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影片應當符合以下三條標準：至少有兩個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出現在影片裡，並相互有交談，而且交談的內容不是男人。
——貝克德爾測驗（Bechdel Test）
從1960年到現在，女性的收入增加了44%，而男性收入只增加了6%。一項在2010年進行的對於22～30歲之間單身無子女都市工薪階層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收入高出了8%。有子女有工作並且工資高於自己丈夫的已婚女性的比例，在1960年是4%，而2011年是23%。從未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性的收入是同樣狀況男性的117%。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同等男性更高，而且這一躍升的趨勢有增無減1。
美國法律對於女性權力的擴展讓她們獲益良多。例如聯邦藥品管理局（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就立法批准了使用和傳播避孕藥物。1972年頒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款提出的教育權利的性別平等也讓女性獲益匪淺，導致了教育系統對女性體育健將的支持；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讓女性有權利進行合法和安全的墮胎；1993年的《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案》允許女性在生育時和家庭緊急情況的時候帶薪休假2。
更進一步，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從1976年開始接納胸懷大志的女性宇航員，薩利·賴德（Sally Ride）在1983年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美國女性3，聯合國在2008年發起了「消除針對女性暴力」（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活動4，在全世界範圍內提升暴力預防政策的公共意識和政治意識；2012年舉辦的倫敦奧運會是第一屆女性參與所有項目比賽的奧運會5；在全球範圍內，對於女性問題的關注度都有了顯著的提升。
作家們歡慶女孩和女人們的社會地位、權利和廣泛能力的提升。雖然進展緩慢，但是毋庸置疑，玻璃天花板正在漸漸消失，有才幹的女性們開始有機會出人頭地，在業界成為領袖。只要她們願意努力去做，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職業能把女性攔在門外。我們也知道現在還有些年長男性仍然作為公司玻璃天花板的衛士們活躍在「老男孩俱樂部」裡面。我們相信，在他們退休之後，會有更多才華橫溢的女性在業界嶄露頭角。
現在，「領導層差距」仍然存在。到2014年為止，女性仍然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裡只有18%～20%的席位6。這個數字讓美國在全球197個國家地區的女性國會議員數量排名之中位居第90名7，在使用伊斯蘭教法律的蘇丹共和國之後，也在會用「剩女」這個詞來催促職業女性趕快結婚生子的中國之後。在標準普爾500強（S&P500）的公司中，女性在總監位置上只佔有五分之一的比例8。
儘管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女性比男性工資高，女性的持續收入仍然不敵男性。有一個影響深遠的統計研究宣稱在男性收入1美元的時候，女性只收入77美分。這個統計數字到了2014年的時候還在被白宮的文件所引用9，但它其實非常具有誤導性，因為它所比較的男性和女性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樣的。所謂的77美分並沒有計算工作的實際時間、工作經驗的年限或者工作的類型，而僅僅是一個全職工作男性和女性工資的平均值的比較。事實上，超長時間工作的男性比女性要多兩倍10。與此同時，男性也不會在生育孩子的時候休產假，還有就是高薪職業裡男性數量比女性多很多，譬如工程師。實際上，如果做同樣的工作時給男人1塊錢，而只給女人77分就可以，僱主們肯定會這麼做的11。我們需要看看影響這些數據的其他因素。
我們需要性別民主嗎
如同在前面所說，無子女的女性收入比無子女的男性要高。什麼能夠促進更多的女性保持就業，即使收入不高於男性，至少也能持平呢？帶薪產假和父親陪產假、價格合理的托兒所、工作時間和坐班的靈活性，以及孩子學校課時安排的便捷性都會有所裨益12。
