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兒時看到的風景，是他未來成年之後所看到的一切世界的底色。
——華萊士·斯特格納（Wallace Stegner），歷史學家、小說家
今天，年輕男性所生活、學習、成長乃至和女孩談戀愛的物理環境和人際環境都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果我們能夠更細緻深入地考察一下今天多姿多彩的世界和小伙子們在其中被塑造成了什麼樣子，可能就會更好地理解本書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各種數據到底意味著什麼了。在這一部分，我們會深入考察影響這些年輕男性思維和行為的主要環境因素和系統因素，包括文化變化，社會期許，以及學校、家庭乃至同齡人中間所發生的變化。
在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幾世同堂、由多個家族組成的群落之中，所以不管孩子們是否心甘情願，他們總是在成年人的包圍之中。在這樣的家庭圖景中，必然會有爸爸、媽媽和其他的看護者們出現：兄弟姐妹、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姨媽，乃至堂表兄弟姐妹。然而時至今日，學校教室裡的師生比率通常是1個老師帶20個學生1，家裡面一般也都只有一兩個成年人，同時親戚們也大都住得很遠，孩子們跟成年人建立高質量關係的機會真的是少之又少。今天，美國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數是3個或者更少2。不僅如此，在這些越來越小的家庭裡面，成員之間相聚的時間也是越來越少，尤其是高質量的時間，譬如大家圍坐在一起從容地享受一頓家庭晚餐。《愛的教養》（Born for Love）的作者馬婭·薩拉唯茲（Maia Szalavitz）和布魯斯·佩裡（Bruce D.Perry）指出，這種豐富關係的缺失對我們文化中關愛他人的能力產生了消極影響。
當我們還是嬰兒的時候，我們依賴自己的主要看護者（首選是媽媽，其次是爸爸）給我們清潔、餵飯，保障我們的平安。換句話說，是父母在調節我們的壓力水平，直到我們可以自我調節為止；而他們對於壓力的應對方式，必然會影響我們的應激發展。我們在最早期和媽媽的互動模式將成為未來如何跟人類接觸的一種模板。但是近些年來出現了一些問題：現代化生活讓我們的媽媽們始終處於壓力和緊張之中。如果媽媽自己很緊張而且得不到撫慰的話，顯然她給自己年幼的孩子提供持續安撫和慰藉的能力就會大打折扣。
不僅如此，壓力會被社交系統所調節，大腦中負責人際關係和控制應激反應的區域實際上是相同的。這兩種功能共同發展，因而應激系統如果出現發展問題，同樣也會殃及人際和情緒功能，反之亦然3。
過去的幾十年間，美國未婚女性的生育率從1980年的18%穩步上升到了2012年的41%4。30歲以下的女性養育著整個兒童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她們成為未婚媽媽的比例是53%。很多未婚女性在生孩子的時候是跟伴侶同居的，但是這種關係的解體速度是婚姻關係的兩倍，其中三分之二會在孩子長到10歲之前分手5。總體上，有大概三分之一的男孩是在沒有父親的家庭裡長大的6。
現在有這麼多的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的家庭，那麼誰來照顧這些年輕不諳世事的媽媽呢？誰又來撫養這些孩子呢？當這些孩子長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他們又該怎麼應對這些壓力呢？更成問題的是，隨著人均壽命的增加，生活在養老機構中的高齡親屬越來越多。誰能負責定期探望他們，幫他們處理生存問題，甚至是最基本的法律和財務事項呢？通常這些責任是由他們的女兒來承擔的，也就是那些已經壓力重重的單親媽媽。她們不得不面對這個新的挑戰，需要關照自己親愛的父母，看著他們日趨衰老、飽受失去記憶的折磨，並且不再有能力給予自己長大成人的女兒任何的慈愛。
晚餐桌曾經是每個家庭圍坐暢談，分享體驗、觀點、價值和其他事情的地方。但是今天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古老傳統，人們說得多做得少了。二十五年前，報紙《今日美國》（USA Today）針對人們感到愈演愈烈的「時間碎片化」（time crunch）作過一次社會調查，其中有個讓人警醒的發現：每五個家庭中有三個都會說，跟五年前相比今天的生活太急躁，他們現在根本沒時間享受家庭生活，比如全家定期一起聚餐7。
今天，有大約半數的青少年報告自己經常能夠在家和父母一起吃晚餐8。根據美國國家毒癮及藥物濫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的報告，跟每週能有5～7次家庭聚餐的孩子們相比，那些不能頻繁在家和父母一起吃飯（每週少於3次）的青少年抽煙的可能性高出四倍，喝酒的可能性高出兩倍，吸食大麻的可能性高出兩倍半，同時在未來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也高出將近四倍9。
沒有榜樣，無法信任
儘管遠非家常便飯，在20世紀早期，美國人之間相互信任的程度還是非常高的，甚至有些家庭會把他們的孩子貼上郵票通過美國郵政局「郵寄」到另一個地方（通常是他們的親戚家裡）10。時過境遷，今天我們甚至都不敢信任請來的臨時保姆，大家會把「保姆監控攝像頭」買回家藏在毛絨玩具或者鬧鐘裡面，以便監視當自己不在家的時候孩子是如何被「關照」的11。
相信「大多數人是值得信任的」的人的比例從1960年的55%驟降到了2009年的32%，也就是說大多數美國人現在把自己的同胞視為不可信賴的人12。儘管從人口總量的數字上看有所增加，在2012年的皮尤社會趨勢調查（Pew Social Trends survey）中顯示，只有19%的80後認為其他人是值得信賴的13。這種信任程度下降的源頭包含了媒體對於腐敗案例的突出報道、政客們的謊言和狡詐、不可信的目擊證詞、貧富差距拉大之後社會底層心態的改變、名人醜聞以及其他公眾人物信譽的崩潰，等等。
