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性標籤並不能提供因果認知。
羅伯特· L.泰勒
，《精神還是肉體》
在第1章中，我們已經提到了有關「洗腦」一詞核心字面含義的比喻：用水洗滌和淨化。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另一個密切相關的比喻：治癒。自「洗腦」一詞誕生以來，很多類比都把洗腦和治療變態心理聯繫在一起。
醫生和惡魔
眾多評論家都強調過心理學、精神療法和精神病學中「精神療法」的手段與洗腦及其前身——刑訊——所採用的強迫性手段之間的關聯性。這種關聯還有一種表現形式：實施強制手段去說服他人的人會有意利用醫療模式來為他^的行為找到正當理由，向其「病人」（即被洗腦者）描述說，這樣做是為了他們好。這種「治療」和「健康」的措辭還可能結合其他模式。一種常見模式是福音派宗教改造中的「罪過」和「懺悔」之說，宣稱目的是拯救患者（或被洗腦者）的靈魂。另一種模式是「鬥爭」之說：即治療者（或洗腦者）試圖控制或腐蝕患者（或被洗腦者）的敵對勢力（或敵對思想意識），鬥爭目標是將患者（或被洗腦者）從種種錯誤的信條中解放出來，實際上就是奉行了聖約翰的名言「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第8章32節）。不用說，洗腦者將真理視為其進行思想壟斷的一種計謀。
喬治·奧威爾對語言的力量一直有著極其清醒的認識，他為我們提供了濫用權力者如何利用「美德」模式（如治療、救贖、解放）的清晰例證。例如，在小說《1984》中，拷問溫斯頓·史密斯的奧勃良在向溫斯頓描述黨的目標時就明確地運用了醫療模式。「你要我告訴你為什麼把你帶到這裡來嗎？是為了給你治病。是為了讓你神志正常！溫斯頓，你要知道，凡是我們帶到這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治好走的。我們對你犯下的那些愚蠢罪行並不感興趣。黨對外在行為不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思想。我們不單單要摧毀敵人，還要改造他們。」
反精神病學家面臨的挑戰
醫生們常常要面對來自行業內部的批評。在面對米歇爾·福柯「把工廠、學校、軍營和醫院這些機構弄得像監獄一樣，這豈不奇怪?」的反問時，一些心理健康的業內人士會回答道：「這一點也不奇怪。」對福柯以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諸如 R．D.萊恩和托馬斯·薩斯等反傳統精神病學者來說，將一個人劃定為精神病患者的種種過程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治療，而是國家針對那些有社會反常行為的個體（強制地）行使權力。這些批評家認為，「不得不生存在社會中」這一事實給那些無法處理好社會關係的人施加了諸多壓力，使得他們做出令自己和他人都很苦惱的行為。萊恩甚至將精神分裂行為定義為「一個人為了能在某種難以生存的情境下生存而採取的特殊（行為）策略」。理想情況下，「治癒」這類人即意味著變革社會，消除有害壓力；但相比之下，另一種方法卻要簡單得多，即將社會壓力的受害者界定為行為異常、精神失常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群。這種措辭給這類人貼上「非人」的標籤，羅伯特·利夫頓在第1章中就告訴了我們，這樣做是很危險的。這不僅剝奪了這類人的權利，將他們送進精神病院，（並/或）進行強行治療（理論上是為了他們的利益，但主要是為了社會的便利），而且為了保持更大範圍「正常人」對於純潔的需求，必須剔除這類「非人」。正如托馬斯·薩斯所言：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就像患了肝病或腎病的人一樣，一些人患上了由心理或性格所致的疾病；患了這種「精神疾病」的人在心理和社會地位上都低人一等；人們認為，由於「精神病人」很可能無法「瞭解哪些東西最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必須由其家人或國家來關照他們，哪怕這種關照意味著違反他們自身的意志，對他們強行干預，或將他們禁閉於精神病院中。
我認為這一整套相互關聯的概念、觀念和做法都是錯誤的、違反道德的。
薩斯，《製造瘋狂》（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第XV頁
