你也就越容易影響我。轉變了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場的人常常如此評價其領導者：他們之所說恰是我們之所想。對於相同觀念的感知，可以作為雙方共同愉悅的潛在源泉，並進而充當情感黏合劑，使人們行動一致，不再是一盤散沙，而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組織、部落，抑或是邪教。
然而，試圖影響他人的人往往無法事先瞭解其目標對象的認知網的狀態。因此一些人便會根據他們自己的背景知識進行猜測（向我推銷打折廚房的電話推銷員很是不幸：儘管我絕大多數鄰居確實都擁有房子）。一些人會試圖用精心設計的問題來引導和試探他們的目標對象，但這樣做的風險是：目標對象可能會因此變得警惕，從而觸發抗拒，或者感到厭煩而開始迴避。在構成影響力軍備競賽的各種個體衝突中，衝突雙方各有勝負。
然而，在一些極端案例中，強制洗腦有可能會壓制住抵抗。而漸進式的暗中洗腦甚至可能逃過最警惕的前額葉的慧眼。儘管如此，有的人仍然明顯比其他人更為警惕，或更具抵抗力。是什麼特徵使一些大腦更脆弱，而一些大腦卻更善於保護自己並免受影響呢？本書第2部分的研究結果表明，大腦對新信仰的抵制主要有三個相互關聯的來源：現有認知網的數量、認知網的強度，以及其停下來思考的能力。讓我們一起來對這三個來源進行逐一研究吧。
改變認知網
認知網的數量
一個豐富的認知圖景充滿了各種認知網，並能夠以多變且靈活的方式處理各種刺激，這使得洗腦者很難將新的信仰強加於它。借用第8章中提到的關於水流的隱喻，我們便能夠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只有少量供水流動的通道，那麼每條通道的水流量都會很大，並且水流為了擴大通道面積而產生的侵蝕效應也會相應增大。如果有更多的通道可供使用，那麼每條通道的水流量就會減小，通道面積的增大速度也會變慢。認知網也是同樣的道理。從刺激輸人到反應輸出，可供神經活動選擇的通道越多，每個單獨的神經突觸就越弱小。.
這就是為什麼年齡、教育、創造力以及生活閱歷等都可以豐富認知圖景，且往往能夠抵抗各種影響技巧的原因。人類大腦中神經細胞間的鏈接數量並非是固定不變的；活躍的深思熟慮可以產生新的神經突觸，這也正是為何「用進廢退」的道理不僅適用於肌肉還適用於大腦的原因。對一個較為年輕、受教育程度較低且略欠創造力或閱歷的大腦來說，與記憶中的存儲信息（第10章中所描述過的歷史輸入）相比，新進信息會佔據更大的比重，因為此類個體可利用的個人歷史太少。因此，他或她更容易受刺激驅使，對即時環境作出反應而非停下來思考。但對於更為年長、受教育程度更高，或者閱歷更加豐富的大腦來說，大腦便擁有更多的歷史輸人與即時環境所需的行為抗衡。對一個更為年長的人來說，情感或許並不那麼令人痛苦，需求也顯得並不那麼迫切——或許這是因為他早已對這些事情司空見慣了。這大概正是人們認為旅行能夠開闊視野的原因：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旅行本身，而是旅途中各種各樣新奇的經歷（去伊維薩島喝個爛醉並做愛也許根本沒什麼大不了，除非在家裡喝酒和做愛也被看作是越軌行為）。在一個被各種閱歷豐富起來的頭腦中，歷史輸人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樣的頭腦更加微妙且獨特，它更不容易因外來刺激而有壓力，因此更不容易對其實施思想改造術。
擁有更多可供利用的認知網，有助於目標個體抵抗哪怕是最極端的思想改造術。面對脅迫，經受折磨的受害者最常見的反應是：激活自己所珍視的某個特定認知網一比如，宗教信仰或所愛的人的形象——寶貴的生命就依賴於它，並從中獲得精神支柱。這就是為什麼高明的脅迫總會在殘暴中穿插著慈悲的原因所在。面對折磨及各種傷害，愛是最好的解藥，表面的關心比痛苦折磨更能有效地擊破受害者的心理防線。一位朝鮮戰爭中的美國俘虜向我們描述了他在獲得重生之前是如何多次被送往「死神之門」的經歷。儘管逮捕他的人應該為險些殺害他而負有責任，但他卻說，不久之後「你會感激他們在你快要死去的時候救了你的命……，他們救了你。他們的這種做法常常足以摧毀你的整個思考過程，直到感激之情足以讓你對他們言聽計從。」久而久之，同樣作為產生影響力的武器，救命之恩卻會比以死相逼更為有效。
