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飢餓難耐的狐狸看到了葡萄籐上面懸掛著令人垂涎的葡萄，但是它們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狐狸竭盡全力也夠不到那串葡萄，於是他放棄了嘗試，離開的時候沒有灰心喪氣而是昂首挺胸。他說：「我原本以為這些葡萄甜美無比，但是現在發現它們實際上酸得難以下嚥。」
——伊索寓言《狐狸與葡萄》
為了保護自我感覺，我們很多人在充滿壓力的情境下都會調整自己對現實的理解。「酸葡萄」寓言所提供的核心信息並非狐狸得不到葡萄，而是他對於失敗的反應。通過一點點輕微的自欺欺人，他保住了自己的信心和顏面。「這是人人都有的訴求，」匹茲堡大學名譽教授阿什黎曼（D.L.Ashliman）說，「每個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和需求來解讀和回應狐狸的自欺欺人。我們也許會批評狐狸的不誠實和前後矛盾，但是我們也有可能為他的實用主義和積極的自我形象鼓掌慶祝。」1狐狸的反應讓他完整的自我形象在自己的心中得以保全。
斯坦福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在1988年最先描述了自我肯定理論（theory of self-affirmation）。他的學生們，心理學家戴維·捨曼（David Sherman）和傑弗裡·科恩（Geoffrey Cohen）在將近二十年之後，描繪了這個理論在他們的研究中所扮演的強有力角色：
（這個理論）認為，自尊的最終目標是為了維護自我形象的完整性、道德合理性和適應充分性。當這種自我形象的完整性受到威脅的時候，人們會竭盡全力地回護自己的自我價值，其中一個辦法就是通過防禦式的反應來直接降低威脅的程度，而另一種方法是從其他的來源中尋找對於自我完整性的支持。這樣的「自我肯定」，在面對威脅的時候保護了自我完整性，能讓人們在面對對自己有威脅的事件或者信息的時候，不僅能夠從容應對，而且還不用大動干戈地進行防禦。2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認為人們與其採用消極防禦的方式面對威脅，倒不如主動進攻，主動提升自己的自我完整性。
年輕男孩們的做法跟狐狸如出一轍。在當今西方自我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社會文化中，我們對自己的良好幻覺，讓自己嚴重脫離了現實。大多數人都會把幸福和舒適混為一談，並且掩耳盜鈴地選擇熟悉而拋棄真實。我們一貫保持政治正確的文化已經變得死氣沉沉，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批判分析。儘管給每個人打上各種烙印和標籤（例如「她是X症患者」「他有Y障礙」）有害無益，但這麼做卻也能讓人們推卸責任，把矛頭指向外界而無須努力提升自己。這種逃避現實的行為已經在我們的語言之中深深地扎根，甚至影響到了我們如何認識自己周邊所發生的一切，就如同脫口秀明星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最近所指出的那樣。他說，現在人們發明了一些「文過飾非的軟話」（soft languages）來把自己跟現實隔離開來，「廁紙變成了衛生間紙巾，垃圾填埋場變成了土地填充，局部多雲變成了局部陽光明媚」3。
西方文化下的現實中充斥著種種空洞扭曲和令人迷惑的觀念。例如在美國，雖然最近的三十年間高中生們的學習成績實際上毫無長進，但是他們的分數卻急劇膨脹。在1976年，只有大概18%的學生會得到A或者更好的平均成績，到了2006年，33%的學生都得到了這個分數——也就是說數量增加了83%！與此同時，跟1976年相比，每週做功課超過15小時的學生數量卻下降了20%4。換句話說，我們培養了對成功的幻覺。他們付出的更少，但是得到了更多。
年輕的男孩們被告知，他們可以成為任何自己想成為的人，儘管事實絕非如此。現代社會對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施以壓力，要求人們無所不能幾近完美——無論是在學校裡、事業上、社交上，還是性方面，理所當然地大家就會試圖從其他來源中汲取成就感和認可，例如色情片、電子遊戲，甚至是加入黑幫混跡江湖，要不然就是在被診斷為焦慮症或者抑鬱症的時候反而如釋重負，在年輕人那裡，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也會成為時尚標籤。這種與真實世界背道而馳的行為使得年輕人有了另一套行為和自我認知的準則，然而這些東西卻嚴重脫離了現實。