薩斯的意思並不是說「怪異的」行為不存在，他甚至也不是說有著怪異行為的人可能不想或不需要幫助，以求像莎士比亞的戲劇人物麥克白那樣「從記憶中拔去一樁根深蒂固的憂鬱，拭掉那寫在腦筋上的煩惱'薩斯認真地解釋道，他的批評並非指向心理治療或者「契約性的精神治療」，因為在這樣的治療中，病人自願地簽訂合同，並向治療醫師支付費用，以便直接獲得心理健康服務；而且，使用暴力或欺詐手段的治療醫師將受到相應的處罰。薩斯的批評所針對的是他所稱的「公共機構式精神病治療法」，因為「公共機構的精神病醫師屬於公職人員，由私人組織或公共組織（而非其表面上的『顧客』）對他們的服務給予報酬；其首要社會特徵是使用暴力和欺騙性手段」。他主要反對的是這種治療的強制性——認為只要個體有反常行為，外界就有充分理由剝奪他們的自由。正如萊恩評論道：「就對物種生存的威脅程度來說，經過精心調教的轟炸機飛行員比在精神病院裡被騙說體內有顆定時炸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了。」
25年後，羅賓·道斯在他的《紙牌屋》（ House of Cards）—書中提出了類似的擔憂，他認為心理治療和精神療法中有太多的內容建立在可疑的科學基礎之上。在談及美國心理學協會（APA）對其從業人員的授權過程時，道斯指出：
教授以及為商業組織或政府部門工作的「組織機構的」或「專業的」心理學者不該被授予從業資格，理由是這些人本質上並不是在為個體的客戶服務。這種觀念與APA道德規範相矛盾，因為APA道德規範明確規定，心理學工作者應當為個體提供評估或治療服務。
道斯，《紙牌屋》，第177頁
像薩斯一樣，道斯也指出：這些公職人員能夠對其所評估的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大到決定生死存亡，比如評判被指控為謀殺者的人時。正如道斯所說如果心理學家斷定殺人者『不可救藥』，應判處死刑，那麼很難說他們是
在為這些人的最大利益著想。」他們為服務於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對於那些被認定為無可救藥的個體，相比康復改造而言，更喜歡採用「切除術」（採用身體極刑或社會禁閉），正如希特勒否定猶太人一樣。這讓人聯想到第1章中討論過的極權主義態度。
與反精神病學家的「社會影響力」假說相對的另一端是當下影響較大的精神病學的生物/醫療模式，該模式認為，精神疾病是身體疾病的一部分。備受批評的美國精神病學界的官方指導手冊一《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縮寫為DSM），或歐洲精神病學界所參照的類似手冊——《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其所界定的300多種情形無疑是極好的例證。正如道斯提到的，一些 DSM症狀和精神疾病一樣，都有「易於理解的病因、生理特徵、一系列相關的行為表現（症狀）以及持續的過程」。伴隨免疫失調性狼瘡出現的精神疾病之症狀就屬於這種情況。
然而現行DSM版本的診斷範圍包括從我們熟悉的（如抑鬱症、精神分裂症）到著實怪異的症狀（如身體畸形恐懼症，患者要求通過手術移除他們身體的健康部分）。事實證明，有些「障礙症」——如閱讀障礙、品行障礙和人格障礙——存在較大爭議。許多患有誦讀困難的兒童的家長都強烈反對對兒童進行精神疾病診斷；很多人格障礙的評論者也對將一個人的整體人格界定成疾病的做法表示擔憂。以「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縮寫為APD）為例（其「初級階段」為品行障礙），我們很難設想這種「障礙」人士如果沒有這些「障礙」會是什麼樣子；當然這並不是在說精神分裂症所產生的幻想之類。APD的判斷標準包括欺詐，不能提前計劃，爭強好鬥，缺乏責任感和同情心。雖然APD的診斷根據的是行為，並且上述標準也是對行為的描述，但這些標準對很多人而言聽起來更像是性格特徵，而且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特徵。儘管精神病是「由眾多的性格特徵和社會反常行為來界定的」，但 APD「患者」（通常不清楚他們是否是患者，至少要等到他們觸犯法律）有時也被稱作精神病患者。換言之，如果一個人被評估為精神病，那麼他可能具有殘忍暴戾、冷酷無情和欺詐成性的性格特點，並且舉止惡劣。正如生物醫學模式所暗示的那樣，我們完全不清楚殘忍、冷酷和欺詐與腦功能問題有多大的關係，也不清楚如何用藥物和其他方法對其進行治療。未經本人同意而通過「暴力或欺騙性手段」對人格障礙患者進行治療，其危害近似於洗腦過程中的強迫性人格改造。
