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這一節之前，讓我們先來看幾個小測驗。請閱讀每個問題，並寫下一個數值區間，確保你有九成的把握讓準確答案落在該區間內。
好了，現在請開始寫下你的答案：
1.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馬丁·路德·金去世時的年齡是_____歲到歲之間。
2.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舊約全書的總卷數在_____捲至_____卷之間。
3.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沃爾夫岡·阿瑪迪斯·莫扎特誕生於_____年到_____年之間。
4.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亞洲象的妊娠期是_____天至_____天。
5.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已知的海洋最深點是_____英尺[1]至_____英尺。
這些問題涉及認知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裡，人人都是「我方立場信息加工員」。該認知領域關注人們如何調控自己對已有信念的自信程度。心理學家使用一種稱為「知識標尺範式」的實驗設計完成了大量研究[2]。在這種實驗範式中，需要形成對知識自信度概率判斷的集合。毫無疑問，單一事件的概率判斷是無法評估的。比如，你說你的外甥今年有95%的可能性會結婚，我們怎麼能判斷這個概率估計是否正確呢？但是，概率判斷的集合卻是可以被評估的，因為該集合必須遵循特定的統計標準。
舉例來說，氣象預報員說明天的降水概率是90%，而實際上明天卻是一個艷陽天。雖然天氣預報不準確，但我們也不能說預報員的判斷錯誤。氣象預報員也許已經充分分析了所能獲取的所有數據，並對數據進行了正確的處理。根據現有的氣象數據來看，降水概率很大，只不過今天剛好沒有下而已。但是，如果天氣預報員預測降水概率90%的所有日子裡，其中有一半都是晴天，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質疑天氣預報的準確性了。在天氣預報員預報降水概率是90%的所有日子中，你會期望有90%的時間會下雨。雖然氣象預報員不能確定10%的晴天會發生在哪一天（不然的話就可以說是100%的降水概率了），但是，如果天氣預報員有50天預測「降水概率90%」，那麼50天中至少應該有45天是下雨的。
對人們知識標尺的評估過程，就好比我們評估氣象預報員的準確性一般。研究者讓被試對一些多項選擇題或判斷題進行作答，每道題目都註明了被試對答題正確性的把握程度，即被試認為答案正確的主觀概率。只有當主觀概率與正確率一一對應時，才能說他具備了知識理性。也就是說，被試對標注為70%把握度的所有問題集合，答題正確率應達到70%；對標注為80%把握度的所有問題集合，答題正確率應達到80%，以此類推。如果比率一一對應，就可謂是擁有優秀的知識標尺。如果兩個比率差距較大，未達到一一對應，那麼他就不能稱為具有知識理性。知識標尺失準會導致個體無法選擇出最佳的行動方案。
在很多不同種類的知識標尺實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過分自信現象的身影。這些實驗發現，人們的主觀概率估計始終都高於實際的答題正確率。比如說，當被試認為自己有100%的把握可以正確回答問題時，實際正確率往往只有88%；當被試說他們有90%的把握能夠回答正確時，實際正確率大概是75%。在判斷正誤題中，通常來說，當被試對自己的答案有七八成的把握時，他們的實際表現和瞎猜差不多，正確率只有50%左右。
對於知識標尺的過度自信效應，部分源自於我們對首先跳出腦海的念頭的執著。我們會對這個念頭是哪兒來的稍作思考，之後，本著節省認知資源的原則，我們會快速得出答案：這個想法是「我自己思考後得出的」。被試會將這個首先跳出的答案作為焦點假設（類似於我方立場偏差），並將注意力著重放在這個焦點假設上，進而忽視了其他的非焦點答案。簡而言之，「導致過度自信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找到自己錯誤的理由」（Baron，2000）。對最終答案的信心，來自於排除其他答案的證據，但是被試並沒有意識到提取證據的過程是存在偏差的——只有首選的答案才有機會獲得認知資源的垂青，為其尋找支持的證據，那些非焦點答案只有少得可憐的認知資源可供使用。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被試對於他們的答案信心爆棚。