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將身份認同（identity）視為自我跟外在世界及無意識心理的互動的結合。他認為如果兩者之間成功地保持平衡，就會形成穩定的自我感。埃裡克森說，身份認同的發展在青少年階段至關重要5，這讓我們情不自禁地開始反思，如果年輕人通過虛擬仿真的世界來追尋自我而不是從現實生活中磨礪自己的話，他們的身份認同能有多穩定呢？那種「高自尊自然而然就會導致現實生活中的成功」的想法大錯特錯，即使他們不停地在自己的平行宇宙中尋求庇護，並且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屏幕、幫派或標籤——也就是那些可以作為緩衝或者假面具把自己從社會主流中隔離出來的東西上面，最終他們還是會面對那些避無可避的現實社會的責任和要求，這非常可能觸發他們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
詩人、哲學家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和心理分析師馬里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把這種衝突稱為「萬念俱灰」（The Great Disappointment）。倫納德·薩克斯說，當今我們的文化讓孩子們在最終發現自己原來沒有那麼光芒四射、一覽眾山小的時候毫無準備：
青春期來臨之前孩子們的精神狀況的主要特徵就是心中夢想著「我身上馬上就要發生奇跡了！」繼而青春期來臨，經歷了整個青少年時期，孩子們逐漸意識到奇跡不會發生。這就是「萬念俱灰」的時刻了。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時刻往往被推遲到了成年早期，二十大幾的青年人終於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去奧運會奪取桂冠、在下一屆《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中一夜成名，或者成為電影明星。6
薩克斯說，青少年時期本來應該是孩子們開始瞭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所在的年紀。在這個人口眾多的世界上，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分子，沒什麼比別人特殊的地方。而作為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這就意味著明白自己不會成為世人矚目的明星或者頻頻佔據雜誌封面。而我們的社會在年輕人面臨這個現實的時候所提供的幫助少得可憐，導致他們在成年的時候不得不「硬著陸」。天天電子遊戲不離手會讓你成為自己世界中的主宰，而這對很多年輕男性而言已經足夠了。
那些過度遊戲的年輕男性一般都會遠離任何有可能威脅到自己志得意滿的成就感的東西，因為這種自信和成就已經植入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之中。所以在任何時候，如果他們的活動被質疑，也就意味著他們本人被批評，這就變成了雙重威脅。於是虛擬活動和自我就成了一回事。對真實生活視而不見、全身心沉浸在自己鍾愛的虛擬空間裡讓他們彷彿找到了自己的保護殼，任何威脅到自我的東西都被擋在九霄雲外。
坦誠地說，我們大家每個人其實都在某種程度上這麼做了——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有著自己的「網上人格」，這也成為自己獲得社會認可的一部分。當生活節奏漸漸加快的時候，新鮮事物很快就變得司空見慣，繼而就成為明日黃花，然後被棄如敝屣。西方世界對科技的發達越來越習以為常，而我們也對自己的漫不經心和即刻回報越來越感到理所當然。如同喜劇演員路易斯（Louis C.K.）在《柯南·奧布萊恩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中沉痛哀悼的：
「事事完美無可挑剔，但是人人愁眉不展都不開心。」7
