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西婭）金絲一般的發網誘惑人心，男人見了就會被網羅，遠比飛蛾投入蛛網還要快。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
洗腦就是改變一個人的信念。因此，為了理解洗腦這一概念，有必要先瞭解信念到底是什麼以及如何改變信念。在前一章，我闡釋了以下觀點，精神活動是由大腦中神經元間變化複雜的連接形式來體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連接形式在不同神經元反覆相互激活下會變得更具組織性，從而形成固定的思維行為模式。那麼這個觀點與信念有何聯繫呢？我將從傳統的角度來論述信念（而不是從神經學角度），把信念當作心理構念，尋求心理學對信念的解釋。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影響因素，以及它們怎樣與行為相聯繫？
信念是什麼？
信念是最為複雜深奧的概念之一，我們能夠理解它卻很難對它下定義。信念涉及事物和情境，以及相信這些事物和情境真實性的人。比如，假如我認為我老闆的管理技能像一隻電鰻，那麼我所用的這個比喻性評價便有效地描述了我老闆的行為方式。該信念依附於我其他的信念一包括什麼才是優秀的管理方式、我老闆過去的行為，以及電鰻的行為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可能已經在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高度複雜的信念網絡。
儘管這個網絡很複雜，但這無法保證信念的真實性。新信息也許會要求我修正或廢棄其中的一個或多個信念。比如，我本來認為電鰻總是隨處遊蕩，而我對老闆管理方式的比喻也正基於此。但後來我看了一檔自然歷史節目，從中得知事實上電鰻是高效準確的捕獵者。因此，我之前的假設就不成立了。如果我相信電視節目的結論，我就必須改變之前對電鰻的認識，同時還要修正對老闆的評價。
換句話說，任何一個信念發生改變都會增加信念網絡的整體的不一致性水平。現在，修正後的信念（「電鰻是高效的」）與其他相關信念發生了衝突（「我的老闆像一隻電鰻」），這會造成一種壓力環境，即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
命名的「認知失調」。當然，人類完全有能力維持自相矛盾的信念，不然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反對墮胎卻支持死刑呢？反之亦然。然而，當我們注意到這種矛盾時，心裡往往會感覺不舒服，尤其是當這些信念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時候。失調由強烈信念間的衝突引起，它是信念網絡中出現信念不一致而要求改變的一種主要動力。信念協調是一種深受歡迎的「商品」。我們認為即使世界不完全合理，但也至少沒有什麼顯著的矛盾，這個觀念一直伴隨著早期智人長達幾個世紀，而且使其受益頗多。因此，如果我們注意到我們的信念——我們用來闡釋世界的方式——出現了矛盾，那麼我們便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出現了偏差。錯誤的信念對信念持有者而言是非常危險的，很多邪教成員及其家庭就因此付出慘痛的代價。因此，人類常常不遺餘力地去移除深層信念中的矛盾。
對於不那麼重要的信念而言，要改變信念網絡是非常容易的。這種脆弱的信念與其他信念之間的聯繫往往比較少（我不太瞭解電鰻，也不會花多少時間考慮我的老闆）。最大程度的改變是改變受到影響的信念本身（我必須推翻我認為老闆像電鰻的坦率評價），以及與其直接相關的信念（我必須對老闆做另外的形容）。當並不關注該焦點時，需要進行調整的程度就會迅速下降（我不必改變我對優秀管理技巧的看法，也不必改變對老闆的看法）。因此，脆弱的信念是從屬於現實環境的，只要新信息要求其作出改變，那麼信念者無需費力就能輕易地改變。
但是，如果受到新信息挑戰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結果則會大有不同。堅定的信念之所以堅定，是因為它們不斷地在各種情境中得以鞏固加強，或者經由非常強烈的刺激而形成，或許兼而有之。通常它們被深深地植入大腦的認知圖景之中，並且與其他信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虔誠的上帝信仰者對上帝的信仰與其他信念並不是分離開的，相反，這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情感基礎。這樣的信念很難改變。在極端情況下，如果有強制的外力作用，信仰者可能主動拒絕接受現實，產生幻覺，走入一個由幻想編織而成的新世界中。將這種情況比作一張網再合適不過了。拋棄一個脆弱的信念就像是砍斷這張網邊沿的一根線，對整張網本身基本不會造成什麼影響。而改變一個堅定的信念則是要砍斷這張網的支撐線，網的整個結構都可能被改變甚至被摧毀。
題外話：術語
在本章中，我目前已經使用了三個術語來描述信念之間的聯繫形式：連接、網絡和網。讀者無疑已經注意到了這些描述與前一章中對模式的描述十分相似。與信念一樣，模式也與事物和環境有關。它們與對其造成影響的方法（行動計劃）一起，都能體現我們想要改變的世界或自我的某些方面。信念和模式都是神經元間聯繫形式的具體化，這些聯繫的集合組成了我們的認知圖景。我們還需要一個可以把模式和信念都涵蓋進來的術語，一個體現精神事物（信仰、行為計劃等）間聯繫的術語。我用「網」來做比喻（這僅是個人偏好：對我而言，「網」比起「網絡」少了一些科技含義，更偏重有機事物之間的聯繫），所以我會使用「認知之網」這個概念，或將其簡稱為「認知網」。