還有一些原因需要我們去深入探討，那就是來自於人們自己親眼得見和親身體驗的第一手經驗。哈佛大學公共政策馬爾林講座教授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一書中這樣解釋道：
幾乎在所有的社會當中，「無產者」總是不如「有產者」信賴他人。這大概是因為身有長物的人們會被他人更為誠實和尊重地對待。在美國，人們信任他人的程度黑人低於白人，一貧如洗的人低於有家有業的人，大城市裡的人低於小鄉鎮上的人，曾經被犯罪行為傷害或曾經離過婚的人低於從未有類似體驗的人。14
我們覺得離婚率在很多國家居高不下尤其令人揪心，因為離婚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從來都不是孤立的，有的時候影響太過潛移默化，我們甚至難以覺察。舉例而言，當心理學家和婚姻專家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研究了處於不和諧婚姻關係裡的人和離婚人士的血液樣本之後，發現他們的免疫系統被抑制，白細胞數量下降，這導致這些人在面對傳染性疾病的時候抵抗力更弱。當檢驗生長在不同家庭環境中的學齡前兒童的血液樣本的時候，他在來自於父母之間敵意較深的家庭環境中的兒童身上發現了應激激素13水平長期增高的現象15。
1969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裡根頒布了美國第一個無過錯離婚法令，讓需要離婚的夫婦們不必再提出自己結束婚姻的緣由。其他各州也紛紛加入了這個陣營，到1980年，離婚率比1960年上升了一倍以上16。今天，美國所有初婚的夫婦中過半都會在「死神把我們分開」（最標準的美國結婚誓詞）之前各奔東西，而這些離婚有半數以上會在七年之內發生17。
全球範圍內的其他國家亦是如此。英國也同樣允許無過錯離婚，48%的孩子會在16歲之前親眼看到自己的父母離婚18。在中國，正在申請離婚的夫妻的人數甚至超過了準備喜結連理的情侶。中國的整體離婚率並不算高，但是也處於連年上升之中，而且多數的離婚都來自於大城市19。即便是像波蘭這樣很傳統的天主教國家，離婚率本來比宗教信仰較弱的周邊其他國家要低，最近幾年也有顯著的上升——每三對夫妻中就有一對以分手告終20。
一位波蘭母親看到了離婚是由諸多當代社會現象所引起的，她這樣寫道：
家庭的「解體」和人際關係的不穩定只是滄海一粟。很多單親媽媽既面對著得不到任何來自男性伴侶的幫助而獨自撫養孩子的挑戰，又有著養家餬口的經濟壓力，女權主義對這樣的女性提供了過度保護。再加上那些無所不在、譁眾取寵的媒體所樹立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樣板，以及現在的年輕人前所未有的孱弱和不知所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那30歲的失業兒子，他現在仍然逃避著自己的生活和責任。
離婚對每個人都很不容易。但是實際上最影響年輕人對於信任的感覺的，並非分離本身，而是父母們在這種情形下的所作所為。很多孩子對親密關係和感情失去信心，是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變得情緒不穩定、行為不理性，有時候還會使用暴力。其實早在公開的戰爭之前，孩子們已經從曾經充滿愛意的父母身上見到了很多的爭吵、羞辱和其他消極的人際衝突。
這其實是很多孩子正在親眼目睹的模式：一男一女不期而遇，墜入愛河，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然後開始壓力重重。孩子佔據了世界的中心，夫妻之間漸行漸遠，本就不順暢的溝通變得愈加艱難。然後就出現了以損毀關係為代價的減壓行為，比如家庭暴力、酒精或者毒品，還有就是情感或者肉體出軌。大家都不開心，緊跟著就是離婚。父母之中的一個或者兩個人都在苦苦掙扎，身心疲憊，經濟困難。孩子們看到並且捲入這樣的情境難道不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嗎？
今天很多全職媽媽都心懷怨懟：她們當然對生兒育女感到開心，但是卻後悔自己放棄了事業，這樣一來一旦離婚就會非常艱難，因為多年不工作後再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很不容易。1962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中，只有10%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女兒將來長大成人之後步入自己的（通常也是傳統的）生活軌跡21。五十年後，事情並沒有太多改變。當年的那些女兒今天大都有了自己的女兒，而這些年輕女孩從自己的媽媽這裡得到的信息卻自相矛盾：一方面她們說自己為了孩子可以放棄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她們又說事業其實比家庭更靠得住。的確有少數女性在現實生活中能夠做到兩全其美——至少以她們自己的標準而言。事實是，2012年進行的皮尤研究調查揭示了這樣一個現實：有工作的未婚媽媽比沒工作的已婚媽媽更不幸福22。
離婚和成為單身父母所帶來的壓力和不快也傳遞到了女兒們身上，有時候會讓她們浸泡在怨恨中長大。正如我們的調研中一位女性的陳述：「我媽媽在（同我爸爸）離婚之後並沒有振奮起來……他們離婚的時候我15歲，我覺得自己那個時候不再是一個小女孩，反而挑起重擔成了一家之主，而我對於女性的觀點因此而支離破碎。」