認知網的力量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與普通大腦相比，一個擁有較少認知網的大腦同樣更難遭受洗腦。如果該大腦中認知網構建良好的話，那的確如此：在遭遇信仰兜售者時，個人自身堅定的信仰至少能夠對其提供些微保護。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個體總會有差異。一些人雖然有著堅定的信仰，但在他們身上心理學家所稱的「控制欲」水平卻很低。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裡感到足夠安全，因此在面對持不同意見者時，並不會感到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脅；他們會寬容地去傾聽，卻不太可能改變自己的信仰。即使是面對已被所在群體廣泛認同的觀點，有些人似乎也總是表示懷疑且難以被說服；他們不會堅定地把自己交付於任何意識形態。有些人會把堅定信念的傾向與強加自身觀念於他人的需求相結合。這樣的個體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有著無比堅定的信仰——且控制欲也同樣強烈。正如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曾證明過的那樣（詳見第5章），當自己的觀點遭受任何挑戰時，強烈而脆弱的自尊心易使這些高度教條化的人們產生過激反應。然而，一個足夠強有力的影響方式可以將新信仰強加於目標對像——但該信仰也會隨之遭到目標對象的強烈抵抗。
前額葉濫用：繞開停下來思考
但奈何令人痛苦的死亡使人迷茫，
使悲傷現出醜陋的原型，
使愚蠢者受到折磨。
薩繆爾·丹尼爾，《書信集》，「致坎伯蘭公爵夫人瑪格麗特」
停下來思考的能力
如上文所述，能否有效地察覺並挑戰那些試著影響我們的企圖取決於我們認知圖景的豐富程度。同樣，這也取決於我們認知網被激活的強烈程度：當來自強烈、簡單刺激物的能量或來自堅定情感的能量向認知網傾瀉而來時，某種行為可能在我們有能力停下之前就已被觸發。正如第2部分所闡明的那樣，人類大腦絕不是完全理性的計算裝置，一個能夠充分瞭解自身最大利益並據此作出選擇的裝置。即便是《星際迷航》中被標榜為邏輯思維模範的伏爾甘火神們，也會出現情緒性的表現。在控制情感方面，人類相比於伏爾甘火神要遜色許多。這種缺陷之所以能夠時常演變為一種優勢，或許是因為《星際迷航》的編劇們終究只是普通人而非伏爾甘火神。儘管如此，這也同樣反映出一點：在有關情感是如何以及為何會對人類如此重要的問題上，我們的認識正在不斷加深。如第9章所說，情感是正常人類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如果情感過多，它們也會成為麻煩——正如古語有云，「凡事適可而止」——但如果沒有情感，決策的制訂就可能停滯不前。
然而，完全地依賴情感也會使我們誤入歧途。把情感作為行動的捷徑，會導致人們重視有利於短期利益的決策，而忽視更重大的長遠利益。與此同時，情感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盲目任意性。它們能夠在大腦中肆意氾濫，使大腦皮質和皮質下的許多相關區域發生變化，這種能力與它們相對緩慢的時標有關。思想不會在某處停留，情感卻會一直徘徊（我們會說蝗蟲式思維卻不會說螅蟲式心臟）。正如第9章所討論過的，情感的持續性與思維、語言易變性之間的不匹配，使得由某種思想（單詞、短語、形象）所喚醒的情感得以與其他或許完全不相關的概念產生聯繫，這種不匹配常常被試圖影響他人的人所利用。
在大腦處理情感的過程中，個體差異也因此顯得至關重要。人們會表現出各種各樣的情感及情感基線範圍。有些人更加敏感，有些則比較麻木；有些人性情溫和，有些卻脾氣暴躁；有些人閒適恬淡，有些則易於惱怒；有些人更加勇敢，有些則更為膽怯。建立一段新關係的一大挑戰便是如何瞭解你同伴的情感基線設定範圍。人與人之間這方面的差異一部分來自基因，比如神經遞質——例如用以調節焦慮的血清素——的水平，但同樣也有證據表明，早期的經歷可以對許多情感基線範圍的設定產生影響。
