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心理學大師烏爾裡克·奈瑟爾認為，記憶並不像回放磁帶或者欣賞圖畫，它更像講故事。而記憶的故事經常會直指過去，同樣也會引向未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所有的走神都取決於我們的記憶。沒有記憶，思想將無處漫遊。記憶為聯想提供了素材，從而賦予了我們回顧過去、構建未來、產生想像的能力。哪怕再混亂的夢境，也是把記憶中的人物、地點、事件、勝利、失敗雜亂地、奇怪地組合在一起。想要探究走神的真相，我們需要先研究一下記憶是怎樣運作的。
記憶的構造並不簡單，它至少包含三層結構，最基礎的一層是我們習得的技能。走路、說話、騎車、彈鋼琴、打網球、用智能手機發信息——這些都是我們自然而然就學會的技能。雖然根據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我們在幼年時期都無師自通地學會了走路，但嬰幼兒時期的我們也曾花時間不斷地練習這個新學會的技能。說話的能力似乎也是人天生就具備的，但是我們所學會的具體語言，甚至於我們所用的特定發音方式，都是來源於大量說話後的經驗積累。世界上的語言有7000多種，包含著各不相同的發音規則，而我們每個人都牢牢地學會其中的某一種或者某兩種。就算看上去差不多的兩種語言，細究其內裡，也竟有天壤之別[3]，甚至於隨著孩子進入青少年階段，父母會發現越來越聽不懂孩子們在說些什麼。
一旦學會，我們就會一直擁有某種技能。儘管高齡和關節炎最終會改變我們的身體狀況，但我們始終不會忘了怎麼騎車。但是，我們也可能失去一些技能，特別是那種年紀大了之後才學會的。我曾經陪著我四歲的兒子去學習豎笛，並且當時吹奏得還不錯，可是現在我發現自己連一個指法都想不起來。隨著我們慢慢變老，我們的語言能力也會減退，想不起來的詞也會越來越多。在童年時，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學會任何語言，可是成年後我們學習外語會十分吃力，特別是那些和我們母語的語法規則完全不同的外語，想要學會更是難上加難。我看著少年們用智能手機發送信息，大拇指在小小的字母鍵盤上翻飛，深深覺得這是一項我永遠都不可能學會的技能。
有些技能會出現在我們走神的大腦中，儘管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失去了這些技能，但在白日夢中，我們又重新獲得了它們。我有時會幻想自己在打壁球或者曲棍球，帶著歲月沉澱的熟練，但在現實中這些運動已經離我而去。看橄欖球賽時我會幻想自己從對方選手的人堆縫隙中擠出，帶球得分，可這些現在都僅僅是幻想。走神幻想的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在腦海裡恢復一些不再具備的技能。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會變得不快樂，正如上一章提到的那樣，我們突然被打斷，迅速被拉回現實，有種幻想突然被奪走的感覺。
記憶的第二個層面是知識，也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的集合。我們的知識是以百科全書和字典的結合體形式存在的，這同時也是一個體積巨大的存儲系統。首先，這個系統包含了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字詞和它們的意思。本書的讀者應該都擁有大概50000詞的詞彙量，我們認識並且在日常對話中使用的物品名、人名、動作、數量等等加起來也差不多是這些了。我們知道很多地名——城市、海灘、滑雪道、常去的咖啡廳。我們認識老師教給我們的一些術語——變格、拉丁語名詞、水的沸點、光合作用的原理。人們將自己所知道的知識寫成一本本的書籍，就像我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事一樣。