在今天的文化中，「我」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在一項針對從1960年到2008年之間出版的超過75萬冊圖書的研究中，瓊·特文格（Jean Twenge）和她的同事們發現，第一人稱複數代詞（「我們」）的使用減少了10%，然而在同一個時間段裡，第一人稱單數（「我」）的使用卻增加了42%，第二人稱代詞（「你」）增加了四倍之多8。對於那些跟我們的觀念不和或者與我們的需求無關的事情，或者太輕而易舉就提供了滿足的事情，我們很容易視而不見或者漫不經心。但事情並非僅僅如此，現在，只要我們沒有埋首在各種電子設備的屏幕前面，就會感到備受折磨，有種莫名的不適。這並不完全是孤獨感，更像是身上什麼地方發癢，但我們自己卻撓不到。我們知道如果自己真的願意，當然可以立刻停止把玩這些設備，安靜地獨處，或者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但是我們卻不希望給自己添麻煩，費力動手去做。於是，我們只是對這些讓自己不快的事情抱怨連天或者矢口否認。這就是普遍認為的「第一世界問題」（first world problem）。
這個年頭裡，年輕人之所以對於很多事情都有種應得感，是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參與過對那些自己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進行創造、維護的過程。以前，似乎只有富貴人士才會對自己的汽車引擎蓋子裡面有什麼一竅不通，現在卻好像沒幾個年輕的男人瞭解這些了。他們在車子有毛病的時候就去修車鋪，那裡會用電子儀器檢測問題，然後用專用的工具把車修好。生產和維修的過程已無從得知了。多數有車的年輕人甚至直到第一次車子打不著之後，才知道電池的位置在哪裡，然後發現自己找不到打火用的電纜。
跟把人當人看才會有同情心的道理一樣，如果想要珍惜某個事物，就必須先去理解為了獲得它所耗的心血和資源。如果年輕的男性在自己的早年生活中都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的話，他就不會認為有什麼東西需要珍惜，或者創造什麼東西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而只會對佔有感興趣。他從生活中學到的只是如何玩心眼兒操縱別人，獲得那些自己覺得需要的東西。今天，小伙子們不再心存敬畏。他們跟自己所在的真實世界已經脫節。與此同時，他們對任何的藍領工作都不屑一顧，不論這些工作是不是需要高超的技藝，甚至不在乎有些藍領工作拿到的薪酬比普通白領還要高，比如管道工或者電工。
在1969年的時候滾石樂隊曾經有一首歌唱道：「你不可能事事稱心如意。」但是，他們也告訴自己的歌迷們：如果勤奮努力，人們就會各得其所。這首歌曾經風靡一時。如果換成今天，恐怕沒人會寫這樣的歌。似乎只有不知道如何因勢利導的人——那些「笨蛋」們才會去辛勤工作。年輕人不再有耐心為成功打下堅實的基礎，也不願意冒著丟臉的風險去嘗試有可能失敗的東西。
「CIRP大學新生調查」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每年都要進行的一項針對剛剛入學的美國大學新生的調查，在2013年的調查中，研究者們注意到，儘管新生們認為自己具有合作精神，並且能夠包容異己觀念，但是當自身的信念真的被挑戰的時候，他們的實際表現卻乏善可陳9。
與之相似，在約瑟夫森倫理道德研究所（Josephson Institute of Ethic）進行的針對年輕人道德態度的調查中，45%的男孩子和28%的女孩子表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這個陳述：「一個人為了獲得成功就必須欺騙或者做手腳。」而認可「如果人人都在做手腳，這就算不上是欺騙」的男孩數量比女孩多一倍10。請大家停下來自己讀讀前面這些句子。任何大家都去做的事情全是可接受的，不論是否不道德或者有害人倫。這種態度實際上成為了好人做壞事的墊腳石：只要別人在做，自己何樂而不為？
牛奶如果免費，何苦花錢買牛
《非自然選擇》（Unnatural Selection）的作者馬語琴（Mara Hvinstendahl）說，這個世界上男人的數量少於女人是個不解之謎。雖然女人的壽命比男人長，但是從出生率來看男女比例卻是105:10011。為什麼這個世界上生下來的男人多，但是最後活下來的卻是女人多呢？