信念的力量
要解釋為什麼堅定的信念如此堅不可摧，就需要研究促使某個信念變強或變弱的因素。與模式一樣，信念的強弱即是其組成部分之間聯繫的強弱。這些組成部分通過神經元接收輸人信號的活動得以體現，不論輸人信號是來自其他神經元，還是來自大腦與身體和外部世界的各種界面接口。神經信號從感官輸人，通過我們的大腦，然後輸出信號指揮肌肉活動。對神經學家來說，經典的研究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視覺刺激引起的反應。一個蘋果反射的光，照射進人夏娃的視網膜，視覺信號刺激到她的視神經，然後這些信號經過大腦區域的處理，成為蘋果的圖像（不只是蘋果的顏色），接著信號傳遞至運動神經，運動神經轉而又把信號傳給肌肉，從而導致了摘蘋果行為的產生。
但是，這個例子並不僅僅是信號的輸入與輸出。信號輸入可能來自外部感覺器官（比如眼睛）、內部傳感器（如保持平衡的傳感器或者告訴我們手腳所處位置的傳感器），或來自散佈更為廣泛的部位，比如血管。荷爾蒙、毒品、食物或我們免疫系統釋放的化學物質都可以到達腦脊液，而神經元就存在於腦脊液中，進而影響整個腦活動。同樣，信號輸出可以控制我們四肢的肌肉，或髒、肺周圍的深層肌肉，或控制這些器官本身，其方式是直接通過這些器官內部的神經或者間接地釋放一些化學物質，比如大腦釋放的生長激素。換句話說，信號輸入和輸出的過程都包含化學物質的釋放，這些化學物質可以與神經元上的受體結合，從而影響神經元。或者也可以說神經元信號本身就是化學反應，因為神經信號就是由我們在第7章所討論的神經遞質傳輸的。
神經元的這種能力不僅僅受到神經遞質的影響，而且還受所在環境其他分子的影響，這意味著神經元之間的聯繫，以及認知網（信念、行為計劃等）都會因身體狀態和外部信號而有所不同。第9章將會提到的情感就是身體內部輸人信號的體現，即便就是那些不易被注意到的身體狀態也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以壓力荷爾蒙和認知之間的關係來舉例說明，糖皮質激素能夠影響感知壓力和執行複雜任務的能力，其激素水平會隨時間而波動，並且因人而異。一些人（「百靈鳥型」）的糖皮質激素水平在早上最高，而另一些人（「貓頭鷹型」）則在白天稍晚的時候最高。實驗表明，如果強迫貓頭鷹型的人在上午作出社會評判，那麼比起下午或晚上，他在作評判時更可能依賴於固定模式和偏見。同樣，百靈鳥型的人在早上作出判斷會比晚上更謹慎周到。換而言之，我們在某個情境下對於信念的選擇會隨血液中的荷爾蒙水平而發生變化。
神經元間的聯繫與信號輸入的時機有關：如前所述，各個神經元必須被同時激活，其間的聯繫才能得以加強。神經元間的聯繫還取決於神經元接收信號的頻率和差別性（或「凸顯性」）。凸顯性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特性。對亮光刺激作出反應的神經元不像攝影師的曝光表，它們不會接收刺激物絕對亮度的信號。相反，它們利用與周圍神經元間的諸多聯繫去接收相對亮度的信號刺激——光線與背景間的差異。它們之間的差異越大，對比越強烈，刺激物的凸顯性就越高。這就使得我們的大腦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我們可以在陰暗的圖書館裡閱讀陳舊的手稿，也可以在正午烈日下仔細研讀小說。同時我們也可能，或經常會落入銷售人員的陷阱，他們正是利用了這種對比。羅伯特_西奧迪尼以賣衣服為例寫道：
設想一個男人走入一家時尚的男士服飾店，他說想買一件三件套的西服和一件羊毛衫。如果你是售貨員，你首先會給他看哪一件，才能讓他花最多的錢？服裝店一般會教其銷售人員先賣最貴的商品。但按常識來講，我們通常認為如果一個人剛剛花了很多錢買西服套裝，他可能不願意再花錢去買羊毛衫了。但其實服裝商更瞭解顧客的心理。服裝商的行為恰恰與常識相悖：先賣套裝，因為這樣的話，在顧客選看羊毛衫時，即使羊毛衫比較貴，但在套裝的對比下也就顯得不那麼貴了。
西奧迪尼，《影響力》，第13頁
一樣，受很多因素的制約。另一個我還未提及的因素是科技——人為改變突觸強度。我會在第14章再回到這個話題。認知網突觸連接的緊密程度也很重要，因為脆弱的認知網往往比牢固的認知網更容易改變。
認知網與人類還有一個相似之處，那就是它們都群居生活。認知網深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它們能否被激活取決於周圍的環境，通常是刺激物或其他認知網。（正是這種相對主義傾向，即每個事物都會影響其他事物，使得科學，特別是腦科學，如此複雜。）試想一件未完成的藝術作品，比如一幅畫、一首交響曲，其中一些部分已經完成得十分細緻（高密度的顏料分子，或音符），而另一些部分卻還只是初始的輪廓（未上色，或只有部分管絃樂）。在認知世界中，密度是由相關信念的數量決定的。在高密度區域（比如，大腦中與神經學相聯繫的區域），認知圖景得到了很好的規範，認知網結構緊密、內容詳盡。而在低密度區域（比如，包含類似電鰻信念的部位）僅有很少一部分認知網在這塊區域上有所勾畫。
密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輸人信號到達認知網時，它們也許會同時激活周圍的認知網。越靠近的認知網，就越可能被激活。而且，當認知網和鄰近認知網被同時激活的頻率越高，它們之間的連接強度就越接近。陸地地形中的坡度通常都比較平緩（地球上的緩坡、丘陵和斜坡比懸崖多得多）。認知圖景也是一樣，連接強度的坡度變化大多也都是平緩的。出現巨大差異的認知網鄰近連接通常出現在低密度區域，這一區域還沒有確立很多信念。因此，可以說該區域是我們大腦尚未被探索的陰暗角落，精神風化對這些角落尚未產生多大的影響。
