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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的「雙重加工」心智模型及個體差異

基於前述討論,我提出了如圖3-2所示的初級雙重加工心智模型。通過終止類型一加工觸發的早期表徵,個體行為通常可以得到優化。類型二加工(慢、序列式、消耗較多計算資源)需要對類型一加工進行壓制,並保持認知去耦過程,通過在世界模擬模型中對備擇反應進行仿真模擬,以確保想像過程的順利執行。該圖體現了我們之前討論的壓制功能以及模擬的類型二加工。圖中左一箭頭表示類型二加工接收來自類型一加工計算後的信息。這些被稱為「前注意」的加工過程確定了絕大多數類型二的加工內容。

圖3-2 初級雙重加工模型

在這個模型中,智力該置於何處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需要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加工過程是認知的關鍵組成部分,但卻不是導致個體差異的源頭(因為人類在加工信息過程方面沒有太多的差異)。很多類型一加工過程就是這樣,不存在太多的個體差異。類型一加工過程幫助我們執行很多有用的信息加工操作以及適應性行為(深度知覺、面孔識別、頻率估計、語言理解、讀懂他人的意圖、威脅檢測、情感反應、顏色知覺等),但是,人們在這些方面並不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這就解釋了認知科學領域圍繞著「智力」概念的一些困惑。

在認知科學領域的學術雜誌和教科書中,作者可能會對神奇的人臉識別機制大加讚賞,認為它是「人類卓越智力的體現」。與之相類似,通俗科普讀物在講到人類的語義分析能力時,會將其稱為「人類智力進化的偉大產物」。進化心理學教科書有可能會介紹包括人類在內的很多動物都具有的偉大的親屬再認機制。面孔識別、語義加工、注視方向檢測、親屬再認等,這些加工進程都涉及人類的大腦機制,有時也會被當作人類智能的組成部分。但是,大家所熟知的智力測驗卻沒有對上述任何一個加工程序進行測驗。為什麼會這樣呢?這難道不矛盾嗎?

事實上,智力測驗僅僅測量了那些能夠體現個體差異的認知功能,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點,上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智力測驗並非對認知功能的所有方面都進行了評估。很多類型一加工過程對人類的種族延續十分重要,但是,它們的效能並不存在太大的個體差異,比如,面孔識別、語義處理、注視方向檢測和親屬再認就是很好的例子[1]。由於人們在這些加工過程上的表現相似,因此,智力測驗就沒有對它們進行評估。智力測驗就好像是刊登在報紙上的個人廣告,關注的是個體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不是他和其他人的相似之處。就好比在進行自我介紹時,人們會說「我喜歡聽邁爾斯·戴維斯的音樂」,而不會說「我渴的時候喜歡喝水」。

基於上述原因,智力測驗並不關注自動化的類型一加工,而是重點對類型二加工進行評估。智力測驗測量的是本章的焦點之一——認知去耦。如同所有的類型二加工一樣,認知去耦需要消耗大量認知資源。去耦操作使得人們可以進行假設性思維。在心理模擬過程中,必須不間斷地進行大量的去耦操作,維持模擬的同時保持去耦表徵,這些操作體現了大腦的計算能力,也是智力測驗評估和測試的能力。在同時關注執行功能和工作記憶的研究中,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工作記憶和執行功能與智力測驗之間的相關度都非常高[2]。所有的這些任務都需要保持去耦操作,這也許是工作記憶/執行功能任務上的個體差異和智力上的個體差異存在高度重合的原因。神經生理學視角的研究進一步印證了該結論。

與其說「維持認知去耦化是智力的重要方面」,不如換一種說法「維持認知去耦化是流體智力的重要方面」[3]。此處我引用了上一章中提到的卡特爾-霍恩-卡羅爾智力理論。流體智力(Gf)反映了個體在多個領域中表現出的推理能力,特別是在新異情境中。晶體智力(Gc)反映了文化學習過程中獲得的陳述性知識。因此,類型二加工與流體智力關係密切。稍後我會將晶體智力也納入該模型中,在此之前,我們先來討論一個更為關鍵的難點。

[1] 這些領域中個體間的差異微乎其微(Anderson,2005;Baron-cohen,1995;Reber,1992,1993;Reber,Walkenfeld,and Hernstadt,1991;Saffran,Aslin,and Newport,1996;Vinter and Detable,2003;Vinter and Perruchet,2000;Zacks,Hasher,and Sanft,1982)。這不僅限於達爾文進化模塊,也同樣適用於經過度學習而自動化的加工過程。艾克曼的研究表明,隨著學習程度提高,智商與任務完成之間的相關度不斷降低(Ackeman,1988)。

[2] 在少數個別的領域中,去耦化的認知能耗較低,比如行為預測(被稱之為「心理理論」),因為這些心理模塊都經過了進化過程的塑造。基於流體智力與執行功能之間(Baddeley,1992;Baddeley,Chincotta,and Adlam,2001;Duncan,et al.,2000;Fuster,1990;Gernsbacher and Faust,1991;Goldman-Rakic,1992;Gray,Chabris,and Braver,2003;Hasher,Zacks,and May,1999;Kane,2002;Kane and Engle,2002;Salthouse,Atkinson,and Berish,2002)以及智力與工作記憶之間的高度相關性(Colom,Rebollo,Palacios,Juan-espinosa,and Kyllonen,2004;Conway,Cowan,Bunting,Therriault,and Minkoff,2002;Conway,Kane,and Engle,2003;Engle,2002;Engle,Tuholski,Laughlin,and Conway,1999;Geary,2005;Kane,Bleckley,Conway,and Engle,2001;Kane and Engle,2003;Kane,Hambrick,and Conway,2005;Kane,Hambrick,Tuholski,Wilhelm,Payne,and Engle,2004;Lepine,Barrouillet,and Camos,2005;Sub,Oberauer,Wittmann,Wilhelm,and schulze,2002),我提出了如下推測:保持相關表徵去耦的同時維持心理模擬的原始能力有可能是大腦計算能力的核心方面,而大腦計算能力可通過流體智力測量工具進行評估(Stanovich,2001a,2004)。

[3] 我認為認知去耦的個體差異是由晶體智力測量工具評估的核心操作這一觀點與瑟斯頓幾十年前的看法不謀而合(Thurstone,1927)。他認為智力與抑制自主心智反應之間存在相關:「智力是抽像化的能力,也是一種抑制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