《部落動物》（Is There Anything Good About Men?）一書的作者、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給出了一個讓人憤憤不平的解釋。他說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女性個體繁衍生息的概率相對較高。這是因為女性更有可能採用安全的策略，跟多數人待在一起（大多數女性都是這樣行事的），等著男人來到自己身邊交配繁衍。女性不需要像男性那樣去冒險跋山涉水或者攻城略地才能發現交配繁衍的機會，而這些都是死亡率較高的事情。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女性祖先採用了以穩求生的策略。
另一方面，男性為了發現繁衍的伴侶卻不得不嘗試截然不同的方法。絕大多數遠古時代的男性並沒有後裔能夠活到今天，尤其是那些採取求穩的策略隨大流的男性。要想有機會繁衍生息留下子孫後代，男人們必須富有資源、創造力強、敢於冒險，並且善於發現新機會。鮑邁斯特說：
對於整個文化來說，最有利的策略似乎是讓男人們之間為了爭奪尊嚴或者其他激勵而相互競爭，並且使得資源的分配極不平等。男人們為了獲得承認，必須提供社會所認可的價值。他們必須在文化競爭中擊敗對手和敵人，這有可能就是男人們不像女性那麼溫柔可愛的原因。
文化支配男人的根本方式來自於最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socialinsecurity）。這種不安全感是人際性的、存在性的，並且是生物性的。這種不安全感深深地植入了每個男人的腦海中，如果不出類拔萃，就不會被接受，不會被尊重，甚至可能有沒機會建立家庭繁衍後代的巨大危險。
這種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對男人而言是巨大的壓力，因此有很多男人會不擇手段、精神崩潰、奮不顧身或者英年早逝，壽命比女性短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種不安全感對於整個文化和社會而言，確實是能夠激發創造力並且富有成效的。12
鮑邁斯特著重指出了生物學家賈森·懷爾德（Jason Wilder）的研究，懷爾德通過從各地人口中提取基因樣本的方法發現了人類祖先的性別比例大概是女性占67%而男性占33%，這也顯示了某些男性可以跟多個女性生育後代，而大多數男性則沒有任何後代延續下來13。這種不平等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13世紀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他的兒子們都妻妾成群，最近的基因證據顯示，今天生活在前蒙古帝國土地上的男性中可能有8%都是他的後代14。
從歷史上看，男性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後代生生不息，故而心甘情願以身犯險。這導致了一個副作用，就是在性機會充足並且唾手可得的情況下，男性會變得非常懶惰。普遍而言，只要男性能夠輕而易舉地跟有吸引力的女性發生性關係，他們就不覺得值得耗費更多精力、時間或者金錢來博取女性的關注。這個情況在女性與男性的比例高達1.33 ：1的大學校園中尤為顯著。在生命晚期階段的養老院裡也有巨大的性別失衡情況存在，在那裡女性數量遠遠多於男性，甚至多出了一倍以上15。作為可選擇伴侶的男性數量越少，這種「男人短缺」的感覺就會存在越久。
所謂的「古滕塔格-西科德理論」最初來自於一本1983年由瑪西婭·古滕塔格（Marcia Guttentag）和保羅·西科德（Paul F.Secord）兩人所著的書《女人太多？》（Too Many Women）。他們提出，兩性之中數量較少的一方往往對他們的伴侶更少依賴，原因是他們有更多潛在可能關係供他們選擇，因此他們跟數量較多的性別相比，有著更多的「單方權力」，即更佔優勢。當面對數量充足的女性的時候，男人們就會開始風花雪月，並且不願意對一夫一妻制的關係有所承諾。在一個有著太多女性或者太少「能夠結婚」的男性的社會中，就會更少有人結婚，即便是會結婚的人也會選擇晚一點再建立家庭。既然這時候男性有著天時地利，可以在眾多選擇中挑來看去，女性的成就和傳統角色的價值就會被低估；而女性因為不能再指望自己的伴侶忠貞不貳，所以會更多地選擇進一步上學深造或者發展事業，來更有力地支持自己16。