加州大學的退休教授露絲·羅森（Ruth Rosen）在她的書《割裂的世界》（The World Split Open）中說道，女性「既像男性，又大不相同」，同時一個並不對女性生兒育女的能力給予重視的社會「很顯然侵犯了她們全面參與社會生活的權益」。羅森認為，如果一個社會強迫女性做同男性一樣的事情，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社會。她說，真正的「性別民主」必須把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視為同等重要13。
重視對於家庭的投入和承諾非常合情合理，但是這種觀念必須對母親和父親同等適用。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調查中，認為全日制的工作最適合自己的男性更多，而更傾向於在家帶孩子而不是工作的男性數量跟女性一樣多。參與調查的人中56%的母親和50%的父親覺得很難平衡自己對於工作和家庭的責任，同時23%的母親說自己「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太少」，而有同感的父親的比例達到了46%——整整多出一倍。這種差距可能會讓我們理解為什麼總體上來說女性比男性更相信自己勝任了父母的角色14。
儘管對自己為人父母的能力更有信心，女性在面對工作和家庭的優先級排序時仍然會左支右絀。《大西洋月刊》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一篇文章是《為什麼女人仍然不能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15，在這篇文章中，曾任職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的學者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贊成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觀念需要改變了。她在文章中寫到了自己無法既作為政府高官業績斐然，同時也達到自己期望的母親標準，儘管當她在華盛頓任職的時候她丈夫也樂於分擔很多撫育子女的工作。她說自己曾經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可以擁有一切，可以同時兼顧兩頭，做到盡善盡美，但是顯然這在當今西方的社會和經濟框架下並不現實。她說那些身居高位領袖群雄的女性現在應該意識到，所謂「擁有一切」實際上跟個人的雄心壯志或者自律幾乎毫無關聯，很多職業女性只是在兩者之間疲於奔命，或者在支撐自己失業的伴侶。雪上加霜的是，高質量托兒所的價格足以讓人破產，孩子們的學校日程安排也常常會跟父母的工作要求有所衝突。斯勞特建議，如果想要創造一個真正能夠讓女性從容不迫的社會，就需要減少「領導層差距」，選舉一個女性總統再加上50名女性參議員，如此這般，女性才能有勢均力敵的力量，在立法和執行兩方面都跟男性平等16。
我們毫不懷疑有更多女性獲得政治地位和領袖位置是件大好事，並且如果公司能夠採用更加「利於家庭」的政策，就可能會吸引更多才華出眾的女性。但是，我們依然認為，只有在同時支持母親和父親權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美國是經合組織成員國裡唯一一個沒有由國家支付全民享有產假的國家17。要想創造真正的公平以及兩性間的夥伴關係，我們必須把自己的視角從當前這種經常把男性邊緣化的女性中心主義的會話中轉移出來，投入到竭力把每個人都包括進來的真正以人為中心的會話之中。如果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能夠被強有力地支持的話，那些女性所期望發生的事情才更有可能發生。如此這般，才能既讓多數女性的左支右絀得到緩解，同時又讓男性能夠在家庭和社區中發揮更大作用。
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女性也已經明白了，雖然可能不夠稱心如意，女性並非必須有一個男人在身邊才能達成自己的諸多個人、社交和浪漫目標。這會讓很多女性放下包袱感到輕鬆，事實也早該如此。然而，我們也需要明白，女性的自信增加多少，男女之間的和諧也有可能減少多少；女性越多地把男性從她們的長期目標中驅逐出去，兩性之間的鴻溝就越深。為了把這種鴻溝減到最小，我們必須在這些關於平等的討論中把男性和他們的問題也包含進來。
共同的挑戰