一些評論者反對嚴格地區分精神正常和精神失常，這種區分，在精神疾病的社會影響力模式和生物醫療模式中或多或少都有所體現。其他評論者，有的質疑諸如腦葉切斷術這種強行治療手段的運用，有的對藥物療法或精神療法的有效性表示懷疑。現代心理健康運動的隊伍中存在著一大批批評者，並且這場運動前所未有地繁榮。為什麼會如此？很多人斷然將其歸咎於「權威」——這是第3章描述的羅伯特·西奧迪尼所提出的產生影響力的武器之一。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心理健康專家都企圖哄騙客戶，給其施壓；確實有少數騙子專家，但絕大部分專家都是善意的。然而，產生影響力的技巧並不一定就帶有欺騙性思想：權威人士可能是真的（比如開處方藥的醫生），也可能是假的（比如演員在一個著名電視劇中扮演的開處方藥的醫生）。經國家批准，加上多年訓練的支撐，心理健康專家認為他們具有真正的權威^再次引用道斯的話，我們接受他們的權威，因為「我們頻頻地聽說他們是專家，而我們極易接受宣稱是權威人士的人所說的話」。要明白為什麼權威是如此強大的產生影響力的武器，我們得重新討論一下社會心理學。
權威的力量
那是我的願望、我的命令；我的意願即是充分的理由。
朱文諾，《諷刺》，第六卷
對於權威的研究很早就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展開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學科領域最重要的人物都到了美國，以逃避納粹德國的獨裁政權。西奧多·阿多諾等提出了「權威人格」（通過阿多諾權威量表進行測量）的概念：個體對權威人士極為恭順，但對無權人群的態度極不友好。他們認為父母過於嚴厲的管教使一些孩子將天然的攻擊性轉向較弱的目標發洩，而不是直接向其父母表現出來。這些孩子長大後，在心理上更傾向於服從權威——被認為是其父母的代表，有置身於等級體系之中的需求，並喜歡運用權力凌駕於他人之上。雖然後來的研究提出了有關「權威量表究竟能衡量什麼」的質疑，但權威主義仍頗具影響。密爾頓·羅基奇的研究擴充了人格類型，使其超越了右翼意識形態（權威量表「 F scale」中的字母「 F」指代「fascism」，即「法西斯」）。高度權威主義分子常常高度評價獨斷和偏見的等級評定，而且不管他們有著什麼樣的世俗觀念或宗教觀念，他們都會這樣做。羅基奇則認為，重要的是信仰的類型和結構，而非其內容。
權威主義人格理論很快遭到了挑戰。批評者認為，權威主義人格理論將偏見歸為「個體人格塑造的動力，這低估了當前社會環境對塑造公眾態度的重要作用」。因為它忽視了影響偏見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因素，而且，作為一個有關個體差異的理論，它也無法解釋權威主義為何在納粹德國中會如此盛行。再者，如果只是某幾種人格的人容易盲從，那麼有幸生活在一個較為自由的國度（有著鼓勵父母開明的政策）的人，大概就可以對其身邊獨斷專橫者的任何威脅置之不理了吧。
在斯坦利·米爾格蘭姆踏入心理學名人堂之前，很多人也確實是這麼認為的。在他一連串著名的實驗中，斯坦利對僅有某些人易受權威影響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將研究的焦點從人格轉向行為，表明即便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著自由思想的美國學生（與喜好權威的傳統德國人形成對比），如果受到心理學家的指示，也會對他人施以危險電擊。這些實驗表面上是有關學習的，而實際上卻是在欺騙被試者，使其以為他/她是在給另一個志願者——即「學習者」（其實是另一個實驗參與者，假裝接受電擊）——實施電擊。被試者給「學習者」進行學習測驗，當「學習者」犯了（預先設計好的）「錯誤」時，就會受到來自被試者的電擊。如果被試者猶豫了，實驗者會指示其繼續執行。
根據第3章討論過的羅伯特·西奧迪尼的產生影響力的武器之說，我們會發現，米爾格蘭姆不僅運用了權威這一產生影響力的武器，還運用了敢於承諾和言行一致的武器。剛開始設定的電擊量是很低的，隨著實驗的進展，電擊量逐漸增加至危險水平。所以剛開始相對比較容易承諾參與實驗，並完成最初幾個級別的電擊。但每一次被試者同意增加電擊級別時，他/她就陷人了一個敢於承諾和言行一致的圈套，使他/她越來越難以抗拒。對於試圖影響他人的人來說，這種圈套是他們最中意的一種手段。這就是為什麼通常要訓練士兵，使他們在面對被俘和審訊的威脅時能做到只提供自己的姓名、軍銜和編號，其他信息一概不說的原因。
米爾格蘭姆邀請了「精神病學家、研究生、行為科學系的教師、大學二年級學生以及中產階級成人若干」來預測會有多少被試者完全聽從實驗者，並實施最高級別、有可能致命的電擊。所有人的答案幾乎都在1%~2%——這個猜測數字基本接近總人口中虐待狂所佔的比重。可惜，米爾格蘭姆研究的不是針對虐待狂的。在實際實驗中，高達2/3的被試者都完全服從了實驗者的指令。這種盲從不是由於少數人的人格「失常」引起的，相反，米爾格蘭姆認為：
