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框架效應的發生機制，丹尼爾·卡尼曼認為「框架的基本原理是對給定表達方式的被動接受」。呈現給被試的框架好比是一個對焦點，被試在之後進行的思考或認知加工都是基於這個對焦點展開的，如果選擇其他框架進行重新對焦，會花費更多的心力。卡尼曼的觀點一方面揭示了認知吝嗇鬼是框架效應背後的始作俑者，與此同時，也提出了免受框架效應影響的方法。
在研究框架效應的實驗結束後，研究者會向被試說明實驗的詳細情況，包括解釋研究的真實目的，並展示任務的另外一個措辭版本。例如，在上面稅收政策的案例中，研究者會在實驗結束後向被試一併呈現「生育子女減免」和「不生育子女罰款」兩個版本的說法。被試在同時看到這兩個版本後，幾乎無一例外地意識到這兩種稱呼方式的本質實際上是相同的，他們僅僅因為問題的呈現框架不同，而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犯了錯誤（與人們的政治觀點不一致）。這個研究提示我們，人們需要學會從多個視角思考同一問題，學會習慣性地去打破框架，並由自己來重設框架。從實驗後情況說明的結果可見，一旦人們覺察到不同框架下的答案出現了不一致時，就會採取措施試圖解決不一致帶來的失衡。由此可見，人們似乎意識到了一致性的價值，然而，他們的行為卻反其道而行之，習慣性地不斷製造視角轉移，凸顯了思維過程中的不一致性。實驗中的被試由於未能做到一致性，致使自己屈從於框架效應，即違反了描述性不變原則，是人類選擇模式中的一種常見的非理性行為。
在探索框架效應的早期研究中，同一個問題不同描述版本的等價性非常明顯，研究者只需給出一點提示，被試就可以立即意識到這種等價性。當時最引人矚目的一個研究設計來自於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早期工作[1]。請看下面的決策1，閱讀後請做出判斷。
決策1：假設，美國正在準備應對一場不同尋常的傳染性疾病，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預計達600人。科學家提出了兩種會帶來不同後果的應對方案。如果採取方案A，那麼200人將獲救；如果採取方案B，有1/3的概率600人全部獲救，有2/3的概率600人無一獲救。你更傾向於選擇哪一個方案？A還是B？
大多數人面臨這個選擇時都會傾向於A方案——選擇那個確定可以拯救200人生命的方案。這個選擇沒有任何不妥。但是，當將這個研究與另一個相關研究聯繫起來看的時候，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第二個研究中要求被試（有時是同一組被試，有時是不同組被試，兩種條件下結果相似）再回答一個問題。請閱讀決策2，閱讀完後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決策2：假設，美國正在準備應對一場不同尋常的傳染性疾病，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預計達600人。科學家提出了兩種會帶來不同後果的應對方案。如果採取方案C，400人會因疾病而喪生；如果採取方案D，有1/3的概率沒有人因此而喪生，有2/3的概率所有人會喪生。你傾向於選擇哪一個方案？方案C還是方案D？
當給被試呈現決策2中的閱讀材料之後，多數人會選擇方案D。由此可見，針對上述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最受歡迎的是方案A和方案D。然而，我們不難看出，決策1和決策2在本質上實際是相同的，它們是針對同一個問題的兩種不同描述方式而已。方案A和方案C是等價的。方案C中400人死亡也即意味著200人獲救——與方案A完全相同。同樣的，方案D中2/3概率所有人會死亡與方案B中2/3的概率600人無一獲救是同樣的意思。如果你在決策1中傾向於選擇方案A，那麼你在決策2中應該選擇與之等價的方案C。但是，很多被試因為問題的提問方式不同而做出了不同的決策。
這個案例表明，被試在損失情境的收益與風險權衡中，是厭惡風險的。在這場生命賭局中，被試認為決策1中「確定可以拯救200人」這個方案極具吸引力。與之相對應，在決策2中，「確定會有400人死亡」這個方案看起來就不那麼有魅力了。毫無疑問，在決策2中備受冷落的「確定失去400人」與決策方案1中「確定拯救200人」兩個結果是完全相同的。上述是一個有顯著等價性的示例。當同時呈現給被試兩種決策方案時，被試認可兩個問題的等價性，並認為對問題的不同措辭方式不應左右最終的決策結果。正如我上面所討論的，由於人們無法嚴格遵循描述性不變原則，致使人們無法做到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er），即無法做到認知科學家所定義的「理性」。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提出的前景理論解釋了框架效應發生的原因，該理論也為卡尼曼贏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上面提到的傳染性疾病案例中，被試基於當前所處的既無損失也無收益的零點對後果進行編碼，這是前景理論的重要假設之一。另一個關鍵假設是，損失比收益的效用函數更為陡峭（朝負方向）[2]，這就解釋了人們為何會在預期盈利的賭局中通常做出風險厭惡的行為。假如你我玩拋硬幣遊戲，人頭朝上你給我500美元，字面朝上我給你525美元，你願意與我賭一局嗎？由於潛在的損失，多數人都會拒絕這個有利於自己的賭局，雖然這場賭局的收益會更多，但在心理上損失被放大了。
