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稅收政策的主張僅僅會因為措辭的不同而發生改變，這充分說明了個人的自主性會在認知吝嗇鬼的淫威下繳械投降。毫不誇張地說，那些有權選擇「框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們的決定。
研究者對決策領域中的「平等啟髮式」進行了深入探索[1]。該領域有一個經典實驗，研究者對兩組被試的行為表現進行了批判性比較。在情境一中，被試面臨的問題是分配某公司的利潤給各位合夥人。在這家公司，每位合夥人為公司創造的年度總收入各不相同，有些人為公司賺得的收入遠高於其他人。這組被試最常採取的分配策略是將利潤平均分配給所有合夥人。之所以採取平均分配方式，多數人給出的理性解釋是「他們在一起共事」。
然而，從情境二被試的表現來看，這種分配依據實際上毫無理性可言。在情境二中，被試也被要求為一家合夥人年度總收入各不相同的公司制定分配政策，只不過這一次分配的不是利潤，而是分配當年的支出（包括房租、員工薪水等）。這一組被試在進行分配時，多數也採用平均分配原則，也就是說認為每位合夥人的支出都相同。毫無疑問，在年度收入不同的情況下，合夥人的支出相同必然導致利潤不同（利潤＝收入-支出）。第一組被試將利潤平均分配給合夥人的同時，即意味著各位合夥人的支出不同，因為在年度收入不同的情況下，支出和利潤不可能同時相同。有趣的是，第二組中對支出進行平均分配的被試，他們給出的解釋與第一組平均分配利潤的被試完全相同——「他們在一起共事」。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人們無論在決定利潤分配（情境一）還是在決定固定支出是否公平（情境二）時，都未經過理性審慎的思考，而是選擇採用佔用較少認知資源的「平等即公平」啟髮式加工。被試在研究中一味尋求「平等」，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在這個問題中存在多個維度，而這幾個維度不可能同時相等。被試在問題框架的影響下，僅僅注意到了問題的其中一個維度，並將其進行了平等化處理。
毋庸置疑的是，那些使用「均分」啟髮式的人會自認為他們做出的社會決策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基於上述研究的設計邏輯，被試的行為結果表明，人們根本沒有做出富有道德感的判斷。僅僅是問題措辭上發生細微的變化，就能夠讓人由一個平均主義者（情境一）變成《華爾街日報》社論專欄的堅定支持者（情境二）。這些研究結果再度支持了我先前提出的警告，框架效應（以及其他認知吝嗇鬼思維傾向）是對個人自主性的巨大威脅。該實驗以及麥卡弗裡和巴倫的其他研究結論提示我們，那些提出問題的人，也就是設置框架的人，才是實際控制你的政治經濟行為的一方。
人們的選擇偏好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那些有權力塑造環境，或是決定問題措辭方式的人），而非基於個體內部的心理特徵及偏好，這個一直潛藏在我們身邊的問題著實讓人不安。由於絕大多數情境都可以基於多個框架，這意味著與其說人們有著穩定的個體偏好，不如說是環境的引導方式不同，引導過程決定了所謂的個體偏好！
醫學教授彼得·尤貝爾（Peter Ubel）研究了分配稀缺醫療資源時由於過度使用平等啟髮式加工（equality heuristic）而產生的非理性框架效應。研究者讓被試將100個活體腎臟分配給200個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病兒童[2]。如果將200名患兒平均分成兩組，每組100人，那麼，絕大多數被試會將100個活體腎臟平均分配到兩組中，每組50個。平等啟髮式用於此處看似是合乎情理的。雖然研究中並沒有詳細說明每組兒童的特徵，但有理由認為兩組兒童來自於不同區域、不同種族、不同醫院、不同性別等，在人口統計學特徵屬性上存在差異。在尤貝爾與喬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合作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平等啟髮式加工似乎帶來了更大的麻煩。研究發現，在兩組患兒的診斷結果不同的情況下，被試依然會使用平等啟髮式加工。研究中A組患兒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後的生存率為80%，而B組患兒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後的生存率僅為20%。在尤貝爾的研究中，超過1/4的被試仍然將活體腎臟平均分配到兩組，A組50個，B組50個。這個決策將導致30個無辜患兒的死亡（如將100個腎臟全部分配給A組，則將有80名患兒治癒生還；如果使用平等啟髮式加工，則只能救活50名患兒）。
在我們開始譴責平等啟髮式之前，或許應該先聽聽實驗中的被試是怎麼想的，沒準他們這麼做有自己的理由呢？也許除了獲救患兒數字之外，他們還受到其他準則的約束呢？事實上，許多被試在解釋自己為何進行平均分配時，都有自己的道理。為平等啟髮式加工辯護的常見理由有「哪怕機會渺小，也應得到希望」「無論生存概率是多少，只要患者有需要，就應該得到器官移植的機會」。這些聽起來有理有據的辯詞不禁讓我們疑惑，這些辯詞究竟代表了被試的理性思考，還是僅僅是為他們使用平等啟髮式加工尋求一個合理化解釋？尤貝爾為此設計了一個實驗進行進一步的探索，研究結論支持了後者。研究者將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按照病情的嚴重程度從1到200進行排序（也就是說列出患者個體的名單，而不是將其分成兩組），被試很樂意將器官分給排名前100位的患者……但是，如果將排名前100的患者稱為1組，而將排名後100的患者稱之為2組，很少有人願意徹底「放棄」2組。從該研究中我們發現，僅僅是「組」這個字即可觸發某些被試的平等啟髮式加工。這個研究結果也暗示被試之前所說的「哪怕機會渺小，也應得到希望」實際上不過是將自己行為合理化的一個幌子罷了，因為當那些「機會渺小」的患者沒有被分為一組時，被試壓根沒有想到「渺小與希望」的偉大道理。總之，啟髮式的問題在於，它讓我們的行為、觀點和態度屈從於他人設定的框架，個體的立場會因框架的變化而發生劇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