我們還瞭解身邊人的很多信息。比如他們做什麼工作、住在哪兒、有什麼習慣、他們的網球打得如何、玩牌的時候會不會作弊，等等。我們甚至還會瞭解點兒自己——當然都是一些粉飾過的信息，和別人對我們的瞭解不太一樣。當詩人愛德華·李爾（Edward Lear）在詩中描述自己時，他寫出的也許是真相。
認識李爾先生真開心，
他寫出了如此多的詩句。
有人說他脾氣差又怪，
但也有人說他並不壞。
他思想實際、為人挑剔，
他的鼻子大得出奇。
他的長相多少讓人害怕，
他的鬍子十分像假髮。
這首詩的後面也延續著這幾句的風格，毫無疑問，既包含事實，又包含著詩人的遐想。
我們的大部分知識結構都是持續且穩定的，但我們也會忘記一些事實。我們的大部分知識都是在學校裡學的，可是高中和大學的知識現在你又能記得多少？你可能以為沒多少。不過，當你的孩子開始唸書、需要你輔導的時候，這些知識又會一點點回來，比如牛頓的運動定律或者法國大革命的日期。雖然我們早期學到的知識可能會消失無蹤，但我們的知識量依然龐大，這正是人類與眾不同的標誌。希臘詩人阿爾齊洛科斯（Archilochus）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狐狸知道所有的事，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但是我們人類遠超他們——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的。
記憶的第三層是關於我們生活中特定事件的記憶，這一層被大家稱作情景記憶。正是在情景記憶中我們才會用到「記起」這個詞，而「記起」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大腦走神的一種形式。上文所說的知識是一種基本穩定且能為我們提供信息的系統，「記起」的內容和知識不同，它更像是過去的動態情景重現。由於我們記得的事情基本上都很主觀，因此這些事情就組成了我們所理解的「自我」。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事實都是和別人共享的、一致的，可是我們的情景記憶卻是各不相同的。
雖然我們會逐漸忘記一些技能，我們曾經擁有的知識偶爾也會消失不見，但在記憶的三個層面裡最不易保存的還是情景記憶。相比我們生活的時間之長和內容之複雜，我們能記得的只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中很少的一部分。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r Kundera）在他的小說《無知》（Ignorance）中寫道：
我們實際生活的時間長度與這段生活映射在我們記憶中的時間長度存在著某種比率，這種比率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特質。從沒有人試圖去計算這個比率，也不存在任何計算方法，然而我敢信心十足地說：記憶的長度只是實際生活的百萬分之一都不到，甚至於只有一億分之一。簡單地說，我們的記憶只是實際生活極其微量的一小部分，這一事實也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特質。如果有人可以記住他所經歷的一切事情，如果他能夠隨時記起過去的任何片段，那他絕非人類，無論他的愛、友誼還是他的憤怒、寬恕力和復仇心都與我們人類截然不同。
好吧，他的確有點誇張。按照他的說法，如果以一億分之一來計算，在整個一生裡難道我們只能記住大約15分鐘的生活內容？我們大部分人應該都能記得更多吧。
