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種生物的內在意志能夠強大到完全不受外界環境的影響。
喬治·艾略特
，《米德爾馬契》
這一部分將就「洗腦」中的「腦」一詞作一些簡單基礎的科學解釋。本章將主要探討產生影響的技術所使用的核心機制，即大腦變化。因此，這要求我們應該對現代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有些瞭解。
魅力無窮的科學
神經科學，即研究大腦的科學，是啟蒙運動時期的產物，它源於人們相信任何事物都不會超出科學的解釋範疇。與其姊妹學科遺傳學一樣，神經科學在20世紀發展起來，卻被先發展起來的物理學掩蓋了光芒，物理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人們也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遺傳學承諾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吹噓著自己有一天將如何征服世界。與這些浮華的年輕學科相比，神經科學就像灰姑娘一般沉默。但是有人預言神經科學必將超過它的這些姊妹學科，它不僅會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的身體，甚至能改變我們創造出來的思想、自我和文化。
神經科學已經告訴我們，人類並非是我們自己所認為的那種生物，我們關於自身的一些最樂於接受的假設都是誤斷。人類的許多社交活動都是基於兩個觀念。第一是穩固性的觀念：我們通常認為自己的思想就像鑽石，即人格和記憶一旦形成，即使會變，過程也是相當漫長的。第二是自由意志的觀念：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因此至少必須為我們的部分行為負責（即自覺行為）。當然，這些假設受到了世界上一部分科學家、哲學家以及作家的質疑。甚至僅在本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諸多人們如何改變，怎樣受控制的例證。然而人的思想具有穩固性和自由意志這一觀點，尤其是在西方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例如，英國刑事司法制度便是依靠自由意志這一觀念來指派刑責並判處刑罰的。同樣的，它也承認思想的穩固性：一名因謀殺罪被判入獄的犯人必須與他殺人時是「同一個人」，即他的性格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洗腦通過強加巨大的人格變化，從而使被洗腦者失去自由行事的能力，並且使其仍認為自己是在自主地行動。因此洗腦也能從上述兩個觀念（穩固性和自由意志）中獲取力量。為了理解洗腦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需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自由意志是第11章的主題。稍後我們將在本章中就人格穩固性的假設進行探索。但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參觀一下神經元世界。
神經科學簡介
如果你打開一本神經科學方面的通俗讀物，在深人研讀之前，你大體都會讀到這樣一句話，告訴你人類大腦有數十億的神經元。最通俗易懂的理解便是將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數目與已知宇宙的原子數目進行類比。鑒於大多數人對理解如此巨大的數字概念存在困難，我在此就不再贅述。相反，我將嘗試使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闡釋人類大腦的複雜性：以地球作比喻。
科學與電腦製圖學通過一塊圍繞軸心旋轉的光禿岩石的合成圖像，幫助我們猜測世界的起源。初生的地球就像一個飽經風霜的生物，經受著地震、火山和流星撞擊的折磨，經過巨大變化才有了雛形。但隨著逐漸冷卻，初生的劇烈變化漸漸平息，繼而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地形風貌。與此同時，不論是在空中還是深海，一群聚集的化學物質衍生出一種特殊的能力——自我複製。自此以後，生命便不斷繁衍，經歷了彗星撞擊、冰川時期及宇宙給予它的各種災難，一直到現在，仍然生生不息。
地球的情況與我們每個人的大腦一樣。早期的變化非常劇烈，塑造著我們仍不穩定的認知圖景，決定著我們人格的主要類型。這段時期，即使是一顆流星撞擊都會對其未來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漸漸地，一切開始趨於穩定，早期的激烈情緒開始平復，變化的速度開始放慢。正如年輕的地球上生命的繁衍，每個物種都會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文化環境也會影響我們的認知，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塑造著它。思想，就如同數以萬計的居民，在神經
世界裡繁衍生息。一些思想如同化石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而大多數思想會悄無聲息地消逝。與生物一樣，思想也可以進行清楚的歸類，每一種思想又都是獨一無二的。思想可以像生物一樣進行複製，並且能夠在大腦間進行傳播，未來甚至極有可能在兩個世界之間進行傳播。
