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正在做的不是擺脫我們身上的人性；我們需要的是技巧，而不是一些華而不實的說教。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隨機致富的傻瓜》，2001
在前面幾章，我討論了認知吝嗇鬼處理信息的傾向如何威脅到個體的自主性。如果認知吝嗇鬼容易受框架影響，對最生動的刺激做出反應，接受給定的默認值，那麼世界上任何有能力決定這些因素的人都會影響認知吝嗇鬼的行為。或許這麼說，事態似乎有點嚴重。但是，事情也許有積極的一面。是的，控制著我們環境的惡人可能會利用認知吝嗇鬼。然而，控制著環境的善良人會幫助我們——使我們避免做出非理性行為，又不必改變認知的基本觀點。積極的一面是，對某些認知問題而言，或許改變環境比改變人類更容易些。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我們的環境，我們理應決定重建社會環境，使得環境中的人更加理性。
例如，在關於器官捐獻率的一個跨國研究中，埃裡克·約翰遜（Eric Johnson）和丹尼爾·戈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發現瑞典有85.9%的人同意捐獻器官。然而，在英國這一比例僅為17.2%[1]。瑞典人和英國人之間有什麼不同之處可以解釋器官捐獻態度上如此大的差別呢？是不是瑞典是一個集體主義更強的國家，而英國的個人主義更強呢？是不是瑞典人比英國人更無私呢？也許看看美國的器官捐獻率我們就能找到引起差異的線索。美國的器官捐獻率大約是28%，和英國的捐獻率很相似，比起瑞典就差遠了。這種差異會不會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和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之間的差別呢？
想必現在你已經在猜測這個問題的答案了。這些國家器官捐獻率的差異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心理差異無關。瑞典、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差異與對捐獻器官的態度也無關。這些差異是由於不同國家關於捐獻器官的政策差異造成的。瑞典、比利時、法國、波蘭、匈牙利同意捐獻器官的比例高達95%以上——器官捐獻的默認選項是「同意」。在制定了這種政策的國家裡，人們預先假定同意捐獻自己的器官，但也可以採取一些行動選擇退出器官捐獻（通常是在駕駛證上做個標記）。相反，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與荷蘭，同意捐獻器官的比例不足30%，在這些國家器官捐獻的默認選項是沒有明確同意即不捐獻，要想在身故後器官捐獻必須做出明確的說明。
簡言之，瑞典和英國之間的巨大差異不是由人民造成的，兩國人民都是認知吝嗇鬼，或許認知吝嗇的程度都差不多。最大的差別是政策形式的差異。作為認知吝嗇鬼，兩國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默認啟髮式的影響。默認的選擇黏性很大，因為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約翰遜和戈德斯坦得出結論：人們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又沒有受到政策默認選擇的影響時，大約80%的人更願意成為器官捐獻者，這一比例非常接近瑞典和其他預先假定同意捐獻器官的國家的比例。1995年以來，美國有超過45000人死於等待獲得器官移植的過程中。我們只需要對捐獻者做決定的環境進行一些不傷害任何人的改變（默認同意的國家人民都可以選擇不參加器官捐獻），就能拯救成千上萬人的性命。認知吝嗇鬼的傾向已經造成上萬人丟失性命。然而，這種悲劇是可以預防的。在這種情況下，最佳的預防措施就是改變環境而不是改變人，因為改變環境更容易些。