我們在第一部分中所描述的男性表現的江河日下不僅僅是男人們的問題。女性裡面超重者的數量也很多——在很多發達國家女性的肥胖率同男性難分軒輊，在不發達國家中則常常比男性更高18。《自戀時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一書的作者瓊·特文格和基思·坎貝爾（W.Keith Campbell）在書中說道，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大學生的自戀人格特質大幅度地攀升，「其中女性尤其明顯」。當男性的自戀程度居高不下的時候，女性也在奮起直追19。想想女孩在成長之路上被大人們植入的「公主情結」就知道了——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麼做的家長會覺得公主情結非常「可愛」。他們並沒有考慮到，諸如《冰雪奇緣》或者《灰姑娘》這樣的電影會讓自己的女兒在長大成人的時候對任何浪漫和財富都不知道珍惜，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在媒體方面，儘管男孩們花在上網和打遊戲上的時間比女孩們要多不少，年輕和中年女性每個月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卻要比男性多大概11個小時20。這個數據跟「女性總體不快樂水平更高」以及「不開心的人們看電視更多」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
正如同媒體能給窮極無聊的小伙子們帶來的選擇少之又少一樣，除了讓她們極盡能事地引誘男主角之外，它們給對男孩們意亂情迷的女性帶來的選擇也少得可憐。貝克德爾測驗是一個非正式的用三個條件對影片進行分級的評價體系，能夠通過這個測驗的電影必須要「至少有兩個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出現在影片裡，並相互有交談，而且交談的內容不是男人」21。只有很少的電子遊戲能夠通過這個測驗的所有項目22，就連電影也只有半數能夠做到23。這個測驗並不完美，因為即便是通過了這個測驗的電影仍有可能在其中有極為色情的內容；但是無論如何，已經有些影院和機構——譬如瑞典電影學院（Swidish Film Institute），會慎重對待這個評價結果，並且用它來標識對於女性的性別偏見24。
跟男孩子們相比，女孩們對社交網絡和智能手機的癡迷更為嚴重。舉例而言，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在訪談裡告訴我們，她上高中的妹妹會花上幾個小時梳頭化妝，然後在Facebook上發「自拍」，為的僅僅是讓朋友們認為自己出去參加了派對之類的活動。而實際上，她拍照片曬幸福之後，立刻就洗漱睡覺了。14～17歲之間的女孩平均每個人每天要發超過100條手機信息——比同齡男孩要多出兩倍25。
儘管有這麼多的「社交活動」，女性仍然在相互表達情緒感受和描述自身狀態方面存在問題。跟很多男性所喜愛的高強度社交活動相反，很多女孩更加偏愛輕鬆而親密的社交活動，不願意引起任何不快或者衝突。不幸的是，更年長一代的女性們已經把一種習慣傳給了她們，就是在沒有好話可以說的時候就一言不發，絕不直接批評。
最近，我（庫隆布）在自己的朋友身上看到了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情景，她正在試圖跟自己的「閨蜜」進行一個很糾結的短信會話。顯而易見她們兩個人之間有狀況，因為她的朋友剛剛舉辦了一個迎嬰派對（baby shower，在孩子出生前舉辦的特殊派對），但是沒邀請她參加，之後也一直都沒有回復她發來的任何信息。她問這個朋友是不是在生自己的氣，但是對方矢口否認，還說「咱們有空一起喝咖啡聊聊吧」。我的朋友問正坐在自己身邊的丈夫，他會怎麼回應這種情況。「我會告訴對方別裝蒜了，然後喝頓酒就沒事兒了。」男人之間會有話直說，就算是惡語相向也無所謂；反之，女人們在這個時候多數都會選擇沉默和逃之夭夭，然後盼著問題會自動解決，或者漸漸消失不再成為問題。多數時候的結果就是，女性在生活中遇到人際問題的時候不知道怎麼通過溝通談判來找到解決的辦法。
這種態度和對衝突的厭惡會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中去。因為很多年輕女性幾乎從沒嘗試過給予或者接受批評，並且很難做到在受到批評的時候不懷恨在心，她們對於直接或者開放的對話感到很不舒服，即便在善意的情境下也是如此。相比較而言，因為男性朋友相互知道對方會直截了當，他們的溝通方式反而會建立更多信任。這種傾向讓男人們之間更容易解決問題或者相互妥協，而不是做個好好先生或者和稀泥來保持「一團和氣」。這可能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在最近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裡面，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回答更願意自己的老闆是女性，而40%的女性更希望有個男性上司（還有三分之一沒有明顯偏好）26。