這也許是我們的研究得到的最根本的教訓：僅是做自己工作，本身並不懷有任何惡意的普通人，也會成為一個可怕的破壞性過程的實施者；另外，即使當他們所做事情的毀滅性效果顯而易見，且被要求執行與其基本道德標準不相符的行動時，也只有極少人採取必要的辦法來抵制權威的指令。
米爾格蘭姆，《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第24頁
米爾格蘭姆對其研究發現的解釋集中於他所提出的「代理轉換」。他設想人類（和其他生物體）能夠在兩種狀態下活動：「自發」狀態和「代理」狀態。當人類自發活動時，人類是自私和自由的，他們的行動受自身控制，並服務於自身需要。如果社會完全由這樣的獨立個體構成，那麼生命將可能接近托馬斯·霍布斯著名的自然狀態觀：「孤獨、貧窮、骯髒、野蠻和匱乏。」米爾格蘭姆認為，人們要想在同一地域共存，這些個體成員就必須約束自己的自私行為。例如，他們必須學會不相互攻擊。他認為這種抑制是個體良知的基礎。
人類生活在各種極其複雜的組織之中，並從中獲得相當多的生存益處。一旦人們成為一個複雜社會系統的一部分，他們能夠共同實現的東西就遠遠多於各自努力所獲得的。社會系統常常將其自身組織成不同的等級系統，使得若幹成員的行動由所在等級系統中更高一級的成員來協調。然而，這種協調（控制）只有當每個成員都犧牲一定的自主性時方能有效，因為若非如此，個體自控和系統控制將會發生衝突；這不僅使個體感到不適，還會破壞集體效率。因此行為和態度的轉變——代理轉換——是必需的，正如米爾格蘭姆概括道：「具體來講，就是當一個人進入一個權威系統時，他就不再認為自己是根據自己的目的行動，而是把自己看作是按照他人意願行事的代理人。」這種代理思維的例子包括導彈科學家沃納·馮·布勞恩，他是二戰後到美國工作的眾多納粹科學家之一，湯姆·萊勒諷刺道：
「一旦火箭發射升空，誰管它們落到哪裡呢？那不歸我的部門管。」沃納·馮·布勞恩說。
萊勒，《沃納.馮.布勞恩》
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出現了挑戰傳統權威的趨勢。醫生、教士、公共部門員工和政治家的聲望都多少有所下降。隨著宗教和公共部門影響範圍的縮小，隨著新時代運動深人醫學領域，傳統權威的影響力已經逐漸減弱。但是，權威仍是全世界各個社會一個普遍而必要的特徵，而且它對洗腦者極其有用。
服從權威的思想是通過（和前一章一樣，在此我借用路易·阿爾都塞的觀點）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及強制性國家機器逐漸進行灌輸的，這些國家機器包括（但不局限於）家庭、媒體、宗教和政治組織，以及教育和刑事司法體系。由於服從對維護一切意識形態都必不可少，因此可以將服從看作是「元意識形態」，換句話說，服從遠遠超越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服從的回報通常是晉陞到社會體系中的更高一級，「這不僅激勵了個人，同時也使社會結構得以持久存在」。反對權威者將遭到排斥，並有可能受到懲罰。米爾格蘭姆說，如果我們要服從，那我們肯定將權威看作是正當而中肯的：這些判斷依賴於情境，權威的命令也取決於情境。「因此，在軍隊，長官可以命令下屬去執行非常危險的任務，但他不可能命令下屬去擁抱他的女友。」歸根結底，只有接受「支配一切意識形態的合理性」（例如，在米爾格蘭姆的實驗中，認為科學是「一項正當的社會事業」），權威才能為我們所接受。因此，服從權威不是盲從——它關鍵取決於心理情境和社會情境，以及當事人的信念。
米爾格蘭姆羅列了反覆出現的主題，以此總結了他的研究成果，這些主題描繪了順從者「代理狀態」的特徵。首先是趨向性——趨向於將注意力放在行政管理和技術性細節上，而不是從全局觀或道德觀角度來看待問題。道德以服從為中心，服從本身被定義為一種美德。個體常常非常重視紀律、責任、忠誠和能力等美德，而這些美德「恰恰都是維護更大系統的手段和必要條件」。語言措辭上發生變化，各種委婉語掩蓋了行動所隱含的道德因素。責任通過等級體系得以分散，而組織常常將虧德行為指配給不同的個體：納粹分子確保挑選死亡集中營人選的人員遠離操縱毒氣室的人員；公眾常常被當作是為了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一個「實現較高意識形態目標」的合理舉措；人們的異議，甚至評論都是不提倡的。
是不是覺得很熟悉？這些主題與羅伯特·利夫頓對極權主義的討論是相一致的（見表1.1）：在語言中載入委婉語；為了社會體系的利益抑制個人自主性，而將教條置於個人之上；將思想意識視為神聖科學而毫不質疑地接受；決定他人存亡以致對無辜陌生人（明顯地）實施有致命危險的電擊。米爾格蘭姆的「代理狀態」，是由人對權威合理性和中肯性的認可引發的，它似乎是極權主義運作的一個強大推動力。換言之，極權主義不是一種怪異的畸變，而是一項長期的冒險，它產生於我們所處社會的同一心理機制。將這個結論運用於本章的中心議題，可以得出以下判定：心理健康專家在憑借他們權威性取得影響力的同時，也面臨著陷入極權主義思維的危險。他們的工作是改變他人的頭腦，那麼他們是否會因此而容易背上洗腦的罪名呢？