讓我們來看看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及其同事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在他們的研究中，被試在到達實驗室時會收到一張50美元的支票[3]。在向被試解釋為何會收到這張支票時，一組被試得到的答案是「額外津貼」，而另一組被試得到的答案是「學費退款」。艾普利團隊預測，「額外津貼」會在心理上被編碼為從當前狀態發生的正向改變，而「學費退款」會被編碼為過去財富狀態的改變。研究者認為，相對於學費減免框架來說，額外津貼框架會導致被試做出更多的即時消費行為。事實正如預料一樣，在一項實驗中，研究助手一周後再次聯繫被試詢問這筆錢的去向時，「額外津貼」組的被試報告這筆錢已經花光，甚至超支。在另一項實驗中，拿到支票後的被試可以以特惠價在大學書店（也售賣零食）內進行消費，與上一個實驗結果相類似，「額外津貼」組在店內消費金額更高。
身為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的艾普利，在2008年1月31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與這些研究相關的時事專欄文章。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之後，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想盡各種辦法去刺激搖搖欲墜的經濟。為了刺激消費，政客一度想到實施退稅政策（退稅政策曾被用於2001年，當時也是作為刺激經濟的一種手段）。艾普利在他的專欄文章中指出，如果政府的目標是希望民眾增加消費，那麼這筆錢應該被稱之為「稅收紅利」，而非「退稅款」。一個「退」字，意味著曾經屬於你的錢回來了，你的財務停留在「維持現狀」的狀態。而前景理論預測你在「維持現狀」時，花錢的概率較小。但是，「稅收紅利」的說法意味著這筆錢是「額外增加的」，即在當前狀態的基礎上增加了。相比之下，人們更樂意花掉這部分「額外增加的錢」。通過對2001年減稅政策的研究發現，人們僅僅消費了退稅金額的28%，如此低的消費比率，部分原因應歸咎為「退」字的使用。
艾普利的文章表明，政策分析師應該熟識框架效應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與政客相比，廣告商們充分意識到了框架的重要性。我敢肯定某商品的廣告會標明「95%脫脂」，而不會說「含有5%的脂肪」。框架制定者對其效用心知肚明。問題就在於你，作為框架的消費者，是否能夠理解框架的重要性，並且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加獨立自主的決策者。
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講述了若干年前信用卡行業就現金和刷卡支付之間的手續費差額該如何稱呼展開的激烈討論。經過討論，最終決定使用「現金消費享有打折」，而不是「刷卡收取額外費用」的說法[4]。他們隱隱地意識到，任何額外收費都會使消費者在心理上編碼為損失，進而帶來負面效應，而「打折」則會被編碼為收益。由於收益的效用函數比損失的效用函數更為平緩，從心理上放棄折扣比接受額外收費更容易一些。當然，兩者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是完全一樣的。信用卡行業讓人們將額外收費視為常態，進而使得信用卡收費更容易被接受。
框架能夠輕易地改變人們的選擇，這一事實有著巨大的社會應用價值。詹姆斯·弗裡德裡希（James Friedrich）及其同事進行了一項人們對大學錄取過程中採取平權措施[5]態度的研究[6]。研究者就在多所高校中取消平權措施並採取種族中立錄取政策的後果，向兩組被試呈現了不同的統計描述方式。實驗中所使用的這些統計數字都是真實存在並準確無誤的。一組被試是「比率組」，他們接收到的信息是：如採取種族中立的錄取政策，黑人學生的錄取率將由42%下降至13%，而白人學生的錄取率將由25%上升至27%。另外一組被試是「頻次組」，他們收到的信息是：如果採取種族中立的錄取政策，黑人學生的錄取數量會減少725人，而白人學生的錄取人數會增加725人。兩組被試所接收到的統計數字是等價的，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來描述同一件事情的同一個結果（設置不同的框架）。「比率組」中兩個比率之間的差異（黑人學生29%的降幅，白人學生2%的增幅）則說明了高校申請者中白種人遠遠多於黑種人的事實。
研究結果發現，「比率組」對平權措施的支持率遠遠高於「頻次組」。在「比率組」中，種族中性政策給黑人學生帶來的損害（錄取率由42%降低至13%）似乎遠遠高於白人學生的收益（錄取率由25%增加至27%）。而在「頻次組」中，強調「一一對應」這一事實，在平權措施的影響下，每多錄取一個黑人學生，即意味著有一個白人學生落榜。兩個實驗條件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相同的事實，選擇不同的視角勢必會影響對政策的選擇。
許多政見上的分歧實際上就是不同框架之間的抗衡，其實所有政黨都心知肚明，能夠設置框架的一方，可謂不戰而勝。許多改革者的戰術就是向公眾說明傳統的觀點通常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默認框架。認知心理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對隱含在政治術語中的框架進行了許多頗具影響力的分析。他注意到喬治·布什第一任期內的白宮行政團隊一直在堅持使用「稅收減免」一詞。萊考夫指出，一旦這個術語被大眾所接受，圍繞著徵稅制度的爭論就可以畫上句號了。我們先來看看「減免」這個詞。萊考夫注意到，「既然有『減免』的需要，則必然存在著重負，減免者為大家移除了這個負擔，因此成為大英雄。如果有人試圖阻止這個英雄行俠仗義，那麼這些人必然就成為帶來苦難的惡霸。當減免被冠以『稅收』二字之前時，結果的隱喻是：徵收稅款是負擔，消除這個負擔的人是英雄，而任何試圖阻撓英雄的人都是壞人！」大家眾所周知的另一個例子是遺產稅。民主黨希望人們稱之為「不動產稅」（多數人不認為自己擁有不動產），而共和黨則希望人們稱之為「死亡稅」（意味著所有人在去世時都會被課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