一些生命形式經歷長期的進化，已經形成了複雜的軀體、大腦，以及社會交往行為。就我們所知，只有一個物種發展出了語言及繁榮的文化，但大多數缺乏這些天賦的物種也對它們周圍的世界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儘管生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球的面貌，然而地球本身並不需要生命。正如世界末日的散佈者一直所預言的那樣，人類在未來某個時候會滅亡，所有生命都將死去，即使這樣，地球也不會在絕望中毀滅。它只會一如既往地繞著軸心旋轉。正如作家薩曼·拉什迪所寫道：
我們抬頭仰望星空，希望星星也低頭俯視我們，我們祈禱有星星可以讓我們追尋，有星星在天堂的另一端帶領我們走向宿命，但這一切只是我們的幻念。我們仰視銀河，深深地愛上它，然而宇宙卻並不像我們關注著它一樣關注著我們。不論我們多麼希望得到星星的關注，但它們還是只待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轉著。
拉什迪，《摩爾人的最後歎息》，第62頁
大腦也是如此。即使去除大腦中的「精神居民」，即使思想和文化消亡，或不再建立，大腦也仍然存在。它們只不過是失去幾乎所有使其有趣的事物罷了。剩下的便是如同我們的姊妹星球——火星一樣的荒蕪景象：它提醒著我們這座星球的原始面貌，以及當生命繁衍終結之時，這個世界的模樣。
試想現在我們要探索一顆新的行星，我們不僅要瞭解該行星上形成陸地、海洋和氣候的各種自然力量，而且還要記錄各個物種，解釋它們的進化過程。這麼一想像之後，你就對神經科學工作者的工作有了些許認識。大腦的研究者就像是帶著工具和知識的星際先驅：神經解剖學家負責繪製大腦地圖，神經藥物學家、神經生理學家、細胞生物學家及神經遺傳學家負責研究大腦運轉的機制，腦成像專家負責從「太空」拍攝美麗的照片，從性別到血清素，各種現象都有無數的專家在探索。由於研究範圍的激增，神經科學內部勢必是片段的結果，因此無法從整體上對其進行概述。然而，某些基本原則還是得到了一致的認同，我接下來要闡釋的便是這些基本原則。
大腦有什麼構成
大腦，如同身體裡的神經，是由神經元構成，神經元是傳輸信號的專家。它包括細胞質和細胞核，細胞核內含有核心機制，比如 DNA（脫氧核糖核酸），細胞的基因便是由 DNA組成。每個神經元都可以通過一條被稱為軸突的長長的突起發送信號，同時通過稍短的叫作樹突的突起接收來自另一神經元的信號。通常，每個神經元都有一個軸突和多個樹突，因此可以同時從其他細胞接收成千上萬的信號，但一次卻只能發送一個信號。每個神經元的軸突都延伸至另一神經元（讓我們知道我們腳趾感覺冰涼的神經軸突從腳延伸至脊髓，長達一米甚至更長）。但是，軸突並沒有觸碰到接收信號的細胞。這兩個神經元之間細微的間隔被稱為突觸。（見圖7.1）
圖7.1 神經元一個細胞體構成——包含指揮這個神經細胞運轉的核心機制——從這個細胞體上延伸出多條樹突和一根軸突。樹突接受其他細胞的信號。軸突可延伸一米或更長，它將細胞的信號發送至其他神經細胞。軸突末梢和下一神經細胞之間的微小縫隙（圖示中有所誇大）是突觸。通過突觸，信息便可以從一個神經細胞傳至下一個神經細胞。
神經元在何處？
只有當每個神經元細胞都存活、呼吸並且處於富含各種微粒的腦脊液（CSF）之中時，神經元才能發揮功能。這些微粒中，其中一些是中性的，另外一部分是帶正負電的離子。
它們大小各異，從最小最簡單的（離子，如鈉、鉀、氯化物）到體積稍大、結構更複雜的（如蛋白質、脂肪、藥物、病毒）。大腦從血管吸收所需的營養素（如葡萄糖和氧氣），血管以一種特殊的細胞排列組合而成。這種排列方式使血液成為大腦的重要保護屏障，負責控制哪些物質可以進人大腦，哪些不能進人腦中（見圖7.2（a））。
圖7.2（a）以上是一幅簡單的神經元圖示（為簡便起見，軸突和樹突並未在圖中標示）。神經元被細胞膜環繞，內含有細胞核和細胞液。細胞核中又包含細胞基因，蛋白質便是由基因編碼形成。細胞質中含有細胞運轉的大部分機制，包括產生能量，將蛋白質從生產地運送至所需處，修復破損，生成軸突與突觸間傳導的電信號。細胞質中含有許多離子（帶電粒子：由圖中填充有顏色的小顆粒表示）。當神經元停止工作（即沒有發送信號）時，細胞質中所含的負離子就會多於神經元所處的腦脊液中的負離子。任何細胞都含有多種正、負離子以及不帶電荷的分子。
（神經元）內部與外部
神經元的皮膚就是細胞膜，它由一種叫作磷脂的雙層脂類分子構成。就像國家的邊境，細胞膜決定著細胞的形狀，理論上來說，它會將不速之客阻擋在外。大多數國家都有很多人口，一些人口有人守衛，而另一些卻沒有。細胞亦是如此。磷脂細胞膜有很多孔洞。一些孔洞無人看守，但只允許某些分子，如水和鉀，滲透進人；另一些人口由受體把守，必須通過特殊信號（通常來自另一神經元）才能被激活，這些細胞膜孔洞的大門才會敞開，讓分子進人細胞（見圖7.2（b））。細胞有一條恆定的可以穿過細胞膜的雙向通道。與國家一樣，細胞也有複雜的內部機制以處理進人其內部的物質。
圖7.2（b）是細胞膜的一部分，它由雙層磷脂分子構成。細胞膜中嵌入的是受體，以及神經傳遞素鎖定時可被激活的複雜分子。每個受體都只能對少數幾個特殊的分子做出改變形狀的反應。這種反應會引起細胞內部發生諸多變化，包括（如圖所示）開啟離子通道。因為休息狀態的神經元相對於腦髓液來說帶有負電荷，那麼正離子變灰穿過開放的離子通道進入細胞。這是因為它們受到其他正離子的排斥（在腦髓液中的正離子較多），同時又受到負離子的吸引（細胞中的負離子較多）。如圖所示，正離子（圖中的灰色填充顆粒，用箭頭標示運動方向）穿過開啟的離子通道進入細胞。
