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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一與類型二加工

認知神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證據都支持這樣一個結論:大腦的運作可分為兩種不同的認知過程,功能各不相同,各有優劣。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不同領域的學者(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和決策理論)都相繼提出了大腦同時具有類型一與類型二兩種加工過程的理論[1]。

類型一加工的本質特徵是其自主性。類型一加工又稱為自動化加工,原因如下:1執行迅速;2只要觸發性刺激出現,就會強制性執行;3不會加重中樞處理能力(central processing capacity)的負荷(換句話說,就是不需要有意注意);4不依賴高層次控制系統的信息輸入;5可以平行運作,而不會相互干擾,也不影響類型二加工。類型一加工包括:情緒對行為的調控;由進化心理學家提出的,為解決特定適應性問題而存在的封閉性心理模塊;內隱學習的加工過程;過度學習聯結而產生的自動化激活[2]。由於類型一加工的計算負擔較小,因此成為人類信息加工的默認方式。類型一加工有時又被稱為適應性無意識,以強調這種加工方式在完成很多重要任務時所發揮的作用,比如面部識別、本體感受、消解語言歧義、深度知覺等,這些加工都不在意識範圍之內。類型一也常常稱作啟髮式加工,意指其速度快、自動化、計算負荷低,以及無須對所有的可能性情況進行大量分析。

類型二加工的關鍵特質與類型一加工截然相反。類型二加工速度相對較慢,相對來說計算負荷也較高,它是意識的焦點。多種類型一加工任務可以同時執行,是平行式加工;而類型二加工只能在同一時間處理一個或幾個任務,是序列加工。通常來說,類型二加工是基於語言和規則的,心理學家稱之為控制加工。當我們說到「有意識的問題解決」時,指的就是這一類加工。

類型二加工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壓制(override)類型一加工。由於類型一加工速度快但粗糙,所以,很多時候類型二的壓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解決問題或做決策時,啟髮式加工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的大致範圍。但是,當一些極為重要的情境(財務決策、公平裁判、僱用抉擇、司法判決等)需要精細加工和分析時,啟髮式加工就無能為力了。啟髮式加工在良性環境下運行良好,可是一旦到了惡性環境,就會帶來糟糕的後果。

在某些特殊的情景下,如果未能成功壓制類型一加工,不同種類的類型一加工(情緒管理、達爾文模塊、聯結與內隱學習等加工過程)都有可能導致非理性行為反應。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會討論人是如何通過屬性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而成為認知吝嗇鬼(cognitive miser)的。所謂屬性替代是指使用容易衡量的特質來替代較難衡量的特質,時常以犧牲準確率為代價。比如說,認知吝嗇鬼會用回憶起來毫不費力的鮮活記憶或者最突出的屬性,替代那些需要費力獲取的事實。但是,當我們對事關重大的情境進行風險評估時(比如與孩子有關的活動或環境),我們並不想用不假思索的鮮活印象替代對情境的仔細考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希望類型二加工能夠壓制認知吝嗇鬼的屬性替換。

類型二加工必須擁有兩種彼此相關的能力,方可成功壓制類型一加工。第一,具備中斷類型一加工並且抑制其反應傾向的能力。因此,類型二加工理應包含執行功能的抑制機制,抑制機制也是近期執行功能研究領域的焦點所在[3]。

第二,具備了抑制類型一加工的能力,萬里長征只走完了一半。僅僅抑制了類型一加工的反應,對於解決問題並沒有實質性幫助,此時還需要以更優化的反應替代原有反應。那麼,更為優化的反應從何而來呢?一種答案是,它們源自類型二加工所獨有的假設性推理和認知模擬[4]。當我們進行假設性推理時,我們創建一個臨時的模擬世界模型,並在這個模擬世界中測試各種行為及其後果(或是備擇原因)。

為了能夠進行假設性推理,一項關鍵能力是我們必備的,這種能力就是不將真實世界表徵與假想的情景相混淆。比如,如若個體正在思考的備選目標與當前目標狀態不同,他必須能夠同時表徵出當前目標和備擇目標,並且保證它們之間涇渭分明。與之類似,我們需要能夠區分出即將要採取的行動表徵和認知建模中嘗試過的備擇行動表徵。在行動實施階段,前者一定不能受到後者的影響。否則,我們將要採取的行動將會被曾經思考過的備擇行動方案干擾。

認知科學家將這種表徵狀態混淆的現象稱為表徵濫用(representa-tional abuse)。發展心理學家在試圖探索兒童假裝行為和假裝遊戲的起源(比如,小孩說「這根香蕉是電話」)時,表徵濫用是他們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兒童必須能夠清晰分離香蕉與電話在心智中的表徵,才能在遊戲中把香蕉當作電話來玩。在一篇廣為人知的文章中,發展心理學家艾倫·萊斯利(Alan Leslie)討論了兒童假裝的邏輯,提出了「去耦操作」(decoupling operation)一詞,如圖3-1所示[5]。圖中,初級表徵直接映射世界,和/或直接與某個反應相連。為了使假裝模式化,萊斯利提出了次級表徵。次級表徵是初級表徵的複製品,但與真實世界相分離,從而能夠被操控,即模擬機制。

圖3-1 認知去耦(改編自Leslie,1997)

