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分裂的自我，使你產生心理衝突
●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而這兩者永遠彼此相敵，使你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聖徒保羅
●激情為轡，理性為軛。
——本傑明·富蘭克林
我這輩子第一次騎馬，是在1991年到北卡羅來納州的國家公園旅遊時。小時候我騎過馬，但當時有一名少年用短繩牽著馬走，這回是我第一次自己騎馬，沒人用繩子拉。我並非單獨騎馬，同行的還有8個人，其中一位還是國家公園的管理員，所以這趟路騎來並不算太難。不過，路上一度出現驚險狀況。我們是兩兩並排沿著陡峭的山邊往前騎。我的馬走外側，離山崖邊大約一米左右。後來，山路突然向左急轉，我騎的馬卻一直朝山崖邊走。我整個人都嚇僵了，心裡知道必須叫馬左轉，但左邊還有另一匹馬，我不希望撞到它。當時我應該大聲呼救或驚聲尖叫「小心」，但腦中卻有另一個聲音在慫恿自己：何不冒險走到山崖邊，看看自己會做出什麼蠢事。最後我便杵在那裡。在千鈞一髮之際，我其實什麼都沒做，而後我騎的馬和我左邊的馬便鎮定地左轉繼續往前走。
驚魂甫定，我不禁嘲笑起自己先前那莫名的恐懼。我騎的那匹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這條路它已經走過數百回，它比我更不想跌下山崖。它其實並不需要我的指揮，事實上，有時候我想對它發號施令，它似乎還不太理我。我之所以會對馬產生這種錯覺，是因為過去10年我都是開車，而不是騎馬。開車時，除非你給汽車輸入停止的指令，否則它便會一路衝過山崖。
○有關心理的古老比喻○
人類需要用比喻來思考。我們對新事物或複雜事物的理解，是借助於已知的事物與前者間的關聯。譬如，一般來說，我們很難用空泛的角度思考人生，但如果用「人生有如一段旅程」這樣的比喻，我們就能得出一些結論：走這段旅程之前，我們應該先瞭解地形，選好方向，找幾位好旅伴，如此才能好好享受這段旅程，因為走到旅途的盡頭，可能什麼都沒有。同樣，我們也很難思考何謂「心理」，但是一旦我們找到適當的比喻，頓時就會豁然開朗。翻開歷史，人類一直和動物生活在一起，也一直想操控動物，於是，古代人便拿動物來做種種比喻。例如，佛陀便將人的「心理」比喻為野生大象：
我此過去心——任意隨所欲，隨愛好遊行。我今悉調伏，如象師持鉤，（制御）泌液象。[1]
柏拉圖也用過類似的比喻。他把自我「心靈」（soul）比喻成一輛馬車，而由「心理」的冷靜、理性的那一面來駕馭馬車，柏拉圖的馬伕必須駕馭兩匹馬：
右邊這匹馬氣宇軒昂，體形挺拔強健，脖子長又直，鼻子有貴相……這匹馬很自愛，也知謙虛自制；重視榮譽感，所以無須鞭打，只要下口令即可。但另一匹馬卻四肢彎曲，關節粗大……動作粗野無禮，耳朵四周毛髮雜亂，聾得像根柱子似的，只有用馬鞭抽它，用馬刺刺它，才能讓它就範。
柏拉圖認為，人類的某些情緒及熱情是好的（比如榮譽感），因為它們可以將自我導向正途；有些情緒卻是有害的（比如慾望及貪念）。柏拉圖式的教育目標旨在幫助馬伕，讓他得以完全馴服這兩匹馬。2300年以後，弗洛伊德提出相關的模型。他指出，人格分成三個部分：自我（ego，即有意識、理性的自我）、超我（superego，即道德良心，有時會過於拘泥於社會規範）以及本我（id，即享樂的慾望，各種慾望，總想及時行樂）。每每我講課說到弗洛伊德時，我就會以馬和馬車來比喻人的心理，馬車伕（自我）為了駕馭飢餓、貪婪又不聽話的馬兒（本我），總得經過一場激烈奮戰。同時，馬車伕那坐在後座的父親（超我）卻還一路對他說教。弗洛伊德認為，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通過強化自我，讓自我能更好地控制本我，並擺脫超我的束縛。
在弗洛伊德、柏拉圖和釋迦牟尼的時代，生活中有許多馴化後的動物。人類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有辦法將個人意志施加在這些身形龐大的動物身上，個中艱苦，他們知之甚詳。然而進入20世紀後，汽車逐漸取代馬，科技的進步也讓人類對外在世界獲得了更大的控制力。所以現代人在尋找比喻時，開始把心理比喻為汽車駕駛，或是驅動電腦的程序。而弗洛伊德所說的那些潛意識，早被大家忘得一乾二淨，於是現代人只研究思考及決策機制。近3/4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家就是朝這樣的方向在邁進：社會心理學家們創造出「信息加工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用來解釋所有從偏見到友誼等種種人類生活形態；經濟學家創造出「理性選擇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s），用來解釋人類行為的原因。所有社會科學口徑一致地主張：人類是理性的個體，會利用手邊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及資源，恰當地設定目標，達成目標。