神經元如何工作？
所有細胞都進化出了一種被稱為「離子栗」的機制。正如受體管理哪些物質可以進入細胞一樣，離子泵可以去除某些離子（這與移民官員拒絕那些不受歡迎的移民入境是一樣的）。神經元非常擅長管控離子的通行，它們可以精準地調控腦脊液和細胞質之間的電荷差。當神經元沒有接收信號時，它們內部相對於腦脊液來說是負電荷。而當信號激活受體使正離子進人神經元時，細胞質所帶的負電荷就會相對減少，從而產生一股電流——細胞自身的信號——從整個細胞傳導至軸突末端，泵出正離子，相對腦脊液而言，此時細胞又帶有了更多的負電荷，神經元從而恢復至停工時的負電荷狀態，準備生成下一個信號。
神經元之間如何溝通？
從大腦角度考慮，突觸才是真正的活動場所。細胞跨過這些細小的間隙便可以互相交流。它們用來交流的語言是一種釋放出的信號物質。當電信號傳至軸突末端，它會釋放一小團化學物質，稱為神經傳遞素（因為它們在神經元之間進行傳遞）。這些分子釋放出來後，越過間隙，其中一些到達另一神經元，在那裡找到神經元表面（即細胞膜）的受體，等待合適的分子到來。如果遇到相匹配的搭檔，它們便能立即結合：就像鎖和鑰匙一樣，神經傳遞素能立刻插入受體分子中，帶它到達新的位置。當受體形狀改變時，細胞膜的大門便會開啟，能進入這扇門的任何化學物質都會改變細胞的電荷狀態，並且觸發一系列二級信號（即二級信使）。信息傳遞後，神經傳遞素便會脫離分子，由處於突觸中的特殊分子（回收酶）進行回收；同時，受體恢復「被動」狀態，等待下一次聯絡（見圖7.3）。
圖7.3—個神經元通過突觸與另一神經元傳遞信息的過程
圖7.3（a）顯示了發出信號神經元（左）的軸突和接收信號神經元（右）的樹突。軸突末端含有許多細小的囊泡，裝滿神經傳遞素分子（黑色三角形）。當神經元信號傳至其軸突末端，這些囊泡便移至細胞膜，在這裡它們將裝載的神經傳遞素分子釋放入突觸。
接收信號的神經元的細胞膜含有各種受體分子（三個受體如圖所示），其中一些結合有離子通道（其中一個如圖所示）。
圖7.3（b）顯示的是一個神經傳遞素分子（黑色三角形）鎖定了接收信號的細胞上的一個受體。相應的離子通道已經打開。
圖7.3（c）展示的是神經傳遞素的回收過程。一旦神經傳遞素分子與受體分離，與受體結合的離子通道就會關閉，讓接收信號的神經元細胞內外重新達到電荷平衡，為接收下一個信號做好準備。同時，回收酶將神經傳遞素從突觸運走，將其轉移回發送信號的細胞，從而，神經細胞可以長久維持其與「鄰居」溝通的能力。
學習
儘管受體可以回到原來的位置，但細胞膜所在的細胞卻再也無法恢復到之前的狀態。有時這種改變極其微小，但神經傳遞素分子的作用常常可以造成永久的改變，不僅影響細胞的電荷狀態（這可能導致細胞生成自身的信號），而且還影響其基因機制。基因可開啟也可關閉；這可以敦促閱讀基因和製造蛋白質的機制加倍努力，或是放鬆休息。那些蛋白質可能變成更多即將被運出細胞膜的受體，又或者它們也許要在細胞內部完成工作。反過來它們也會影響神經元的內部環境。這可能導致細胞膜上的其他受體開啟或關閉……以一種網狀式無限循環的因果關係形式一直持續下去。
這為何有關係呢？因為這種網狀效應往往會改變細胞對於未來信息的接受能力。比如，更多受體運送至細胞膜，會讓細胞對神經傳遞素更為敏感，從而更可能對自身信號作出反應。相反，將受體從細胞膜運離會使神經元不能很快被輸人信號激活。細胞能夠改變其間突觸強度的能力正是大腦為何能夠從經驗中學習的秘密所在。一般來說，兩個神經元如果同時被激活，連接它們的突觸往往會變得更加堅固。當一個神經元被激活時，加固了的突觸會提高另一神經元被激活的幾率。突觸的活動能力可以影響神經元的活躍程度，由此，大腦可以根據收到的刺激刻畫自己的認知圖景。流水在地面上開闢出溝渠，隨著時間的推移水便會流得越來越順暢，同理，信號在神經元之間流動，加強兩者之間的聯繫，從而使得後來的信號更容易傳遞。如果一種信號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越頻繁，這些神經元之間的聯繫就越穩固。這也是為什麼「重複」會成為洗腦的一種核心手段的原因。
大腦的構造
人腦如同鄉間宅邸一樣，可分為兩層樓。樓下是皮質下區域，包括小腦、丘腦、杏仁核和上丘，很多腦活動在這個區域完成，包括心跳、呼吸、體溫調節、各種身體動作、部分學習活動，還有很多無意識的活動。下皮層有很多區域，一些處理輸入（感官）信息，一些輸出行動指令，一些信息是關於當下的位置和身體狀態（這些組成了所謂的情緒），還有一些負責更為複雜的功能。有關皮質下區域的書籍很多，這裡我就不再贅述，況且這也超出了本書的討論範圍。
樓上是大腦皮層，這裡有自我、自由意志、意識，甚至「鬼神模塊」都被認為存在於這一區域。大腦皮層分為兩半，左腦和右腦，每一部分又分為四個主要區域，或稱為葉。大腦後部是兩個枕葉，兩側是目前人們還瞭解得並不多的頂葉（朝上）和顳葉（朝下），腦前部已經高度發達，由左右額葉組成（見圖7.4）。
圖7.4 人腦的內側結構圖
圖中已標示出大腦皮層的四個主要部分（額葉，顳葉，頂葉和枕葉）。內側結構圖展示的是大腦從中間分割的結構圖形，一半大腦被切除，以便可以清楚地觀察另一半的結構。（常見的還有側面結構圖，如圖l.1（a）所示，左邊是額葉，右邊是枕葉。）大腦皮層在下皮層上形成一個褶皺的層次。圖中也標示了下皮層的四個主要結構——丘腦、小腦、上丘和腦幹。
每一個葉包含許多子區域，神經元接收的信號類型根據腦葉和區域而各有不同。比如，來自眼睛的信號進人腦後的皮層，即枕葉，而來自耳朵的信號進人顳葉。而且，神經元輸出信號也各有不同。在感官區域，腦細胞主要將信號發送至其他皮層區或皮層下感官區，而生成動作的額葉區主要負責發送指令至皮層下輸出區：神經元的輸出信號可快速到達脊髓，然後到達肌肉。