內疚是另一個在潛移默化中被傳遞的訊息。當媽媽們訴說如果她們選擇了持續工作人生就會截然不同（更好）的時候，或者對女兒說希望她們不要重複自己的「錯誤」的時候，她們實際上是在間接地告訴自己的孩子們，他們的存在也是這個錯誤的一部分，並且孩子們妨礙了母親本來在黃金歲月可能擁有的成就。繼而，孩子們必然要按照媽媽的期望來成長，作為對母親錯誤生下他們的回報。
母親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指導者之一，這些來自自己母親的聲音自然很有份量；再加上成堆名人母親的形象，例如索菲婭·維加拉14、格溫妮絲·帕特洛15、海蒂·克魯姆16，都是被奉為全能冠軍的「超級女人」，她們事業成功、家庭美滿，一應俱全，而且看起來根本不像是四五十歲的人。兩種情形交織在一起，讓年輕女孩們感到焦慮而且困惑，最終會發現自己不僅絕無可能擁有一切，而且就連之前的期望或者夢想都遙不可及，剩下的就只有心灰意冷了。這些傳遞給年輕一代孩子們的信息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們侵蝕了那些建立相互信任關愛的關係所必需的深層信念。一言以蔽之，這簡直就是離婚訓練營。那些不全職工作的女兒們會感覺自己背叛了媽媽的願望。而兒子們則看著自己的母親，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讓女人快樂的能力：當父親成為失敗的榜樣的時候，兒子又怎麼能不鎩羽而歸呢？畢竟，每十個離婚申請中有差不多七個是女人率先提出來的23，而一個親密關係的狀態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女人決定的24。
這個悲傷賬本的另一邊是所有那些父親，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婚姻逐漸解體，最後就剩下一筆筆需要持續支付的贍養費和孩子的撫養金。只有大概10%～15%的男性能夠打贏撫養權的官司25，而且很多的男人最後會覺得自己終其一生在為背叛他的人打工。有的人甚至會因為無力支付孩子的撫養金而坐牢。例如，在南卡羅來納州，每七個服刑犯中就有一個人是因為這個原因被判刑的26。
當一個男人為了贍養費拚命工作，而後卻被稱作冷漠無情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如果他的個人記錄上有哪怕是一點點的瑕疵，就可能被視作不宜教養兒女；如果他有了新的興趣愛好，人們就會說他自私；如果他因為前車之鑒而心存恐懼，在新的親密關係中畏縮不前，人們又會說他是不願負責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男人深深地陷入了絕望之中，他們離婚後的自殺率比女性高十倍27。粗看起來，男人從婚姻中得到的好處比女人要多，並且很多女性也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承擔撫養子女和居家瑣事的絕大部分，而實際上，單從健康角度講，婚姻對男女雙方都是有好處的。然而，男性天生就不善於向他人求助或者找人傾訴，因而他們在遭遇危機之後情緒會更加壓抑，繼而就更有可能作出過激的舉動。
因為今天的孩子們仍然成長在充滿了迪士尼影片和童話的環境裡，而這些東西依然灌輸著每個人都應該結婚並且婚姻就要天長地久的觀念，父母分手必然讓整個家庭遭受滅頂之災。作為一個小孩你會想：這些就是我長大後必然經歷的嗎？然後將來作為一個大人你會想：何必太認真呢？有必要嗎？到頭來一切還不是都要我自己來搞定？
如果離婚過程能盡量友善，父母雙方在親子互動中保持關愛之心和對另一方的尊重，其實也未必會這麼損失慘重，但是現實通常和理想狀態相去甚遠。年輕人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沒機會看到信任和負責的榜樣，尤其是在親密關係方面的例子。長期的一夫一妻關係現在更多地被視為不得已的權宜之計，而非相得益彰的美好生活；它們被認為是妨礙獨立和自由的枷鎖，而你自己熱切追求的目標會成為家庭承諾的犧牲品，有了家庭，即便你現在還沒失去夢想，假以時日也不可能逃脫。在我們的觀察和體驗中，有太多的年輕人都更關心B計劃（如何從中逃脫）而不是A計劃（好好結婚成家過日子）。他們對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面深感恐懼，可是恰恰是這種想法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使得真正的關係不能持久。
有些年輕人還會覺得自己是父母婚姻失敗的原因之一，於是他們引以為戒不要孩子，這樣就不會讓他們的孩子如同自己當年一樣經歷各種痛苦了。這其實跟我們兒時所受的教育大相逕庭。社會仍然期望我們會渴望長期的親密關係，但卻沒人教會我們面對承諾和關係所帶來的挑戰時應該如何行事。到頭來，年輕人在迷迷糊糊中長大，不知道自己該相信誰。他們心存疑慮：如果我連自己最親近的人都不能相信，那我該信誰？如果連爸爸媽媽都沒法同舟共濟，還有誰能呢？我們是通過自己的初級關係17開始學習對他人建立信任的，因而如果我們的首要行為榜樣都靠不住、言而無信或者逃避責任，我們理所當然會覺得他人沒那麼可靠，求人不如求己。
毋庸置疑，美滿婚姻的基本前提必然是信任。但是，也需要考慮另外一件事，就是這個社會中還有什麼其他事情也是以信任為基礎的。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喬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自1966年以來一直主持著一項哈佛大學的成年人發展縱向研究課題，也被非正式地稱為「格蘭特研究」（Grant Study）。這個研究最早開始於1938年，是作為一個心理測量而進行的，不僅僅針對那時候非常主流的病理分析，而且同時研究了天性與教養是如何對男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作用的。最初的研究者們不僅僅想要歷久經年地觀察人們的健康狀況，他們還希望能夠對其進行改善28。