下面是本節伊始提出的那些問題的精確答案，你可以對照答案瞭解一下你是否也是過度自信現象的受害者[3]：
（1）39歲；
（2）39本；
（3）1756年；
（4）645天；
（5）36.198英尺。
請回想一下，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實際上本節的標題已經警告過我們要小心過度自信現象，在已經收到提示的情況下，你還會不會中招呢？我們拭目以待！由於所回答的問題都是你有九成把握回答正確的，按理說，你的答題正確率應該有90%。10道題中應該只有1題的答案不在你給出的數字區間。由於我們只出了5道題，因此你給出的數字區間應該全對，最差的情況也是僅錯一道。基於我們過去的研究經驗來看，如果你給出的數字區間錯誤數多於一次，說明和多數人一樣，在進行概率判斷時受到過度自信的影響（雖然本節題目已提出過警告）。
研究者在知覺、運動領域以及知識標尺實驗範式中都證實了過度自信效應的存在。過度自信現象不僅僅只出現在實驗室中，在現實生活中也非常常見。比如，人們會高估自己對體育比賽結果、行為後果、經濟走勢等未來事件的預測準確性。過度自信在稱為「計劃謬誤」的現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所謂計劃謬誤，是指人們常常會低估自己完成某項任務（比如完成一篇優秀論文、完成當年的稅務表格、完成一項基建項目等）所需的時間。諾貝爾獲獎者丹尼爾·卡尼曼曾經講述過一個有趣的故事，告訴我們計劃謬誤有多麼棘手，甚至連決策研究領域的專家也難免中招。數年前，卡尼曼加入了一個由決策研究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致力於開發一門適用於高中生的決策與判斷課程。這個委員會成員每週定期開會以商討課程內容並完成教科書的寫作。在一次會議上，卡尼曼讓大家估計課程設計和教科書寫作全部完成所需要的時間。包括教務長和卡尼曼在內的專家給出的答案是最短為18個月，最長為兩年半。當時正值20世紀70年代，很多課程和教科書都處於重新設計階段。卡尼曼問教務長，他負責過多少門課程的開發工作？那些和當前課程相似的課程大概用了多久才能全部完成？教務長想了一會兒，面帶羞愧地說，他負責的課程中，大概有40%的課程建設半路夭折，從未完成。聽聞教務長這句話，房間裡立刻瀰漫著尷尬的氣氛。卡尼曼覺察到這一點，為了緩和氛圍，問教務長：「那些完成的項目呢？用了多長時間？」教務長再次陷入尷尬，告訴課程編撰委員會，那些已完成的項目，用時全部是7年以上[4]！
對知識標尺過度自信的認知偏差帶來了很多嚴重的現實後果。那些自認為懂得很多、實則並非如此的人，繼續學習或修正錯誤的動機和意願較弱。那些自認為擁有卓越的動作與知覺技能的人，常常會對他人的表現吹毛求疵，但對自己的錯誤卻渾然不知，也不願意接受批評。舉例來說，很多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術處於中上游水平。加拿大安全委員會的一項調查表明，75%的駕駛員承認他們曾經有過駕車時打電話、吃東西、刮鬍子或化妝的行為。奇怪的是，同一批被調查者中有75%的人報告說，當他們看到其他駕駛員一邊駕車一邊吃東西或打電話時，會因此而抓狂和害怕。成千上萬的駕駛員過度自信地認為，自己開車時打電話對駕駛行為不會造成干擾。這些「自信」的駕駛員為自己缺乏知識理性所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數據表明，由於駕駛環境中增加技術性干擾而導致的交通事故在逐年增加。缺乏精確的概率標尺是人類缺乏知識理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它無處不在，往往會帶來深遠的後果。例如，醫生群體中的過度自信現象就是廣泛存在且非常危險的[5]。