穩固的自我
經過以上的速成課之後，現在該回到本章的主題上了：穩固性假設。我們都對孩子身體成長的速度感到驚訝，事實上兒童大腦的變化速度更為驚人。然而，我們通常認為，如果沒有發生意外事故或是罹患疾病，到一定年齡後，我們的大腦就基本維持穩定狀態。比如，當知道閱讀障礙是大腦出現了異常狀況時，患這種病症的人通常很絕望：「我深受這個問題的困擾。」因為他們認為大腦意味著永遠無法改變。科學家告訴我們，自我意識與大腦有關，那麼，自我意識也應該是無法改變的，或者說變化非常緩慢，即使有變化也得經歷多年。穩固性這一假設於是以兩種面目出現：一個與大腦相關；另一個則涉及自我意識。前者是現代的說法，而後者要早得多。成年人都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身的行為動機，掌控自己的思想意識。儘管我們不能對「自我」給出哲學定義，但這並不意味著隨著年齡增長我們都沒有強烈的自我認同感。
如果我們沒有經歷思想上顛覆性的震撼，那麼我們非常幸運，因為那是世上最恐怖的經歷。心死與空虛在本應健康發展的自我中不斷滋生，為抑鬱蒙上了一層特殊的恐懼。而自我人格分裂，不管是由老年癡呆症，還是由精神分裂症造成的，都足以令人感到驚恐。人類恐懼任何可能威脅到我們身份意識的事物：毒品、疾病、大腦創傷、新科技，尤其排斥他人想要改變我們的企圖，例如社會工程、影響企圖（通常是暫時性的）、洗腦（其效果可能永久持續）。即使當我們想要改變自己而聽從於治療師和專家，以求追尋嶄新的生活方式時，我們努力改變「自我」實際是期望「我們」（與簽字接受治療時的「我們」仍是同一個人）能夠從中受益。典型的洗腦就是破壞這種期待的過程，這正是其恐怖之所在。
然而對大腦而言，穩固性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大腦時刻都在變化：每一次感知，每一次感官刺激都在改變著你的大腦。有時這種改變可能非常劇烈。比如，一些病人在截肢後會出現「幻肢」感。儘管只是幻象，但這種幻象非常真實，以至於能夠感到幻肢的疼痛折磨。患者常說，幻肢緊緊地附著在身上，使他們無法放鬆。那這種幻肢疼痛感是怎麼出現的呢？比如，當一隻手被截去時，大腦皮層區過去用來處理來自手的信號的神經元就不能再接受慣常的輸人信號。但這些神經元並不會賦閒（神經元遵守嚴格的職業道德），它們會加人鄰近的神經元組織，開始與這些「鄰居」一樣接收信號。因為管理手的大腦皮層鄰近接收臉部信號的神經區域，所以以前的「手」神經元就變成了現在的「臉」神經元。但接收這些神經元傳遞信號的大腦區域並不知曉神經元輸人的改變（從手變為臉）。對大腦區域而言，來自那些神經元的信號還是代表手部正在發生的情況，這就導致了上述奇怪的結果：用幻肢摸某人的臉，這只並不存在的手也會感覺到觸碰。
並不是所有的腦部改變都與幻肢症一樣離奇。有些變化十分微小且短暫，正如哲學家約翰·洛克所說，「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或是特徵，就好比影子飛過玉米地」。然而，儘管許多變化小到無人留意，但卻可以累計，而且它們的網狀效應會持續更長的時間。想想肌肉如何適應逐漸減輕的重量，比如說，一瓶慢慢減輕的濃縮果汁。喝果汁的人每次只喝一點以品嚐果汁的香味，這樣，每次瓶子重量的改變都不易察覺。只有當她再拿到一滿瓶時，她才會驚訝地意識到原來早已經是「空瓶」的重量。儘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微小的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大腦中沒有留下記錄。事實上，無論何時，我們腦中的絕大多數變化都是無法觀察到的。
這種十分突出的盲目性恰恰鞏固了穩固性這一說法，使我們變得非常保守，不明智地看待那些能夠影響及不能影響我們大腦的事物。我們所知的毒品、疾病和傷害僅是少數人的噩夢，但即使對它們，我們也不願承認自身身份已經發生改變（「他」也許變成了另一個人，那是因為他被洗腦了，但「我」還是我）。任何其他東西都被認為對大腦沒有影響——肯定對自我也沒有影響——除非找到證據證實。這種保守原則與笛卡爾的二元論有關，它是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之一。我將其稱為「鑽石觀」。二元論由哲學家勒內·笛卡爾提出，他將高級精神與低級物質嚴格分開，認為自我就是「會思考的生物」，以一種神秘獨立的精神實體而存在。假設真如笛卡爾所言，頭腦和身體完全不同，那身體的改變就不應對頭腦產生任何影響。
甚至早在17世紀，人們就對這種嚴格的二分法產生了懷疑。哲學家安妮·康威長期遭受頭痛症的折磨。她對身體如何影響頭腦有很好的理解，在其死後於1690年出版的批判笛卡爾的書中她這樣寫道：
為什麼精神和靈魂會遭受身體痛楚的折磨？因為如果精神與身體相結合時，精神是無形的，既然兩者性質如此，那為什麼當身體受傷時靈魂也會感到哀傷？……但如果一個人承認靈魂也與身體一樣具有物質屬性，……那麼以上提到的所有難題就都消失了。我們便很容易理解靈魂和身體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
康威，《古今哲學的原理》，第58頁
康威的論著發表時，笛卡爾已經過世，但在此之前就已經有人促使笛卡爾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那是波西米亞的公主伊麗莎白，一位聰慧過人的女性，她提出了關於疼痛的問題，並且得到了笛卡爾的回應。康威的編輯註釋道，「笛卡爾從未回答過這個問題，他只是建議伊麗莎白每年花幾天時間在抽像事物上，而這些話他絕沒有對任何一位質疑他的哲學理論的男性講過」。