然而，為什麼人類還是會控制不了自己，老是做出自知會對自己不利的事呢？就以我自己為例，面對菜單上出現的甜點我絕不會動心，但看到放在桌上的甜點我卻無法抗拒。我能下定決心，在手邊工作完成前絕不起身離座，但是我卻發現自己會跑進廚房，或一再藉故拖延，無法專心做事。我也可以下決心，一定要在清晨6點起床寫作，但等我關掉鬧鐘之後，我對自己所下的起床指令最後還是失效。
我可以體會為何柏拉圖會把不乖的馬形容成「聾得像根柱子似的」。面對生活中一些重大的決定，我真的開始對有些事感到無力。我明明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甚至也告訴朋友我會這麼做，但我自己卻隱約知道我不會這麼做。罪惡感、貪慾或恐懼通常會戰勝理智。（相反地，類似情況發生在朋友身上時，我就會講出一番大道理，告訴他們怎麼做才對。）對我上面這樣的處境，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有一段非常傳神的描述。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裡，女主角美狄亞夾在自己對傑森的愛與對父親的責任之間，左右為難，痛苦萬分。她哀歎道：
一股奇妙的力量牽引著我向前。情慾及理性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拉扯著我。我很清楚哪一條是正確的路，心裡也很認同，但我卻踏上錯誤的路。
現代的理性選擇理論及信息加工理論並不足以解釋人類意志的軟弱。古代人駕馭動物的比喻則十分有用。當我在思考自己為何老是那麼軟弱時，我聯想到的自我形象就是我是一個騎在大象背上的人。我手裡握著韁繩，只要動動韁繩，我就可以指揮大象轉彎、停止或往前走。不過，只有在大象沒有它自己的慾望時，我才指揮得了大象。一旦大象真的想做什麼，我就根本鬥不過它。
10年來，我都以這種比喻來引導自己思考。動手寫這本書時，我認為坐在象背上的騎像人的形象很適合用在第1章——分裂的自我。最後我發現，這個比喻其實適用於本書每一章。
○4種自我分裂○
想瞭解心理學最重要的概念，就得先瞭解人類的「心理」究竟分成幾個部分，不同的部分為什麼還會互相衝突。我們認為，每副軀體裡都住著一個人，但從某些角度來看，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像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為了執行工作硬被湊在一起運作的，所以總是發現彼此意見相左，各行其是。對人的「心理」的劃分有四種方式，分別是心靈和身體、左腦和右腦、理性和感性、控制化和自動化。第四種最重要，因為它最符合騎像人及大象的比喻，不過前面三種劃分方式也能解釋我們在面對誘惑、軟弱及內在衝突時的一些體驗。
自我分裂1：心靈和身體
法國哲學家蒙田指出，身體每個部位都有它自己的情緒及主張。陰莖的獨立性最讓他迷惑：
大家都注意到那「玩意兒」有多麼放肆、不聽指揮，我們不想要它勃起，它就自顧自地勃起；但最需要它表現時，它卻又時機不當地讓我們洩氣。它根本就是氣焰高漲地在和我們的意志爭奪主控權。
蒙田也提到，我們的臉部表情如何洩露了我們內心的秘密；我們的毛髮豎起、心跳加速、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腸和肛門括約肌的擴張或收縮，都不受我們控制，甚至我們不要它們擴張或收縮，它們還會唱反調。現在我們瞭解，某些生理反應是由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引起。自主神經系統掌控我們身體的器官和腺體，完全自主，不受意志控制。不過，蒙田所列的最後一項——腸，則反映出第二個腦的運作。我們的腸是由一個巨大的神經網絡排列而成，該神經網絡包含一億多個神經元。這些神經元處理消化作用和從食物攝取營養的所有運算。這個腸腦猶如一個區域行政中心，負責處理不需頭腦處理的運作。你可能會以為腸腦會接收到頭腦發出的指令，並依指令行事。事實上，腸腦擁有高度自主權，即便連接它和頭腦之間的迷走神經斷裂，腸腦仍可照常運作。
腸腦在許多方面都顯現出獨立性：當它「決定」要排便時，它就會製造出刺激腸子蠕動的症狀。當它偵測到腸道受感染時，它就會引發腦部產生焦慮感，讓你在生病時行為更謹慎。對所有會影響到其主要神經傳導系統的物質，像乙酰膽鹼（acetylcholine）和血清素（serotomin），腸腦都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反應。改善頭腦的運作，也會直接干擾到腸腦的運作。腸腦的獨立性，加上生殖器變硬變軟的自主性，可能就此形成了古老的印度理論——腹部分成三個「輪」（chakras），這些能量中心分別對應著結腸／肛門、性器官和腸。甚至有一說，腸輪是一些如預感及直覺，也就是一些來自心理以外想法的來源之處。當聖徒保羅在哀歎情慾和聖靈之戰時，其言下之意必然與蒙田體驗到的挫折及心理劃分相符合。
自我分裂2：左腦和右腦
