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當心理醫生努力去挖掘一個問題少年的問題時，最終會發現，問題的根源往往並不在這個少年身上，而出自少年的父母，簡而言之，是父母的心理問題，導致了孩子的心理問題。雖然表面上看來，孩子的行為急需得到矯正，但實際上，往往父母才是真正迫切需要心理治療的人。但遺憾的是，這些父母往往都是逃避罪惡感的人，他們不承認自己有問題，也不願意接受心理治療，總是用謊言來掩蓋真相。其結果便是：父母不承認自己的問題，孩子就會出大問題。
我們說，窮凶極惡的人沒有罪惡感，面對自己的「惡」，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善良的人則有罪惡感，當他們犯了錯的時候，都會感到內疚和痛苦，感到內疚和痛苦本身就表明，他們敢於正視自己的問題，沒有選擇逃避。而逃避罪惡感的人則沒有勇氣去承受內疚的痛苦，總是用謊言來掩蓋真相。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逃避良心的譴責，逃避罪惡感，就是在逃避自己的問題。逃避自己的問題，不僅無法讓自己獲得進步，反而還會扼殺別人的生命力。
其實，父母培養孩子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認識和自我成長的過程。當父母給孩子付出愛的時候，愛不僅能讓孩子的心靈獲得成長，父母自己的心靈也能獲得成長。真正愛孩子的父母，會為了孩子的成長而改變自己，他們會放棄自己錯誤的觀念，改正自己的缺點，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孩子會受益，父母同樣會受益。但是，逃避罪惡感的父母卻不是這樣，他們為了逃避良心的譴責，不承認自己有錯，認為一切錯都在別人身上，如果不是學校和社會出了錯，那麼，錯就在孩子自身。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孩子備受壓抑，其人性無法獲得正常的發展，其心靈常常被扭曲，極容易患上抑鬱症。比利的案例就是如此。
在心理醫生訓練課程的第一年，我負責醫院的住院部。一天晚上，15歲的比利掛了急診，在診斷患了憂鬱症後，他便住進了醫院。開始治療之前，我讀了比利的病歷：
比利的哥哥，16歲的史都華，去年6月用點22口徑的來復槍，對著腦門開了一槍，自殺身亡。剛開始，對於哥哥的死，比利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情緒波動，也能夠抑制自己的悲傷。但是新學期開學之後，他的學習成績卻直線下降。原本在班上一度保持中上水準的他，現在竟墊了底，並且出現了抑鬱症狀。
感恩節前，比利的憂鬱症狀已經很明顯了。他的父母對此十分擔心，並試圖通過加強與他的交流來幫助他。但是，比利卻愈來愈少言寡語，這種情況，到聖誕節後變得更加糟糕。前些時候，並無案底且從未有過駕駛經驗的比利，竟然單槍匹馬地去偷車，然後將車撞得面目全非，他也因此遭到警方逮捕。法院審理了他的案子，最終的裁定結果是：由於比利未到法定年齡，所以交保後，暫由父母監管，而且他必須在父母的陪同下，立即接受心理治療。
醫護人員將比利帶到了我的辦公室。乍看上去，比利有一副青春期男孩所具備的典型體格：皮包骨似的身體，很是單薄；竹竿似的四肢又細又長；不合身的衣服；沒有經常梳洗的長髮，耷拉下來，擋住了眼睛。別人很難看清他的面龐，尤其是當他凝視地板時，別人更是連他的臉都看不見。我握住他無力的雙手，領著他坐了下來，說道：「比利，我是派克醫生，也就是你的主治醫生。你現在感覺如何？」
比利默不作聲，只是安靜地坐在那兒，盯著地板看。
「晚上，你睡得好嗎？」我問。
「我想，還好。」比利喃喃道。於是，他開始摳手背上的小瘡癤，我發現像這樣的傷口，他的雙手及手臂上還有很多。
「待在醫院，會讓你感到很緊張嗎？」
比利依然不回答，他還是全神貫注地摳著瘡癤。而我也很泰然地安慰道：「幾乎每一個第一次來醫院的人，都會感覺到緊張。但是，慢慢地，你會發現，醫院是個很安全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會來醫院？」
「爸媽帶我來的！」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我偷了車，法官要求我一定要來醫院。」