如前文所述，很多研究表明：每個人對壓力的敏感度是不同的。試圖對他人施加影響的人常常利用壓力：通過喚醒目標對像心中的某種負面情感——如內疚、恐懼或某種認知失調——然後向目標對像呈現他們所希望喚起的那種行為，以此作為使其目標對像擺脫所有情感壓力的途徑。他們知道，處於壓力中的人更容易條件反射式地作出回應，這些人只會進行模式化思考，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閒來考慮自身的處境。
正如我在第11章所述，個體差異同樣存在於我們的自由感及自由感的補集抗拒感，它們行使著情緒功能。這些情緒的基線大約在兒童兩歲左右就已設定。在這個年齡段，人類開始察覺自己的自由感，並且通常會因此變得易受傷害。正如西奧迪尼所觀察到的，「絕大多數父母均證實，他們發現孩子在這個年齡段會出現更多的逆反行為。兩歲左右的孩子似乎是抵抗外界壓力的專家，尤其是抵抗來自父母的壓力。你告訴他要這樣做，他卻偏要那樣做；給他這個玩具，他卻偏偏想要另外一個」。隨著孩子們漸漸明白自己是獨立於週遭世界的個體，並開始建立起包括所有施動感在內的對於自身的統治權，「可怕兩歲」帶來了個人主義和自主性的開端。這種自我認定的過程要求我們對社會環境進行詳盡的瞭解。而這其中絕大部分重要信息都是在不斷摸索中獲得的：測試監護人的忍耐極限，以瞭解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這也正是在為家長們開設的課程中為何會常常建議家長行為一致的原因之一。對一個嘗試著去理解社會規範的孩子來說，如果提供給他們的範例能夠遵循一個明顯的模式，那麼他們對於這些規範的學習會更加容易）。極限測試過程往往伴隨著令人抓狂的抗拒，兒童會將其最初的虛無主義假設——認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許的一打磨得更加現實，與現實世界更加匹配。
像某些成年人一樣，有些孩子順從地接受外界的規則限制。儘管如果有機會，大多數「棘手」的孩子最終都會安靜下來，但有些孩子依然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放棄自我主宰的夢想。同齡人和監護人的行為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兒童是否將他人看作其隨時可供利用的資源而對控制夢想緊追不放，直至成年，決定了其他自由是否可以作為補償。
操縱我們的自由感會增強我們對影響技巧的易感度，這便是為什麼尊重受害者個人選擇的行為能夠避免受害者的頑強抵抗的原因所在。獲得新的自由對我們的影響遠不及現有自由受到威脅所產生的影響大；我們通常更喜歡被巧言哄騙，更喜歡他人不著痕跡地恭維我們的控制力，而不是被他人脅迫而改變我們的行為。這種偏好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同任何一種情感一樣，自由或抗拒從不會獨立於大腦或身體而存在。同其他積極情感一樣，控制力是自由的一大特徵，一旦缺失便會觸發抗拒，它關係到我們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由於失控而觸發的抗拒，就像其他消極情感一樣，可能會在人類或動物體內誘發疾病，甚至導致猝死。
狡猾的試圖影響他人的人明白，一旦抗拒被觸發，目標對象可能隨時發起反抗，變得更加難以控制。因此他們可能會嘗試著讓受害者感覺到自己仍然掌握控制權，比如明確地請求對方的同意——「我能佔用您一點時間嗎?」——或者在推銷商品的言辭中加人一些短語如「您的決定」「由您選擇」，或者「一切由您做主」。通常，自由被吹噓的程度往往反映了它實際上被限制的程度。在獨裁者的語錄中很容易發現其對自由的吹噓。一個不那麼極端的例子便是英國和美國媒體向人們提供的被過分吹噓了的「選擇自由」。原則上，如果一個人想要瞭解最新的資訊，可供其選擇的報紙、電視、電台、網站等之數量多得令人眼花繚亂。但實際上，任何一個重要的新聞事件都能反映出：雖然這些新聞表面上有著不同的來源，但其本質卻都是一樣的。當然，我們可以選擇所需信息的基調——自由的或是保守的，國內的或是國際的，高雅的或是膚淺的。但是，通常讓我們無能為力的卻是如何設定標準來決定什麼可以歸類為新聞，因此我們也無法決定哪些新聞可供我們選擇。
