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夠更好地討論情緒這一話題，現在，讓我們先做一個熱身活動：想一想如何殺掉一個人。別恐慌，這是一起完全出於善意的殺人預謀。這是一個在道德哲學領域中得到廣泛討論的假設性情境——電車難題。電車難題在學術文獻中有很多不同的變式[1]，它的基本形式是這樣的：假設，你看到一輛因剎車失靈而失控的電車正從山頂上往下急速行駛。這時，不遠處山下的電車軌道上站著五個人，如果他們被這輛電車撞到，將必死無疑。唯一可以避免這場悲劇的做法是你扳動一個開關，使電車駛入另外一條軌道，而在這條軌道上僅有一個人，也就是說，將有一個無辜的人遇難，而另外五個人獲得了生存機會。你是否會扳動這個開關？這樣做對嗎？
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扳動開關，犧牲一個人而拯救五個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種電車難題的變式，這是由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研究設計的，用認知神經科學視角研究道德判斷。該變式稱為人行天橋難題。與電車難題的基本形式相同，一輛剎車失靈的電車正衝下山，站在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命懸一線。此時，你站在橫跨軌道的人行天橋上，天橋的位置剛好處於電車與行人之間。在你的身邊，站著一位膀大腰圓的陌生胖子。如果你將他推下天橋（沒有人會看到），他的身體可以阻止電車繼續前行，而他也將命喪車輪下，但是，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卻可以因此獲救。你是否會將這位陌生人推下去？多數人說他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都心知肚明為何在第二種情境中人們拒絕將這位陌生人推下去。人們普遍認為第二種情景讓人為難、很討厭，而第一種情境就不會給人帶來不愉快的困擾。人們普遍對這兩種情境有相似的直覺判斷，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有些人試圖去論證這兩種直覺反應的合理性，也就是說，認為在第一個情境中犧牲一個人去拯救五個人的做法是對的，而在第二個情境中犧牲一個人救五個人的做法是錯誤的。正如格林所說：「每當有人試圖為這兩種直覺反應提供前後一致的原則性辯護理由，這些辯詞通常是漏洞百出的……這些直覺反應難以評判……如果這些結論並非是基於某些公認的道德準則得出的，那它們一定是基於直覺。問題是，這些直覺源自何處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格林和其同事開展了一系列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研究人員讓被試嘗試解決各種兩難問題，例如電車難題（親身難題，涉及較少的個人困境）、天橋難題（非親身難題，涉及較多的個人困境），等等。在被試解決問題的同時，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瞄。掃瞄結果顯示，被試在解決親身難題時，與情緒和社會認知有關的腦區（後扣帶回、杏仁核、內側前額葉皮質和顳上溝）會被激活。與之相對應的，當被試解決非親身難題時，更多地激活了大腦的兩個認知腦區，即與工作記憶功能息息相關的頂下小葉和背外側前額葉皮質。這兩個腦區與壓制人的無意識決策密切相關。
在研究天橋難題的過程中，研究者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不按常理出牌，決定要把無辜胖子推下天橋的被試，也就是在親身難題中決定犧牲一個人去拯救五個人的被試，他們在做決策之前的思考時間格外得長。格林和同事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比較了在解決天橋難題時艱難給出肯定答案（拯救五個人）和快速給出否定答案（不做任何反應，不救那五個人）的兩組被試的腦成像結果。通過比較後發現，當被試做出肯定回答時，大腦中壓制情緒腦的部位，即頂下小葉和背外側前額葉皮質，表現出更多的激活。這說明肯定答案組的被試在決策過程中使用了類型二信息加工，壓制了與情緒調控密切相關的類型一信息加工。這些被試意識到，如果通過扳動開關改變軌道的方式拯救五個人犧牲一個人是正確的事情，那麼，把身邊的陌生胖子推下天橋以拯救五個人的做法也同樣正確。
然而，多數人並不像這些肯定回答組的被試一樣，可以在面對天橋難題時戰勝自己的情緒。雖然這些被試也陷入了苦苦的認知掙扎，但是，他們的高級智能最終輸給了情緒。在實驗結束後，當研究人員詢問被試是基於怎樣的原則最終決定不犧牲一人以換取更大的收益（五個人）時，他們常常無言以對。對於這個結果我們早就有所預料，因為這些被試在做決策時，壓根兒就沒有考慮到原則二字。他們的大腦中處理「原則」類信息的心智，早已輸給了情緒。這些人試圖為自己前後不一的行為尋求解釋框架，思前想後，唯有「他們思考時沒走腦子」這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通了。
當無意識心智左右了被試的行為反應時，個體常常覺察不到，反之，他們還常常為此而爭辯，認為他們做出的決定是經過審慎思考的、有理有據的選擇。我們傾向於為自己的各種行為尋求一個前後連貫如一的解釋，全然不顧多數決定與選擇其實是由大腦無意識的信息加工過程所產生的這一事實。這種做法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會為無意識行為編造出虛構的理由，以證明它們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做出的理性選擇。這種現象已被大量研究報告所證實[2]。人們為無意識行為虛構解釋理由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阻礙認知方式發生改變。因為，只有當人們意識到大腦正在使用自動化子系統時，認知方式才有發生改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