精神風化：神經活動和意識的作用
可以說，習慣的形成與水道的形成十分相似。
伯特蘭·羅素，《宗教與科學》
由認知圖景類比引發的下一個問題是：認知圖景是如何形成的？風化和侵蝕的精神等價物是什麼？答案很簡單：神經活動塑造我們的認知世界，就像水流塑造地球一樣。但這個簡單的解釋卻暗含了重要的含義。要找出這些含義，我們需要將神經活動和流水做進一步的對比，就水及水流方式的五個方面來進行對比，包括水道的大小、水流的暢通程度、水道的數量、鄰近水道的變化情況，以及水道的形狀。
水道的大小
試想一個裝滿水的水庫，有一條出水溝渠（比如，水庫邊上的一根出水管或出水口）。如果這條出水渠很窄（橫切面積小），這時水流相對而言比在寬渠中會流得急一些（這就像水從花園裡的水管噴出來一樣，因為水管更細，所以水就會流得更快）。再試想如果水渠由易受侵蝕的材料製成，隨著流水越來越多，水渠牆就會慢慢受到流水沖刷而侵蝕。水道將變得越來越寬，因此水流速度將逐漸減慢。但當水流得比較慢時，水渠變寬（牆慢慢被侵蝕）的速度也會放慢，當水流速度慢到一定程度時，就幾乎不會對水池的牆壁產生顯著的腐蝕效果。換言之，水道寬度和水流速度直接相關 D假設水流速度相同，越寬的水渠變化越小，越窄的水渠變化越大。如果水庫有兩條大小不同的出水渠，小的那條出水會比較急（因此可能受侵蝕）。這也是為什麼常見的一個防洪策略就是加深河道（如清理淤積的河沙）。
在這個比喻中，水道就相當於認知網，水道的大小相當於認知網的強度，而水流侵蝕作用則相當於是大腦增強突觸強度的方法。當受到外界刺激時，比起脆弱的認知網而言，較為穩固的認知網不太可能發生變化，或者說變化很小。我可能只是看了一個電視短片後就完全改變對電鰻的印象，不需要太多努力，也不會感到難過。但要讓我對老闆的管理技巧改變觀念則需要花很大氣力，因為那是基於多年觀察而建立起來的觀點。
水流的暢通程度
當水流過地面，它會沖刷磨平障礙物，使流水更為順暢。這一點也適用於神經活動。同一時間被激活的神經元會改變其間的突觸，這樣，信號便可以流暢地從輸入信號轉換為輸出信號。這個過程就是神經學界所稱的「自動化」，也是我們如何學習包括寫作到開車等技能的過程。認知網越牢固——越熟練——信號就可以越快越容易地通過神經元和突觸組成的信號通道。
在第10章中我們會看到，大腦有促進信號傳輸流暢性的特殊機制，即引導信號傳輸至某一特定區域，這就相當於用拇指清除了覆蓋在軟管上的灰塵。小女孩在學習寫字時，她需要集中精力注意每個字的結構、手的感覺，以及所寫的標記。然而，對最牢固的認知網而言，其中的信號傳輸非常流暢，這時根本不需要有意識的關注就可以生成相應的行為反應。成年女人可以邊寫字邊思考其他事情，如整句話的意義、這句話如何推動其觀點、她更願意做什麼，或者下一步她需要做什麼。她對怎麼寫這個字本身並不感興趣。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駕駛技術熟練的司機在開車時，可以聽收音機、聊天，甚至打一兩秒鐘的噸，或者以每小時130千米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駛。他們的駕駛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自動化」，以至於整個過程並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實際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可能會擾亂信號輸人輸出的流暢性，原本很流暢嫻熟的動作反而變得笨拙費力。
水流與大腦活動這個比喻的一個含義是，比起微弱或複雜的刺激而言，強烈且簡單的刺激可以激發起更快速的反應。第10章中，在探討大腦如何聯繫感知與動作時，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最簡單的刺激能夠激起非常快速的反應，快到大腦其他區域還來不及記錄這個刺激。我們可以在意識到刺激物或動作本身之前，就觸發一個快速的眼動。強度與簡單意味著速度，這同樣適用於信念。越強烈、越簡單的信念越難改變，因為它們的認知網通常在還未達到意識知覺時就已經被激活。它們就像短而直的水渠，我們還來不及阻止，水就已經快速地流過了水渠。
我們依靠大腦的這種能力來處理日常的絕大多數事情，而不需要打擾高層管理區域。如果「思考」是指有意識思考的話，那麼我們大多數行為都沒有經過思考。當我們學會一項新技能或一個新觀念，它就會逐漸自動化，這樣花費在意識上的時間就會減少，從而使得高層管理的額葉皮層區有空閒處理其他挑戰。再者，試圖產生影響力的人已經開發了很多利用人自動化思考模式的方法，自動化思考是人類在處理重複情境時用以節省精力而遵循的規則。（這也是為什麼帕拉康尼斯和阿倫森列舉的八個促銷詞語會包括「快速」和「簡易」二詞。）稀少=價值；可愛=值得信賴；權威專家的話=真理；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啟發法可以避免我們陷入當今社會的信息漩渦。然而同時，這些啟發法每天都在被零售商、政客及其他試圖產生影響力的人利用，因為這些人並不想讓我們仔細思考他們的言論主張。
水道的數量
