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使我們獲取更多的知識，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控制行為、情緒以及掌控世界。它使人能夠改造自我，進而從實際及象徵意義上超越動物的狀態。
——羅伯特·諾奇克，《合理性的本質》，1999
約翰·阿倫·保羅斯（John Allen Paulos）是個聰明人。他是天普大學的數學教授，寫過多本暢銷書，比如《數盲》。保羅斯教授能在任何現有的智力測驗中取得優異成績，然而他卻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事實上，是一連串蠢事。事件伊始，也許算不上愚蠢：2000年年初，保羅斯教授以每股47美元的價格買入世通（WorldCom）公司股票。
不管這個購買行為是好是壞，當該股票在那年末跌到每股30美元時，他還繼續買入，這種做法就非常不明智了。保羅斯在《數學家妙談股市》（A Mathematician Plays the Stock Market）一書中告訴我們，那時候長途通信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已愈發明顯。他承認自己「找遍有關股市利好的消息、角度和分析」，同時「迴避所有不樂觀的跡象」，並坦誠其「購買行為並非都是理性的」。
當股票於2000年10月跌至每股20美元，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該賣出而非買入（「我的大腦與嘉信網上賬號的購買按鈕之間，明顯是出現了接觸問題」）時，他的繼續購買行為（「儘管心裡明白，我還是買了更多」）就顯得愈加非理性了。隨著事態的不斷惡化，保羅斯向妻子坦誠自己在用保證金買股票（等於用借來的錢買）。保羅斯在股票跌過一半後孤注一擲，給世通的首席執行官寫郵件（說樂意為其寫文案，把公司「最好一面」介紹給投資界），以求重獲對事態的控制。
2001年年末，保羅斯教授甚至無法忍受超過一小時不去查看股票價格。2002年4月，他仍堅信只要在股票走低時繼續買入，一旦回漲他就能挽回之前的部分損失。當股票價值5美元時他還繼續購買，而股票於4月19日漲到7美元，他總算下決心賣出。可是那天恰逢週五，還沒等他從北新澤西上完課回到家，就已經休市了。到下週一，股價再次跌了1/3，他終於決定結束這場磨難，忍受著巨大損失賣出了所有股票。世通在做假賬的消息被披露出來之後，最終以9美分的股價倒閉。保羅斯在他那本引人入勝的書裡，對那些使他違背了所有健康投資策略（比如分散投資）的心理狀態進行了反思。他並不介意告訴我們，作為一個聰明人，他的行為非常愚蠢（他說，「即使到了現在，一想到股票我就會發瘋」）。
與保羅斯的故事相比，大衛·丹比（David Denby）的故事只能是更加離奇。丹比也非常聰明，他是《紐約客》雜誌特約撰稿人及電影評論家，寫過一本倍受好評的書——《偉大的書》（Great Books）。他在紐約有間豪華公寓，並且希望在離婚後繼續擁有它，這意味著他需要從前妻手中把產權買過來。只可惜當時的價格實在難以承受。公寓當時價值140萬美元，外加其他一大堆糾紛需要處理，丹比的資金捉襟見肘，於是他決定投身股票市場，希望在2000年通過炒股票賺上100萬美元。這樣的做法合乎情理，對嗎？像是一個明智的人會做出的決策，是不是？
丹比在他的《美國蠢蛋》（American Sucker）一書中告訴我們，他於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將所有保守的投資變現（指數基金、債券和保單），改投科技基金和互聯網股票。他把全部的退休金都投到一隻基金，而這只基金專投那些在納斯達克上市、波動很大的公司。記住，這全都發生在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納斯達克指數於2000年3月達到頂峰，超過5000點——而2004年5月則跌破2000點，直至2007年5月仍低於3000點）。他做了這些事之後，回過頭卻說「其實我是個門外漢，對股市只知皮毛，對通信行業一竅不通……我非常清楚當下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單純的慾望驅使，至少互聯網領域確實如此……可是，最後還是希望戰勝了懷疑」。2000~2001年，他持續買入擁有特定商業「模式」的公司，而不理會公司收入、銷售額或利潤這些指標。
開始時，丹比算是成功的。後來，曾經有些人明確提醒他賣出，甚至有些市場狂熱者也勸他「拋出部分持倉」，因為這些股票漲得太過瘋狂，股價遠遠被高估了。然而，他卻選擇了無視這些警告。當時，沃頓商學院的投資專家警告他，納斯達克指數在過去5個月漲了5倍，然而實際上這些公司的收入預測並無顯著變化。他清楚地知道該警告言之有理，卻又任性地忽視了這樣的警告。開始的成功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丹比告訴我們，在2002年10月，面對著90萬美元的損失，他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問題：「2000年的時候我瘋了嗎？」
大衛·丹比和約翰·阿倫·保羅斯都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不斷地做出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的行為。不管是語言認知能力（丹比）還是數學認知能力（保羅斯），似乎都沒幫上什麼忙。丹比和保羅斯生動地展示了什麼叫聰明人做蠢事，而我們也都會因這種事而感到驚訝。我們詫異於醫生在金融投機中輸掉所有的積蓄，也為受過訓練的科學家信仰神創論而感到震驚。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會去墨西哥找赤腳醫生看病，而不選擇經過科學檢驗的醫療方法。我們迷惑於有些大學歷史教授否認猶太人大屠殺，也為在高中當老師的鄰居想拉我們做傳銷而大為吃驚。簡而言之，我們認為聰明人相信荒謬之事或做出糟糕的決策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不該因此而感到驚訝。一旦我們從當代認知科學的語境中理解這句俗話，就不會因為「聰明人做蠢事」的現象而大驚小怪了。我們常會認為這是特殊的現象，這正說明了我們用來描述心理活動的日常用語存有缺陷——而心理學家談論諸如智力等概念的混亂方式，恰恰助長了這種缺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