如果存在外界壓力要我們盡可能多地回憶，我們也能夠從過去的記憶中多提取出一些情景片段。在我的同事唐娜·露絲·艾迪斯（Donna Rose Addis）負責的實驗室裡，我們從一款名叫《妙探尋凶》的桌游裡獲得了靈感。在這款桌游中，參與者彼此競爭，看誰能最快找出兇手、凶器和案發地點——比如教士格林、燭台、檯球室。在實驗中，我們讓被測試者從過去的經歷中回憶起大概100個情景片段，每一個情景片段都要包含一個人物、一件器具和一個地點。後來我們將這些人物、器具、地點打亂，讓被測試者生成新的情景片段，被測試者不費什麼力氣就回想出了數量相當的情景片段。事實上，當我們聚精會神去回憶時，可以回憶起過去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將我們人生中某段值得回憶的經歷寫成傳記。但是，關於我們所遺忘了的大量事件，我們一無所知，因為我們的確已經將那些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了，這就是為什麼有時我們翻看自己的舊照片，發現有些照片上的景象如此陌生，好像在看別人的照片一樣。
失憶症
前面說過，情景記憶不易保存，這一點在失憶症的病例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對於許多失憶症患者而言，受到最多影響的就是他們對於過去事件的記憶，甚至有些人會喪失所有過去記憶。曾經有一個失憶症的案例被學界廣泛地研究，案例中的患者叫作亨利·莫萊森（Henry Molaison）。亨利的案例幾乎被認為是神經學歷史中最有名的案例，2008年，當82歲的亨利離世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都刊登了他去世的訃告。亨利在27歲時因患有頑固性癲癇而接受手術治療，可是手術破壞了他腦組織中負責情景記憶的部分，他無法形成新的記憶，之前的生活記憶也基本喪失了。但亨利仍然可以自如交談，他的智商也高於平均水平。1968年，這個案例的一位研究者在報告中寫道：「他（亨利）的語言能力沒有受到影響：他可以重複句子並運用複雜語法轉變句型，他可以理解笑話的笑點，甚至於那些靠語義歧義形成的笑點。」
在那場改變命運的手術之後，蘇珊娜·科金（Suzanne Corkin，一開始是麥吉爾大學的研究生，後來成了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一直將亨利作為對像進行測試研究，她很瞭解亨利，但亨利卻無法記得她，每次見到她都如同初次見面，反覆講述自己僅記得的一些童年的經歷。下面是亨利和我曾經的同事詹妮·奧格登（Jenni Ogden）的對話，從這小段對話中我們也能感覺到亨利的性格和狀態：
詹妮：「你覺得你現在多大年紀？」
亨利：「大概34歲左右吧，我覺得是。」
詹妮：「那你覺得我多大年紀呢？」
亨利：「嗯，我覺得你27歲。」
詹妮：「（笑）你真會說話，實際上我37歲了。」
亨利：「37歲？那我肯定比你歲數大。」
詹妮：「為什麼？你覺得自己比我大麼？」
亨利：「是的。」
詹妮：「你覺得你現在多大年紀？」
亨利：「嗯，我總是有點兒想得太多，嗯，估計38歲。」
詹妮：「38歲？你看起來很像38歲！你知道麼，你實際上60歲了，前幾天你剛過完60歲生日，還有一個大大的蛋糕呢。」
亨利：「看，我什麼都不記得。」
令人驚奇的是，亨利可以準確地畫出他在手術後搬入的房子的平面圖，儘管他花了好幾年來建立這個記憶。因此，亨利具有一些掌握新知識的能力。他也可以學會新的技能，雖然他會忘記學習的過程。例如，亨利曾經進行過「鏡描」——研究者要求亨利描畫一個五角星，同時在描畫中保持鉛筆在規定的範圍內，但是他只能通過鏡子反射看到五角星和自己的手。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練習（你可以試試），因為要做的動作和在鏡子裡看到的景象正好相反。在連續的幾次訓練中，亨利的進步很大，在最後一天，他已經能夠很輕鬆地畫出五角星，他說：「這件事很奇怪，我本以為會有點兒難，可是看起來我完成得不錯。」
