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都可行的話，大腦會以最適合你的方式解釋問題。
——克莉迪亞·法恩，《大腦裡的8個騙子》，2006
最近，我和同事理查德·韋斯特合作完成了一項研究。實驗中，我們給被試呈現了下列問題情境：
根據美國交通運輸部發佈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某德國品牌汽車在交通事故中致對方駕駛員和乘客死亡的數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車的8倍。美國交通運輸部現正考慮對該德國品牌汽車頒布銷售禁令。
被試閱讀完畢後，需要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量表上回答以下兩個問題：１你認為美國是否應該禁止銷售該德國品牌的汽車？２你認為美國是否應該允許該德國品牌的汽車像其他汽車一樣在美國的街道上行駛？結果發現，多數被試支持禁售該品牌的汽車——78.4%的被試認為應該禁售這個品牌的汽車，73.7%的被試認為不應該允許該品牌的汽車上路行駛。
上述問題情境中所出現的統計數字是真實存在的，但是，這些數據並不屬於某德國品牌汽車，而是屬於福特探險者汽車[1]！對於在馬路上行駛的其他汽車而言，福特探險者是一款相當危險的交通工具。
實驗中的第一組被試需要對上述情境做出反應，即評估一款危險的德國汽車是否應該行駛在美國街道上。第二組被試面臨的是一個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問題情境——評估是否應該讓一款危險的美國汽車行駛在德國街道上。
第二組被試看到的問題情境是這樣的：
根據德國交通運輸部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福特探險者汽車（Ford Explorer）在交通事故中致對方駕駛員和乘客死亡的數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車的8倍。現在，德國交通運輸部正考慮對福特探險者頒布銷售禁令。
１你認為德國是否應該禁止銷售福特探險者？２你認為德國是否應該允許福特探險者像其他汽車一樣在道路上行駛？
被試在相同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量表上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作答，51.4%的被試認為德國應該禁售福特探險者，而有39.2%的被試認為探險者不能像其他汽車那樣自由地行駛在德國的馬路上。第二組被試支持危險的美國車在德國禁售的比例，遠遠低於第一組支持同樣危險的德國汽車在美國禁售的比例。
在該研究中所呈現的現象稱為「我方立場偏差」，也就是說，人們傾向於僅僅基於自我的視角對情境進行評價。在評估證據、道德評判、評價他人時，人們常常會受到偏向自己的立場偏差影響。比如，在上述案例中，美國被試認為，相對於在德國馬路上行駛的危險美國汽車，在美國行駛的危險德國汽車更應該受到禁令的制裁。
我方立場偏差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很多設計精妙的心理學研究都證實了這種現象的存在。德魯·威斯汀（Drew Westen）及其同事使用一個非常有趣的任務，研究了言行不一偵測過程中的我方偏差現象[2]。研究者要求被試閱讀一段講述某位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文字材料。例如，一段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發表的一篇關於安然公司（Enron）CEO肯·雷（Ken Lay）的聲明。該聲明是布什在2000年作為總統候選人時發佈的，他說：「首先，我想說明的是，肯·雷是我忠實的支持者。我非常欣賞這個男人。我與雷相識多年，他對我的競選給予了慷慨無私的支持。如果我能夠當選美國總統，我將會像CEO管理企業一樣去管理政府。在這方面，肯·雷和安然公司無疑為我樹立了一個優秀的榜樣。」閱讀完這段資料之後，研究者給被試呈現了布什總統近期做出的有關肯·雷的行為，事實是：「現如今，布什先生在任何場合都盡力避免提及肯·雷先生，而安然公司更是成了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隨後，研究者要求被試在1~4級量表上對布什的言行一致程度進行評價，1表示強烈不同意布什言行不一，4表示強烈同意他言行不一。
研究中還有一些關於其他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事例。例如，實驗呈現給被試這樣一段文字材料：「1996年競選期間，約翰·凱瑞（John Kerry）告訴《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記者，應該對社會保障系統進行大幅調整，國會應考慮提高退休年齡，並深入研究這一系列措施所能帶來的經濟益處。他在報道中說『我知道這樣做將會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但是，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隨後，研究者給被試呈現了另外一段論點截然相反的資料。「今年，凱瑞在媒體見面會上聲稱，他絕不會減少老年人的福利或對福利徵稅，也不會提高合法領取社會保障金的年齡。」閱讀完這兩段資料後，研究者讓被試在同樣的1~4級量表上對約翰·凱瑞的言行不一致性程度進行評價。
在上述偵測言行不一的實驗範式中，我方立場偏差的威力極強。被試的政治立場直接影響了他們能否檢出政客的言行不一。例如，對於布什總統言行一致性的評價，自我認同是民主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評分均值是3.79（強烈同意布什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認同是共和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評分均值為2.16（認為布什的聲明與行為是基本一致的）。而對凱瑞的言行一致性評價，自我認同是共和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平均分是3.55（強烈同意凱瑞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認同是民主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評分均值為2.60（對言行一致性持中性態度）。簡而言之，人們可以看到反對黨派的言行不一，而當自己支持的黨派出現同樣的問題時，卻如同一葉障目，察覺不到了。
人們不僅會心懷偏見地去評價已有的論據，有時還會帶著偏見去製造論據。我和同事瑪姬·托普萊克等人在一項研究中讓被試為一些公共政策同時尋求支持和反對的論據。結果發現，如果研究者指示被試要消除偏見，盡量平衡正反兩方，或者被試對某個論題事先沒有太過強烈的主觀立場（例如，是否應該允許個人出售自己的內臟器官），他們提供的正反兩方論據在質和量上都基本均衡。但是，當被試（大學生）對某問題有著明確、強烈的個人主張時（例如，大學學費應該上漲，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個人承擔），即使研究者在實驗過程中告訴被試要盡量避免已有立場偏見的影響，被試提供的己方論據仍然遠遠多於反方論據。
我方立場信息加工不僅會損害我們客觀評價證據的能力，對我們產生證據的能力也有負面影響。在保羅·克萊辛斯基和他的同事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給被試呈現了一些有設計缺陷的假設性實驗，實驗得出的結論與被試之前的立場觀點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3]。被試群體年齡跨度較大，涵蓋了各年齡段的成年人。隨後，研究者讓被試評價實驗設計中存在的缺陷（通常都是非常嚴重且明顯的缺陷）。此時，強大的我方立場偏差效應出現了——當實驗結論與被試之前的觀點立場不一致時，被試能夠發現更多的實驗缺陷，而當實驗結論與被試自己的觀點一致時，這些實驗設計缺陷彷彿忽然隱身了一般，被試看不到了。
從他人立場考慮問題是一件很耗費認知資源的事情，這一點我們早已熟知[4]。因此，人們不願意從他人立場出發去考慮問題也情有可原，我方立場信息加工是認知吝嗇鬼的基本屬性。然而，採用我方立場信息加工方式所需付出的代價，有時會超出我們的預期。我們沒有意識到，這竟是很多非理性想法和行為的根源所在。另外，擁有高智商並不能讓個體對我方立場信息加工方式成功免疫，詳情請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