第二種劃分方式則是外科醫生喬·伯根（Joe Bogen）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為病人做腦手術時意外發現的。他做這項手術的理由非常正當：為了幫助生活飽受經常性及嚴重的癲癇發作之苦的病人。人腦有兩個大腦半球，連接左右兩大半腦的神經纖維稱做胼胝體（corpus callosum）。癲癇發作時，都是從腦部某個點擴散到附近的腦細胞組織。一旦癲癇發作跨越胼胝體，就會擴散到整個腦部，導致病人失去意識、跌倒，還會不受控制地抽動身體。就如同軍事將領把橋炸掉以阻擋敵軍過橋，伯根醫生希望藉著切斷胼胝體來阻止癲癇發作的擴散。
乍看之下，動這種手術簡直就是瘋了，因為胼胝體是人體最大的神經纖維，它必然具有重要功能。事實也是如此，它是左右兩個大腦半球之間溝通和協調的橋樑。然而，我們從動物實驗的研究發現，這項腦手術進行幾周之後，動物大致都恢復正常。所以，伯根決定冒險為病人開刀，結果成功了。病人癲癇發作次數在手術後大幅減少。
不過，這項手術真的不會讓病人喪失任何功能嗎？為了找出答案，手術小組外聘了年輕的心理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2]，由他來研究這項分裂腦部手術產生的後遺症。加扎尼加充分利用「人腦分左右大腦半球來處理外在信息」這個事實來展開這次的研究。左半球接收來自人體右半邊的信息（即左半球接受來自右手、右腳和右耳的神經傳導），並發出命令以移動右手右腳。在這方面，右半球與左半球呈鏡像對比，即右半球接收來自人體左側的信息，並控制左側身體的動作。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所有脊椎動物的信息接收都是左右交叉傳遞，但事實就是如此。不過在其他方面，左右大腦則是各司其職。左半球專司語言處理及分析，也比較善於觀察細微之處。右半球則比較善於處理立體圖形，包括最重要的立體圖形——臉。（那個普遍且過於簡化的觀念——藝術家屬於「右腦發達者」，科學家屬於「左腦發達者」即源於此。）
★★★幸福實驗：
加扎尼加利用大腦的分工來觀察信息如何分別流向大腦左右半球。他要病人注視著屏幕上的某個點，然後讓某個詞或某物體的圖片快速出現在這個點的右邊或左邊，閃現的速度快到病人連移動視線的時間都來不及。如果這個點的右邊閃過一張帽子的圖片，這個影像就會落在視網膜的左半邊上（在影像通過角膜並顛倒後），之後視網膜會將這個神經信息送回到左半球的視覺處理區。
加扎尼加接著會問病人：「你看到了什麼？」因為左半球擁有完整的語言能力，所以這位病人會立即輕鬆地答道：「一頂帽子。」如果帽子的影像是閃在這個點的左邊，那麼這個信息就只會被送回到非掌管語言的右大腦半球。此時，加扎尼加問病人「你看到了什麼」，病人就會回答：「什麼都沒看到。」不過，當加扎尼加要病人用左手從一張有好幾個圖像的卡片中指出正確的圖像時，病人卻會指這頂帽子。雖然右半球確實看到了這頂帽子，但它卻無法用語言回答，因為它沒有拿到進入左半球語言中樞的通行證。這就像是有另一種獨立的智慧被困在右半球，而唯一的輸出裝置就是左手。
在加扎尼加對左右半球閃現不同圖片後，情況變得更為「詭異」。有一次，加扎尼加對右半球閃現一張雞爪圖片，對左半球則閃示一張一個屋子和一輛車子埋在雪堆中的圖片。接著，加扎尼加拿出一堆圖片擺在這名病人面前，要他指出哪一張圖片和他之前看到的圖片可以「配得起來」。病人的右手指著一張雞的圖片（這張和左半球之前看到的雞爪有關），但他的左手卻指著一張鏟子的圖片（這張圖片和右半球所看到的雪景有關聯）。當加扎尼加要病人解釋他自己的反應時，他不是回答「我不清楚為什麼我的左手會指鏟子」，而是左大腦半球立即編出一個很精彩的故事。這位病人毫不猶豫地說：「啊！簡單。雞腳配雞，所以你需要一把鏟子來清理雞捨。」
這種動不動就杜撰各種理由來解釋自己行為的病症被稱為「虛構症」（confabulation）。動過裂腦手術的病人以及其他腦部受過傷的病人都常表現出「虛構症」的症狀，加扎尼加稱左腦的語言中樞為大腦的詮釋模塊，它的作用是針對自我所做的一切，馬上做出評論，即使它根本無從得知「自我行為」的真正原因或動機，也還是會做出反應。舉例來說，如果對右半球閃現「走」這個字，病人可能就會站起來走掉。不過問他為何站起來，他也許會回答：「我要去拿可樂。」左腦的語言中樞非常擅長編出各種解釋，但卻不知道行為背後真正的原因。
科學領域甚至還有更怪異的發現。有些做過裂腦手術，或胼胝體受過傷的病人，其大腦右半球似乎會跟左半球作對，形成一種名為「異手綜合征」（alien hand syndrome）的症狀。有異手綜合征的病人，有一隻手——通常是左手，會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做出反應，似乎自有主張。這隻手可能會拿起正在響鈴的話筒，但卻拒絕將話筒交給另一隻手或放在耳邊。這隻手會拒絕主人做的選擇。例如，它會把另一隻手剛從衣架上取下的襯衫掛回去。它會抓住另一隻手的手腕，阻止主人執行自己的計劃。有時，這隻手真的會抓住主人的脖子，想把主人勒死。
以上出現的這些戲劇化的心理分歧現象，都是因罕見的裂腦手術造成的。正常人並非如此。不過，裂腦研究對心理學而言相當重要，因為它以一種怪異的方式顯示出：人的心理是由獨立運作的部分聯合組成的，有時候，它們意見相左、各行其是。裂腦研究對本書也很重要，因為它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告訴我們，在這些模塊中有一組很擅長為我們的行為編出各種頗具說服力的解釋，即使它對導致這些行為背後的原因一無所知。加扎尼加的「詮釋模塊」本質上就是騎像人。本書的後幾章會告訴你騎像人是如何胡謅下去的。