對洗腦（以及其他影響形式）的易感度與大腦所處的狀態密切相關。這部分取決於基因：研究表明，前額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基因的影響。較低的教育程度、教條主義、壓力以及其他影響前額葉功能的因素都會促成過分簡單化的、非白即黑式的思考。如果忽視神經元，未能成功刺激神經突觸，固執地抵制新體驗，或者用藥物（包括酒精）、睡眠不足、大喜大悲，抑或是長期壓力來錘煉你的前額葉皮質，那麼當遇到下一個極富魅力之人時，就極有可能受到其極權思想的吸引。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年輕人加人邪教組織、迷戀時尚與名流，並常常對不合時宜的行為榜樣產生強烈愛慕之情的原因，這些行為令周圍沉著冷靜的長輩們困惑不已。
然而，前額葉濫用並不僅限於年輕人。我們大多數人都會成熟起來並且獲得由隨之而來的對於產生影響力的武器的免疫力，但是我們必須付出努力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將認知圖景的隱喻擴展一下，我們可以這麼說，培育一個大腦就如同培植一個花園；我們的目標是將其從最初的一片荒蕪改造為一個令自己及他人都滿意的模式。在幼年時代，我們的園丁就是那些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的監護人、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我們受到的最初影響便來自於他們。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越來越有能力接管園丁的工作，並設想自己——目前地球上最獨特的物種——就是自己的園藝師。我們尋找那些能夠幫助我們實現夢想的人和經歷；我們試著去瞭解為何誘惑、消遣、偏離並非那麼有趣，從而避免這些情況的發生。年齡的增長會對我們有所幫助，因為一切事物都會隨之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當然，並非人人都會醒悟到自己才是改變自己命運的主宰。有些園丁一生都在沉睡之中度過，將這一重任壓在周圍人的肩上。並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另一個園丁試圖接管你寬敞的花園，那麼用他（她）所偏愛的樣式去改造一個雜亂無章的花園要比改造一個之前保持完好的花園更為簡單。花園與園丁的比喻，同樣也適用於大腦與洗腦者，但值得一提的是，大腦比任何一個花園都複雜得多。即使是控制得最好的大腦也永遠不可能像花園一樣整潔有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十分苛刻的園藝勞作可以讓花園異常整潔有序。
前面已經討論過情感在試圖影響他人的企圖中的重要性，並且也已大體瞭解了一個更為豐富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防護性。不過，還存在著第三個因素：自知之明，即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只是黏土而非鑽石的自知之明。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們便會知道我們能夠培養自己的認知網，如同塑造花園一樣塑造認知網。瞭解大腦能夠被改變這一事實是抵抗他人強制改變我們大腦的第一步。順便提一下，這就是雞為什麼會對眼前從地面上拉起的繩索著迷，或是被眼前來回晃動的手指所催眠，而通常人類卻不會這樣。儘管在看到一位迷人的女士從一群男學生身旁走過時，任何人都可能懷疑人與雞的這種進化差異是否真的存在，但絕大多數人都比鳥類更難被催眠。因為我們事先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改變的，而雞卻不知道。
追逐權力的人