英國的音樂家克萊夫·威爾林（Clive Wearing）的病例是這一領域裡的另一個著名病例，他是古典音樂方面的專家，曾在BBC廣播電台享有盛譽，他曾創建「歐羅巴歌唱者」——一個著名的業餘合唱團，並在演出中連續獲得成功，還曾負責在查爾斯王子與戴安娜大婚當天演唱BBC第三電台的所有歌曲。1985年，正值克萊夫的職業高峰期，他卻被查出患有皰疹病毒性腦炎。這種病症是由一種單純性皰疹（唇皰疹病毒）引起，但在以往病例中這種病毒很少會感染中樞神經系統。儘管在確診之前，克萊夫就開始服藥來對抗體內的病毒，但那時他腦中負責形成新記憶的重要部分和一些已有的記憶已經遭到了破壞。
不幸中的萬幸，克萊夫大腦中還保留著以前的技能和知識，他仍然可以交談、彈鋼琴、作曲。他記得自己已婚，雖然無法回憶起婚禮的場景；他知道自己是音樂家，只是無法回憶起任何的演出。他失去了大量的記憶，尤其是與生病相關的記憶。他認得自己的孩子，但是覺得孩子們比他印象中要大許多，而且記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幾個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身處的年代。他對自己的童年記憶頗多，如他在哪裡長大，戰爭中他躲在哪裡避難，他甚至記得自己曾獲得獎學金，就讀於劍橋的卡萊爾學院，但是他卻再不能學會新的知識，他的知識存儲也一下子倒退了好多年。
更糟糕的是，克萊夫完全失去了情景記憶——他的記憶只能保留幾秒鐘，雖然足夠他與人交談，但是他很快會忘記先前在談的話題。2005年，英國獨立電視台為他製作了一部紀錄片，稱他為「只有七秒記憶的人」。由於他的短時記憶區間太短，他常常驚訝於自己剛做完的事情。克萊夫喜歡玩牌，出牌之後再看手裡的牌時，他往往會很驚訝於自己出的牌，他會說：「這些牌不是我出的，我之前（手裡）沒有它們，我不明白……這太奇怪了！」
還有一個著名的病人，在許多文獻中被稱為「K.C.」，此人的知識存儲完全沒有受損，但是卻不能記起之前的任何具體事情。他不僅想不起短暫的、一次性的事件，就連那些持續了幾天的事情也無法想起，比如一次列車脫軌事件造成化學毒氣洩漏，他和成千上萬的人一起離家逃生，這樣的事情他也想不起來。他在智商測試裡表現正常，知道自己生活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自己的生日、他9歲之前居住的地址、曾就讀的學校名稱、曾擁有的車的品牌和顏色、父母度假小屋的位置以及到他多倫多的家的距離。他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其中的情景記憶很少。
「柯薩科夫綜合征」（Korsakoff Syndrome）是由於長期酗酒引起的一種病症，患有這種病症的患者的記憶也會有同樣的問題。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曾著有《錯把妻子當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書，他在書裡寫過一個名叫吉米·G.（Jimmie G.）的人，吉米在二戰結束之後就不能形成新的記憶了，儘管生活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卻仍然以為現在還是1945年。他每次照鏡子時都會十分詫異，因為他仍然以為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年輕健碩。而過度飲酒的一個好處便是可以在醉意中覺得自己變得年輕，當然，只要你遠離鏡子。
換個角度講，這些失憶症的患者在大腦漫遊時都會受到局限，因為他們已經不能自如地回憶起過去的事情，於是乎也就不能享受到懷舊的樂趣了。
超級記憶