自我分裂3：理性和感性
如果你住的是郊區房子，那麼你的房子可能剛蓋好不到一年，房子內的房間則是建築師為滿足住戶需要而規劃設計的。我住的那條街上的房子都是1900年左右蓋的，房子蓋好後，房主就把房子延伸到後院。陽台加蓋不說，還用圍牆圍起來，然後跟廚房連在一起。這些加蓋部分的樓上還蓋了好幾個臥室，臥室後來還加蓋了浴室。
脊椎動物的大腦也出現過類似的「加蓋」現象，只不過加蓋的方向是向前，不是向後。脊椎動物的大腦原先只有三個房間，也就是三大團神經元：後腦（跟脊柱相聯結）、中腦以及前腦（跟動物前半部感覺器官相聯結）。一段時間過後，脊椎動物進化出更複雜的身體構造及行為，大腦也不斷地向前擴大，脫離脊柱，其中又以前腦的擴張最為明顯。最早期哺乳動物的前腦已發展出新的外殼，這個外殼包括有下丘腦（hypothalamus，專司協調基本衝動及動機）、海馬（hippocampus，專司記憶）以及杏仁核（amygdala，專司情緒學習及反應）。有時候我們稱這些組織為「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因為這些組織將大腦其他部分包裹起來，形成一道邊界。
隨著哺乳動物的體型越來越大，行為也越來越趨向於變化（恐龍滅絕後），大腦改造仍持續進行。社會化行為比較高的哺乳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動物，其大腦則發展出一層新的神經組織，這層新的神經組織繞著邊緣系統一路延展。這個新的大腦皮層前半部特別有趣，因為它有一部分似乎並未專司特定任務（如移動手指或處理聲音）。相反，它是用來製造新的聯結，以用於思考、計劃及決策——即讓有機體擺脫只能針對眼前情況做出反應的命運，以便進行更複雜的運作。
額葉皮層（frontal cortex）[3]的出現似乎可以解釋我們現在所體驗到的心理分歧。或許，額葉皮層乃理性之所在——它是柏拉圖所說的馬車伕，是聖保羅所稱的聖靈。額葉皮層已從原始的邊緣系統——柏拉圖口中的劣馬、聖保羅所稱的情慾的手中拿下控制權。我們可以稱這種解釋為普羅米修斯版的人類進化故事，因為普羅米修斯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角色從眾神手中偷了火種，然後把火種交給人類。依據普羅米修斯版的人類進化故事，人類祖先的行為原本受原始情慾及邊緣系統的衝動所主宰，一直到他們收到天神所賜予的理性時——這理性就安裝在新長出來的新大腦皮層上，人類才終於擺脫了本能的控制。
普羅米修斯版的人類進化故事聽來頗讓人心動，它使人類的地位高於其他動物，而人類之所以優於其他動物，就是因為人類有理性。同時，這個故事也讓我們注意到，人類還不是神——理性之火對人類來說還是個新玩意兒，人類尚未完全掌握理性的運用。普羅米修斯版的人類進化故事，也相當符合我們對邊緣系統及額葉皮層的一些重要的早期研究結果。例如，當下丘腦部分區域直接受到細小電流的刺激時，老鼠、貓等其他哺乳動物會變得貪吃、狼吞虎嚥或性慾高漲，由此我們可看出，邊緣系統隱藏著許多基本的動物本能。相反，當人的額葉皮層受到傷害時，人的性慾及攻擊行為有時會明顯增強，因為額葉皮層是壓抑或抑制衝動反應的要害。
★★★幸福實驗：
弗吉尼亞大學附屬醫院最近就出現一個類似的病例。一位40多歲的男老師突然開始跑去找妓女，逛兒童色情網站，還對年輕女孩子提出猥褻要求。他很快就遭到警察逮捕，被判猥褻兒童罪。被判刑的前一天，他頭痛欲裂，便跑到急診室掛急診，之前他還一時興起想強暴他的房東太太（他太太早在幾個月前就將他趕出家門）。他在跟醫生說話的時候，居然還問經過的護士想不想跟他睡覺。醫生掃瞄過他的腦部後發現，他的額葉皮層長了一個巨大的腫瘤，嚴重壓迫腦部其他部位，讓他的額葉皮層無法發揮原有功能——抑制不當行為及思考可能後果。動過腫瘤手術後，他這種性慾過度的行為消失了，但是第二年，他的腦部又長出一顆腫瘤，於是同樣的症狀又出現了，直到又動了手術拿掉腫瘤之後，他性慾過度的症狀才再度消失。
不過，普羅米修斯版的人類進化故事有一個缺點：它假設理性是安置在額葉皮層的，而情緒則隱身於邊緣系統中，並由理性來主導。事實上，額葉皮層讓人類感情與情緒的發展變得更豐富。前額葉皮層（prefrontal cortex）的下側第三部位稱為眼窩前額皮層（orbitofrontal cortex）[4]，因為大腦這個部位剛好位於眼睛上方。人類及其他靈長類動物在這個部位的大腦皮層長得特別大，每當人類及其他靈長類動物情緒有所反應時，該部位皮層亦是大腦出現明顯活動的區域之一。當我們在評估種種利弊得失的可能性時，眼窩前額皮層在此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只要大腦感覺到眼前有享樂、疼痛或得失的可能時，這個部位的大腦皮層馬上就會反應。每當我們受美食、美景或魅力人士吸引，或對死掉的動物、難聽的歌曲、相親對像感到反感時，眼窩前額皮層就在強力放送讓我們產生「想要接近」或「想要跑掉」的情緒。看來，眼窩前額皮層的功能比較接近「本我」或聖保羅口中的「情慾」，而非「超我」或聖保羅口中的「聖靈」。