這項研究的所有參與者都是哈佛大學的二年級男生。到今天這個研究已經持續了75年，其中很多參與者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在瓦利恩特最近的分析當中，好幾處都提及了溫暖童年的重要性——包括穩定的家庭環境，孩子們跟父母感情親近，父母對孩子們的主動性和自主性提供支持，同時孩子們至少同一個兄弟姐妹關係親密。研究還提到了這種童年在信任感以及未來的幸福和成就的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瓦利恩特寫道：「那些沒能夠在家裡學到基本的愛和信任的孩子，在後來試圖掌握自信、主動性以及自主性的過程中都顯得力不從心，而這些正是在成年後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29
和童年冰冷孤寂的人相比，擁有溫暖和睦童年的人成年之後的收入高出50%30。最獨立自主的人們都來自於充滿關愛的家庭。「他們（在兒時成長的過程中）學到了人生是值得信賴的，這讓他們有勇氣嘗試和面對一切。」與之相反，「對他人缺乏信賴和希望使得一個人在孤獨面前極度脆弱。」31這種觀點在我們調查中的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小伙子的回答裡得到了確證，他在兒時幾乎沒有與父親相伴過。他告訴我們直到去年以前，他一直都不敢離開自己的家或者完成學業：「直到開始真正探究我早先（成長過程中）的諸多深層問題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所抱持的那些錯誤信念（都是在我成長過程中受到影響而產生的），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大進步。」
美國父權行動協會（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已婚或者同孩子父親一起生活的母親中，有56%認為孩子的父親跟孩子有著「非常親密和溫暖」的關係，但是沒和孩子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媽媽之中只有15%會這樣說；與之相反，僅僅有3%已婚或者和孩子父親同居的母親報告父親跟孩子有著「疏遠和冷漠」的關係，而不和孩子父親一起生活的媽媽們有47%這麼說32。
儘管每個人的童年是否溫暖、他們是否有能力信任他人，或者他們是否選擇結婚，看起來不是什麼太大的事情，但是從整個社會層面而言，這些東西還有其他的後果。人們之間缺乏信任絕不僅僅影響著社會文化基調，公民相互間缺乏信任的國家，經濟發展也會滯後。如同克萊爾蒙特研究生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保羅·察克（Paul Zak）所說：「值得信賴的人所佔比例較高的國家總是更加繁榮。這些國家中的經濟交換更加活躍，能創造出更多財富，貧困隨之緩解。而貧困的國家大多數情形下都是低信任度的國家。」3320世紀80年代之後北歐幾個國家的信任度有了較大提高，其中丹麥是國民相互信任度最高的國家（76%）。信任度低於20%的國家包括了墨西哥、法國、南非和阿根廷34。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信任》（Trust）一書中曾經寫道：「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依賴於健康活躍的國民社會所帶來的生機勃勃的活力。」而這一切都來自於強有力的穩定的家庭結構35。在《解體》（Coming Apart）一書中，查爾斯·默裡（Charles Murray）提出婚姻是國家經濟穩定性和國力的基礎之一。他認為社會的核心是社區，而社區的核心是有孩子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自始至終都是社會運轉的「引擎」，社區也都必然圍繞著家庭而組織36。
婚姻狀況和就業狀況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同單身和同居狀態的男性相比，已婚男性的工作時間更長。對於女性而言，工作周數跟伴侶關係狀況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但無子女的女性會比有孩子在家的女性花更多的時間去工作。到27歲的時候，獨自生活並且家裡有孩子的女性是男性的八倍。這個趨勢在少數族裔、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和未婚人群中尤為明顯（具體統計數據請掃瞄本書第217頁的二維碼查看註釋）。總體而言，2000—2010年間美國沒有結婚的人口增加了41%。同居，作為對婚姻最為主要的替代方式，自從1970年以來增加了十四倍37。
儘管這種安排對成人而言是更加方便輕鬆了，但是盡人皆知，同居或者單身的父母能夠給孩子提供的家庭基礎遠沒有婚姻穩定，孩子們很可能會在兩個世界中來回遊蕩。跟和睦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相比，同居家庭中的孩子高中輟學、濫用毒品和抑鬱的可能性都要高出一倍。跟婚姻相比，同居帶給伴侶和孩子的承諾和安全感也更少，孩子遭受身體、性或者情緒虐待的可能性會增加三倍。順理成章，跟結婚的伴侶們相比較，同居者們分手的可能性是其兩倍，而出軌的可能性是其四倍38。因此，不論同居的好處是什麼，它的消極後果和代價是顯而易見的。
