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智力會導致不合乎情理的道德後果：人們會在不知不覺中詆毀MAMBIT低分者的尊嚴。說起這段詆毀的歷史，可追溯到心理測量學的誕生之初。弗蘭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認為低智商個體無法感知到痛苦，他曾說過：「傻瓜的辨別能力非常低，他們不能區分冷與熱。有些人的痛覺遲鈍，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痛為何物。在他們愚鈍的生活中，痛苦對於他們來說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些傻子會把痛苦當作驚喜去接受。」
時至現代社會，對低智商群體的誹謗依然屢見不鮮，只不過呈現方式更為溫和微妙罷了。2004年，作家邁克爾·丹東尼奧（Michael D扐ntonio）出版了一本題為《州立學校男孩的叛亂》的書，該書講述了招收精神類殘障兒童的沃爾特E.費納德學校虐待學生的醜聞，以及該校的一群男學生與非人道療法抗爭的故事。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針對這本書的評論大多聚焦於那些被誤診的正常智商兒童。紐約時報的述評專欄（2004年6月27日）曾發表了一篇題為《折翼天使的分類賬：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學校中的低能兒童誤診與虐待》的評論文章。看到這樣的題目讓我不禁想問問這位作者，為何將「誤診」與「虐待」相提並論？兩者之間有何關係？此處的潛台詞是說，那些被「正確診斷」的低能兒受到虐待就不是人間悲劇了嗎？就是理所當然可以發生的事情嗎？智力神化的陰暗面在讀者對此書的反饋中展現無遺。
羅伯特·斯滕伯格注意到了人們會「將智力測驗分數與個人價值混為一談的歷史傾向」（2003b）。在現代社會中，此類傾向並未消失，而是改頭換面之後以不同形式粉墨登場。斯滕伯格認為，智力被認為是預示個人價值的核心指標。神化智商以及詆毀低智商人群的思維傾向根深蒂固，絕大多數人希望自己擁有超高智商，而非卓越的生理條件或其他優秀心理品質。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三四十年間智力障礙的診斷病例減少了近一半，同時期，強調智商正常的診斷病例數量卻持續激增（例如學習障礙、多動症、艾斯伯格症等）[1]。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的變革和用戶至上主義對診斷分類的影響，以及學校、臨床醫師和父母引入的測量偏差。例如，很多父母更願意接受未貼有「低智商」標籤的診斷分類，全然不顧某些情緒和行為障礙通常會比輕度的智力障礙給生活帶來更多的困難和挑戰。內科醫生羅伯特·德隆（Robert DeLong）曾經說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遇到過很多同時深受智力缺陷和行為障礙困擾的年輕人，最終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關鍵性摧毀作用的往往不是智力發育缺陷，而是他們的行為問題。這種現象說明『心智缺陷』的概念存在著本質性問題：智力能力（智力測試所測量的內容）並非是構成『心智』生活的全部。」（2004）
德隆醫生的評論提示我們，接受廣義智力概念的後果可能會極具諷刺性意味。如果接受了智力的廣義概念，特別是以「適應」作為智力的區分標準的話，那麼，近些年來診斷率暴漲的很多障礙分類都要被重新審視。許多情緒障礙、行為障礙、多動症都應該被劃分為低智力，因為環境適應力差是這些障礙的標誌性特徵。如果智力的廣義理論家在幾十年前就有今朝的影響力，不知這些障礙分類還會不會像今天這樣流行？試想，如果大眾心理學根據多動症兒童的行為表現，把他定義為「智力低下」，普通民眾對此會作何反應呢？人們的回應可能是：我覺得多動症兒童和智力低下兒童之間好像「有些不同」。這樣的回答意味著什麼呢？這表明，大眾可以注意到MAMBIT的存在，並對其進行標籤化。正如在本章伊始提到的那樣，科學證據表明，MAMBIT確實能夠對一些非常重要的心理操作進行評估篩選。但問題在於，普羅大眾遠遠高估了這些量表評估出的心理操作。流體智力（Gf）只是一種心理機制，而非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