以下一份關於腦部傷害的研究，能讓我們更好地瞭解眼窩前額皮層對人類情緒反應的重要性。神經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曾研究過因腦卒中、腫瘤或腦部遭到重擊以致額葉皮層部分功能受損的病例。20世紀90年代，達馬西奧發現，當眼窩前額皮層某些部位受到損害時，病人會喪失大部分的情緒功能。這些病人告訴達馬西奧，他們應該感覺到自己的情緒，但他們卻什麼感覺也沒有。針對這些病人的自主反應所做的研究也證實，這些病人沒有產生一般正常人在面對可怕景象或美景時會有的正常身體反應。不過他們分析推理及邏輯思考的能力並未受到影響，在智力測驗及對社會規則與道德規範等知識的測試中的表現也很正常。
這樣的病人接觸外在世界時會發生什麼事？現在，他們已不受情緒干擾，那麼他們是否會變得非常講求邏輯，能看穿蒙蔽其他人的感情迷霧，走向完全理性之路？情況剛好相反，他們會發現自己連簡單的決定或目標都沒辦法做出，整個生活分崩離析。當他們看著外在世界時，會心想：「我現在該幹什麼？」擺在他們眼前有好幾十種選擇，但他們的內心沒有喜惡。因此，每項選擇都必須用理性一一去分析對錯，但是因為他們內心沒有任何感覺，所以也找不到選擇的理由。而其他人面對這個世界時，充滿各種情緒的大腦會立即、自動地評估種種可能性，做出最佳選擇。只有在兩三個選擇都不錯的情況下，我們才需要用理性衡量不同選擇的利弊得失。
人類的理性其實非常依賴複雜的情感，因為只有當充滿情緒的大腦運作順暢時，理性才得以運轉。柏拉圖把理性比喻為控制桀驁不馴的馬匹的馬伕，但這可能有過度強調智慧及馬伕力量之嫌。我認為，騎像人騎在大象背上的比喻更貼近達馬西奧的研究結果：只有理性與情感攜手合作，人才會表現出聰慧的行為，但是情緒（大象）仍負責絕大部分的工作。直到大腦出現新的大腦皮層，騎像人才開始活躍起來，大象也因此變得更加聰明。
自我分裂4：控制化和自動化
20世紀90年代，當我逐漸發展出大象和騎像人的比喻時，社會心理學界也開始對人的心理採取類似觀點。曾經長期醉心於信息加工模式及電腦程序這類比喻的社會心理學家們開始發現，人的心理一直有兩套處理系統在運作——控制化處理過程和自動化處理過程。
★★★幸福實驗：
假設你自願成為以下實驗的被試。首先，實驗人員會給你幾個跟文字有關的問題，告訴你答完後就過去找她。這些問題很簡單：有幾組各含5個詞的詞組，你可利用其中4個詞隨意造句。比如，用「他們／她／打擾／探望／經常」來造句，變成「他們經常探望她」或者「他們經常打擾她」。幾分鐘以後，你做完了測驗，並依照指示從實驗室出來到走道上。這時，實驗人員就站在那裡，但她正和某人聊天，看都不看你一眼。你認為你會怎麼做？嗯，如果你造的句子中有一半的句子有粗魯之意（比如，打擾/厚臉皮的/侵略地），你可能會在一兩分鐘內打斷她的談話，並對她說：「嗨，我做完了。現在我該做什麼？」可是，如果你拼湊的句子中用到跟禮貌有關的詞（他們／她／尊重／看見／通常），那麼你很可能就會乖乖地待在原地，等實驗人員發現你，而且一等就等了10分鐘。
同樣的道理，接觸到與「年老」有關的詞，我們走路會變慢；接觸與「教授」有關的詞，會讓人在玩棋盤遊戲時變得更聰明；接觸到跟「足球流氓」有關的詞，人則會變笨。這些效應不是因為我們有意識地閱讀這些詞所產生，而是當這些詞出現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這種效應就會發生。也就是說，這些詞是以幾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閃現在屏幕上，速度快到連我們的意識都捕捉不了。不過，我們心理的某個部分真的會看到這些詞，並設定出後續動作，而心理學家檢測的就是這些後續動作。
約翰·巴奇（John Bargh）是上述研究的先驅。巴奇的實驗顯示，大部分的心理歷程都是自動發生，根本無須我們有意識地去注意或控制它。大部分的自動化處理過程均屬完全無意識狀態，儘管某些部分顯示出有自覺。比如，我們會覺察到似乎有流動的「意識流」，它遵循自己的聯想規則，無須「自我」花任何感情在上面，或費力去引導。巴奇指出，和自動化處理過程相對的就是控制化處理過程，這種思考相當費神，一切得按步驟來，所以往往占掉我們大部分的意識。舉例來說，為了搭乘6點26分到倫敦的班機，你得在什麼時候出門？這種事你得自覺地去思考，先選好到機場的交通工具，然後要考慮到高峰時間會堵車、天氣狀況，還有嚴格的安檢。你不能憑直覺出門。不過，如果你是開車到機場，那麼你在路上所做的每件事都屬於自動化處理：呼吸、眨眼、移動座位、做白日夢，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甚至蹙眉咒罵那些急速駕駛的司機。
控制化處理有其局限性，我們一次只能有意識地思考一件事，但是自動化處理卻能多軌同時進行，且立即處理許多任務。控制化處理和自動化處理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控制化處理是能處理最重要問題，並為比較愚笨的自動化處理制定出具前瞻性政策的明智老闆、國王或總裁嗎？不，這會讓我們又回到普羅米修斯版的人類進化論和神聖理性的結論。為了一勞永逸地驅散普羅米修斯式的神話，我們應追溯人類進化的過程，好好研究我們的心理為何會有這兩種處理過程，為何我們會有個瘦小的騎像人跟碩大的大象。