為什麼對女性來說，即便是跟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很難有話直說呢？這是因為女性的社交生活，尤其是在她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會受到其他女性對自己看法的嚴重影響。跟他人相關的信息被視為一種力量，她們所畏懼的不是失去一個朋友，而是一個朋友可能改變大家的看法，讓她被大家疏遠或者排擠。多數女性都不希望彼此的感情受到傷害，但是她們的真實感受依然會存在，因此這種表面上維持友誼和群體和諧的做法的代價就是，真正造成困擾的問題本身卻被束之高閣，得不到解決。所以，在女性當中也會存在社交隔離的感覺。
跟當代社會的男性一樣，當代社會的女性也漸漸地遠離與異性的社交、關係和親密了。在日本有45%的女性說她們對性完全不感興趣，而認為單身比結婚強的年輕女性達到了90%27。對於出生率急劇下降的擔憂甚至讓研究者們開始研究不需要真人身體就能夠養育胚胎的人造子宮了28。
《紐約郵報》最近觀察到了一個趨勢，就是二十或三十多歲的女性更喜歡養狗，而不是結婚生子。那些喜歡狗狗的女性讀者告訴記者，選擇四條腿的「孩子」而放棄換尿布、處理小孩的喜怒無常、為了孩子上大學存錢，是個輕而易舉的決策。一位女士說這樣做能省下來很多時間，她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外出了，而且還不需要保姆！另一個女生說跟其他關係選項相比，狗是最佳伴侶，她的小狗狗「太可愛了，除了它很喜歡打呼。它甚至有自己的Instagram主頁。帶著狗四處走要比帶著孩子容易得多，而且也不像孩子那樣一旦生養了就不可逆」。近些年裡面，體重低於11千克的寵物犬數量有所增加29。
對於那些仍然希望找個男人做伴侶的女性而言，很多人也對自己的另一半應該是什麼樣子，有著不太現實的、有時候甚至是超凡脫俗的期待。就如同色情片讓男人們對於性的看法嚴重脫離了實際一樣，對於很多女性而言的「色情片」——也就是浪漫喜劇和香艷小說，也讓她們對於男性在關係中到底會怎麼樣有了不切實際的期待。儘管大多數女性一般都會渴望高大英俊或者至少比自己個子高的男人，很多年輕的成功女性卻也坦承，當她們自己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程度越來越高的時候，對於潛在伴侶的條件清單實際上也就越來越長，讓能夠入選的男性越來越少。期望在結婚生子之後仍然能夠保持或者提升自己的生活水準和社會地位，是這種「越走路越窄」的情況的根本原因。後果就是，儘管女性的經濟壓力比以前要小一些，「上嫁」39反而比過去顯得更加重要了30，這也就讓社會頂層的女性和較底層的男性很難找到伴侶。
86%的美國人認為父親的收入是「非常重要」或者「極端重要」的，而只有四分之一認為母親的收入是「極端重要」的31。與此類似，與每一百個25～34歲之間的未婚職業女性相對應的同齡未婚職業男性只有91個32，但四分之三的女性不會去約會一個失業的男性，反之三分之二的男性卻願意去約會沒工作的女性33。
一項最近進行的覆蓋了一千名男女的調查發現，82%的男性和72%的女性都說在約會中男人應該包攬全部費用。即便是關係進展到一定程度，也有36%的男性會說他們願意埋單，而願意這麼做的女性只有14%34。換句話說，女性變得比男性教育程度更高而且經濟上更成功，但是她們卻更少會在生活開銷或者贈送禮物方面跟自己的伴侶共同分擔。這個趨勢的一個典型例證就是珠寶類奢侈品品牌蒂芙尼（Tiffany&Co.）網站上位於「加入購物車」選項下面的「?甜蜜暗示」選項。一個彈出窗口會顯示：「親愛的_____：我們相信您一定希望瞭解，令_____怦然心動、魂牽夢繞的正是它。完美的蒂芙尼禮品，來自至親密友的甜蜜暗示。」35恐怕你絕不會在任何售賣男士產品的網站上看到這樣的選項！
也許在男女更加平等或者男女都更加習慣由女性來領舞的時候，事情才會有所不同。
地雷與蛋殼：性慾和約會
就像多數女人不喜歡被人稱作「蕩婦」，大多數男人也不喜歡被稱作「大男子主義者」，尤其是不願意被叫成「大老粗」，這不論在職場中還是生活中都是喪盡顏面的事情。這些詞已經是老生常談，不一樣的是現在男人們有了一套他們不能做什麼的規則，但是對他們應當做什麼卻沒有隻言片語的規定，因此儘管現在被叫作「大男子主義者」的人越來越少了，但是跟過去相比他們約會的積極性卻反而下降了。
如果你跟年長一些的夫妻談論他們的愛情故事，一般男人會說點這樣的話：「她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迷人的女人。」而女人一般會說：「當初遇見他的時候感覺他非常不靠譜，但是他鍥而不捨最終俘虜了我的心。」今天的情形卻是，一旦女性說「不行」，男人們掉頭就走，而且也不知道將來應該怎麼改變策略，也就是說大家約會的機會都越來越少。或者，因為男性們被拒絕之後莫名其妙，他們開始變得舉止離譜，或者會從所謂的約會專家那裡學很多不倫不類的伎倆。最讓這些年輕人摸不到頭腦的就是，他們會聽到女性說自己希望跟一個友善而且尊重自己的男人在一起，但是他們卻看到女性實際上更青睞那些更具攻擊性並且對女性的感受毫不在意的男人。有人稱之為「英雄-混球情結」（Hero-Asshole Complex），用來跟「聖母-蕩婦情結」作對照。