人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標尺失准和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自我評價偏差有著密切的聯繫。人們常常會扭曲對自我的知覺，雖然並非每一次的扭曲方式都相同，但絕大多數時候，扭曲的結果傾向於自我提升[6]。在一項以參加SAT測試的800000名學生為調查對像展開的評估中，僅有不到2%的學生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低於同齡平均水平。有超過60%的學生認為自己與人交往的能力位居同齡人中的前10%。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和大衛·唐寧（David Dunning）的研究發現，在一項邏輯思維測試中，得分為倒數25%的學生的自評成績平均是年級前38%，也就是說，即使是得分最低的學生也認為他們的測驗成績高於平均水平！
最後，為大家介紹我方立場信息加工的螺旋循環。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艾米麗·普羅寧（Emily Pronin）通過調查研究發現，人們的自我評估偏差還表現在對自我評估偏差程度的評估[7]。普羅寧對研究社會和認知心理偏差的文獻進行了總結歸納，比如光環效應、自我服務歸因偏差（成功時歸因於自己，失敗時逃避責任）等。在這些研究中，讓被試對自己受到各種偏差影響的易感性進行了自我評估，同時，也評估了他人的易感性。普羅寧和她的同事發現，在8類社會認知偏差研究中，人們一致認為他人對認知偏差的易感性高於自己，也就是說，認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簡而言之，人們承認認知偏差的存在，但卻堅信自己是不受影響的特殊個例。
為何會出現這種稱為「偏差盲點」的現象呢？根據普羅寧的推測，當估計他人的認知偏差程度時，人們依賴的是對通俗心理學理論的膚淺瞭解。可是，當評估自己的認知偏差時，他們卻栽在了對意識層面內省過程的監控上，這也是我方立場信息加工的一部分。現代通俗心理學理論的傳播讓人們對各類認知偏差略知一二，認為自己可以預測他人的認知偏差。可是，絕大多數社會和認知偏差是在被試對偏差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現的。因此，當人們在意識層面尋找自己的認知偏差時，會一無所獲。在預測他人的認知偏差行為時，我們依據的是心理學理論；而在預測自己的認知偏差行為時，使用的卻是內省法，因此會得出他人更易受認知偏差影響的結論。
我方立場信息加工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人們對事件控制力的不合理自信。心理學家艾倫·蘭格（Ellen Langer）對「控制錯覺」（illusion of control）現象進行了研究。所謂控制錯覺，是指個體相信通過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可以控制隨機事件的結果。在一項研究中，兩名員工在兩家不同的公司向同事兜售彩票。他們賣給一部分人的彩票號碼已隨機選好；而賣給另一部分人的彩票則可以自選號碼。毫無疑問，在一個隨機抽獎的獎池中，自選號碼和隨機號碼的獲獎概率沒有任何區別。第二天，這兩名員工告訴那些買彩票的同事，他們希望買回昨天賣出的彩票。結果發現，自選號碼被試開出的價格比那些分配到隨機號碼被試的價格高出4倍！朗格通過一系列類似的實驗設計進一步驗證了她的理論假設，即人們誤以為自己的能力、技巧可以決定隨機事件結果。
那些屈從於控制錯覺的人，常常會基於錯誤的因果關係理論而採取行動，最終導致差強人意的結果。在馬克·芬東-歐克裡夫（Mark Fenton O扖reevy）及其同事的一項研究中，為我們充分展現了如果依控制錯覺行事，會產生怎樣的實際後果。他們對倫敦4家投資銀行的107位交易員進行了研究。首先，研究者讓交易員完成一項實驗室任務，以評估他們的控制錯覺特點。在該任務中，交易員被告知按鍵行為也許會對一個即時變化的指標產生影響。而實際上，按鍵並不會影響任何指標的變化。被試認為按鍵對指標變化的影響程度，即代表了該名被試的控制幻覺特徵。芬東-歐克裡夫發現，被試的控制幻覺特徵與他們的績效指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交易員的控制幻覺水平越高，年度收益越少，控制幻覺水平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平均年收益減少高達58000英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