如果我們因為記性不好而難過失望，那麼這種難過失望的情緒就會成為我們記憶的阻礙。因為我們的大腦裡面有著太多的組織和功能，十分擁擠，以至於沒有空間來容納其他的東西，甚至於各部分之間也會互相抑制。有種症狀叫作「學者綜合征」（Savant Syndrome），其患者具有十分強大的記憶力，但是在其他方面會有缺陷。金·皮克（Kim Peek）是這一症狀的典型病例，他就是電影《雨人》的原型。他在2009年去世，享年58歲。金被他的朋友稱為「金電腦」，他從18個月大開始能夠記住書中的內容，到50多歲時他已經可以背誦出9000多本書的內容。他的知識存儲容量巨大，包含歷史、體育、電影、太空探索、文學等方面的許多知識。他對古典音樂瞭解甚多，中年時期甚至嘗試過自己演奏古典音樂。和其他的學者綜合征患者一樣，只要給他一個日期，他可以馬上準確地說出那天是星期幾，這是超強記憶的一種表現。
可是在標準智商測試中，皮克只獲得了87分（普通人的平均分是100分）。他走路的姿勢和常人不同，自己不能扣衣服上的紐扣，也不能處理日常家務，理解抽像想法也十分費力。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其他腦部技能有缺陷的情況下，一個強大、事無鉅細的記憶系統仍然可以正常運轉；記憶能力如果很特殊，也許會損害關係思維能力和抽像思維能力。所謂的樹葉太多，反而看不見樹木的軀幹。
還有一位學者綜合征的患者也很出名——丹尼爾·塔米特（Daniel Tammet），他接受了一部電視紀錄片的挑戰，一周內學會了說冰島語，他因這一次的挑戰成功而一戰成名。2004年3月，他將圓周率背誦到小數點後22514位。他說自己可以在大腦中看到「複雜的，多維的，具有顏色、質地、形狀的」數字，這種能將一種感官中的事物與另一感官中的性質相關聯的能力叫作「聯覺」。而在塔米特的大腦裡，圓周率的一長串數字可以變成三維全景圖，按他的話說，「這幅美麗的圖畫深深吸引了我」。他也會將自己大腦中「聯覺」的景象轉化為詩歌，下面這段來自於他去冰島旅行後有感而發的一首詩歌：
在城市和鄉鎮中
我看見人們在彼此交談
將他們的呼吸
和柔軟、多彩的詞語縫合在一起。
所羅門·捨雷捨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ii）的案例不太一樣，他在許多文獻中被稱為「S」。1968年，俄國精神心理學家亞歷山大·羅曼諾夫·魯利亞（Aleksandr Romanov Luria）在其所著的《記憶大師的心靈》（The Mind of Mnemonist）中記述了捨雷捨夫斯基的強大記憶力。捨雷捨夫斯基的記憶力似乎沒有止境，他可以將一件十分細小的事情在記憶中保存極長的時間，例如，他可以準確地記得16年前魯利亞給他看的單詞表。他的記憶力主要是視覺記憶，當遇到要記住的詞語或者數字時，他可以在大腦中將它們轉化——在空間順序上重新排列，或者通過運用「軌跡記憶法」想像它們處於熟悉的地點，然後去這些大腦中的地點來「尋回它們」。
實際上，捨雷捨夫斯基記憶的獨特性對於他自身而言是一種困擾，因為這種記憶力使得他不能形成綜合的概念。他讀不懂小說的含義，因為每一個細節都會令他想像出具體的場景，然後在下一階段發現他的想像充滿矛盾。同丹尼爾·塔米特一樣，他也是一位具有「聯覺」能力的人，在他的腦海中，語言都伴隨著視覺畫面，例如「噴」或「濺」這樣的動詞，配以每秒30赫茲、100分貝的聲調，就會讓他聯想到「一條12—15厘米寬、陳舊生銹的銀色帶子」。
你可能會認為他算是幸運的——畢竟我們有的人想不出來陳舊生銹的銀色是什麼樣，但事實上超強的記憶力和侵入式的視覺畫面，對於他正常生活的干擾十分嚴重。魯利亞曾經引用過一個捨雷捨夫斯基記錄的例子：
有次我去買冰激凌……我走向小販，問她都有什麼樣的冰淇淋。她說：「水果味冰淇淋。」但是她回答的聲調反映在我的腦海裡是一堆煤，或者彷彿煤渣從她嘴裡噴出來，在她這樣回答之後，我實在沒辦法買任何冰淇淋了。