如果水庫只有少數幾個出水口，那麼在一定時間內流出去的水就會比較少。因為水流通過水渠的速度取決於水庫中的儲水量，所以如果水道數量比較少，水流的速度會更快（因為水庫中有更多的水停留更長的時間）；而如果水道數量很多的話，水流速度則會比較慢（因為水道越多，從水庫中運出更多的水的時間就越短）。因此，防洪最常見的一個策略就是提供多個洩洪渠道。因為水道受侵蝕的速度取決於水流速度，所以隨著時間的流逝，如果水道數量多，水流的速度就會更慢，因而水道受侵蝕的速度也就更慢；反之，水道數量少，則水流速度更快，水道受侵蝕的速度也更快。
這個關於水道的原理同樣也適用於「認知網」。強認知網傳送的信號比弱認知網傳送的同等強度的信號在輸出時會更快（但弱認知網更易改變）。而處於該認知圖景的認知網數量（認知網密度）非常重要：傳輸此信號的認知網越多，每個認知網的信號傳輸活動則越弱，認知網強度的變化也越小。這在心理學上是成立的。接收到新信息時，我更可能在一些我不精通的領域（即認知網的脆弱區域），以及擁有極少當前信念的領域（即幾乎沒有相應的信號傳輸通道）改變我的信念。而在我精通的領域，有高密度長時間建立起來的牢固信念；當信號輸人至這些區域時，就可能激活一系列相關的認知網，但它對每個認知網的改變卻微乎其微。一場時長僅為半小時的自然歷史節目就可以完全改變我對電鰻的原有認知圖景，但是讀一本神經科學的書，儘管可能要花上幾小時，卻幾乎不可能產生如此強烈的效果。
臨近水道的變化情況
設想一個水庫有兩個出水渠道，水從裡面流出來。如果一個水渠較寬，通過的水流速度往往更慢，而在窄的那一個水道水流得更快。因此較窄的水道受到侵蝕的速度會更快，進而導致水流速度很快減緩。這就是前文提到的水道大小與水流速度的關係。換言之，較寬的水道加寬的速度慢，而較窄的水道加寬的速度快（漸漸趕上較寬的水道）。最終，兩條水道的大小會變得十分相近，水流速度也變得非常緩慢，幾乎不會對水道產生顯著的侵蝕作用。
認知網也可以達到類似的平衡，即達到一種非常穩定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認知網間的連接強度基本不再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鄰近認知網的連接強度也會變得與這些認知網相似，如此就會形成更為順暢的認知圖景。有意識地對自身信念進行反思可以促進這個過程，促進認知的整體一致性。舉例來說，如果愛德華幾十年來都認為同性戀非常令人厭惡，結果後來卻發現自己尊敬愛戴的哥哥也是同性戀，他一定會進行一番艱難的反思，使衝突（認知失調）合理化，並消除其認知圖景中的倒刺。他肯定會想出一種方式使其合理化，也許他會在原本的認知網中創造出一種子類型「同性戀中也有例外的好人」，他便可以把這種類型套用在自己的哥哥身上。實際上，在他有能力解決這種認知失調之前，這種緩解認知失調的動機很可能就阻止了他對此事的進一步思考。
複雜性
試想一下，水從一個裝滿水的水庫流入另一個空水庫，它們之間只有一條渠道連通。我們已經知道水流的速度取決於水道的大小。然而，水道的形狀也可以對其產生影響。連接兩個水庫時，筆直水道距離最短，這可以讓水非常快速高效地流動，很快便可以充滿另一個水庫。而如果水道是彎曲的，水從第一個水庫流人第二個所需的時間則更長。如果這條渠道有很多分支、縫隙或坑窪，那麼水會滲透出去，導致水流更慢，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填滿第二個水庫。換句話說，水道形狀越複雜，水流速度越慢。再想一想水流侵蝕水道的情況。比起複雜的水道而言，簡單水道中水流速度更快，因此相同時間內，它受侵蝕程度更大，會變得更寬。
和水道一樣，認知網的複雜程度也各有不同。簡單的觀念在與其他觀念相聯繫時，只需相對簡單的認知網即可。以我最喜歡舉的磷脂分子為例（請記住我本身是個科學工作者；並非先入之見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假的）。我認為，儘管通常它被稱作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但它的名字同樣也可能被寫作「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我的這個信念非常弱，因為我發現「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很難記憶。就大腦層次而言，我大腦中與對「l-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進行編碼的認知網相關的聯想非常少（此刻我僅能夠找出兩個）。雖然這個認知網看似複雜，實際上卻相當簡單。如果將其與「洗腦」這個單詞的認知網相比，就很容易看出來了。「洗腦」是一個形式複雜、意義豐富、富於聯想的概念。思考「洗腦」這個概念，可以引發許多其他認知網的活動；而思考「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卻很難引發除了疲憊之感以外的其他聯想活動。而且這個特殊的認知網存在時間非常短暫，只有在我實際看到這個名字時，它才會被激活，因為我根本記不住它。然而與之相關的兩個認知網卻並非如此，一個是我PAF的認知網，我對 PAF已經有了一定認識，知道它比較複雜。另一個認知網則更為模糊——即PAF的另一個名字「l-0-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這個帶有連字符的一長串東西。每當我想不起這一長串東西時，PAF的認知網就會代替它。