誠如萊斯利所述,正在進行的模擬並不妨礙初級表徵對外部世界的追蹤:「與此同時,原版的初級表徵繼續保有專屬的參照物、事實和事物之間的關係,而初級表徵的拷貝則上升至第二位(1987,p.417)。」然而,從認知能力的角度來分析,處理次級表徵,即保持它們的去耦狀態,對認知能力的要求很高。為何去耦過程是高能耗的呢?進化理論給出了很好的解釋。在我們逐漸進化為強烈依賴認知模擬的動物的過程中,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們不能長時間地「脫離」世界。因此,處理對世界的初級表徵必然有著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去耦的困難之處會表現在某些行為方面,比如苦苦思索時我們常常會閉起眼睛(或者抬頭看著天空,或者轉移視線)。此類行為旨在試圖阻止初級表徵發生改變,從而干擾正在進行模擬的次級表徵。

在萊斯利的設想中,我們擁有一個負責實現假扮和心理模擬,與此同時不動搖初級表徵的機制。有些研究者將這個開展模擬,又不會破壞初級表徵與世界兩者之間關係的心理空間稱為「可能世界箱」(possible world box)。此處,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次級表徵與世界的分離(去耦),並在類型二加工進行模擬時保持這種去耦化。這種加工需要消耗大量計算資源,從而限制個體完成其他類型二加工。去耦操作可能是導致類型二加工具有序列性特點的主要推動者。

[1] 過去20餘年,喬納森·埃文斯(Jonathan Evans)一直致力於研究雙加工理論,他的工作對我的研究方向影響深遠(Evans,1984,1989,2003,2004,2006a,2006b,2008a,2008b;Evans and Over,1996,2004;Evans and Wason,1976)。雙加工理論的觀點在啟髮式和偏差研究項目的早期文章中已有所體現(Kahneman,2000,2003a;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2005;Kahneman and Tversky,1982a,1996;Tversky and Kahneman,1974,1983)。雙加工理論在多個心理學分支學科中得到了發展(Brainerd and Reyna,2001;Epstein,1994;Feldman Barrett,Tugade,and Engle,2004;Haidt,2001;Johnson-laird,1983;Metcalfe and Mischel,1999;Sloman,1996,2002;Smith and Decoster,2000;Stanovich,1999;Stanovich and West,2000)。我在另一處研究中列出了23種雙加工理論模型(Stanovich,2003)。不同的雙加工理論所用的術語和理論細節稍有出入,但核心理論存在共性。另外,有越來越多的來自神經生理學的證據支持雙加工理論(Bechara,2005;deMartino,kuma-ran,seymour and dolan,2006;Goel and dolan,2003;Greene,nystrom,engell,darley,and cohen,2004;lieberman,2003;Mcclure,laibson,loewenstein and cohen,2004;Prado and noveck,2007;Westen,Blagov,kilts,and hamann,2006)。

[2] 很多研究對不同的類型一加工進行了探索(例如Atran,1998;Buss,2005;Evans,2003,2006a;Fodor,1983;Lieberman,2000,2003;Ohman and Mineka,2001;Pinker,1997;Smith,Patalino,and Jonides,1998;Willingham,1998,1999)。類型一加工融合了自動化、准模塊和啟髮式加工的屬性,認知科學領域對這些構念進行了多角度的討論(Bargh and Chartrand,1999;Barrett and Kurzban,2006;Carruthers,2006;Coltheart,1999;Evans,1984,2006b,2008a,2008b;Samuels,2005,2008;Shiffrin and Schneider,1977;Sperber,1994)。關於適應性無意識參見威爾遜的研究(Wilson,2002)。

[3] 例如以下這些研究:Dempster and Corkill(1999);Hasher,Lustig,and Zacks(2007);Miyake et al.(2000);Zelazo(2004)。

[4] 假設性推理和認知模擬是認知科學領域的熱點話題(Barrett,Henzi,and Dunbar,2003;Buckner and Carroll,2007;Byrne,2005;Currie and Ravenscroft,2002;Decety and Grezes,2006;Dougherty,Gettys,and Thomas,1997;Evans,2007;Evans and over,2004;Kahneman and Tversky,1982b;Nichols and Stich,2003;Oatley,1999;Roese,1997;Sterelny,2001;Suddendorf and Corballis,2007;Suddendorf and Whiten,2001)。

[5] 為了更好地理解萊斯利模型(Leslie,1987),此處引入了佩爾納提出的初級/刺激表徵概念(Perner,1991)。繼萊斯利之後,很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對認知去耦展開了討論,比如發展心理學、進化心理學、人工智能和心智哲學(Atance and O』neill,2001;Carruthers,2000,2002;Clark and Karmiloff-smith,1993;Corballis,2003;Cosmides and Tooby,2000;Dennett,1984;Dienes and Perner,1999;Evans and Over,1999;Jackendoff,1996;Lillard,2001;Perner,1991,1998;Sperber,2000;Sterelny,2001;Suddendorf,1999;Suddendorf and Whiten,2001;Tomasello,1999)。更多相關信息參見格林伯格等人關於去耦困難的研究(Glenberg,1997)和尼古拉斯等人關於「可能世界盒子」(possible world box)的研究(Nichols&Stich,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