在考慮過哪些因素可能致使我們容易被洗腦之後，現在我們可以提出與之互補的問題：是什麼造就了一個試圖影響他人的人？首先，最顯而易見的答案便是動機：試圖影響他人的人必須有改變他人思想的慾望。在此，控制欲——一個人自由感基線的設定——是至關重要的。基線設定得越高，當自由受到侵犯時所觸發的抗拒就越強烈，因此產生的對環境——尤其是對人類環境的控制欲也就越強。也許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以下一點：為什麼先前為了自由而竭力奮鬥的人一旦革命取得勝利後，便會如此輕易地轉變為嚴酷的獨裁者。
由於簡單的事物使人感覺更易掌控（對比引導一個孩子和領導一個政府孰難孰易），因此高度的控制欲便往往會伴隨認知上的簡化：這也正是羅伯特·利夫頓所說的「極權思維」。簡易對於那些處於困惑中的人們來說有著極大的吸引力——這樣的人有很多——因此表達一個簡單的信息通常比推銷一個複雜的觀點容易得多。無論對個體還是對社會，如果相互競爭的利益能在一個簡單清晰且可辨的信息基礎上達成一致的話，那麼他們能向外界施加的整體影響力便會大幅提升。實際上，同大多數社會群體一樣，許多個體已經高度系統化了，從而使得單一、簡潔的信息灌輸並不可行。那些統治我們的人還會利用其他策略：如使命宣言、聲明，當然還會訴諸虛無思想。虛無思想的模糊性被巧妙地運用從而增強了它們對公眾的感染力。但當個人或政治混亂佔據主導地位時，伴隨極權思想產生的清晰的洞察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堪比逃離深淵的救生索。
領袖魅力
正如我們在前面幾章中所看到的，領袖們的影響力通常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簡單清晰的洞察力。領袖魅力——「領袖和權威的稟賦或力量；一種氣場。也即激發獻身和熱忱的能力。」——能夠通過可感知的力量，即亨利·基辛格所說的「終極催情劑」，得到極大的提升。魅力也可以由強烈的自我意識、目的專一的印象來獲得提升。回想第11章中提到的喬治·安斯利將人類大腦描述為利益追逐的角鬥場，我們便能夠看出「專一」這個術語用得多麼貼切。儘管各方利益進行著對抗——「吃掉這塊巧克力」對抗「要堅持節食」——但迫於有限的資源，它們有時也不得不進行合作；因為人類只有一套四肢。（那麼，是否擁有更多肢體可供擺佈的章魚的大腦就不如我們的大腦那麼易於合作呢?）合作的程度越高——瞄準同一目標的利益越多——人就會越專一，對他人就越具有控制力。那些心思散漫的人也許會嫉妒那些具有強烈目標感的人，因為這些人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免去了冗長乏味的內部分歧。
然而，清晰的洞察力還不足以產生領袖魅力：一個人還需要足夠的社會技能以及自我信念來激發其追隨者的獻身與熱忱。如果沒有這種順暢的人際交往，那麼結果就只能是獨自的執著，這一點牛津大學的任何一個學院就是明證。甚至滿足以上條件仍然還可能無法培養出領袖魅力。如前所說，非凡的領導能力所依靠的不僅是自身的人格魅力，還取決於其所處的環境：領導者必須能夠主導時代精神。機遇與時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准邪教領袖最終成為曼森，還是摩西。正如安東尼·史蒂文斯和約翰·普賴斯在《先知、邪教與瘋狂》一書中曾所論述的：有時，環境所需要的就是一個新鮮的視角 個全新地看待當前令人厭煩的處境或問題的方式。這種獲取信息並以新穎形式對其進行重新編排的能力正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生物的特性之一。然而，一些異常富於創造力的個體會特別擅長於安東尼· F．C.華萊士R所說的「迷宮道路重組」，他們能將自己關於文化的各種當前思想的元素（迷宮道路）進行重新組合，使其成為一個全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從而為先前貌似無法解決的問題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這些人也容易偏執，相信超自然現象，有不同尋常的視覺及聽覺體驗（例如，當沒有人在場的時候聽到人的聲音）。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輕微症狀，並且事實上已有證據表明，高度的創造力會增加精神錯亂甚至躁鬱症的風險。