慾望似乎有著非常特殊的規則，而我們的社會目前對此還一無所知。誠然，大多數女性都希望自己感興趣的人對自己有強烈的渴望，而不是冷靜的喜愛，這就給男性留下了行動的灰色區域。在新近一篇對比男性和女性感受到自己被渴望時的體驗的區別的文章裡，紐約城市大學斯塔滕島學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CUNY）哲學系主任馬克·懷特（Mark D.White）討論了這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局面：
假設要我在約會的過程裡，竭盡全力地尋找體貼細緻和熱烈渴求之間的平衡，我會認為不能夠顯示出足夠程度的尊重（尤其是冒犯或者傷害到女性）的風險成本，要遠遠高於不能顯示出足夠程度的渴望和熱情（主要是會讓女性不樂意然後可能威脅到雙方關係）的風險成本。如果依據我自己思考問題的方式，我認為前者的風險要比後者高得多，我寧可錯在過分尊重和體貼。這可能也就是諾姆·史潘瑟博士（Noam Shpancer）所描述的那一類男人的思維方式：「那些優雅而溫和的、不停地問你這個可以嗎那個好不好的類型的男人，實際上正是那些可能會讓你在性方面顆粒無收的男人，而這種過分的溫柔體貼可能不是優點，而恰恰是造成男性被拒絕的原因。」36
對於很多男人來說，儘管女人告訴他們「說一不二，拒絕了就是拒絕了」，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不」的意思常常是「還不確定」。女人們有可能就是做個姿態，用一種與性無關的方式來證明或展示為什麼她們要說「是」。一個社交新聞網站Reddit上的寫手對這篇文章發表了一些意見：
我覺得男人們現在已經完全摸不著頭腦了。在我們長大成人的路上，社會對每個人都有著清晰的角色規範，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但是時至今日，我們反而被告知這樣做很危險。我們被告知有另外的一套規則，但是經常發現女人們有的時候要求我們小心翼翼禮貌尊重，還有的時候卻想要我們為愛不顧一切。如果做的事情不合時宜，你或者就被視為勇氣不足（力量不足，不夠強大），或者就讓人看成是粗魯無禮或者「地痞流氓」。想在所有場合下知道自己被期望做什麼非常困難。你一會兒看到尊重女性和男女平等的行為收效甚佳，可是馬上又會聽到女人們說自己的性幻想是被一個根本不徵求她們許可就勇往直前的男人乾綱獨斷。在這些自相矛盾的信息裡面我到底應該解讀出什麼東西呢？一個女人有可能兩樣都要嗎？如果是這樣，她怎麼能指望男人知道什麼時候她想要哪樣呢？或許她們並不是真的兩樣都要，她們實際上要的只是其中之一，而文化或者社會壓力讓她們覺得自己必須聲稱自己也要另一樣？37
我們調查研究中的另一個小伙子也給予了類似的信息：
對於後女權主義的一代而言，性別角色實際上非常不清晰。二十大幾三十出頭的小伙子們被教養成敏感和關愛的性格，而且要壓制自己的衝動，可是事到如今卻發現這些毫無用處。雖然二三十歲的女孩們嘴上說女性需要更多權力、變得更獨立強大，但是她們還是只會被野心勃勃的強勢男人們所吸引。敏感溫柔、彬彬有禮和徵詢女性的需求，這些行為反而被認為是軟弱無力，讓女人們避之唯恐不及。而且這些行為不僅僅讓女人遠遁，也會讓我自己不再願意嘗試，因為我也漸漸學會了擔憂自己是不是物慾橫流了、不能舉止粗野或者油嘴滑舌、不要沒話找話隨意搭訕，諸如此類。但是對我到底應該怎麼做還是沒有明確的規則，有的只是一堆我不應該做的事情——所有那些會惹火上身的東西……好吧，我還是埋頭打我的遊戲更省心。
有件事的確變了，那就是女性感受到的那種被「解放」的壓力。對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卻並沒有一個一致的版本，女權主義已經支離破碎，分裂成了很多的分支，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對於性別解放的具體含義到底是什麼莫衷一是。舉例而言，有些女性，例如坎迪達·羅亞爾（Candida Royalle）38和安妮·斯普林克爾（Annie Sprinkle）39，認為色情片給予了女性更多力量；而另外一些女性，例如安德烈婭·德沃金（Andrea Dworkin）、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和羅賓·摩根（Robin Morgan）40卻認為色情片侵蝕了女權主義運動的目標。儘管宗教保守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都在竭盡全力試圖剪除色情產業，對於女性的社會態度卻有了180°的大轉彎，從20世紀60年代認為女性應該保持純潔的處女貞操直到結婚，到今天覺得女人應該隨時隨地都能跟人巫山雲雨，而不用諸多顧慮拖泥帶水。雖然確實有些禁忌在今天已經被打破，但是大多數的性教育還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水平上。「我的身體我做主」聽起來理直氣壯，但是如果沒人真正地理解自己的身體或者自己的選擇，這豈不是紙上談兵？