家庭創傷（譬如離婚）和身體超重之間的相關性也非常強。在一項對將近300名病態性肥胖的病人所作的調查中，研究者們發現了非常高比例的家庭問題，尤其是性虐待。有半數的男女病人都報告了自己在童年時曾經有過被性攻擊或者性虐待的經歷，這一比例比正常男性高三倍。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報告了持續性的童年創傷。令人痛苦的人生經歷之後經常伴隨著體重的暴增。最常見的一個例子就是離婚，而離婚率的飆升剛好出現在肥胖率暴增之前一點點39。跟小女孩相比，小男孩更難以適應父母的離異——尤其是如果父親離開家庭，對他們就會造成很大的風險。舉例而言，一項最近在挪威進行的研究顯示，如果孩子們在其出生後的第一年裡有機會頻繁地跟自己的父親進行積極的互動，譬如父親關注孩子的興趣所在，面帶笑容支持鼓勵，那麼這些孩子與其他孩子相比，一歲前生活會更加平靜，兩歲時的表現也會更好，對男孩來說尤其如此。如果孩子是女兒，父親母親對其的積極投入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孩子是兒子，父親往往會比母親投入更多關注40。
有趣的是，瓦利恩特發現，儘管從童年創傷中完全恢復需要花費數十年的時間，然而隨著時光流逝，童年的快樂所帶來的影響會逐漸超過創傷，並且讓傷痛顯得不再那麼重要。「跟童年的智力水平、父母對於社會福利的依賴（即是否貧困）或者家庭內部的多重問題相比較，一個溫暖的童年成長環境實際上對於其成年後的社會地位和工作有著強得多的預測準確性。」41即使是在格蘭特研究裡，在研究對像們已經年逾七旬時，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和其父母的財富程度以及自身的收入狀況沒有哪怕是一點點的相關性，而有很大聯繫的卻是他們的童年成長環境是否溫暖，以及跟自己父親的關係是否親近」42。可是這些卻是今天的社會中大多數家庭廣泛缺失的。
爸爸在哪兒
如同前文所說，現在很多男孩都是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的。44%的80後和43%的X世代18都認為婚姻很老套43，這讓我們不禁要問：在21世紀裡，承諾到底會是什麼樣子？那些態度又會對未來世代的成長環境有著怎麼樣的影響呢？
在工業化國家裡面，美國在「無父親家庭」一項上遙遙領先44——這可不是什麼值得引以為榮的事情。根據「積極教養思維」（Mind Positive Parenting）項目創始人戴維·沃爾什（David Walsh）的統計，即便是那些父親在家的家庭中，學齡孩子們每週也只會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能跟父親有一對一的談話。「而孩子們每週卻會花上44個小時看電視、打遊戲，還有上網閒逛。」他說，「我認為，現在我們對孩子們的忽視已經到了極點。結果就是我們的孩子們不跟良師益友在一起，也沒有成年人陪伴，沒人給他們帶路，或者告訴他們作為一個心智健康的男人該當如何行事。」45
傑夫·佩雷拉（Jeff Perera）為加拿大的白絲帶運動（the White Ribbon movement）做社區推廣工作，他還創建了博客「Higher Unlearning」（不學無術），兩者都是討論關於男性、男權、父權、健康關係以及遏制對婦女兒童的暴力的工作。他曾經在多倫多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跟來自城市各個角落的八九歲的男孩子們聊天，聽他們說自己喜歡或者討厭男孩生活的哪些地方。有一組男孩給出了他們不喜歡的男孩生活中的事情的清單：
●沒法當媽媽
●不可以哭
●不能當拉拉隊員
●被要求干所有的活兒
●需要喜歡暴力
●需要打橄欖球
●身上有味道
●什麼都沒干就聲名狼藉
●四處長毛髮
佩雷拉說，很多男孩都表示他們「不喜歡因為做男孩就不得不四處競爭，為了能當『贏家』就要衝動好鬥或者撒謊出老千」。在各個方面，男孩們都必須要獲勝，有時甚至是不惜一切代價的。
有些人會提到男孩總是惹上麻煩，就像其中一個男孩說的「什麼都沒干就聲名狼藉」。佩雷拉問那些男孩能不能講講「沒法當媽媽」是什麼意思。大多數男孩都說他們覺得自己不用經歷分娩之苦挺好的，但是他們覺得自己沒機會做父母。一個男孩站起身來說道，在電視廣告中只有女孩才有機會玩各種玩偶，而男孩不可以。當佩雷拉對孩子們提及他們可以做爸爸時，這些男孩顯得迷惑不解。佩雷拉寫道：
面對這五十多個男孩我腦中思緒萬千，我在想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的父親或者榜樣雖然人在家裡但是心不在焉，要不然就是乾脆不出現。即便他們陪伴孩子們，也不過是打打球玩玩體育而已。我們需要為孩子們長大成人提供地圖。如果我們仍舊教給他們各種過時的男子漢觀念和榜樣，他們就會竭盡全力去做這種「男子漢」，而代價卻是放棄做人的根本。46
沒有父親和缺失成人過程對於男孩社會情感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顯然被低估了。當家中沒有父親或者缺乏正向的男性行為楷模的時候，男孩們深受其害，繼而就開始從其他地方搜尋男性的認同感。一些孩子在恐怖組織或者黑幫團伙裡面找到了，另外一些在毒品、酒精、電子遊戲或者跟女性純粹的性刺激中獲得。舉例而言，2014年的紀錄片《心競技》（Free to Play）中所記錄的三位頂級遊戲玩家都是來自於沒有父親的家庭的年輕男性，這恐怕絕不僅僅是一個巧合。其中的一位玩家「登迪」（Dendi）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在父親死後就開始瘋狂地打遊戲——他說失去父親這件事「讓他深陷遊戲難以自拔」。另一個玩家「恐懼」（Fear）的父親在他年幼的時候離家出走，在落選籃球隊之後他就開始大把大把地把時間花在打遊戲上；他說自己今天的狀態跟父親的離去關係很大。第三位玩家「嗨嗨」（Hyhy），說自己的父親在自己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幾乎天天工作15～16個小時，並且「幾乎放棄了其他的一切」。這部紀錄片追蹤了幾個世界上最高水平的DotA玩家角逐一項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的錦標賽的過程47。我們還需知曉，2015年錦標賽的獎金已經增加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千八百萬美元，並且北美隊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冠軍，領銜的隊長正是「恐懼」48。