在大學校園中，浪漫關係的數量有所下降，而隨意的性行為越來越多。跟我們談話的幾位大學女生分享了她們的擔憂：
這些日子男性和女性都忙得四腳朝天，高科技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跟更多的人接觸來找到適合自己想法的人。舉例而言，我的一個在紐約的朋友為一家頂級投資銀行工作，並且事業成就非凡。她需要有人相伴，但是自己又極度繁忙，於是她選擇了跟自己喜歡的男人每週一起「待」三天。這種現象在二三十歲的男女中間極為流行。我個人認為，很多女性隨著自己的成長漸漸淡出了這種關係（很有可能是因為她們最終還是想要成家生子），但是很多男性卻意識到擁有這種不需要費力溝通維持也不需要承諾的臨時關係太容易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不知道對方姓什麼就可以上床的年代裡。你可以跟某個人共度良宵，但是如果問問對方是不是還跟他人有關係卻反而是一種冒犯。在像倫敦、紐約、舊金山這樣的城市裡，全都給紅男綠女們提供了彼得·潘38一樣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異性戀的男性佔了很多便宜，他們永遠能選擇更年輕的異性。我們並不是要批評什麼，只是說現狀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是這種潮流會如何影響家庭關係。當今受過良好教育、有能力的女性不會滿足於表現欠佳、游手好閒的丈夫，而大多數男性也不會希望在自己妻子面前顏面掃地。這種情況會不會導致一個更多人獨居、更少人建立家庭的社會呢？
「女人要求有多高，男人就會變成什麼樣。」我們訪談的一個27歲小伙子這麼跟我們說。他的這句話讓我們思考，唾手可得的性機會會如何影響男性實現其他人生目標的動機。會不會有溢出效應，也就是性機會的手到擒來讓大家認為其他目標也可以輕鬆達成不費吹灰之力？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的動機都是來自於進化壓力，我們絕大多數的努力其實都只是煞費苦心地想要獲得交配機會。但是在過去，性伴侶（和傳宗接代）是勤奮工作的獎賞，最少也要花些心思規劃設計。時至今日，這種獎賞得來全不費工夫，不需要哪怕一點點的努力，那還會剩下什麼東西呢？這就像在正餐開始之前先用甜點塞滿了肚子。
倫納德·薩克斯在他的《邊緣女孩》（Girls on the Edge）一書中訪談的一個女孩說道，這些日子所有的小伙子都想要「把姑娘騙上床，然後就拜拜」。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讓女性滿足，也根本不想建立情感連接或者親密關係。薩克斯認為，因為現在的年輕男女比他們的父母一代在更低年齡就會開始性行為，而且小伙子們變得更自我中心和更不成熟，現在的文化中有一種從「約會」到「約炮」的變化，也就是說年輕男性們不再認為自己有義務關照愛護年輕的女性。而色情片的影響越來越大也是年輕男性不再投入關係的一個例證。在薩克斯的訪談中，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描述自己最近在色情網站上看到的新鮮玩意兒，並且告訴他如果讓他們從邊看網絡色情片邊自慰，和去約會現實中的真實女孩之間做個選擇，他們寧可選擇色情片17。我們自己做的學生研究中有個小伙子說，他的男性朋友中有很多人在跟真正的女孩有性接觸的時候都會失望，因為她們沒有色情片裡的艷星性感誘人。
有趣的是，最近在《性與婚姻治療雜誌》（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觀看色情片的男性和女性都會在最常用的三種自戀測試中得分更高，並且分值高低跟看色情片所花時間具有相關性18。自我陶醉跟同情心勢不兩立，表現在對自己所在社區的事情漠不關心，也表現在認為自己毫無義務去幫助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以便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提要
如果一味保護孩子的自尊心，對自我的良好幻覺會讓他們嚴重脫離現實。
男性和女性在進化中建立了不同的行為模式，男性傾向於冒險和競爭，女性傾向於安全；因此男性承擔著更大的生存壓力。
在性機會充足並且唾手可得的時候，沒人會願意為此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