正是許多和器官捐獻類似的例子促使法律理論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倡一種他們稱為「自由專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新政策[2]。他們認為的專制是政府應該努力引導人民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自由指的是確保任何政策變化都保留了完全的選擇自由。怎麼可能做到既引導人民的選擇又不干預選擇自由呢？答案就是利用認知吝嗇鬼的傾向。更確切地說是控制環境中操縱認識吝嗇者行為的那些因素——默認選項和框架。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則實施了自由專制的案例。美國人並沒有為他們的退休準備好充足的資金，他們沒有存儲足夠的錢。許多人沒有參與現有的401（k）和其他的退休儲蓄計劃。塞勒和同事什洛莫·貝納茨（Shlomo Benartzi）推廣了一系列養老金計劃改革，可以拯救數百萬人退休後的生活——否則退休生活很可能被早年因理性障礙做出的決定毀掉。他們的改革正在走向立法階段，許多企業也開始採用他們的改革計劃[3]。
塞勒和貝納茨的改革包括幾個步驟，每個步驟都涉及繞過人們做401（k）決定時常犯的思維錯誤。第一個步驟是針對大多數大型企業的員工必須要先選擇參不參加養老金計劃這一情況。如果他們什麼也沒做（沒有填相關的表格）的話，那麼他們就沒有參加這個計劃。問題首先出在這兒，許多員工沒有報名參加。然而，在塞勒/貝納茨的計劃中，所有員工都默認參加這個計劃，如果要退出的話，必須選擇填一份表格。因此，他們的計劃利用了認識吝嗇鬼的默認偏差。
員工在做401（k）決定時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他們（和僱主）出資額的分配。塞勒/貝納茨計劃再次利用了默認偏差，該計劃自動平均分配共同基金裡僱員的出資額，從而確保了初期分配的多樣化。塞勒和貝納茨建議的另一種改革涉及讓員工增加他們在401（k）計劃中的出資額，他們要求員工提前同意把未來工資上漲的部分作為額外的401（k）出資額。這個策略確保了員工不會因為多交了錢而損失了什麼，因為他們的工資不會減少。當然，在兩種情況下出資額都是一樣的，但是根據前景理論，這種方法讓員工不那麼厭惡該計劃。
塞勒和貝納茨推出了一項名為「明日多儲蓄計劃」（Save More TomorrowTM，簡稱SMarT），該計劃把文中討論的許多改革方案都付諸實施了。惠普和飛利浦等大公司已經採用該計劃。我們討論的關鍵意義在於，該計劃表明可以通過改變環境而不是改變人，進而預防不理性行為。SMarT計劃說明因認知吝嗇鬼傾向而產生的一些難題可以通過改變環境加以解決。
即使是在缺少某種心智程序的案例中，我們有時候也能通過改變環境使得有嚴重心智程序缺陷的人覺得輕鬆點。例如，認知心理學家格爾德·吉戈倫澤爾（Gerd Gigerenzer）證明了許多人在處理單一事件概率時都遇到了困難（例如，經濟有40%的可能性會陷入衰退）。在一次調查中，吉戈倫澤爾和同事發現，在紐約接受調查的參與者中，超過25%的人誤解了這句話：「明天有30%的可能性會下雨。」這些人沒能理解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在許多類似明天的日子裡，有30%的可能性會下雨。但是他們卻理解成：明天有30%的時間會下雨或明天有30%的地區會下雨。
在醫療界，類似於這種對概率術語的誤解很常見。醫生理查德·弗裡德曼（Richard Friedman）描繪了一位病人在聽到「抗抑鬱藥有60%的可能性會奏效」之後的反應。這位病人說：「這也就是說服了這種藥之後，在60%的時間裡我會感覺良好，對嗎？」這正是吉戈倫澤爾和同事的研究揭示出的一種典型誤解。當然，人們應該學會如何使用這種概率術語的心智程序。但是，如果在涉及此類事件概率時，能夠輔以正確的解釋，將有助於人們對概率事件的理解。例如，明天有30%的可能性會下雨，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有100個像明天一樣的日子，這100天中，有30天會下雨。這種簡單的環境改變能防止沒有相關心智程序的人理解錯誤，也能幫助他們獲得相關的心智程序。吉戈倫澤爾和其他研究人員發現，通過澄清概率信息指的是類別化實例，可以幫助實驗中的被試和執業醫生更好地處理概率信息[4]。