6億多年以前，最初的團狀神經元形成最原始的大腦，之後，大腦的體積一直增大，可見這些團狀物必然賦予大腦機制某種優勢。大腦因為能整合動物身體不同部位所傳來的信息，以便迅速自動地對週遭的威脅和機會做出反應，所以具有很強的適應力。300萬年前，地球已生存著各種擁有複雜自動化能力的動物，其中，鳥類有靠星星定位的飛行能力，螞蟻能同心協力作戰並開墾出菌田，而具人類特徵的動物則已開始製作工具。這當中許多生物已擁有溝通能力，但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發展出了語言。
控制化處理需要語言。你可以通過影像產生千絲萬縷的想法，可是要有語言才能周詳地規劃事情，衡量不同方法的利弊得失，分析過往成敗的原因。沒人知道人類是在多久以前發展出語言的，但大多估計產生於200萬~400萬年前。200萬年前，類人動物的大腦已變大許多。4萬年前的洞窟壁畫和其他手工製品則已顯露出現代人類的心理。不論你是贊成200萬年前還是4萬年前，語言、推理與規劃能力都是在進化中瞬間出現的。它們就像一種新軟件，一種可稱為「騎像人版本1.0」的軟件。雖然人類語言的部分運作良好，但在推理和計劃程序方面仍有許多問題。相反，自動化處理在經過數千次產品週期的考驗後已接近完美狀態。自動化處理和控制化處理的成熟度不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便宜的電腦解決邏輯、數學、下棋等問題的能力，勝過任何人類（大多數人做這些事都很吃力）。然而，無論造價多昂貴的機器人，要它走路穿越樹林，一定都會輸給6歲大的小孩（人類的知覺和運動系統是一流的）。
進化從不向前看。它沒有能力規劃出從A點到B點的最佳路線。相反，當現有形態的細小改變（通過基因突變）擴展到整個物種一定數量時，就能幫助有機物更有效地對現狀做出反應。語言進化時，人類的大腦並未重新設計好將主控權交給騎像人（有意識的語言思考）。一切運作相當順暢，語言能力大幅進展，使得大象能用更好的方式來處理更重要的事。依進化來看，騎像人應該是大象的僕人。一旦有了語言，不管其起源為何，語言就會變成一種威力強大的工具，且用途多多。以進化的角度來看，最能善用語言者便是優勝者。
語言的用途之一是讓人類能局部地擺脫「刺激性控制」。像斯金納（B.F.Skinner）這類行為主義心理學家便將許多的動物行為解釋為刺激和反應間的聯結關係。有些聯結是天生的，比如當動物看到或聞到其所吃的食物時，就會引發體內的飢餓和進食反應。有些聯結則是後天學來的，以狗為例，早在食物送達前，在狗聽到鈴響的那一刻，狗就開始分泌唾液。行為學派將動物視為環境的奴隸，其學習過程為：不管得到什麼獎賞，都只會盲目做出反應。行為主義者認為，人類和其他動物沒什麼兩樣。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也許可將聖保羅的感歎改寫如下：「我的情慾受制於刺激。」這樣看來，我們會發現肉體的歡愉真的很值得，也就不足為奇了。人類大腦的通信線路跟老鼠一樣，食物及性的刺激能讓我們分泌出少量的多巴胺，而這種腦部神經遞質，能讓我們充分享受有利於基因生存的活動。柏拉圖口中的「劣」馬在食與性上扮演著重要的推動角色，我們的祖先也是靠著食、色兩種反應才得以生存下來。
不過，行為主義者對人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控制化系統可讓人思索長遠目標，免得總是只著眼於此時此地，一看到誘人的事物就立刻自動上鉤。人能想出眼前以外的其他不同抉擇，眼前的快樂跟長期的健康風險到底孰輕孰重，人也知道要先衡量一下。此外，人還能通過聊天學會趨吉避凶之道，以期名利雙收。然而，行為主義者對人的看法也非完全錯誤。雖然控制化系統沒有完全符合行為主義學派的說法，但它對人的行為也幾乎使不上力。通過物競天擇所形成的自動化系統會讓人做出快速、可靠的行動反應，大腦中會讓我們感到歡愉及痛苦的部分（如眼窩前額皮層），以及大腦中會啟動與生存有關的機制（如下丘腦）都包含在自動化系統中。自動化系統可被稱為啟動多巴胺的按鈕。
控制化系統的功能則比較像一名顧問，它就像是一個騎在大象背上的騎像人，可幫助大象做出更好的選擇。騎像人看得遠也想得遠，只要跟其他騎像人交談一下，或研究一下地圖，他就能學到寶貴信息。但是，騎像人無法在違背大象本身意願的情況下命令大象。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曾說道：「理性，應該只是激情的奴隸，除了服從之外，沒有其他可能。」我相信休謨這句話比柏拉圖的話更接近真理。
總的來說，騎像人扮演的是顧問的角色，也是一位僕人，他不是國王、總裁，也不是能緊控韁繩的馬伕。騎像人是加扎尼加所稱的「詮釋模塊」，它是有意識的、控制後的思考。相反，大象則是騎像人以外的一切。大象包含我們內心的感覺、本能反應、情緒和直覺，這些都是自動化系統的組成要件。大象和騎像人各自擁有聰明才智，只要配合良好，便可造就出傑出的人類，但是兩者的合作關係總是狀況百出。以下就舉出三個日常生活中所出現的怪現象，來說明騎像人和大象之間的複雜關係。從中你可以看出，是什麼阻礙你獲得幸福。
○阻礙幸福的3個障礙○
幸福障礙1：無能的意志力
★★★幸福實驗：