《紐約客》雜誌的專職作家阿里爾·利維（Ariel Levy）在她的《大女子主義者》（Female Chauvinist Pigs）一書裡面，討論了性的對象化以及自我對像化40對於年輕女性的性和自我認同的發展過程的影響。她研究了低俗文化的逐漸崛起，以及女性「賦權」運動的目標從「為女性權力而鬥爭」轉變成脫衣舞課堂所帶來的影響。利維認為，所有年齡段的女性都面臨著同樣的矛盾，然而：
較為年長的女性們親身參與了婦女運動，或者至少是經歷了婦女運動的觀念影響依然在社會文化中活躍著的年代；與之相反，年輕的女孩們卻只體驗到了此時此刻。她們從未親身經歷過那個「呵」（ho）還不在詞彙表裡面的時代，或者16歲的女孩不會去做隆胸術的時代，抑或最暢銷雜誌還不是情色月刊的時代，還有那個脫衣舞女郎並不是社會主流的時代……41
時至今日，當有人對你說「你看起來像個色情艷星」的時候，多數人會覺得這是句奉承話。當女孩們被各種紙醉金迷酒池肉林的圖景狂轟濫炸之後，我們就應該預料到，年輕女性會開始越來越多地觀看色情片，認為性感和驕奢淫逸也是美德，並且身體力行。想想你身邊的居家女性裡面有誰沒有情趣內衣呢？估計屈指可數。
被太多來自於父母、同齡人、媒體的多如亂麻而且自相矛盾的信息所淹沒的時候，想要讓青少年對自己的荷爾蒙視而不見簡直是癡人說夢，這還沒算上電視裡面的色情艷星和互聯網上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色情網站。利維認為，青少年不再「潔身自好直到結婚」，或者認為性是個為了贏得關注的表演，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她給出建議：
或許跟只是告訴年輕人為什麼他們不應該有性行為的說教相比而言，我們更應該去告訴他們為什麼他們應該嘗試性行為。我們從未嘗試過幫他們區分對性本身的渴望和對於被關注的渴望。如果說成年女性裡面確實有人用舉止粗俗作為對於女權主義所帶來的矯枉過正的限制的反抗的話，我們也並不能說年輕女性這麼做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因為對她們來說並沒什麼「女權主義」需要去反抗。這種色情片和鋼管舞在所有地方大行其道的「全民皆色」的狀況，並不是這個將性粗俗化的自由輕鬆的社會的一個副產品。這其實是對於那種以極度焦慮為特徵的時代和社會中所特有的肉慾橫流現象的致命一擊而已。42
利維在她的著作《慾望的困境》（Dilemmas of Desire）中援引了德博拉·托爾曼（Deborah Tolman）對一些十幾歲少女的訪談。托爾曼發現，這些女孩無法區分自身被渴望的體驗和性的體驗。女孩們同時也忽略了或者壓抑了自己的性喚起，托爾曼稱之為「沉默的身體」，這是因為她們害怕如果自己真的體驗到「鮮活的性慾」，會最終導致自己染上性病或者意外懷孕。這些女孩大多數時候感受到的實際上是「很多很多的」困惑和焦慮。43
澳大利亞的女權主義者傑曼·格裡爾（Germaine Greer）說，對女性而言最近幾十年是每況愈下：「解放並沒有發生，連性解放都談不上。有的只是色情片產業的解放，性幻想的解放，但是絕對不是人的解放。」44
空談帶不來解放，行動才是解放
婦女運動中有著太多的挑戰和太多的自相矛盾，那些被政客們扭曲誤導的性別歧視的統計數據也是一樣，我們之所以把這些擺到桌面上來，是因為這些對於女性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至關重要：除非那些聽起來堂而皇之的標語有著堅實的現實基礎，否則所謂的婦女平權只能是鏡花水月。儘管婦女運動確實有些斬獲，但當今的西方社會和文化結構對於兩性而言都是問題多多。不僅如此，那些通過政治改良來為婦女問題立法的別有用心的考量實際上引發了無中生有的對男性的憤怒，並且偷梁換柱，把大家的關注和資源都從作出真正長治久安的改善或者建立更有效的兩性合作的努力上移開了。
《旁觀者》雜誌（Spectator）的記者尼克·科恩（Nick Cohen）最近在一篇文章裡面討論了這種政治上的矯枉過正所帶來的負面後果：
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特徵之一就是對於語言力量的迷信。自1968年開始我們的政治傾向從左翼逐漸右移41，從此踏上不歸路，大家堅信政治對手話語的字裡行間埋藏著他們不可告人的秘密和毋庸置疑的假設。因而明眼人只需進行解碼就可以一目瞭然，並且每個人都會看到來自於精英階層的壓迫。誠然，你可以堅信改變語言就可以改變世界，以及只要在措辭上小心翼翼不冒犯或者傷害相關群族的感情就能消除種族主義或者同性戀歧視，但是這麼做的後果是，真正的種族主義和同性戀歧視不僅不會改變而且會日益猖獗，而弱勢群體繼續被敬而遠之。45
