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的簡短回顧提及的，許多由非理性思維導致的差強人意的結果本是可以避免的。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智力具有可塑性（正如我所認為的那樣），提高智力肯定需要一些更長期的訓練，而傳授已經廣為人知的理性思考技能則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1]。我們在沒有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思維工具改善理性思考時，就迫不及待地尋找其他方法去改進另一個方面（智力）（儘管不是不重要，但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因此，現如今我們的文化裡充滿了大量的非理性行為，這種現象也不足為奇了。
考慮到理性與非理性思維的社會影響，我們不會質疑理性思維的現實意義。那麼為何社會的選擇機制僅僅觸及算法水平認知能力而忽略了理性呢？如果某人因為參加了智力（狹義概念）的測試就獲得認可，這似乎不合乎情理，這麼做好像他已經通過了更廣義概念的測試。
事實上，不同認知技能的重要性不同，這個問題更值得大家仔細討論。例如，有些哲學家認為在認知科學文獻中獲得的非理性實證結果並不合乎情理，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研究對像（主要是大學生）「未來將會成為頂尖的科學家、法官或者公務員」（Stich，1990）。我的確承認這些哲學家的「驚人發現」引起了我們的關注，但我從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啟示。以我的經驗來看，大部分法學家或公務員確實擁有足夠的算法水平認知能力。然而除了這些，他們的行動卻常常被人認為不甚理想。他們的表現經常達不到預期，這並非因為這些人工作記憶容量有限或是記憶提取速度緩慢，而是因為他們的理性傾向遲鈍。他們也許智力水平並不低，但就是缺乏理性思維的能力。
這些大學生在實驗中推理和決策表現不佳，這一點並不自相矛盾。這些在實驗室中沒能通過決策和概率推理測試的大學生確實是未來的法官，儘管擁有不錯的認知能力，但他們的推理能力仍然很糟糕。這些學生在接受測試之前從來沒有專門受過理性方面的評估篩選，而且以後也不會有人對他們的理性程度進行考核。如果他們在頂尖的公立大學或者私立學校接受教育，未來他們會繼續參加一些評估算法心智的考試（諸如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分級考試和績效模擬測驗）以求得在學術、職場、政壇和經濟領域的發展。理性測評永遠也不會取代這些考試。
不過要是理性測評真的取代了這些考試呢？這就成了一個有意思的開放性話題。舉例來說，衡量理性時是否要考慮種族和階級差異呢？這個問題在智力測試中也會出現。這使人想起，羅伯特·斯滕伯格發現在評估實踐智力時（在他的廣義智力理論看來，這是與理性最為接近的認知方面），人種和社會階層對結果的影響不如在智力測試中那麼明顯[2]。我已經構建的理論框架至少預測到，人們理性思維的優劣排名將會與智力排名不同。理由是，理性包含反省心智的思維傾向，而智力測驗沒有衡量這方面。
確切來說，也許為了引起對於理性思維能力的更多關注，同時指明智力測驗的局限性，我們需要對理性進行明確的評估。目前當然還不存在類似智力測驗的理性評價手段，即「理商」（理性商數，RQ）。不過這最起碼能幫助我們開啟對諸如此類話題的討論，當然我並不是說第2天「理商」測試就能構建起來。這樣的評價手段不是在信紙背面寫寫畫畫就可以構建的，正如建立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體系可能需要耗資數百萬美元。但是重點在於，從實際情況看來，基於現有的認知技術手段，「理商」測試是可行的，只是需求和成本問題可能會成為障礙。
與其爭論這項事業在組織方面的問題，我更想強調的重點是，在理論上或概念上，開發此類測試是沒有障礙的。我們掌握了一些思考過程的類型，可以運用到測試中去，同時我們也創建了一些測試任務模型，可以用於評價工具理性和知識理性。建立RQ測試在理性思維相關的能力評價技術方面是沒有限制的[3]，在概念層面上同樣沒有限制。
在本書中，我討論了認知科學家測試知識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種方法。在我引用的參考文獻中還有更多類似的測試，但是在文中沒有提及是出於許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因為那些任務很專業，難以解釋清楚，或者和我所列的例子有些重複了）。關於理性思維任務，本書有選擇性地列出了一些測評方法，但並未窮其所有。然而，我已經清楚地展現了心理學家是如何研究知識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方面面。例如：不一致的概率評價傾向；知識評價中的過度自信傾向；忽視基礎概率傾向；不對假說進行證偽的傾向；試圖解釋隨機事件的傾向；自利性個人評價的傾向；用我方偏見評估證據的傾向；忽視備選假設的傾向，等等。
此外，我還清楚地說明了心理學家是如何對工具理性和非理性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例如：決策過程中的完全析取推理能力；由於框架效應而體現出的不連貫偏好（inconsistent preference）；表現出默認偏見傾向；用情感替代困難評價的傾向；過分看重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的傾向；選擇容易受到生動刺激影響的傾向；決策容易受到不相關情境影響的傾向，等等。
最後，有許多例子表明，理性和非理性思維的知識可被用於幫助人們過上更充實的生活。本書所引用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以下是一些例子。
·心理學家找到呈現統計信息的不同方法，從而使我們在醫療問題上和在任何涉及統計學的情況中，做出更理性的決定。
·認知心理學家發現根據默認偏差對呈現信息的方式稍作改變，就能大大增加器官捐獻率，從而拯救上萬人的生命。
·美國人每年花數百萬美元咨詢如何投資股市，然而遵循決策理論的一些簡單原則就能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這些原則有助於人們避免會減少他們的投資回報的認知偏見，例如對概率事件過度反應、過度自信、癡心妄想、後視偏差、誤解概率。
·研究決策的科學家發現，人們很不擅於評估環境風險。這主要是由於生動性偏見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人們的判斷。人們可以做出改進，小改進能夠帶來大變化，因為差勁的評估有可能會影響國家政策。例如，導致決策者實施政策A（每救一條性命耗費320萬美元），而不選擇政策B（每救一條性命只需22萬美元）。
·不同專業領域的心理學家開始清楚地指出支撐病態賭博行為的認知幻想：偽科學信念得出的結論、信念固著、對概率事件過度反應、認知衝動、對概率的誤解——這些行為每年破壞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
·認知心理學家研究了人類在判斷時的過度自信效應——人們常常由於過於樂觀而錯誤地估計自己今後的表現。心理學家研究了可以幫助人們在自我監控過程中避免這些問題，從而使人們更從容地規劃未來（過度自信的人會遇到更多令人不悅的意外事件）。
·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控制生活中選擇的數量是獲得幸福的關鍵之一，限制選擇常常使人們更幸福。
·對養老金計劃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稍作改變就能使數萬人的退休生活更加舒適。
·在決策領域中，概率推理或許是最常被探討的問題，科學家研究了許多認知改革（如減少忽視基礎概率）對優化法庭決策過程的作用。對概率的欠佳思考，已經阻礙了司法公正。
這些只是一小部分，後天習得的理性思維策略和環境上的解決方案可以在很多方面改變人們的生活，而比起智力，它們和理性的關係更大。如果我們在思考和決策過程中更加理性，上述例子就描繪了可能會出現的結果。要是學校、企業和政府都能夠關注智力測驗沒有觸及的那些認知內容，這些效果就會隨之翻倍。然而，我們一直過多地關注智力而忽視了理性思維。似乎智力已成了我們文化的圖騰，我們選擇追求它，而不是追求可以改變我們世界的推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