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似乎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思考，他們更多地依靠直覺而非傳統邏輯。他們能看到別人無法看到的事物間的聯繫，這種靈活性使得他們能夠更充分地做好準備以實施龐大的內部改組，即迷宮道路重組。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說，高度的創造力已被證明與顳葉的高度易變性（即處於大腦該區域的神經元異常活躍，詳見第7章）有關。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其大腦也許並不一定比一般人大，但一定是聯繫更密切的一有更多的神經突觸將其神經元連接在一起——這有可能促使他們有能力以不尋常且創新的方式聯繫不同觀點。然而，創造力對於領袖魅力來說還遠遠不夠：許多有高度創造力的人並不怎麼富有領袖魅力。一旦迷宮道路被重組，其創造者就必須擁有足夠的熱情來採納自己的新觀點，並且堅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執行下去，同時還要具有理解和滿足他人需求的能力（這樣才能吸引追隨者）。
儘管從長遠來看，現實傾向於朝著極權主義思想家設想的那樣，迫使所有人——除了最頑固者——接受自己並不受歡迎的存在。但從短期來看，極權思想家仍具有極強的說服力。最高明的煽動家會時刻注意控制局面，他們從不會忘記自己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且會利用確定的目標以及權力的光環脅迫和鼓舞其追隨者。如果他們並不像我們有如此之多的顧忌，並且僅僅視我們為其達到目的的利用工具，那麼這種人將是極其危險的。一個高效的洗腦者知道應該如何運用壓力，如何消除緊張與疲勞、痛苦與孤立、組織魄力與屈從壓力，以及如何壓制促使我們停下來思考的資源，從而讓我們回到本能狀態。
※本章小結
你的大腦如何發展，它吸收哪些觀點，追隨哪些時尚，鄙視哪些幻想——所有這一切對你自己來說都是高度個性化的。我們在壓力易感性方面的細微差異，所遭遇的不同觀念或是在童早年時期他人對待我們的方式，都會隨著時間而膨脹，最終演變為成年人格中的巨大差異。我們作為成人所具有的個體差異是由基因遺傳、經歷以及存在於大腦中的無數認知網塑造而成的。
但是，影響我們的很多思想並不僅僅是個性化的。我們很大程度上意識不到的是，他們——還有我們——都是由社會交往、文化環境、我們所生活的群體和聚居地，以及一出生就暢遊其中的知識海洋等塑造而成的。下一章中，我將對這些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進行探討，追問它們是如何促進或阻礙大眾思想控制的有關企圖的。
- Philip Massinger（1583—1640）：英國劇作家。他的劇本以諷刺和現實主義，以及政治和社會主題而著稱。
- Samuel Daniel（1562—1619）：英國詩人和歷史學家。
- Henry Kissinger（1923—）：猶太人後裔，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
- Moses：摩西是紀元前13世紀的猶太人先知，舊約聖經前五本書的執筆者。帶領在埃及過著奴隸生活的以色列人，到達神所預備的流著奶和蜜之地——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約旦河與死海的西岸一帶。
- Anthony Stevens（1933—）：著名的榮格分析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撰寫了大量關於心理療法和心理學的著作。
- John Price：與安東尼合著《先知、邪教與瘋狂》，另著有《媒體研究》等。
- Anthony F．C．Wallace（1923—）：美籍加拿大裔人類學家，專攻美國土著文化，特別是易洛魁族文化，其研究展現了文化人類學和心理學的交叉。因復興運動理論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