信念越複雜，其認知網也就越複雜。這意味著越強烈的信念往往越簡單，而這又與經驗有關。比如認為所有避難者都不誠實這一抽像信念相對比較簡單，但卻可以非常強烈。而那些更為複雜的信念，通常來說更準確、更具體，比如，一部分避難者不誠實，但多數人是誠實的。簡單的信念更容易在認知網中體現出來，並且更容易保留下來。這就是大字標題比哲學思辨更易記憶的原因。有時簡單比準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儘管英國國家黨的政見比較極端（詳見第9章），但卻在最近的英國議會選舉中取得了進展。它傳達的信息很簡單，（對某些人而言）很有吸引力。簡潔使其更容易讓人接受。
越牢固、越簡單、越抽像的認知網往往會對行為產生越大的影響。想知道原因，我們可以回到通過一條連接通道在兩個水庫之間流動的流水的比喻上來。在這個比喻中，起先蓄滿水庫的水量代表由感官刺激（如一束光）引發的大腦活動量。而另一個空的水庫則代表直接控制行為的大腦系統。受到刺激，即當水流至第二個水庫時，大腦開始作出反應。如果有兩條連接通道，一條短且直，另一條較為複雜，那麼第二個水庫會先接到短直水道（相當於比較簡單的認知網）運送來的水（引發相應的行為反應）。
假設驗證
對於水流比喻的研究為我們認識認知網以及特定信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認知圖景是對我們所在世界的反映，由周圍的環境和每個細胞中的基因活動類型塑造而成。但大腦是一面很奇特的鏡子，它會根據以往的經驗，扭曲這個世界的某些方面，忽略另一些方面，過濾它接收到的每一個輸人信號。鏡子沒有記憶，但大腦的歷史深嵌於它的每一個結構之中，持續地影響著大腦預測猜想、思索解釋以及反應行動的能力，甚至包括它看見的及沒有看見的。
有證據顯示，人的大腦會根據經驗不斷產生對周圍世界的預測，即假設。人們根據對過去已發生行為所產生的效果，推導不久將來世界的可能面貌。當我掉了一隻玻璃杯，我預料它會掉到地上。類似的預測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但這並不影響它們對行為所產生的作用。在我聽到玻璃杯破碎的聲音之前，我的身體會自動往後退，以保護自己。
當外部的行動指令信號從大腦運動皮層傳送到脊髓和肌肉時，大腦皮層就會作出假設。同時，相同的信號又傳回大腦皮層的感官和調停區域，特別是頂葉——這個能夠判斷身體空間位置的區域。即將發生動作的信息能夠用於判斷身體的位置，就像是動作已經發生，是對身體未來位置的預測，然後，一旦動作完成，便可以將這次預測與身體本身的信號進行比較。如果信號匹配，則沒有問題。如果不匹配，那麼警鐘就會響起，大腦會被激發去查找造成不匹配的原因（更多內容見第10章）。這一點適用於身體，同樣也適用於對周圍世界的認知。我們的大腦持續監視並預測著我們的視覺、聽覺，以及通過其他渠道所獲得的有關周圍環境的信息。
大腦的大多數「假設驗證」活動一將實際傳入的信號與期待接收的信號進行比較一都發生在接收感官刺激過程的早期，甚至是在輸入信號到達大腦皮層之前。感官信息最先從我們的眼睛、耳朵、指尖等部位通過神經傳遞至大腦的丘腦區域，丘腦是灰質核的集合（灰質核團），位於大腦中心。丘腦得名於一個希臘單詞，意思是臥室或內室。信號從丘腦出發傳送到感覺皮層的各個不同區域進行加工處理，這些區域又將信號返還給丘腦，同時比較和評價它們所接收到的輸人信號。這個比較過程的作用就像是過濾器，調整大腦皮層生成的預測性信號，使它們與丘腦傳來的信號會合，同時調整輸人信號使其更好地符合大腦皮層作出的假設。大腦皮層本身也會進行這種調整，因為它自身的許多區域都在不斷地參與這種對話。輸人信號無疑可以改變接收它們的大腦，但它們自身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了改變，接受了調整，以便更加符合人們的認知圖景。前面已經探討過，這些活動的目的具有整體一致性：信號輸人輸出盡可能暢通無阻。
再回到流水的比喻上來，我們知道流水會找尋最簡單的渠道，所以在開拓出新路徑之前水流會從現有的渠道流出。同樣，輸人大腦的信號也會選擇已經存在的認知網進行傳輸。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就不會再創建新的認知網。相反，此處存在一個外溢效應：如果新的輸人信號與大腦目前的結構不匹配，那麼這些信號便不能通過現有的認知網傳輸。那麼，要麼認知網作出調整，要麼就形成新的認知網以運走這些多餘的信息，或者輸人信號作出調整（比如通過皮層下的過濾器作出調整），直到它們更符合大腦的預期。到底出現哪種結果取決於現有認知網的連接強度。脆弱的認知網在遇到極具挑戰性的輸入信息時就會發生改變；前文已經提過，認知網屈從於現實。而連接強度大的認知網則會讓輸人信息作出調整，也可能形成新的認知網以解釋新的信息。在這裡現實屈從於大腦的期望。人們在接受挑戰性信息時的適應程度似乎有所不同（當然這也取決於被挑戰的對象），但總體而言，容忍的限度要比我們所期望的更低，似乎人類並不能承受太多現實的重壓。
許多心理實驗顯示，人們的確能夠經常看到他們所期望見到的事物。同樣人們也可以非常巧妙地通過解釋來消除一些令人討厭的事實。你曾經有過因能言善辯而使自己脫離麻煩的經歷嗎？你是否有過面臨同事的突然挑戰，而後對自己面臨挑戰時的應對自如深感宅異嗎？驚訝於自己令敵人啞口無言而又不落俗套的辯論嗎？對所有人類文化而言，敘事的能力是最基本的能力。想要構思出連貫故事的慾望 致性的另一方面——似乎是人類的普遍特徵。