沒有父親的另外一個副作用就是注意力問題和情緒困擾的增加。瑞典一項針對超過一百萬名6～19歲兒童的研究發現，單親家庭的孩子們需要藥物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比例要高出54%49。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數據表明，只有父母一方帶孩子的未婚或離異家庭中，兒童出現需要專業干預的情緒問題和行為問題的比例高出了375%50。
男孩成人導師網（Boys to Men Mentoring Network）的聯合創始人克雷格·麥克萊恩（Craig McClain）對於成年男性常常不願花時間跟十幾歲的男孩在一起的原因，給出了一個較為悲觀的觀點：
成年男性懼怕十幾歲的大男孩們，而且是怕到死，他們不願意跟這些小年輕有任何的瓜葛。我自己在跟很多男性群體的對話中都會見到這種情況：「喂，大家誰願意跟我一起去和30個十幾歲的男孩共度週末？請舉手。」舉手的人寥寥無幾，然後我會說：「這就是問題。」成年男性懼怕十幾歲的男孩們，其實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十幾歲時的記憶只有苦惱、悲傷、難過和孤獨，他們看到這些孩子也處於同樣的狀態，走著一樣的路，這就是他們退避三舍的原因。51
那麼年輕的男性會怎麼做呢？紀錄片《時間旅人》（Journeyman）追蹤了兩個明尼蘇達州的青春期男性邁克和喬在導師的幫助下從男孩長大成為男人的經過，以及他們成人禮的整個過程。在最初階段，兩個男孩都對外面的世界缺乏信任，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從來沒有過父親。邁克和喬各自跟一個男性導師結對，而他們兩個人的導師也來自沒有父親的家庭，並且在自己的青年時代也都同對自己感到羞恥和內疚的情感進行過鬥爭。其中的一個導師，丹尼斯·吉爾伯特（Dennis Gilbert），對自己指導他人的能力並不確信：
最初我是這麼想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願意做這個導師。我那個時候不知道自己跟青春期的男孩子們相處會有問題，尤其是成群的孩子們。我有這種恐懼的現象。很多時候，我們就呆坐在車裡面盯著對方看，並且我幾乎從對方那裡得不到任何響應。大概過了六個月之後，我想：我這麼做是對的嗎？我發現不了任何事情。我們沒感到像好朋友一樣，我只是一個在他無聊的時候能帶他出去走走的人。於是我給查理打了電話。我說：「我認為作為導師我是失敗的。他並不喜歡我，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可說的……或許有其他人比我更能勝任這個導師的活兒。」查理說：「丹尼斯，你現在做的就是你該做的事情。」他說對了。這個階段過去了，又過了三個月之後，他開始對我交心了。52
在這些年輕人長大成人的路上有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有個喜歡他們待在自己身邊的成年男性為他們提供一些指導，讓他們感到自己是被認可和喜愛著的，同時又要求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被認可和喜愛，實際上就是媽媽們通常給予的「無條件的關愛」（unconditional love）；而基於表現和有效嘗試的讚賞，一般是由爸爸來負責的。在這種情況下，導師們身兼兩職。
兩年之後，邁克的成績從門門不及格漸漸變成了名列前茅，並且他也在「男孩長大成人」的週末活動中第一次作為志願者參加。他說這種體驗好像脫胎換骨，他說他以前走投無路看不到將來，但是現在他能見到自己的未來了。喬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並且滿懷希望地準備養家餬口。這些男孩的導師們發現，通過跟他們互動，自己也同樣經歷了一段面對自己童年中諸多懸而未決問題的情感和心靈旅程。
如果身邊有投入而關注的父親，或者積極的男性榜樣，孩子們對他人的態度就會更加開放、接納和信任。在一個社交能力測驗中，一組家裡有爸爸的小學生在總共的27個項目中有21個都比家裡沒有父親的孩子得分更高53。很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也有更多的玩伴54。他們也都更喜歡學校生活，並且接受了更高等的教育。在9個學業度量指標中，被父親撫養長大的孩子有8個得分更高，而且父親在各方面的顯著影響一直保持到了高中階段55。
男孩們的生活中需要成年男性是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母親的角色當然也同樣至關重要，但是，「面對兒子們在青春期裡如何保持頭腦冷靜、行為符合道德規範這一問題，單親媽媽實際上是束手無策的」，《男孩的腦子想什麼》（The Minds of Boys）的作者邁克爾·古裡安（Michael Gurian）如是說。「男孩們需要父親。為什麼呢？因為這是自然規律，這就是人性需求。有來自於母親的養育，也有來自於父親的養育，這兩者在本質上就大相逕庭。男性採用跟女性截然不同的撫養方式，對於孩子們而言——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他們兩者都需要。」56