然而正是伊麗莎白公主的主張——疼痛是二元論原則下的特例——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從17世紀起，思考「自我」的發展史——如同我們各自建造的小木舟引導著我們駛過生命之河——已經演化出越來越多的例外。神經科學不僅證明疼痛、毒品、疾病、傷害可以影響大腦和自我，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藥劑加人了這張清單。基因、荷爾蒙、壓力、地磁場、溫度、陽光、電線塔、輻射、我們所吃的食物，甚至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是多麼脆弱的生物啊，不得不受到如此多的外界影響，其中大多數我們甚至根本就沒有注意過！
批評家大呼，但「我」還是我。這些僅為「表面文章」，一點信息素或是有機磷酸鹽根本不足以影響「我」的本質。笛卡爾的信徒認為我們擁有「鑽石觀」，純潔超脫，不會受週遭污濁世界的污染。我們的大腦就像鑽石，在洗腦這種極端壓力之下有可能崩潰，但較小的作用力根本無法改變其結構。那麼，這種穩固性的說法正確嗎？這種「表面文章」在何種情況下會發展成對自我身份的攻擊？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研究幾個常見的例子。
大腦供養
回想一下圖7.2（b）所示的細胞膜。長期以來，神經科學家們更樂意去對不同的神經傳遞素和受體進行分類，而忽視了組成細胞膜的磷脂分子。如今，人們卻發現碟脂對神經元之間的信息傳遞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細胞膜由何種磷脂分子構成，這至關重要。一些類型的磷脂分子長且直，因此可以緊緊結合在一起；而另一些則成波紋狀鋸齒形，因此結合得很鬆散（見圖7.2（b））。為什麼要關注這些呢？因為細胞膜上的受體在表達時是需要空間的。如果它們受到緊密結合的磷脂分子的限制，當神經傳遞素插人時，就很難改變自身的位置。這會降低細胞生成信號的效率和速度，從而降低整個大腦運轉的效率。
換句話說，改變磷脂分子類型可以對大腦工作效率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需要多一些波狀磷脂分子，少一些長直磷脂分子。如果你認準大腦是固定不變的，那麼這種改變根本不可能發生。但實際上這很容易，你只需多吃些富含油脂的魚類便可解決。
磷脂分子的脂類部分就像（或直或彎的）尾巴。它由脂肪酸構成，可能是飽和脂肪酸，也可能是不飽和脂肪酸。飽和脂肪酸可在經過加工並能長期存放的食物中找到，它產生直的磷脂分子。不飽和脂肪酸可從魚、堅果、綠色蔬菜中找到，它產生波狀的磷脂分子。我們日常飲食中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越高，磷脂分子在我們的細胞膜中就排列得越鬆散，這樣細胞就越容易傳遞信號。細胞膜與人一樣也會疲乏、損耗，所以大腦必須一直尋找新的材料來彌補這些損耗。因此，改變飲食結構，食用更多不飽和脂肪酸就可以輕鬆地改變你的大腦了。
這會產生非常顯著的變化。已有證據顯示，攝人不飽和脂肪酸可以改善兒童的注意力，幫助治療成人的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母乳對嬰兒成長如此有益，正是因為其中有高含量的不飽和脂肪酸。你所吃的東西，尤其是在年幼時所攝人的食物，會對你今後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產生巨大的影響。根據伯_納德·格施主導的一項實驗研究顯示，即使成年後，不同的飲食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在《發條橙》的劇本中，已被判刑的英國罪犯通過幾個月的治療，暴力行為可減少40%。伯吉斯的支持者接受了厭惡療法。參與這項實驗的青年被試用了膳食補充品。
大腦中的「閃電」
我的下一個例子更具有爭議性。它涉及顳葉，大腦的這一區域主要負責處理聽覺、語目和記憶。有一種癲癇症叫做顳葉癲癇症（TLE），患者有時具有非凡的創造力（比如作曲家德米特裡·蕭斯塔科維奇，作家愛德加·愛倫·坡，畫家梵高都被認為患有顳葉癲癇症），或者強烈的宗教體驗（聖·保羅和聖女貞德也是顳葉癲癇症患者）。癲癇症的出現是由於神經元過分活躍，持續不斷地發送信號。不過，一些正常人也具有非凡的創造力和宗教體驗，雖然他們沒有患癲癇症，但他們的顳葉神經元也是非常活躍的，這種現象被稱之為「題葉活躍性」現象。科學家認為，個體題葉的活躍程度可從最低的神經惰性到高度活躍的顳葉癲癇症。
邁克爾·伯辛格等研究者進一步提出，精神體驗通常因顳葉活動而產生。當然，宗教體驗敏感性因人而異。比如，一些無神論者從未有過宗教體驗（或者不願意承認這種體驗，就像一個天生的盲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日落一樣）。伯辛格的研究推論是，某些人不相信上帝，也許只是基因的問題：他們的顳葉活躍性太低，因此無法擁有或轉換為精神體驗。
顳葉活躍性的研究具有更深層的意義。伯辛格報告稱，能夠通過對右穎葉施加復合磁場的方法，引導志願者產生精神體驗。這表明宗教體驗可能源自大腦活動與環境磁場間的相互作用。假以時日，科學技術就能隨意提供這種體驗了，通過物理方：法讓那些從未有過宗教體驗的人有機會改變自己的本質。他們經過這種科學技術的改造後，對朋友、家人而言，會不會就像是被洗腦了呢？又有誰知道未來的高科技能使我們發生什麼樣的改變呢！