「軌跡記憶法」是一種每個人都可以學習的技巧，並不一定是「聯覺者」所特有的，但是恐怕在這一技巧的運用上，很少有人能達到捨雷捨夫斯基的水平。軌跡記憶法實際上是走神，或者大腦漫遊的一種實際應用，只是這種走神是被大腦所控制的。據古羅馬哲學家、文學家西塞羅（Cicero）的記載，這種方法是由一位名叫西蒙尼戴斯（Simonides）的希臘詩人發現的。一次宴會上，西蒙尼戴斯正在為一群有錢的貴族表演時，突然被兩個神秘的人物叫到了外面，這兩人正是奧林匹斯山之神卡斯托和波拉克斯的信使。他剛離開，宴會廳的屋頂就發生了垮塌，裡面的人無一倖免。貴族們的屍體血肉模糊，難以分辨，還是西蒙尼戴斯過來一一指出每個貴族就座的位置，才能分辨出他們的身份。基於這個故事，據說古希臘和羅馬的演說家們都使用軌跡記憶法來背誦他們的演講稿。
軌跡記憶法後來又經過了一位在中國傳教的意大利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改善。1596年，利瑪竇寫了一本名叫《西國記法》（Treatise on Mnemonic Arts）的書，提出了一種可以幫助中國考生在科舉考試中記住浩瀚如海的知識的方法。這種方法基於想像中的「記憶宮殿」，這個宮殿由一個大廳和許多房間組成，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獨特的背景圖畫，圖畫描繪的都是令人情緒起伏的場景，如戰爭、宗教祭祀等。該方法的總體思想就是將想要記住的事物與這些圖畫聯繫起來，形成令人激動或者令人吃驚的聯繫，這樣一來，稍後我們的思想漫遊在宮殿中時，就能想起要記住的事物。
甚至到現在，世界頂級的記憶大師們仍然選擇軌跡記憶法作為記憶事物的技巧。它的使用者之一，中國商人呂超，保持著圓周率背誦的吉尼斯世界紀錄。2006年，他將圓周率背誦到小數點後67890位（他背錯了第67891位的數字），將塔米特保持的記錄提升了3倍。還有一個更加驚人的例子，有一位年輕的工程學學生，文獻中稱其為（也許是戲稱）「派」（PI）。他能將圓周率背誦到小數點後216位，據稱他在背誦過程中背錯的次數不超過24次，聽起來好像背錯很多次，但是平均下來相當於每212位僅僅背錯1次。記錄裡並未寫明他背錯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想像中的地點含混不清造成的。捨雷捨夫斯基偶爾會記不起某個事物，因為他在腦海裡把這件事物放在了一個昏暗的位置，但是這樣的問題有時可以通過在這個位置點亮一盞路燈而得到解決。
然而，後面例子裡的人和捨雷捨夫斯基的情況不同，他們相對更正常一些，只是「派「對於事件和面無表情的面孔的記憶力很差——他記憶飽含情緒的臉孔時會稍微好一點。拋開這些例子不談，像軌跡記憶法這樣的方法已經越來越不受關注了，畢竟我們可以上網查詢圓周率，隨便到哪一位都可以，而且，誰又會用到圓周率的216位呢？
偽記憶
在生活中，我經歷過的一些駭人的事情，其中有些的確發生過。
——馬克·吐溫
我們的記憶不僅不完整，還經常不準確，有時我們所「記得」的事情並沒有真正發生。美國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假記憶研究領域的佼佼者——生動地描述了她媽媽去世時的情景。那年她14歲，正在她的姨媽家做客。她記憶中那改變命運的一天晴朗明媚，她還能記起松樹的樣子、氣味和冰茶的滋味。她看見媽媽穿著睡袍，面朝下飄在游泳池裡，嚇得大哭大叫。後來她看見警車上閃動的燈，也看見媽媽的屍體被擔架抬出來。但是，這段記憶是假的，發現屍體的不是她而是姨媽，而她當時正在睡覺。