假定現在是1970年，你才4歲，參加了斯坦福大學教授米歇爾（Walter Mischel）主持的一項實驗。你被帶到幼兒園一間教室裡，然後有一位很和藹的叔叔拿玩具給你，還跟你玩了一會兒。之後，叔叔問你，你喜不喜歡吃棉花糖（喜歡呀），接下來，叔叔又問你，你是要現在盤子裡只有一塊棉花糖的這一盤，還是要盤子裡有兩塊棉花糖的那一盤（我當然要那盤）。然後，叔叔說他得離開教室幾分鐘，如果你能等到他回來，你就能吃到兩塊棉花糖，但是如果你不想等，你就按這個鈴，他就會回來，給你只有一塊棉花糖的那盤。這麼一來，你就不能拿有兩塊棉花糖的那盤了。說完，叔叔就走了。你瞪著棉花糖瞧，口水直流，心裡好想吃，拚命抵抗心裡的慾望。如果你跟大部分4歲孩子一樣，那你只能撐個幾分鐘，然後就按鈴了。
現在，時間跳到1985年，米歇爾寄了一份問卷給你父母，問卷上問到你的個性，你是不是個為了將來而會將滿足感擺在後面的人，你面對挫折的能力，還問到你的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等。填好問卷後，你父母把問卷寄回給米歇爾，結果米歇爾發現，1970年你在按鈴前所等待的時間，不僅能預測出你父母對你在青少年時期的評語，還可估算出你上一流大學的可能性。4歲時能克服刺激性控制，把滿足感往後多拖延幾秒鐘的孩子，到青少年時期也更能抵擋得住誘惑，把注意力擺在功課上。當事情不如意時，也更能能控制得住自己。
秘訣何在？最重要的就是謀略，即孩子運用自己有限的自制力來轉移注意力的方法。在後來的研究中，米歇爾發現，表現優異的孩子懂得擺脫誘惑的控制，或想出其他好玩的活動。這種思考技巧是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個方面。一個情商高的人，其內心的騎像人必然技巧高超，懂得在不跟大象的意志直接起衝突的情況下，能富有技巧地分散大象的注意力，把大象安撫得服服帖帖。
單靠意志力，控制化系統是很難打敗自動化系統的。控制化系統跟一緊繃便疲憊不堪的肌肉一樣，很快就疲軟無力，舉白旗投降。不過，自動化系統則是無須費力且全年無休地自動運轉。一旦你瞭解刺激性控制的力量，就可以改變環境中的刺激，避開惱人的刺激來源。如果沒辦法這麼做，那你就多想想它們不吸引人的那一面。比如，佛陀為了打破人對肉體的沉溺，便想出靜觀腐屍的方法。只要眼睛瞪著看會讓自動化系統反感的東西，騎像人就能改變大象以後的慾念。
幸福障礙2：心理干擾
★★★幸福實驗：
美國小說家愛倫·坡（Edgar Alan Poe）相當瞭解人的心理是有分歧的。在《反常的小鬼》（The Imp of the Perverse）這篇短篇小說中，主人翁執行了完美的謀殺案，繼承了死者的遺產，並靠著這筆不義之財，快樂健康地享受了幾年逍遙日子。每當他的意識隱約出現他曾經謀財害命的念頭時，他就會喃喃自語：「我很安全。」他就這麼平安無事地過了好幾年，直到某一天，他把自己的祈禱詞改成：「我很安全——只要我不要笨到在眾人面前說出真相。」自從他的腦袋出現這個念頭之後，他開始每天坐立難安，努力壓抑那股說出真相的念頭，但他越壓抑，想把真相一吐而快的念頭就越強。最後，他嚇得驚惶失措開始拔腿快跑，大家便開始追他，後來他昏了過去，等他恢復意識後，別人告訴他，他已原原本本說出了自己謀財害命的整個過程。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尤其喜歡故事的名字。每當我站在懸崖邊、屋頂上或高高的陽台上時，我心裡那個反常的小鬼便會在我耳邊細語：「跳呀！」那不是命令的語氣，只是一個突然跑進我腦中的詞語。每當我參加晚宴，旁邊坐著一位我很尊敬的賓客時，我心裡那個小鬼便會趁機作亂，拚命鼓吹我說出最不恰當的話。誰是那個小鬼？最愛作怪也是最有創意的社會心理學家丹尼爾·韋格納（Daniel Wegner）就把這個小鬼拖進實驗室，讓它現出原形——原來，它藏在自動化處理過程中。
★★★幸福實驗：
在這個實驗中，韋格納要求被試努力不要去想某樣東西，比如白熊、食物或某種眾人心中已定型的事物。不過這真的很難辦到，更重要的是，你一停止壓抑這個念頭，這個念頭馬上便會排山倒海般地湧入你腦中，這時要擺脫這些念頭就變得更加困難。換言之，韋格納在他的實驗室製造出輕微的強迫症的做法就是要被試不要著迷。
當控制化處理過程企圖影響大腦思考（不要想白熊）時，它其實已立下一個明確的目標。每當我們追求目標時，心理有一部分便會自動監控進度，以便進行必要的修正或知道目標達成與否。當目標是行動目標時（例如準時抵達機場），大腦的反饋系統就會運轉良好。然而當目標是心理目標時，大腦的反饋系統就出狀況了，因為自動化處理過程會一直自我檢查：「我沒在想白熊吧？」結果大腦一發現沒有在想白熊，白熊的念頭馬上就又跑出來，所以我們得花更大的力氣才能轉移注意力。最後，自動化處理過程跟控制化處理過程會花更大力氣跟對方對抗。不過因為控制化處理過程很快就疲累下來，所以最後精力無窮的自動化處理過程會一路無阻地順暢運作，這時腦中便出現一大群白熊的影像。所以，我們越想擺脫某個令人不快的念頭，這個念頭就越會陰魂不散地纏繞著我們不放。
現在，回到我的晚宴。每次參加晚宴，我的想法都很簡單，就是「不要讓自己出醜」。然而我的腦袋一出現這個念頭，我的自動化處理過程馬上就被啟動，開始搜尋任何跟蠢事有關的蛛絲馬跡。我知道批評別人額頭上那顆痣，告訴別人「我愛你」，或看到肥胖的人便大聲尖叫都是蠢事。但在意識層面，我腦海裡已出現三個想法：批評那顆痣；說「我愛你」；看到肥胖的人便大聲尖叫。這些不是命令，而是突然跳入在我腦中的想法。