動搖的根基
堅持穩固論的評論家必然有很多理由。我們的大腦和自身時刻都在發生著變化，儘管我們並不是每次都能察覺得到。堅定的穩固論評論家必須論證：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不管大腦遭受來自化學藥品、磁場或其他任何東西的侵襲，「自我本質」都不會發生改變。無論我是否有注意力方面的問題，我都是同一個人嗎？或者當我患有慢性頭痛症、抑鬱症，有宗教信仰，出現精神錯覺自認為自己是上帝或（如果我患上科塔爾綜合征）認為自己已經死亡，與我沒有這些病症時是同一個人嗎？顯然，在決定「自我本質」這個問題上，某些大腦機能要比另外一些大腦機能更為重要。
那麼自我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將它鎖定於神經元之間的間隙。依照這個觀點，自我便是大腦中所有突觸活動的集合。然而，這個觀點沒有清楚地向我們解釋我們最感興趣的自我的那一部分：我們認為所有突觸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一些比另一些更平等而已，這可以為喬治·奧威爾的觀點提供辯護。許多心理學家指出，自我與特定現象有關，包括擁有一副軀體，能夠對身體和外界施加影響，具有社會性（即與他人交往），有自我意識，不僅能夠認識世界和自己的身體，而且還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覺。
根據黑茲爾·馬庫斯和北山·忍的劃時代論著，除上述要素之外，將自我看作獨立精神個體的程度也因人而異，因文化而異。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指「獨立自主的人」（根據羅伊·鮑邁斯特的註釋，對於個性的強調是近年來才發展起來的）。比如，美國人通常認為個體應該「主要根據自己的內在想法、感受和行為來組織自身的行為，而不受他人思想、感受和行為的控制」。相比之下，亞非文化則注重相互依存的自我，「將自我看作周圍社會關係的一部分，並且認為個人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為人所感知的各種關係中其他人的思想、感覺和行為」。
記憶的重要性
記憶的可塑性正在變得越來越明確。
伊麗莎白·洛夫特，《我們不斷變化的記憶》
當你問一個人他是如何知道現在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仍是同一個人時，不論這個人是什麼出身，他們的答案通常都會指向：記憶。我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還是同樣的自我，因為我們對過去自我的記憶顯示我們自身並沒有太大變化。我們非常依賴記憶，在出現失憶時會感到痛苦，比如費力找不知去向的鑰匙，或是架在鼻子上的眼鏡，碰到熟人卻想不起他的名字。可能有人讀過患者 H．M.（全名亨利·古斯塔·莫萊森）的故事，他是神經科學界非常出名的病例，他因一次癲癇症手術被切除了大部分顳葉，因此失去了形成新記憶的能力。又比如，在電影《記憶碎片》中，失憶症患者試圖解開自身存在之謎。儘管他們還認得兒時的朋友，但記不住半小時前看過的醫生，因為大腦受傷之前的記憶仍然是完好無損的。即使父母死亡這類悲痛的事件，因為是更為近期的記憶，也無法得以保存。偶爾失憶的人很懼怕會完全失憶，不論是像 H．M.的怪異健忘症，或是輕微的老年癡呆症都會令人恐慌。有一天我們會像習慣我們身體的其他缺陷一樣，逐漸習慣我們的記憶力缺陷，但絕不會將偶爾的失憶看作是對自我意識的威脅。
神經心理學家丹尼爾·沙克特指出，失憶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他詳述了七種「記憶之罪」：短暫易逝、注意力渙散、記憶障礙、張冠李戴、易受暗示、偏差和持續性。用沙克特的話來說，前三者是「遺漏之罪」，我們已經習慣並且經常抱怨的正是這幾種失憶類型。記憶的易逝性指「記憶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弱或消失」；注意力渙散是指沒有集中精力記住我們所需的信息；記憶障礙指的是在我們試圖提取大腦中的記憶時產生沮喪情緒，這些記憶似乎只需稍加一點刺激就可以回來，但在需要時卻總是無法提取。最後一個「記憶之罪」，即持續性，是易逝性的反面。通常，那些不愉快或是受傷害的記憶總是很難忘卻，儘管我們非常希望忘記它們。極端情況下，它們還會以幻覺的形式出現，有時患者甚至認為自己正在再次經歷以前的創傷。
沙克特提出的記憶的另外「三宗罪」也十分常見，但它們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失憶。錯誤歸屬（張冠李戴）罪動搖了穩固論，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不願意談論這幾宗罪的一個原因。因此沙克特這樣描述道：
錯誤歸屬罪指記憶出處的指派出現了錯誤：即錯把現實和想像混淆，或者將你從報紙上看到的新聞記成是朋友告訴你的瑣事。錯誤歸屬實際上比人們所認為的要常見得多，而且對法律方面有著深遠的意義。易受暗示罪是指當一個人試圖回憶過去的經歷時，他的記憶會被主要問題、評論或建議所佔據。與錯誤歸屬罪一樣，易受暗示會牽涉法律體系，有時甚至會破壞法律體系。