「我想，法官的意思，並不是非要讓你住院，他可能只是想讓你來看看醫生。以前為你就診的醫生認為，你得了嚴重的憂鬱症，最好能夠住院治療。對了，你怎麼會去偷車呢？」
「我不知道！」
「偷車真的是件讓人膽戰心驚的事，尤其你還是單獨行動，甚至沒有駕照，也沒有開過車，這更可怕。肯定有一股強大的力量驅使著你去這麼做，你知道是什麼力量嗎？」
他依舊沉默。實際上，我真的不抱希望他會回答我。因為，對於一個處於困境的15歲男孩而言，第一次來看心理醫生，不可能滔滔不絕說個沒完，更何況他還是個嚴重的憂鬱症患者。在比利不經意間將眼神從地板移開的那一刻，我迅速瞄了他幾眼。他的眼中與嘴角沒有一絲生氣，整張臉看上去就像是集中營的生還者，或是無家可歸的逃難者——茫然、冷漠、絕望。顯然，比利的生命力遭受到了強烈的遏制，已經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你悲傷嗎？」我問。
「我不知道。」
也許他真的不知道。青春期的孩子雖然容易多愁善感，但往往容易受困於種種情感中，難以準確地予以表達。我告訴他：「我猜，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能夠解釋你的悲傷。我知道，你的哥哥史都華去年夏天持槍自殺了。我想問的是，你和他的感情好嗎？」
「很好。」
「那麼，他的死，一定讓你很傷心，很無助。能告訴我一些你們兄弟倆的事嗎？」我問。
沒有回應。他仍然在摳著手臂上的瘡癤，也許他只是想再往下摳深一點。如此看來，他顯然是無法在第一次診療中，就開始談論哥哥自殺的事。因此，我決定將這一話題暫且擱置。我問：「那我們來談談你的父母吧！他們有哪些事，是你可以說給我聽的？」
「他們對我不錯。」
「很好啊！那他們對你是怎樣的不錯呢？」
「他們會開車載我去參加童子軍會議。」
「嗯，這確實是不錯。」我說，「不過，這也是為人父母應該做的。那麼，你和父母相處得怎樣？」
「還好。」
「沒問題吧？」
「可能有些時候，我會讓他們為難。」
「噢！比方說呢？」
「我傷了他們的心。」
「比利，你是怎樣傷他們的心的？」我問道。
「我偷車這件事，就已經傷了他們的心。」說這話的時候，比利並不是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在誇耀，而是以絕望的口吻在訴說。
「你有沒有想過，或許你就是因為想要傷他們的心，才會去偷車的？」
「不是。」
「噢！那你就是不想讓他們傷心。你還能想到其他讓父母傷心的事嗎？」
比利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沉寂了許久之後，我開口問道：「你想到了嗎？」
「我只知道我傷過他們的心。」
「但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也不曉得！」
「他們是不是處罰你了？」
「沒有，他們對我很好。」
「那你怎麼會知道自己讓他們傷心了呢？」
「他們對我大吼大叫。」
「噢！可是，他們因為什麼事而對你吼叫？」
「我也不清楚。」
比利忘我地專注於摳著那已經潰爛的瘡癤，他垂著的頭，低得已經不能再低了。我想，此時如果問些芝麻綠豆的生活瑣事，他或許更能敞開心扉，那樣我們可能就可以掃除交流的障礙，心對心地溝通彼此。
「家裡養過什麼可愛的寵物嗎？」我問。
「養了一隻狗。」
「什麼狗？」
「德國牧羊犬。」
「它叫什麼名字？」
「它是只母狗，叫做『琪琪』，大家都說這是個好聽的名字，我倒不覺得。」
「這聽起來像德國名字。」
「是啊！」
「德國牧羊犬取了個德國名字。」我一方面在發表著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也希望從對談中，獲悉一些有價值的信息。「你經常和琪琪在一塊兒玩嗎？」
「不是經常。」
「它是由你照顧的嗎？」
「是的。」
「但你似乎不是很喜歡它？」
「它是我爸爸的狗。」
「噢！但是你仍然還是要照顧它？」
「沒錯！」
「這聽起來，似乎不太公平。那麼，你會因此而生氣嗎？」
「不會。」
「你有屬於你自己的寵物嗎？」
「沒有。」
我們一直在寵物的話題上打轉。於是，我打算做些改變，和他談一些年輕人熱衷的話題。我問：「聖誕節剛剛過去，你在節日裡收到了什麼聖誕禮物嗎？」
「沒有收到很多。」
「那你的爸媽肯定會送你一些東西，它們是什麼呢？」
「一把槍。」
「送你槍？」我很驚訝，愣愣地重複著他說的話。
「沒錯。」