極權主義與洗腦
一個人懼怕洗腦是因為害怕失去控制，甚至失去自己的特有身份。這種恐懼在被指控為洗腦的各個生活領域都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現代西方文化已經為此提供了標誌性的作品：《滿洲候選人》（Manc/mrian Cam/ictee）（政治）、《1984》（媒體）、《美麗新世界》（藥物學）和平克·福勞伊德的音樂專輯及同名電影《迷牆》（The Wall）（教育）。各種標記、控制和治療異常者的心理健康行業也在其標誌性作品中得以充分體現：由安東尼·伯格斯小說改編，斯坦利·庫布利克的標誌性電影《發條橙》（A Clockwork Oarage）。影片中的主角備受厭惡療法的折磨。我們之前提到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學運動認為，至少機構式精神病治療是具有極權主義性質的：因為它的職能是宣傳和維持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而且手段殘暴專橫。這公平嗎？
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樣，羅賓·道斯也認為，各種心理健康行業的確過於依賴權威，加之我們喜歡界定組織內和組織外，這會產生一種著實毒害社會的力量。然而，與其說這是精神病治療和精神療法無可變更的事實，不如說這可能是人性所致的自然結果。例如，自願付費的私人精神治療可以免遭托馬斯·薩斯的批評。薩斯針對那些帶有強制性的精神治療向人們敲響了警鐘。機構精神病治療似乎會表現出一些極權主義的特徵，但再重申一下，極權主義是一個程度問題，而不是一種關於「是」或「不是」的分類。而且心理健康的各個專業差別甚大，其範圍包括從溫和的短期治療（使用或不使用化學藥物），一直到機構禁閉和強制外科手術。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所有的精神治療都是極權主義的，事實上，有的療法要比其他療法更具極權色彩。
關於教育，我在第3章中論述過，雖然現實可能常與理想有一定差距，但教育的理想應該是反極權主義的：它尋求提升——而不是降低——個人的自主性和知識自由。精神病醫師羅伯特·利夫頓在他的《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一書中對精神療法作過類似的論述。他雖然承認「在組織方面，精神分析和其他任何科學、政治或是宗教上的革命運動一樣，很難維持剛開始的自由精神」，但他認為，「精神分析以及由它衍生出來的各種精神療法，在精神上與極權主義是截然相反的。的確，精神分析對個體心理進行的艱辛而富於同情的種種研究，使它完全符合西方的傳統思潮：人文主義、個人主義以及自由的科學探索，而這些思潮在歷史上都極力反對極權主義」。精神療法強調人的獨特性，與極權主義思想所採用的千篇一律的普遍化肯定是完全對立的。當然，如果我們一直持這種觀點，會極其傷精費神——畢竟，公式化思維使我們的大腦活動變得更加簡單，難怪精神治療醫師像教育者一樣，很難達成自己的理想。
一個比精神分析更為現代的例子是認知行為療法（簡稱CBT），其目標是教會病人一些有效方法，以審查和變更不受歡迎的想法（比如「自動思維」，它導致人們遭受抑鬱症的折磨）。這種自動思維，顧名思義，就好像突然就從腦子裡冒出來的極其消極的想法，其特徵表現為內疚、無價值感、自我厭惡，甚至有自殺傾向。CBT幫助患者停下來思考：患者不是毫不懷疑地接受消極思想（從而影響到其情緒和行為），而是將消極思想看作是抑鬱症的一種特徵，懂得沒必要很認真地把消極思想當作「正常」思想來看待。這樣一來，消極思想對患者情緒和行為的影響就會逐漸減小。後面我們將看到，停下來思考的能力是所有反極權主義「思潮」以及對各種極權主義政權反抗的一個特徵。CBT的目標就是提高患者的這種能力，從而增強患者的控制感。
※本章小結