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對環境稍作改變就能預防理性思維出問題。需要環境幫助的一類更廣泛的問題是人們的自制力問題。人們飲食無節制、超支、喜歡拖延、抽煙和酗酒。解決這些自制力問題的辦法有兩種：改變人和改變環境。人們努力增強自己的「意志力」——也就是內在的自我控制力；或者，試圖改造環境，使得對自制力的需求減少了（自動化系統壓制）。一個常見的策略就是事前承諾。人們加入自動儲蓄計劃，那麼他們就不會超支。他們提前把飯打包，那麼就不會多吃。他們牢記最後期限，那麼就不會拖延。事前承諾代表了我們有意識地重建環境，從而使其更有助於我們的自製努力。
有證據表明事前承諾的方法是成功的——人們反省時會認為用這種方法產生的結果更理性。大量證據表明事前承諾對省錢很有效。在其他領域也有一些證據提示這種方法的有效性[5]。丹·艾瑞裡（Dan Ariely）和克勞斯·韋滕布羅赫（Klaus Wertenbroch）發現，自願為自己設定最後期限的學生比那些不願設限的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更好。但是有趣的是，外部強加的最後期限比起自願接受的更能促進學習。
為什麼控制體重那麼棘手？原因之一就是人們找到各種方式不讓自己事前承諾一定會採取最有效的減肥方法之一，即攝入更少的卡路里（另一種當然是鍛煉）。減肥食品業通過不斷暗示除了吃得少一點還有其他方式可以減肥，助長了這種趨勢。例如：只吃蛋白質不吃糖類食品；吃正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而不是錯誤的碳水化合物食物；避免食用高血糖食物；食用索諾瑪減肥餐中最有營養的食物中的前十種；只吃壽司，等等。所有這些方法都偏離了問題的關鍵：問題在於吃下去的每份食物的大小，傻瓜！正如《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2007年6月）給出的忠告：「減肥的準則沒有變，就是要少攝取卡路里，多消耗卡路里。」
在吃這方面，沒有人強迫我們，也和自由意志無關，只是外部環境讓我們陷入了病態。這一點正是保羅·羅贊（Paul Rozin）和同事在嘗試研究法國悖論時所要重點說明的[6]。儘管法國人的膽固醇水平更高，他們的飲食中也含有更多的脂肪（飽和的和不飽和的），但是法國人的心臟病死亡率卻遠遠低於美國。美國人心臟病死亡率更高的原因可能是美國人更肥胖。的確，儘管法國人飲食中的脂肪含量比美國的要高，但相比美國22.3%的肥胖率，法國的肥胖率僅為7.4%。羅贊和同事認為美國人儘管食用更少的脂肪但卻更胖，原因之一就是每一份美式食物的尺寸都更大。
羅贊和同事從許多資料中找到證據證明事實就是如此。他們研究了兩國都有的連鎖店中每份食物的大小。例如，他們發現美國麥當勞的每份食物要比法國的大28%。美國必勝客的每份食物要比法國的大42%。在11種用於對比的食物裡，美國每份食物要比法國的大25%。羅贊和同事研究了美國《烹飪樂趣》和法國《我會烹飪》雜誌中相同7道葷菜的菜譜。《烹飪樂趣》中菜譜配料比《我會烹飪》中的平均要多53%。他們還調查了家庭中每份食物的大小，發現美國晚餐中的烤寬麵條要多19%。美國雀巢Crunch巧克力比法國的大41%，一瓶酸奶的容量要多82%。在參與調查這些食品中，美國每份食物要比法國食物平均大出37%。顯而易見，在美國，我們在減肥這件事上應該提供更多環境上的幫助。
羅贊和同事對單位偏見進行了研究：人們往往會吃掉某種食品的一份，不管這一份有多大，或者人們往往會吃掉某種食品的一個單位，不管這個單位有多大。在一些不同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公共場所放了一些小甜點（如巧克力豆、愛心糖果、椒鹽脆餅乾）。當甜點份量增至2倍或4倍的時候，人們並沒有根據食物份量減少攝入量。相反，單位尺寸更大時，人們吃得更多。一個簡單的環境解決方案——每份食物都小點——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幫我們解決美國的肥胖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