我們並未選擇直面問題，而是自欺欺人地粉飾太平。這也就是為什麼在2014年的時候同時發生了兩個事件：密西西比州一個性教育課堂上把發生性關係的女性比作不乾淨的巧克力46，以及身著比基尼的碧昂斯（Beyonce）榮登《時代週刊》封面，成為「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47。從一個層面上來說，那張比基尼照片是對於美麗身姿競相爭艷的尊重，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上而言，它也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就是作為一個女性，無論你的成就有多高，外表仍然是你身上最為緊要的東西。那麼那些崇拜名人的女孩（和男孩）會怎麼想呢？其實《時代週刊》完全可以把封面改成麥莉·賽勒斯（Miley Cyrus）坐在破錘機的大鐵球上面。
在今天的世界裡，一個在媒體上出現的女性必須要心甘情願地把自己對像化，以姿色博取注意力。如果她不是天生麗質，那就或者濃妝艷抹，或者裝傻賣萌譁眾取寵——但是她仍然必須竭盡全力走性感路線，其他問題可以交給圖像後期處理來解決。
有的女影星的確挺身而出來挑戰這種約定俗成的現狀了。舉例而言，《公園與遊憩》（Parks and Recreation）的主演之一拉什達·瓊斯（Rashida Jones）曾經為《魅力》雜誌（Glamour）寫過一篇譏諷事事色情化現象的短文，裡面說不可能所有的女人都是脫衣舞女郎或者人人都身無寸縷纖毫畢現。她說，擁有並且能夠自豪地展現自己的性感魅力曾經是女性向前邁出的一大步，但是現在一切都太舞台化了：「……我的觀點是，我們已經達到了超飽和狀態。」在電視上，這種過度飽和被稱為「噸位過載」，電視節目審查員在看到某個詞被過度頻繁使用的時候就會這樣報告。「對於色情內容和流行文化而言，我們顯然噸位過載了。」瓊斯說，但是由於這些圖像和與之相伴的人物形象無處不在，那些追星族女孩可能不會把這種性感迷人的星光閃爍和展現女性的內在自豪感相關聯起來48。
如果說碧昂斯登上《時代週刊》封面還不能被看成是這種色情過度的引爆點的話，那我們真的不知道要到什麼樣時才算是有問題了。就像女權主義者凱特琳·莫蘭（Caitlin Moran）所說的，為什麼今天對一名女性來說，擁有「極度迷人的秀髮」變得如此重要？49還有就是，對於女性而言公開傳遞自我接納信息的唯一方式難道就是寬衣解帶嗎？當我們堅信每一個女人都美麗性感並且鼓勵她們把暴露更多肌膚作為自主自信的象徵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對於身體外表更加強調，而且還使之貶值了。
我們一直都在思考，為什麼很多女孩本來對於被當成性感尤物嗤之以鼻，但是僅僅在有了一點點名氣或者減了幾斤體重之後，立刻就改變態度，認為性的對象化讓自己更具價值和優勢了。我們拒絕承認女人的優勢地位來自於做一個性感尤物，然而卻選擇用身體部位來代表自己招搖過市，因為去掉了朦朧神秘，反而魅力不再。我們不認為迷惑不解的只有那些年輕女孩，創造和認可這種氛圍的女性其實也都一樣不知所措！女性自己就是那些興味盎然地閱讀名人八卦、討論體重超標的人，而她們自己永無休止的幸災樂禍讓這些文章永遠都會受到熱捧。男人們實際上對這些東西毫無興致。也許，女性真正厭惡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性帶來的力量是如此轉瞬即逝，又跟生理狀況如此緊密相連——而這兩件事情卻都不在她們的掌控之中。
只要女性繼續允許這種低俗文化來塑造自己的自我認同和性形象，這種賤買賤賣就不會停止。如果想要真正獲得力量，女性自身必須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為自己定位和樹立形象——一種既有別於不可控因素又不包含對男性的蔑視，而是能夠融合她們自己的創造力並且讓所有人都受益的形象。男女有別，但是兩性內部還各自有著更大的差異。因而對於兩性而言，對於成功的定義沒有必要雷同或者看起來相似。我們完全同意利維所說的：「如果我們真的相信自己性感風趣、聰明能幹的話，就用不著裝扮成脫衣舞女郎的樣子，或者讓自己變得像男人一樣，抑或迫使自己成為任何跟渾然天成的自我不相符的樣子。」50
教會我們的女兒如何成功女性在經濟上越有成就，就越會意識到男性並不是權力更大的性別；她們會明白男性也是願意接受權宜之計的。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擁有一切」。女權運動的一個誤區就是期望工作能夠既平衡兩性的權力，又同時滿足自我成就感。