成年男人們也需要明白，想要參與進自己兒子的生活之中是個很好的觀念。性別問題研究者和活動家沃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提出，對於年輕男性成長可能的更加平衡的視角，不僅僅對年輕人自己，而且對各方都有好處：
在婦女運動之前，女孩們只學會了怎麼從右邊來划動家庭之船（帶孩子），而男孩們則只學會了從左邊划船（掙錢養家）。婦女運動幫助女孩們長大成為女人，並且懂得了用兩隻槳划船；但是男孩們卻沒能和她們齊頭並進，變成了仍然只知道從左邊划船的男人——還是只知道工作掙錢。這會帶來什麼問題呢？如果我們的女兒們運用了她們新獲得的從左邊划船的能力，而我們的兒子們仍然只會從左邊划船，那麼這個家庭之船就只能原地打轉了。而一條原地打轉的船更有可能撞上「經濟衰退」這一岩石而觸礁沉沒。在過去，一個男人可能是全家的唯一經濟支柱，並且會在一個公司裡工作一輩子。在將來，高度發達的科技讓經濟情況始終不停地變化，而這就需要家庭之船具有更多的靈活性，需要我們的兒子們最終也學會撫育兒女，就像女兒們現在對掙錢養家也應付自如一樣。57
僅僅是在幾代人以前，男孩們身邊不只有爸爸，還有叔叔伯伯、爺爺外公、堂哥表哥、家族的男性朋友和鄰家玩伴兒，這提供了一個擴展的群落，一個男孩們獲得社會支持和學習社會規範的非正式的來源。Facebook、Twitter、遊戲論壇和其他互聯網媒體，它們似乎是今天這些功能的替代物——但是這遠遠不夠。這些年輕男性需要的絕不僅僅是所謂「聯絡人」19，他們需要的是知己之交。他們需要當自己困惑彷徨的時候能夠活生生出現在他們身邊的人，那些因為對男人的內心瞭如指掌，不用說就能感受到他們的情緒變化和需求的人。對每個人來說，開口尋求幫助都是困難和尷尬的。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都是這樣，因此我們就要知道，在我們感覺對方需要幫助的時候，問一下對方是很有好處的。這也是年輕男性需要富於同情心的朋友和家庭的另一個原因，當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這些人能感覺得出來，而且願意幫忙。同樣重要的是，在小伙子們有了積極貢獻或者成就的時候，他人能夠給予應有的關注，這種有保障的讚譽讓他們能漸漸樹立自己的信心、榮譽和自豪感。
與此同時，只有成年男性才能讓男孩們接受既定的社會和道德規範。如果沒有人能夠讓他們意識到搖擺不定的行為的真正後果的話，男孩們就會得寸進尺，一發不可收拾。對於媽媽來說，扮演這種角色即便不是癡心妄想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孩子們青春期的時候；在男孩子變成男人的進程中，她沒法做到一面給予無條件的關愛，另一方面又做一個賞罰分明的規範化身。誠然，由這樣自相衝突的母親或者高科技來完成教育一個男孩長大成為一個男人的任務，總比放任自流要好得多；但是這樣就會給年輕小伙子們帶來關於男人世界的扭曲和似是而非的認識。
媒體影響
做一個男人意味著什麼？年輕男孩們從哪裡得來男子漢到底是什麼的觀念？我們在研究中訪談的很多男性都回答說，當他們坦然面對真實的自己的時候，充滿信心地作出決定的時候，以及主動追求自己夢想的時候，覺得自己最像個男人。男性天生就喜歡冒險和探索，他們喜歡對事情有所掌控的感覺。知道自己要什麼會讓他們充滿動力，同時他們需要來自於同伴的敬重，尤其是其他的男性。自始至終，這種尊重來自於他們自己是誰和他們的所作所為。
然而，這種充滿意義的尊重理應來自於親社會行為，即那些能讓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事情。這種尊重不應該來自於酒量比朋友大或者比他們更能搞怪作亂。不幸的是，很多流行的影視節目中只提供了這種不堪入目或者猥瑣齷齪的男性形象。
我們深信電視節目中其實可以出現更多性格立體的男性。影視中的男性特徵多數都是衝動而頭腦簡單的笨蛋、變態警探、糾纏不清的大廚、吸血鬼、性變態或者腦滿腸肥卻娶了個艷若桃李的妻子的男人，緣何如此其實並不是什麼秘密。馬裡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不開心的人們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明顯更多58。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看電視是被動的行為，它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逃避方式，讓人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把自己的注意力從現實生活中移開。戲劇具有驚人的轉移注意力的能力。當你看到兩個古銅色皮膚的健壯大漢拳腳相加一決雌雄的時候，就像在看水族箱裡的兩隻斗魚在搶地盤，你就不覺得自己的生活有多麼匱乏了。
不和諧的故事自有其吸引力。如同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59只要看了一個描寫幸福人生的節目，就跟看了所有類似節目差不多。
但是這裡面有個問題，如果年輕男性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更好的行為榜樣，他們就會不知所措，不理解什麼樣的行為是作為男人可以接受或者不可容忍的。暴力與性，這兩個在媒體中被過度誇張表現，而在生活對話中卻甚少提及的話題，尤其讓他們迷惑不解。「這讓那些男孩子非常困惑。暴力在他們周圍俯拾皆是：在電視上，在新聞中，在電子遊戲中——與此同時，他們卻也會被告知男孩們自己心裡所渴求的東西都是壞的。我覺得最危險的是，這會讓有這種想法的男孩們開始覺得自己是不好的人。」《遠離猛虎》（Far Away from the Tigers）的作者，幼兒園老師簡·凱奇（Jane Katch）這樣說60。