偏差罪反映了我們當前的知識和信仰對過去記憶所造成的強烈影響。我們常常根據當前所知，無意識地編輯或完全另外敘述以前的經歷。
沙克特，《七宗罪》，第5頁
遺漏罪可歸結為記憶體系的缺陷。比如，記憶障礙就好比一個圖書館的員工不能為我們找到所需的書。而錯誤歸屬罪則不同：它們可能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生，但它們並不是意外事故。這些過錯都是我們自己犯下的，就像《1984》中的政黨，是我們自己改寫了歷史，將原本分離的事件聯繫在一起，創作了完全不曾發生的記憶。這暗示了我們有可能犯下這些罪過，不僅要批判我們的記憶力，而且還要批判我們的判斷力——不僅要怪罪圖書館，更要怪排放書籍之人——作家拉·羅什富科諷刺道，「每個人都在抱怨自己的記憶，卻沒有人抱怨自己的判斷力」。至於偏差罪，聯繫到這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每天都感覺自己是同一個人。因為大腦不斷重塑我們的記憶，使得這種信心能夠達到最大化。
模式化的自我
心理學家也探討過個體自我的靈活性，認同莎士比亞戲劇中雅克所說的「一個人可以同時扮演多種角色」。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需要我們扮演。扮演這些角色不僅要演出一系列行為，還包括與之適應的思想、態度和感情。通過對過去某種經驗的學習，比如和老闆談話，只要這個情境一出現，就會激發某種模式，就像一條捷徑，省去我們再次摸索合適行為的麻煩。人類會無意識地激活既學模式。事實上，每當我們企圖打破這種模式（「應該告訴我的老闆他管理方法上有問題」），而結果最終卻被我們以往的行為模式（「即使我明天離開，他也還是老闆」）所否決時，我們都會感到尷尬。高壓環境更容易喚起固有的模式行為，進而壓制其他想法。
人類善於進行分類，即將不同的模式分開，比如，與老闆相關的反應模式不能與嬰兒相關的反應模式混淆。這就使得人們在不同時間做出不同的行為模式，卻又不發生衝突。因此納粹死亡集中營裡的官兵能夠激活反猶太的行為模式，眼睜睜看著兒童被汽油燒死，接著回家又激活自身作為慈愛父母的行為模式，關愛地摟抱自己的孩子。
再者，似乎個體在分類能力上也存在差異。一些人可以對自己的思維模式進行嚴格的歸類，比如一個連環殺手，他的鄰居卻反應說：「我簡直不敢相信，他這麼好一個人，平時連蒼蠅都不會傷害！」而另外一些人則無法清楚地區分自己不同的思維模式。如果兩種模式正好出現共同的元素，那麼激活一個模式也就會激活另外一個。精神病學有一個著名的病例，一位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讓她列出自己的家庭成員時，她的回答竟是「父親……兒子……聖靈」，這表明她的家庭概念模式和三位一體模式出現了重疊。我們中大多數人都能夠避免這類不該有的聯想，但疾病卻讓這位患者無法正常思維。
有時兩種模式可能包含完全不兼容的信念。比如，當它們所於不同的情境時。如果一種模式處於活躍狀態，而另一種模式處於非活躍狀態時，則兩者的矛盾不會引起注意。因此，皮特在作為律師時，他激活的是捍衛人權的思維模式，但回家後卻虐待妻子，這時他的律師思維模式就沒有啟動。除非某件事或某個人碰巧同時激活了這兩種模式，否則皮特就永遠不會意識到他自身行為的偽善（即使被人指出來，他也還是會找到繞過這個問題的方法，比如辯駁稱是其妻子的行為讓她失去了她的人權）。我們只能認識到我們所有劇目角色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使是最善於反思的人也無法解開這些模式之間的所有聯繫，或者說解開模式發生衝突的所有癥結。正如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寫道：
我自相矛盾嗎？
那好吧，我自相矛盾，
（我遼闊博大，我包羅萬象。）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第1325-1327行
遺憾的是，穩固論的假設已經無法自圓其說。「自我本質」已經從笛卡爾時期的單一意識流發展到無數的模式體，即包含思維、感受與行為的集合。一個這樣的模式會在任何時候被激活，並且組成「活躍自我」。另一個模式則處於休眠狀態，在需要的時候隨時準備派上用場——當我們從職場轉換到家庭，從循規蹈矩轉變為具有豐富感情的個體。考慮到這些變化的能力與靈活性，甚至是內部矛盾，也許洗腦帶來的變化並不是毀滅性的。但如果我們的大腦思維具有可塑性，更像是黏土而不像鑽石的話，那麼洗腦就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它如同其他形式的影響一樣，也可以通過心理學而得到解釋。
模式化的大腦
如何把這些模式轉換成神經科學的語言呢？很簡單，大腦的組織原則就是讓每一個神經元在受到信號刺激時，都可以被激活（發送信號）。然而，這些輸人的信號並不是整個事物的信息，它們只是世上各種事物的某些方面，比如顏色、聲音、動作、身體感受。換句話說，一個獨立的神經元不會對整個「物體」作出反應，而只會對一個或幾個特徵作出反應。因此，在視覺皮層中，一些神經元接收到視覺的刺激會發出信號，而另一些則不會；一些神經元會在物體左移時發出信號，而右移時則不會；一些神經元接收藍色物體的信號，如果是紅色物體則不會作出反應。而形成類似老虎這樣完整物體的圖像則需要一組神經元同時激活，並且這些神經元常常分佈在大腦皮層的不同部位。一些接收動物毛色的信號，一些接收條紋的信號，一些對動物的叫聲作出反應，一些負責接收下皮層的信號，比如指示身體處於高度警備狀態的信號。