「哪一類的槍？」我緩緩地問道。
「點22口徑的槍。」
「是手槍嗎？」
「不是，是來復槍。」
接下來，又是一陣沉寂。我感到很迷惑，不知所措，這種迷惑正是遇到邪惡的人和事時，經常會出現的那種，讓人極不舒服，只想逃離。我想停止診療馬上回家，但最後，我還是強迫自己說出了該說的話：「對不起，我想說你的哥哥正是用點22口徑的來復槍……對不起。」
「……嗯，是的。」
「那麼，這份聖誕禮物是你要求收到的嗎？」
「不是。」
「你原本想要什麼禮物？」
「網球拍。」
「可是，你卻得到一把槍？」
「對。」
「當你收到一把你哥哥也曾擁有過的、同類型的槍時，你有怎樣的感受？」
「不是同類型的槍。」
我寬慰了許多，原來是我弄錯了。我道歉說：「對不起，我想是我理解錯了，我還以為是同類型的槍。」
「不是同類型的槍，」比利目光呆滯，簡單地重複道，「是同一把槍。」
「同一把槍？」
「沒錯。」
「你是說，它是你哥哥自殺時的那把槍！」此時此刻，面對如此邪惡的事情，我恨不得馬上離開，逃回家中。
「是的。」
「換句話說，你的爸媽把你哥哥自殺時用的槍，當作聖誕禮物，送給了你？」
「對。」
「那麼，聖誕節收到你哥哥的這把槍，你有什麼感想？」
「我不知道。」比利埋下了頭，更加狠命地摳著手上的傷疤。
我後悔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啊，他怎麼會知道呢？就算知道，他又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青春期的孩子最重隱私，他們輕易不會向別人吐露心事，更不要說，對像還是一個陌生的、身穿白大褂的大人了。即使比利願意向我一吐為快，但由於他本身對事實真相的認識，也只是模模糊糊而已，所以他也不可能暢所欲言。我們知道成年人絕大部分的思考都是在意識下進行的，而未成年人的思考和表達往往都來自潛意識的驅使。換句話說，心理醫生的任務就是要從未成年人的一言一行中，大致推論出他潛意識裡在思考的問題。
我注視著比利，即便是談到槍的話題，他的神情也沒有任何變化：照樣摳著他的傷口，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眼神呆滯，毫無生氣，一無所懼的樣子。「我並不期望你會知道。」我說，「能不能告訴我，你見沒見過你的祖父母？」
「沒見過。他們住在巴克迪亞州。」
「那你還有其他的親戚嗎？」
「有一些。」
「你喜歡哪個親戚？」
「我喜歡梅琳達姨媽。」
從他的回答中，我察覺到些許熱情的跡象。於是，我問：「你住院時，想不想讓梅琳達姨媽來探視你？」
「她住在很遠的地方。」
「但是如果她不遠千里而來呢？」
「如果她願意來，那當然最好。」
我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我想馬上聯絡梅琳達姨媽。而我現在必須結束談話診療。於是，我向比利說明了醫院的工作流程，並告訴他，隔天我還會再去看他，而護士也將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顧，睡前還會給他服安眠藥。接著，我領著他回到了護理站。寫完比利的醫療診斷報告後，我來到室外，天正在下雪。欣賞了幾分鐘的雪景後，我又回到了辦公室，繼續處理文書。
與比利的交談令我感到壓抑，因為他就像一具行屍走肉一樣，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青春期的孩子本來應該充滿生命的活力，但比利如此死氣沉沉，的確令人窒息。那麼，是什麼力量使比利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誰是幕後的「戀屍癖」在扼殺著比利生命的活力？比利的父母是逃避罪惡感的惡人嗎？似乎一切都隱隱約約有答案，一切又不確定。但有一點卻十分肯定：孩子是一面鏡子，反映著父母的心靈，是父母的問題，才導致了孩子的問題。現在，比利如此抑鬱，他會像哥哥那樣選擇自殺嗎？我十分擔心，不過，令人欣慰的是，當提到梅琳達姨媽時，我感覺到了在比利死寂的心中蕩漾起了一絲生命的熱情。這種熱情就像在無邊的沙漠中看到了一片綠洲，也如同即將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那麼，我能讓比利獲救嗎？這確實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