與其他特徵一樣，在某些情況下這也可能變得極端。一些腦部受傷的病人在編造故事方面顯示出非凡的能力，這個過程被稱作「虛構症」。這個讓人不愉快的詞彙——因為這些病人並不是故意在撒謊——指的是當遇到難解的信息時，「虛構症」患者可以作出極為複雜、讓人難以置信的解釋。比如，某些類型的中風患者會患上一種「病覺感缺失症」，這些患者感知不到自身受傷的程度，甚至是全身癱瘓也無法感知。當遇到無法面對的情景時，比如，醫生讓他們走路時，他們便會立即想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麼不遵醫囑。另一個經典的「虛構症」病例是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所描述的一名科爾薩可夫綜合征患者，他由於酗酒引起大腦受損，並且影響了他的記憶。這位病人對薩克斯完全沒有記憶（儘管他以前見過醫生），多次把他認錯，對他的身份和職業作出了一系列不正確的推論。對每一個結論（薩克斯的身份和職業）他都有一套不錯的說辭，但卻完全不記得以前犯過的種種錯誤。
我們認知圖景當前的狀態不僅塑造著我們接收的信息，同時也影響著我們對這些輸入信息的反應方式。大腦對信息的過濾並非始於皮層下的中轉站，而是早在此之前，伴隨著我們所採取的保護行為產生，這種保護行為是為了讓世界變成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正如哲學家們所說，信念是「行動的理由」。無論我們是否認識到我們行動的理由，信念和認知網都可以為之提供理由。我們更願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獲取我們所認可的支持消息，而不願意和那些與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在一起；我們喜歡閱讀書籍，但「不願受到他人影響」；我們會忽略或避開那些可能戳穿我們精心編織的認知網的信息。
內隱的信念與易犯錯的信念
將信念設想為認知網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大腦功能的各個方面。比如，在第7章我們區分了活躍自我與內隱（休眠）自我，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們之間的區別理解成有神經活動通過的認知網和當前還沒有被激活的認知網之間的區別。這種活躍一隱性的區別同時也適用於信念。當你在打電話時，你會相信聽筒裡傳出的聲音就是跟你說話的人的聲音：在你的大腦中，基於對接電話人過去的認識而形成的認知網會被激活。同樣你也深信放下聽筒並不會致使什麼可怕的東西從你左邊鼻孔跑出來，但是這個信念一直是內隱的，直到你讀到這本書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並表達出來。
很重要的一點是，像其他認知網一樣，信念能夠在人尚未意識到的情況下便可形成並影響行為。許多影響企圖正是利用了人腦的這一特點而暗中塑造信念。當你的注意力被推銷員的嗓喋不休或廣告中的明亮色彩所分散時，你的大腦正在生成新的認知網或者加強已有的認知網，這些認知網代表著商品與某些吸引人的特質之間的聯繫，比如美麗、財富、身份、性感。許多偏見也是這樣形成的，通過反覆經歷家人、朋友、同事或媒體對偏見對象的消極反應，從而造就了偏見。如果社會暗示非常明顯（比如他們的出處具有權威性），或者與強烈的情感相連，那麼相關的認知網就會極其牢固。然而，懷有偏見的人可能已經注意到了這種暗示，因此會意識到自身的消極情緒（當然，她可能會將這種暗示當作一種偏見，即看作她自身性格中需要摒棄的方面，當然她也可能不會這麼認為）。如果這種暗示不很明顯，但卻非常頻繁（或者假設這個偏見在個體很小的時候便已形成），那麼懷有偏見的人很可能並未意識到（或者之後才記起）這種暗示，繼而可能意識不到自己的偏見。這種成見很難改變，因為不僅需要改變這種根植於內心的信念，而且首先要讓這個人認識到自己確實有偏見。
這個方法的另一含義是信念和記憶（作為認知網的例證）由相同的東西構成，即神經元之間的連接。因此，信念的表現方式應該和記憶一樣。比如，信念應該受到第7章中討論的記憶「七宗罪」的影響，事實的確也是如此。如果信念未被加強，它們的確會隨時間逐漸淡去（易逝性）；但強烈的信念，比如因身體受傷而建立的信念，可能一直維持下去（持久性）：如果一個孩子曾被狗咬過，那麼即使後來他見到幾條非常友好的狗，他仍會認為狗十分危險。錯誤歸屬罪、易受暗示罪、偏見罪也都可以影響信念，正如不真實記憶綜合征一樣：孩子，甚至是成人可能在他人質問的基礎之上相信不真實的事情或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注意力渙散和記憶障礙罪不僅發生在記憶之中，也同樣存在於信念裡。舉例來說，有時我們對某件事情抱有一種觀點，但卻想不起來，這種感受讓人十分不安。此種情形下的信念和記憶是很難區分的。
信仰的力量
在第2章中，我引人了虛無思想這個概念，這種思想通常是抽像模糊，並且高度危險的，因為它們可以有多種解釋，可以激發起強烈的情感。虛無思想也被編碼成為認知網的一部分，這些概念本身也許各有差異，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們與人體外部輸人信息的直接聯繫很少或者說幾乎沒有，但卻可以從人體內部接收強烈的信號，大腦將這種信號詮釋為情感。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探討情感這個概念。目前我們需要關注的是：虛無思想能夠從接收來的與現實世界毫無關聯的信號中（比如，情感也許與記憶或白日夢有關）獲取能量，它不會接收直接從外部世界傳來的信號，因為這些信號可以用來核查現實。這些認知網的強度並不依靠外界信息得以鞏固，所以針對這些信息的爭論並不能對其產生影響。正是信仰的這種「因為不可能，所以我相信」的特質，使它不受邏輯和現實的影響，因此，虛無思想具有強大的毀滅性，這對想要成為洗腦者的人極具吸引力。