那些接觸過老虎的人，大腦中會形成「老虎模式」。從心理學角度來講，這會形成一系列關於老虎的概念（「老虎是長有條紋的大貓」「它們會咆哮」，等等）、態度（比如「恐懼！」）和行為反應（比如「逃跑！」）。從大腦的角度看，接收對老虎認知信號的神經元組會與其他神經元組聯繫，一些負責接收下皮層發出的情感信號，而另一些則發送信號讓肌肉運動奔跑。隨著這些神經元之間的聯繫逐漸加強，該模式就會成為一個範圍更加明確的整體，也更容易被激活。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加強了感官部位、大腦後部以及（生成動作的）大腦前部之間的聯繫。這些聯繫對獵物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義，一秒之差就可以決定生死。訓練有素的反應模式並不需要激活每一個神經元才能作出行動反應。因此，動物可以提前產生保護行為。從進化角度來看，寧願冒著犯錯的危險（將灌木叢的颯颯作響噹作是捕食者的腳步聲）也比等模式中所有神經元被激活（「它身形龐大，有條紋，我沒有聽到叫聲……那就太晚了」），然後被吃掉的好。因此，模式中神經元的聯繫越密切越好。這樣，只要一察覺到「條紋」和「身形龐大」就足以讓它們作出「逃跑」的反應。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在緊急情況下的反應異常迅速，完全不會在意恐懼、震驚或疼痛（有時甚至還沒有注意到觸發其反應的刺激物），直到作出反應之後才會注意到這些感受。
因此，反應模式，即習得的行為和思維模式，是神經元間聯繫模式的具體化身。當某種刺激激活其中一個或幾個神經元時，這種聯繫越緊密，就越能更快地自動觸發整個反應模式，進而更快地喚起與此模式相聯繫的思維和行為。前文已經提到，神經元被同時激活時，它們之間的聯繫會加強。刺激物活動越頻繁越強烈，聯繫就越緊密。
每一個自我——從神經科學角度看都是神經元所有聯繫的集合——都包含一組成熟的思維行為模式（即特定情境中被激活的特定連接方式）。這種模式越牢固（學得越好），它便越有益於我們形成整體的自我認知。相反，不夠成熟的模式並不會經常使用，而且還可能需要有意識地關注才能啟用。它們之間連接的強度並不高，很容易被改變；這種模式的變化並不會讓我們自身或是朋友感覺我們變了一個人。最牢固的反應模式會被經常使用，而且無須刻意思考（多年形成的偏見就屬於這種類型）。它們之間的聯繫太過緊密，很難改變；因此如果這種模式突然變化，我們就會懷疑是不是身份個性上發生了改變，並且是由某種外部作用所造成的。如果這種變化影響到了一個人最牢固的思維模式，那麼人們很可能將其歸結於洗腦。
※本章小結
讓我們回到前幾章討論過的強制性洗腦和暗中洗腦的差異上來。暗中洗腦的手段，比如洗衣粉廣告，可能會改變幾個無關緊要的觀念，也許是在慢慢加強某種思維模式，將特定的洗衣粉和感官舒適聯繫起來。這會加強我們大腦中某些突觸的活動，但是我們並不會感到自我的改變（儘管總體而言，廣告確實極大地影響了人類）。而強制性洗腦是令人恐懼的，因為它威脅到我們最牢固的思維行為模式，即構成我們認知圖景的核心特徵。洗腦者聲稱，即使是我們最堅定、最熟悉、最難以改變的信仰，以及思想和態度也都能夠被改造一新。如果廣告是緩慢侵蝕，那麼強制性洗腦則是地震或彗星撞擊：是我們內部世界的大爆炸。第14章我們將從神經科學角度探討這種深刻的改變是否有可能真實地發生。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更深人地瞭解一下信仰和情感，以及我們如何改變它們。
- George Eliot（1819—1880）：英國小說家，與狄更斯和薩克雷齊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爾馬契》等。
- Salman Rushdie（1947—）：印度小說家、散文家。代表作有：1981年獲英國布克獎的《午夜的孩子》以及1989年初出版並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詩篇》和19%年的《摩爾人最後的歎息》等。
- John Locke（1632—1704）：英國哲學家、內科醫生。最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之一，被譽為「古典自由主義之父」。
- Anne Conway（1631—1679）：英國哲學家，柏拉圖主義的遵循者。
- Bernard Gesch：牛津大學心理學、解剖學、遺傳學系研究員。
- Michael Persiiiger（1945—）：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員，勞倫特大學教授，同行評議出版物多達200部。他因在神經學領域的實驗而聞名。
- Hazel Markus：斯坦福大學社會心理學家，研究興趣包括文化、種族、情感、性別、動機和目標設定，等等。
- Shimbu Kitayama：京都大學環境信息處理學院教授。著作有《情感與文化：相互影響的實證研究》
-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國作家兼政治人物。
- Walt Whitman（1819—1892）：生於紐約州長島，他是美國著名詩人、人文主義者，他創造了詩歌的自由體，其代表作品詩集《草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