心理健康行業告知了我們哪些東西應該要忽略：各種思想共生混合體——被我們稱之為「自我」一可怕的脆弱性。由此引發的恐懼足以說明人們與洗腦之間的爭鬥為何如此慘烈。然而，我們在第1章中瞭解到，洗腦擁有諸多方面，比如作為一個過程、符號或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等。本章中，我們知道，社會心理學就心理健康行業闡釋了很多，不再需要把洗腦當作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隨著我們對產生影響力的武器（尤其是權威這項武器）和社會心理現象（比如責任分散現象）的瞭解不斷增加，這意味著我們能夠用一套更加科學的概念來取代洗腦這一神奇過程，雖然這些概念還沒有完全被理解，但它們卻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然而，認識洗腦不是簡單的理性解釋。《發條橙》真正恐怖的並不是其高度審美化的惡徒暴力，而是以治療為名對其中的人所做之事。我們不瞭解自己，而且越是不瞭解，就越擔心當自身面對限制我們自由之人時，沒有能力桿衛我們的自由。洗腦象徵了我們在所珍視的思想國度中的無助；它打擊了我們這樣的感受：自我高於一切，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大腦是我們能夠安息的地方。它代表著我們的恐懼——害怕我們的行為與性格不符、超出我們的控制，害怕我們醒來時發現自己做了可怕的事情，就像忠誠的德國公民從納粹主義的噩夢中醒來一樣。洗腦代表了服從的陰暗面，而且只要心理健康行業仍然高度依賴權威，對於洗腦的恐懼就難以平息。實際上，可能不消除這種恐懼會更好：它促使我們進行有益的懷疑，而這種懷疑又會鼓勵我們質疑權威，並在精神疾病治療中盡量減少暴力的使用，鼓勵我們質疑使用暴力的動機和方法，限制為想要或需要幫助之人所提供的救助，然後把剩下的都交給法律來處理，因為法律對所有人都具有約束力。只要精神病治療和各種精神療法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自己，它們就是反極權主義的，並且我相信，這種自由精神是很多精神治療行業從業者的一個真實的動機。至於教育，它也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目標，精神治療的理想是神聖的，儘管現實可能與之不相符。
- Robert L．Taylor：精神病醫師顧問、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前臨床副教授。
- 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蘇格蘭的精神病學家。
- Thomas Szasz（1920—2012）：精神病學家和學者。
- Robin Dawes：卡耐基·梅隆大學社會學和決策科學學院教授。其在心理評估和決策方面的研究得到普遍認可。
- 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奠基者。
- Milton Rokeach（1918—1988）：波蘭社會心理學家，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學、西安大略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和南加州大學任教。
- Stanley Milgram（1933—1984）：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從事了大量研究，由於對從眾行為的研究而著名。
- Thomas Hobbes（1588_1679）：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創立了機械唯物主義的完整體系，提出「自然狀態」和國家起源說。他於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一書為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奠定了根基。
- 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德國工程師，在火箭技術和太空探測等方面都有輝煌成就。他先後為著名的 V-1、V-2火箭的誕生，美國第一顆衛星的發射成功，以及第一艘載人登月飛船「阿波羅11號」登上月球作出突出貢獻，而美國航天飛機的研製也是自他手中發端。
- Anthony Burgess（1917—1993）：英國作家和作曲家。代表作有反烏托邦諷刺作品《發條澄》。
- Stanley Kubrick（1928—1999）：美國著名的電影導演。他在完成他的最後一部作品《大開眼界》四天後去世。著名作品《奇愛博士》《2001太空漫遊》《發條橙》《閃靈》等都是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他同時也是一位多面手，除擔任導演外，他還常常擔任電影的剪接、攝影、音效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