弗洛伊德就是依據這類的心理干擾及自由聯想來建立其心理分析理論的，結果他發現，心理干擾及自由聯想通常跟性或攻擊性行為有關。但韋格納的研究則提出一個更簡單、更單純的解釋：自動化處理過程每天會產生好幾千個想法及影像，這通常是通過隨機聯想形成的。那些一直纏繞在我們腦中的念頭或影像，通常都是特別令人震驚、一直想壓抑或否認的念頭。我們之所以會壓抑這些念頭，並不是因為內心深處知道它們是真的（有些可能是真的），而是因為它們很恐怖或令人感到羞恥。一旦我們想壓抑卻又壓抑不成，這些念頭就會一直在腦中揮之不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相信弗洛伊德所說的：人的內心有黑暗且邪惡的一面。
幸福障礙3：冠冕堂皇的理由
★★★幸福實驗：
茱莉跟馬克是一對親兄妹。大學放暑假，兩人一起到法國旅行。有一天晚上，他倆單獨待在海邊小木屋裡。後來兩人想到一個點子：試試跟對方做愛，這感覺一定不錯。起碼，這是兩人從未有過的經驗。於是茱莉吃了避孕藥，為了保險起見，馬克也戴了保險套。兩人都很享受跟對方做愛的感覺，但也決定僅此一次，下不為例。這晚變成兩人之間的秘密，他們的關係也因此更親密了。
兩個有手足關係的成年人在彼此同意的情況下，決定跟對方發生關係，這種事你能接受嗎？如果你跟我的大部分受訪對像一樣，一定馬上就會答道：不能接受。你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大家第一個反駁的理由通常是：亂倫會生出畸形的下一代。即使我提醒說，這對兄妹已用兩種避孕方法來避孕，但還是沒人回答「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可以接受」。同時，大家開始找各種不同的理由，比如，「這會傷害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又說，在這個案例中，性關係讓他們的關係更緊密，這時受訪者就會搔頭皺眉地答道：「我只知道這樣就是不對，但是我很難說出我的理由。」
上述研究的重點就是，道德判斷就跟審美判斷一樣。當我們看到一幅畫時，通常馬上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歡。如果有人要我們解釋為什麼喜歡，我們就會亂編出一番說辭。其實我們並不完全瞭解自己為什麼會覺得這幅畫很漂亮，但我們的詮釋模塊（騎像人）就跟加扎尼加在裂腦研究中所發現的一樣，很會編理由。你想為自己喜歡這幅畫找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你就會抓住第一個說得過去的原因（可能是顏色或光線）。道德判斷也一樣。兩人對某事意見相左時，其實是感覺在先，後來再來編理由反駁對方。就算你駁倒對方，難道對方就會改變心意，接受你的論調嗎？當然不會，因為你駁倒的，並非對方真正的立場，他的立場是在他有了判斷之後才臨時編出來的。
當有人為道德問題而爭執不休時，你不妨仔細聽聽雙方的說法，有時你會聽到很讓人意外的理由：其實是大象在控制韁繩，導引騎像人，是大象在決定何者對何者錯，何者美何者丑。內心的感覺、直覺及當下的判斷都是自動自發地即時發生，但只有騎像人才能拼湊出語句，把自己反駁的理由告訴對方。進行道德判斷時，騎像人不只是大象的顧問，他會搖身一變，成為法庭上雄辯滔滔的律師，拚命想說服大象接受它的觀點。
這就是我們的處境，也就是聖保羅、佛陀、奧維德等古聖先賢的哀歎。我們的心理其實是由組織鬆散的聯邦組成的，但我們認同與注意的卻只有其中一部分——能有意識地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思想。我們就像諺語裡那個站在街燈下找車鑰匙的醉漢一樣。（警察問：「你車鑰匙掉在這裡了嗎？」這個醉漢答道：「不是，我把車鑰匙掉在後面巷子裡，但這裡比較亮，比較好找。」）心理的運作非常龐雜，但因為我們只看得到其中的一個小角落，所以當我們感覺到不明所以的內心衝動、希望及誘惑時，就會大覺意外。我們發了一大堆聲明、誓言，下了無數次的決心，但總是意外地發現自己執行的意志是那麼軟弱。有時候，我們會以為自己在跟自己的潛意識、本我或動物本能對抗，但其實這都是我們整個心理的一部分。我們既是騎像人，也是大象，兩者各有優點及特長。
本書接下來將探討人類這種複雜又有點兒無知的生物，如何彼此相處（第3章及第4章），如何追尋幸福（第5章及第6章）,心理層面及道德層面如何成長（第7章及第8章），如何找到人生的目的與意義（第9章及第10章）。不過，我們先來看看大象為什麼總是這麼悲觀。
[1] 此句出自《南傳法句經》。——編者注
[2] 其著作《是什麼讓我們獨一無二》（Human: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和《誰說了算》（Who's in Charge: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即將由湛廬文化策劃出版。——編者注
[3] 也可譯為額葉皮質。——譯者注
[4] 也可譯為「前額葉眶回」、「前額腦區底部」或「眶額皮層」。——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