很少有不附帶任何責任的特權，而且真正成功的人也學會了在某些連帶的責任或者義務並不能給自己鎖定某些機會、帶來某些益處或者有價值的體驗的時候說「謝謝，不用了」。他們不會先得了某個便宜，後面再抱怨自己有多倒霉。女性需要一些如何走向成功的指導，讓她們不再需要依賴法律條文或者政府規章來促進自身成功，甚至補貼自己的收入。
除了制定一些對家庭教養和工作同等重視的新政策之外，社會能為女性成功提供幫助的最有效方式是幫她們克服一些障礙，例如對她們進行談判溝通技巧的指導。行動應該聚焦於為女性（和男性）創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而不是採取禁止使用「專橫」（bossy）一詞這種實際上會削弱女性內在力量的方式，就像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推行的「向前一步」（Lean In）運動中所做的那樣——誠然，除此之外，這個運動本身非常積極有效51。這樣的話會鼓勵女孩們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你知道嗎？專橫的人能把事情做好。虛心向他人學習，把功夫下足，這樣你說話就會擲地有聲，你的觀念就會越來越受重視。登上頂峰的路從來都不輕鬆愜意。」
我們也鼓勵女孩們去看那些能夠通過貝克德爾測驗的電視節目和電影，並且幫助她們訂閱那些能夠提升領導力的報刊雜誌。在2013年，有17本女性雜誌在發行量上超過了《福布斯》、《經濟學人》和《職業婦女》（Working Moth-er），這其中包括了《時尚》（Cosmopolitan）、《十七歲》（Seventeen）、《誘惑力》（Allure）、《幸運雜誌》（Lucky）和《少女時尚》（Teen Vogue）。事實上，《時尚》雜誌的訂閱量超過了《福布斯》、《經濟學人》和《職業婦女》三本雜誌的總和52。倘若那些閱讀《時尚》雜誌的年輕女孩們也能訂閱一本涵蓋經濟生活和新聞時事的雜誌，我們肯定就會看到年輕女性興趣和注意力的大面積轉移，和她們對自己信心的積極變化。
如果媽媽們和女兒們能夠一起閱讀這樣的雜誌，媽媽們就會有機會通過對話把自己的親身體驗和知識分享給女兒們，幫助她們規劃自己的未來。毋庸置疑，如果兩代人之間真的能夠進行坦誠開放的談話，探討不同的決定會怎樣影響人的一生，以及在這些不同的路途中自己的伴侶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會避免太多太多將來的頭痛和麻煩。
媽媽們同時也能跟自己的女兒們討論早生、晚生或者不生孩子給生活帶來的各種挑戰和得失，例如學生貸款、懷胎十月，以及帶孩子會如何影響自己的人生機會。女兒們需要這種談話。職場媽媽或者重壓之下的單親媽媽能找到時間進行這種對話嗎？我們強烈建議她們必須騰出時間這樣做，讓自己的後代能從自己的智慧中獲益匪淺。
儘管在大學校園裡女性數量已經超過了男性，並且她們會更多地參與各種課外活動，但感覺自己一直被太多要做的事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大一女生數量是男生的一倍還多（41%的女生對比18%的男生）。跟那些全無壓力的學生們相比，這些精疲力竭的學生對自己的能力更不自信，在人際交往中也更沒有信心53。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讓更多的女孩參與團體運動項目，因為這能幫助她們建立起統一的社會責任感，而且團隊運動中對於競爭與合作的平衡會為她們未來的職業生涯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當其他的社交情境中缺乏應有的坦誠和開放溝通的時候，團體運動也能讓女孩們學到如何相互依賴。母親們也可以作出貢獻，拿出勇氣以身作則，向孩子們展現什麼是女人之間的坦誠溝通——尊重對方，講出真心話，不以訛傳訛，不「人前一面背後一面」地搬弄是非，跟給自己提出建設性批評意見的人保持友誼。她們也可以通過不評判他人來給自己的女兒們作出表率，在描述他人的行為時不添油加醋或者作出道德評判。
同等重要的是鼓勵女孩們主動邀約自己喜歡的男孩，這會幫助她們學會如何應對風險、面對被拒絕的情形，並且逐漸發展自己的品格、耐心和毅力——這些都是職場上的必備素質。從這些經驗裡面她們也能間接地學到，終有一天如何選擇一個懂得欣賞敢於冒險的女性的伴侶。對男女兩性而言，沒有任何風險的生活都是極度無聊的。有風險的人生必然會有失敗，而失敗乃是成功之母，也是其必經之路。
提要
母親和父親必須同等重視對於家庭的投入和承諾。
女性傾向於維護關係中的表面和諧，但有話不直說會給溝通帶來更大的困難。
女性一面要求男性溫柔尊重，一面又要求他們強勢霸道，這種自相矛盾令男性無所適從。
女權主義不能只要求權利、不承擔義務，想要真正獲得力量，女性必須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為自己定位和樹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