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研究證據更進一步支持了我提出的三重加工心智模型。如果想從統計學角度精確預測某個人的理性思維和行為，此時，不僅要考慮到他的智商狀況，還要將反省心智情況也納入考量。例如，根據證據校準信念的能力是知識理性的重要表現方面。此類校準的原則是：由模稜兩可的證據應該得出假設性信念。然而，人們經常會違反這個限制條件，尤其是在我方立場偏差發揮作用的情況下，這一限制條件更容易被違背。研究發現，遵循該規則的傾向與智力之間的相關較小，遠不及與信任知識傾向和認知需要傾向之間的相關度。
我們實驗室開發了一項論證評估任務，該任務可以剝離開個體已有的知識信念，對當前的論證質量進行獨立評估[1]。使用這個任務進行研究發現，智力水平與避免信念偏差的能力之間確實存在相關。然而，即使在使用統計方法對智力水平進行控制之後，多種思維傾向都可預測個體的論證質量，這些思維傾向包括教條主義和極端化思維、分類思維、靈活性思維、信念認同、反證思維、偽科學思維和積極開放的思維。
理性思維其他方面的情況也與之相似。例如，人們會過度受到形象鮮活但不具代表性的個人證言的影響，而面對更為精準的統計學數字證據時卻不為所動，這是非理性判斷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2]。我們對此類情境進行了大量研究，發現具有積極、開放思維傾向的人，會傾向於依賴統計證據，而非證言證據。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智力水平的影響之後，這種相關性依然存在。對多種理性思維傾向進行研究後，都發現了類似的規律[3]。
控制智力水平後，除了思維傾向可以預測理性思維之外，反省心智的其他特徵還可以預測理性思維的後果[4]。安吉拉·達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和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研究發現，在排除掉智力因素帶來的差異之後，自律（反省心智中反應管理和抑制的指標）可以預測八年級學生的平均學業績點。追蹤研究數據表明，學生在學期間平均學業績點變化的最佳預測源是自律，而非智力。人格變量中的責任心涉及反省心智的高級管理屬性，它可以獨立於智力預測學業表現和工作績效。政治心理學家菲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對政治局勢預測專家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對象都具有博士學位（因此可推測他們的智商水平較高），菲利浦發現他們的非理性過度自信與認識管理思維傾向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萬狄·布魯尼（Wandi Bruine）等人根據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數據從不同地區隨機抽取了360名被試，讓他們完成本書中提到的一系列理性思維任務。根據任務的完成情況，可以得出綜合反映被試理性思維能力的分值。研究發現，該分值與糟糕決策後果（例如被拘留、吊銷駕駛資格、信用卡欠賬、遭到驅逐）之間存在負向相關。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控制了個體的認知能力差異之後發現，理性思維依然可以預測糟糕決策後果。
基於我已介紹的幾種研究任務來看（後面的章節會介紹更多的任務範式），個體在理性思維任務上的表現與智力之間存在中等程度相關。這就給思維傾向解釋個體理性差異留下了很大的發揮空間。此外，由於很多研究都給被試提供了有助於任務完成的指導語，因此，上述研究也許高估了智力與理性思維之間的相關度。比如，有些指導語會提示被試放下既有觀念，以無偏見的方式進行推理。如果被試沒有讀到此類指導語，他們會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有偏見或無偏見推理（正如在現實生活中一樣）。在有指導語的情況下，無偏見推理與智力之間的相關接近為0（在有指導語的情況下，相關度為0.3~0.4）[5]。
舉例來說，發展心理學家保羅·克萊辛斯基（Paul Klaczynski）開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如果不告訴被試在評估證據時需要「去情景化」，即拋開既有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智力與無偏差推理傾向之間的相關度極低[6]。我的研究團隊得出的結論與此相一致。在一項研究中，我和瑪吉·托普萊克讓被試就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收集論據（是否應該允許人販賣自己的活體器官？）。與此同時，我們測量了被試對此事件的態度立場。結果發現，被試的論據收集情況嚴重受到我方立場偏差的影響（人們傾向於為自己所支持的觀點提供更多的論據）。不過，我方立場偏差的程度與認知能力之間毫無關聯。
簡而言之，諸多研究表明，如果不明確要求被試在非正式推理情境中放下既有信念和觀點，那麼，智力水平與無偏見推理傾向之間幾乎沒有關係。現實生活中，我們身處沒有「指導語」的世界中，沒有人時刻提醒我們要進行無偏差思維。真實情境與研究情境之間的不同，意味著實驗室研究也許高估了智力對理性的貢獻率。在研究中，被試在完成實驗任務之前，研究者往往會明確地告訴他任務的要求，以及該如何進行推理。在被事先告知該如何進行思考時，智力水平較高的個體會有更好的表現。圖3-2的理論框架很難對這種現象進行解釋。於是，我們提出了新的理論拓展模型，以期對該現象進行解釋。
壓制是算法心智的能力（見圖3-4箭頭A）。可是，前面介紹的雙重加工理論卻忽略了發起壓制功能的高級認知功能。這種高級認知功能是與理性有著密切關係的反省心智的屬性。從機器智能的角度來看，圖3-4中的箭頭B表示反省心智要求算法心智採取行動，以壓制類型一反應的指令。箭頭B所指代的心理功能與壓制功能（箭頭A）有所不同。我已提供了證據表明，反映個體在這兩種認知功能上差異化的指標是截然不同的。保持抑制類型一反應（箭頭A）的衡量指標是流體智力，發起壓制操作（箭頭B）的衡量指標是思維傾向，比如反省和認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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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完整版三重框架模型
圖3-4展示了被雙重加工理論所忽視的一個重要認知方面。具體來說，雙重加工理論放大了壓制功能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對備擇反應進行計算以使壓制過程變得有意義的模擬過程。圖3-4清晰地說明了模擬功能以及反省心智發起模擬的指令過程。去耦操作（箭頭C所示）由算法心智執行，反省心智給算法心智下達發起模擬的指令（箭頭D所示）。與壓制功能（箭頭A）和發起壓制功能（箭頭B）相類似，去耦操作和發起去耦操作的個體差異指標也是不同的。具體來講，前者與理性思維傾向有關，而後者與流體智力關係密切。最後，算法心智通過被稱為前注意加工的認知過程，接收來自自主心智的計算指令（箭頭E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