我有一段很清晰的記憶，那是1981年，新西蘭和南非在新西蘭的奧克蘭有一場著名的橄欖球比賽。當時，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抗議正如火如荼。一架小型飛機載著兩個示威者向運動員投擲麵粉炸彈，其中一個炸彈打在新西蘭全黑隊的球手穆雷·麥克斯提德（Murray Mexted）身上——我私下認為這次事件對於穆雷影響深遠，他成為橄欖球解說員之後經常說話前言不搭後語，可能就是這次受傷造成的。然而很遺憾，後來我發現被麵粉炸彈砸中的人並不是穆雷，而是蓋瑞·奈特（Gary Knight），而他後來說話用詞很準確，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偽記憶很容易形成。當有人讓我們形容一些情景，比如在商場裡走丟、坐熱氣球遊覽、幾乎溺水被救生員救起等，我們會給出很具體的答案，雖然這些事情也許從未在我們身上發生過。洛夫特斯寫過另一個例子，人們觀看了一個假廣告，內容是到迪士尼樂園遊玩，裡面提到了兔八哥。觀看之後，三分之一的人聲稱他們曾經去過迪士尼樂園並且在那和兔八哥握手。他們可以看到腦海裡的記憶畫面。然而，兔八哥是華納兄弟的作品，不太可能出現在迪士尼樂園裡。這個記憶明顯是偽記憶。
瑞士著名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曾經回憶起他4歲時候的一件事，他的保姆用嬰兒車推著他走在香榭麗捨大街上，這時一個男人跳出來想要綁架他。嬰兒車的安全皮帶緊緊地箍在他身上，保姆站在他面前擋住了歹徒，在扭打中，保姆的臉被劃傷，皮亞傑說自己仍然能在腦海中看見保姆被劃傷的臉。不過在皮亞傑15歲時，那個保姆寫信給他說自己編造了整個綁架故事。
19世紀末期，人們將偽記憶稱作「錯誤記憶」，據說「錯誤記憶」可以通過催眠來生成。催眠治療師希波萊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曾經記錄過一個可怕的案例，他曾在催眠一個病人時暗示那個病人曾透過一個鎖眼看到一個老人強姦一個小女孩，女孩在掙扎流血，她的嘴被堵上。催眠結束時，伯恩海姆對那個病人說道：「這不是我給你講的一個故事，不是一場夢，也不是我在催眠中給你展示的畫面，這件事是真實發生的。」3天後，伯恩海姆讓一個知名的律師朋友去詢問那個病人，病人可以完整詳盡地描述出該事件，儘管律師質疑事件的真實性，她仍然堅持說此事絕對是真實發生的。毋庸置疑，像這樣的實驗在今天的社會是不可能進行的。
「記憶可以被輕鬆植入」這種想法引發了20世紀80、90年代的社會思潮變革，當時，許多心理治療師認為一個人成年後的心理問題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所遭受的性侵害，但由於這些侵害所帶來的巨大傷害，與其相關的記憶往往被壓抑了，所以心理治療的目的應該是恢復這些記憶，這樣患者就可以在心理治療師的幫助下，面對自身心理問題的真正原因並最終解決這些心理問題。這一觀點在一本著作中被充分闡釋和支持，這本著作就是由艾倫·巴斯（Ellen Bass）和勞拉·戴維斯（Laura Davis）撰寫的《治療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於1988年，後來多次再版。雖然巴斯和戴維斯沒有接受過心理學或精神病學的正規教育，但她們卻「勇敢」地告訴讀者們：
如果你不記得自己遭到的侵害，你並不孤單。許多女性失去了記憶，有些甚至從不記得。但這並不能說明她們沒有被侵害。
在書中，巴斯和戴維斯還寫道：「如果你覺得自己曾被侵害，生活中又存在著一些跡象，那麼你就是被侵害過。」這樣的說法顯然犯了「肯定後件」的邏輯謬誤（即從後件的真衍推出前件的真。這是一種無效推理）。當然，童年所受的侵害可以導致日後的心理問題，但是這不代表心理問題一定是由童年所受的侵害引起的。謀殺會導致死亡，但是並不代表死亡都是由謀殺造成的。不幸的是，大眾對於巴斯和戴維斯觀點的廣泛接受，導致了治療方案都是以恢復患者受侵害的記憶為目的而設計，十分激進，可是這種所謂的「侵害」實際上並不存在。