關於宗教的當代科學評論家，比如理查德·道金斯和蘇珊·布萊克莫爾，他們主張信仰同宗教是同義詞。他們將宗教看作一種惡意的思想控制，一種精神疾病或者文化毒瘤，應該摒棄。比如，布萊克莫爾在《模因機器》中寫道「戰爭史主要就是一部人類為了宗教互相廝殺的歷史」，她主張科學高於宗教，因為「科學的核心在於需要驗證任何觀點的方法。如果一個理論是有根有據的，那麼科學家必須首先預測可能發生什麼，然後進行驗證'換句話說，科學觀點不能太抽像，必須建立在假設驗證的基礎之上。相反，宗教「建立了一套關於世界的理論，然後千方百計地阻止這些理論接受驗證」。這些理論觀點必須非常虛無飄渺，任何與真實世界的接觸對其而言都是潛在的威脅。如果說科學是一個正常運轉的大腦，那麼宗教就是有精神疾病的大腦。當然這是有些偏激的指控。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必須對明顯以偏概全的危險置之不理（就像我在整本書中的態度一樣），因為科學和宗教都包含了大量的實踐和信念。那麼以上這樣的指控公平嗎？
當然不公平。很多宗教實踐並不抽像，而與實際生活相關，考查處理社會問題的新方法，驗證這些新的解決辦法，學習應用世界各地的觀點。宗教的核心思想肯定是抽像的，比如我們如何能夠驗證上帝的存在這個觀念？但這不意味著信仰者就脫離了現實。我在第2章中已經說過，許多宗教人士扎根於世界各地，幫助弱勢群體和社會邊緣群體。許多人發現自己的宗教信仰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一些人喪失了信仰，一些人會發現新的信仰。如果宗教信仰完全飄渺、完全脫離現實，它又怎麼會被經驗所改變呢？
思考一下神經學中的幾個核心理念：大腦可以處理信息，能夠生成精神生活的每個方面，因此科學最終能夠治癒我們所不歡迎的有關自身的任何方面。有什麼實驗能夠證明大腦處理信息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或者能夠證明我們自身有哪一方面是腦科學最終所不能改變的？如果有人提出某項智能—— X過程——並且聲稱它完全不受大腦變化的影響，他們也不會被奉為這項所謂新科學範式的奠基人。實際上，由於大部分科學期刊都十分保守，因此這種研究發現最不可能被發表。人們會認為要麼他們是錯誤的，要麼是瘋了；或者 X過程根本不存在；或者說即使他們有實實在在的證據，人們也會說「實際上在 X過程期間大腦已經發生了變化，只是目前的技術無法偵測」。和宗教一樣，神經科學本身也有核心的不容挑戰的理念，必須有一些公認的基礎理念才能使其得以發展。虛無思想並非宗教信徒的特權，無神論者和科學家也未能豁免。
正如第1、2章所述，重要的是思想的本質一認知網的結構——而非具體的內容。不論是道德觀念、政治觀點、宗教信仰還是科學觀念，每一個信念都有自己的狂熱追隨者。伯特蘭·羅素將納粹主義定義為「新宗教」，但他為了切合自己的無神論主張，過分延伸了該詞的語義，以致完全歪曲了「宗教」的含義：這些信條中完全沒有上帝、靈魂或來世。對某種意識形態的固守並不僅限於政治。科學家們對自己寵愛的理論也常懷有強烈的熱情，從而導致盲從盲信。在這種情況下，人所出現的症狀包括：通過打擊提出證據之人來貶低與之相牴觸的證據，非理智地對待批評，對衝突的觀點（如宗教）作出浮誇的論述（通常會揭露其無知，因為發言者言辭中的無知是不可原諒的）。虛無思想是人類大腦構造方式的一種共同結果。即使這些思想是失敗的，我們所有人還是無法擺脫其影響。
我之所以說「即使」，是因為這些思想本身的抽像性和模糊性並不總令人厭惡。任何數學家都肯定抽像思維的價值。至於模糊性，我們所鍾愛的許多文化藝術品都因此而魅力倍增，比如《蒙娜麗莎的微笑》，摩裡茨·科奈裡斯·埃捨爾的「不可能存在的建築」，以及亨利·詹姆斯的《螺絲在擰緊》，等等。虛無思想，包括來自宗教的思想，使生命得以昇華。多數情況下，它們賜予人們反抗壓迫與折磨、渡過困境、抓住機會痛改前非，甚至是寬恕原諒的力量。可以說沒有信仰的世界會缺少很多幸福的色彩，當然同時也會減少很多苦痛。世界上即使沒有宗教可能也不會有多大不同，因為對非神秘的意識形態的信仰衝動仍然存在。
從意識形態信念角度來看，宗教與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事物。無論在實驗室或大學，還是教堂、清真寺或猶太教堂，都存在著教條主義，也有寬恕包容。科學方法也無法保證我們能夠抵制虛無思想，無法阻止其帶領我們走向極端。反對對人有害的封建迷信是應該的，但如果最終把科學本身又變成神的替代品就不可取了。因為科學過於抬高人類理性的地位，分離事實與價值觀（見第13章），因此科學權威有兩個十分危險的主張：道德無關緊要，科學家唯一的追求應該是真理。這就很容易將科學的權威擴大化，使得科學家的偏見也可能成為權威，因為（既然無關道德，那麼其他層面的意見也就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們身上再無其他壓力來要求他們驗證自己的信念。因此就出現了一些災難，如「科學」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所謂的「心靈論」一歧視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科學依賴於「輸入決定結果」的研究方式，大部分的實驗都十分複雜，並且有待商榷。如果提供輸人數據的觀點（正在接受驗證的理論）引發了強烈的情感承諾，那麼科學家們很可能會按自己的喜好來闡釋這個理論。大多數宗教都會要求其信徒崇尚道德約束、自我認知以及謙卑謙遜，而科學的權威卻不受這些限制，因此科學家可以脫離蘇格拉底式的自我反省，將個人的褊狹當作公認的真理。
個體差異：「一個人的信仰是另一個人的理性」
從一本關於洗腦書籍的角度來講，神經科學和心理學帶給我們有關信仰的最有趣的啟示之一就是個體差異的觀點。正如一些人的記憶力比另一些人更好，因此也有可能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易形成新的信念，或更容易改變自己的信念。和記憶一樣，信念的堅定程度各有不同。然而，有些人的性格本身就極為教條化——比起他人，他們有更強烈的意願去相信（任何事物）。教條主義的程度是由特定突觸的功能差異導致的，也有可能由遺傳變異所致。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信仰在將來也許可以被人為操縱。基因可以影響信仰的強度嗎？這喚起了人們有關基因可以作為改造原教旨主義之靈藥的想法，可以治癒所有的極端主義分子。
1960年，心理學家密爾頓·羅基奇出版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書，叫作《開放心靈與封閉心靈》，副標題是「對信仰體系和人格體系本質的調查」。這本書探討的是教條主義，或者說封閉意識。那些在教條主義測試中得分較高的人通常會對新觀點產生排斥甚至牴觸的情緒，對未來感到焦慮，不能容忍模稜兩可的觀點，思維方式更為固定，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夠靈活。人們發現教條主義與智力幾乎沒有任何關聯，但它對創造力卻有負面的影響。教條主義的人通常能夠抵禦外界的影響，因為他們自身的認知網非常牢固：羅伯特·利夫頓寫道，中西思想改革倖存者中最成功、受到創傷最少的人是漢斯·巴克爾，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高度教條化的人可能非常具有個人魅力，因為他們有很強的自我意識。他們對自己信仰的強烈自信對那些意志不太堅定的人來說極具魅力，尤其對那些需要尋求安全感的人更是如此。
相反，教條主義測試中得分較低的人會對新觀點展現出具有創造力和開放的心態，以及直觀而靈活的思維方式，對外圍群體更加包容。同時，這些人在面對他人的影響企圖時，會顯示出更高的暗示感受性和易感性。他們的自我意識比較薄弱，他們的信仰更易受到質疑。這種人的魅力往往來自於他們的創造性，而非確定性，來自於他們思想的火花，而非自我信仰的光芒。
我們很想對教條主義量表的端值作出評價，很想贊同葉芝的那句詩句「精英們信心盡失，敗類們卻滿懷激情」。但是情況遠比這段描述要來得複雜。高度教條主義的人可以變得極具魅力，尤其是在社會極不穩定的時期，這種個人魅力非常具有號召力。（溫斯頓·丘吉爾將英國內閣從支持和平的猶豫不決轉變成為對希特勒的正面對抗，並且嚴詞拒絕了德國發出的停戰協議，從而完全改變了1940年的歷史走向。）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教義性高的人往往負責執行決斷，而教義性低的人負責思考如何決斷。許多人可以辨認出團隊工作時小組中思考者的典型形象，他們點子很多，但腦中卻沒有「截止期限」這個概念。如果他們被迫必須要作出一個有價值的決斷，這些天馬行空的思想者也可以改變世界，但在此過程中他們很可能把自己的同事逼瘋。當然，教條主義和創造力並不是獨立於時代背景而存在的。它們與週遭環境和人格特質聯繫在一起，導致了以下這樣的最終結果：心不在焉的教授或魅力非凡的邪教領袖，嚴格的管理者或令人厭惡的強迫症患者。不論極端或中庸，都既有優勢也有劣勢。
※本章小結
本章展示了從神經科學角度闡釋信仰的有關觀點，我相信這個角度可以提供很多新鮮的見解，但同時也會讓人感到不安。是否真如這些觀點所示，我們是活在自己過去記憶中的囚徒，被歷史和現在的認知所操控？那麼自由意志，這個存在於如此多有關人性理論核心之中的概念又如何呢？我將在第11章探討這個最有力的反面觀點。
洗腦之所以讓我們害怕是因為它提出了以下觀點，那就是我們最強烈的信仰——將我們所有精神集中在一起的「導繩」——無需經過我們同意，就可以被他人扭曲甚至摧毀。對大腦而言，這種操控可能嗎？要找出答案，接下來我們必須探尋人腦的兩大功能：情緒和停下來思考的能力。
- Leon Festinger（1919—1989）：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負和決策，並用實驗方法研究偏見、社會影響等社會心理學問題。他提出的認知失調理論有很大影響。1959年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1972年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
- Oliver Sacks（1933—）：英國倫敦著名生物學家、腦神經學家、作家及業餘化學家。他根據對病人的觀察寫了多部暢銷書。
- Susan Blackmore（1951—）：英語自由作家、演說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文化基因的機器》（1999）。
- M．C．Escher（1898—1972）：荷蘭藝術家。（神書《哥德爾、埃捨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對他的作品有集中的展示。——校對者注）
- Henry James（1843—1916）：美國作家，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