問題是，治療師可能會在患者不知不覺間又給他們植入了新的偽記憶。當然，有些患者的確是因為曾遭受性侵害或者其他侵害而導致心理異常，但是認為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心理問題都是由侵害引起的這種觀點肯定是錯誤的，同時，一些無辜的人卻因為沒有做過的事情（施加侵害）而受到了指控。這個時期的種種遺憾引發了關於記憶力的性質和脆弱性的研究大量湧現，同時也時刻提醒著每個治療師注意不要在治療中植入偽記憶，也不要先入為主地判定患者曾遭受侵害，要考慮其他更可能的原因。
不管怎樣，記憶是個靠不住的證人，無論是在法庭還是在診所，單純依靠記憶來做決定很可能會犯錯，有時無辜的人會被判定為有罪，有時有罪的人卻被判定為無辜。這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判定一個錯誤決定的代價有多大。到底哪一種的代價大呢？是沒能發現一個真正的犯人或者虐童者，還是誣陷一個無辜的人虐待，儘管他從未做過？遵從羅馬法律精神，現代憲法認為嫌疑人直到被認定為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以法律的眼光來看，寧可讓一些罪犯漏網，也不能讓無辜的人坐牢。但是，很多時候，具有欺騙性的記憶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記憶為什麼這麼靠不住呢？很顯然記憶並不是過去的忠實記錄，相反，它只是給我們提供信息——有些信息是真的，有些是假的，而且信息總是不完整的——我們用這些信息來構建故事。美國詩人瑪麗·豪（Marie Howe）曾說過：「記憶是詩人，不是歷史學家。」我們可能和記憶中的自己一致，至少部分相同，但我們的記憶如同外衣，可以被選擇或修改來形成想要的自己，而不是真正的自己。1996年，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裡·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曾述說自己冒著生命危險訪問波斯尼亞，在下飛機時遭遇狙擊手射擊，很英勇地跑向遮蔽物。而事實上，她的飛機安全著陸，迎接儀式非常平和，迎賓隊伍裡有一個微笑的小朋友，她親吻了那個孩子。當然，也可能是她編造了這個故事在彰顯自己的英勇，儘管如此，還是有些評論認為她真心相信自己的故事。
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也曾回憶起自己在二戰時的英勇行為，而這些行為實際上取材於老電影。他甚至認為自己參與了諾曼底登陸和解放納粹死亡集中營。但是後來，他又說自己的一些冒險故事並不真實，他和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可能我看了太多戰爭電影了，有時候把電影裡面的英雄人物的行為和我自己的現實生活混在一起。」
也許希拉裡和裡根二人都在說謊，但是善良的人們更願意相信他們只是在自欺欺人。威廉·馮·希佩爾（William von Hippel）和羅伯特·特裡弗斯（Robert Trivers）認為：自欺欺人能力的進化發展正是由於它使得人類的謊言不再容易被戳穿。故意說出的謊話很容易被戳穿，尤其當說謊的人和聽眾非常熟悉時——而測謊儀不太管用就是因為它們並不了解說謊者的一些特質。想要知道朋友是否說謊很容易，因為我們能看出一些不自然的猶豫和不尋常的過度掩飾，可是想要避免被花言巧語的陌生人蒙騙就不那麼容易了。但是，如果說謊的人相信謊言是真的，並且和說真話一樣平靜地說出謊言，那麼說謊人和聽眾都無法辨認真假。人們可能會相信他們偽記憶裡的事件真實發生過，然後在腦海裡創造更多的關於該事件的生動情景。
無論如何，如果所有的記憶都是準確的，並且被準確地描述出，生活也許會很單調無趣。已故的認知心理學大師烏爾裡克·奈瑟爾（Ulric Neisser）認為，記憶並不像回放磁帶或者欣賞圖畫，它更像講故事。而記憶的故事經常會直指過去，同樣也會引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