沃倫·法雷爾在他的《男權的神話》（The Myth of Male Power）一書中煞費苦心地詳盡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很多男孩無意識中被灌輸了性實際上是比殺人還要骯髒和不好的事情的觀點，因為他們的父母會讓自己的孩子看殺人如草芥的西部片，但是在電視上有裸體鏡頭或者性的內容的時候，卻會立刻把電視關上61。毋庸置疑，現今男孩們唾手可得的網上色情圖片也不可能改變他們對於性是骯髒的、迴避愛和情感連接的這樣的觀念。
到了13歲或14歲的時候，男孩們腦子裡已經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男孩比女孩對性的需求更強烈——或者說在性方面採取主動的女孩是不值得信賴的，這就讓他們認為自己必須要在性方面扮演主動的角色。自然而然地，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被拒絕，而這就會強有力地抑制他們的動機。如果一個年輕男性不認為自己是人群中鳳毛麟角的傑出人物，他就會認為自己最心儀的女孩肯定會拒絕自己。而看電視和色情片並不需要任何承諾，而且被拒絕的概率為0，它能讓你即刻飄飄欲仙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緩和恐懼的心情。然而一個副作用就是，它們同時也減少了男孩們練習追求女孩們的技巧的動機，反而讓他們離自己的最終目標越來越遠了。
福利體系的瑕疵
2015年，美國大概有420萬人領取了社會福利，包括「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簡稱TANF）和「美國國家補助計劃」（State Supplemental Program，簡稱SSP）。這些福利在每個財年按月發放，其中大多數的領取者為兒童62。來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18%的美國成年人曾經在生活的某個階段中獲取過「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upplemental Nur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SNAP）的幫助，或者使用過「食品券」（food stamps）。民主黨支持者使用食品券的可能性是共和黨支持者的兩倍，女性使用該券的可能性是男性的兩倍，還有就是少數族裔使用救濟券的可能性也比白人高出一倍。65歲以上年齡段曾經使用過食品券的人數最少，而學歷較低的人群（高中畢業或者更低學歷）領取這些救濟的可能性比大學畢業人群高三倍63。
在最近二十年間，針對最貧困家庭的現金救助力度正變得越來越弱而不是越來越強64。每個人一輩子之中接受社會福利救助的上限是五年，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之中，很多人都已經達到了這個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的強制上限。不論你是否相信社會福利加劇了未婚生育、毀掉了人們尋求和獲得收入的動機，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當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問題多多。尤其是與聯邦政府對於公共教育、職業培訓與支持、創造工作機會方面的配套資金之間缺乏平衡。
當前的體系實際上並不鼓勵單親媽媽們建立一個穩定的雙親家庭，儘管福利基金中確實有一部分被分配用來促進這類家庭結構。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簡稱HHS）規劃與評估書記助理辦公室的一份調查顯示：
對於符合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領取條件的有孩子的女性而言，她們建立同居或者婚姻關係的意願是受到該政策的影響的。對意願或者動機的影響取決於她們選擇的同居或者結婚對象的經濟來源，以及他們跟孩子的血緣關係。影響這些動機或者意願的相關條款包括領取資格的確定、基本補助金的構成、混閤家庭被如何對待、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居者被如何對待，以及和工作相關的規定。65
已婚的或者跟孩子生父在一個屋簷下生活的女性都面臨著被救助額度減少或者失去被救濟資格的風險：
我們的主要發現就是，如果一個男性有一些經濟來源，根據政策，他建立或者維持一個血親家庭是最不划算的，而建立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居家庭是最划算的，甚至是被鼓勵的。如果在一個家庭裡父親是所有孩子的生父，他和他所有的經濟來源都要被計算進入這個家庭。而在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居家庭中，他不是家裡任何一個孩子的生父，他的經濟來源就不會被計算進來。除此之外，多數州都不會計算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居者的資源，而是直接把現金支付給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的受益人和她的孩子們。66
換句話說，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當前的結構實際上鼓勵了與除孩子生身之父之外的其他人同居，阻礙了家庭的建立，甚至是鼓勵了家庭的破裂。
在西方其他國家裡這樣的事情同樣在發生著。舉例而言，英國的單親家庭數量比大部分歐洲國家都要多（只有愛沙尼亞、愛爾蘭和拉脫維亞超過了英國）67。按照平均水平而言，英國單親家庭領取的政府福利的數量是雙親俱全的家庭的兩倍還多68，而陷入貧困的可能性也要高出兩倍半69。據社會公正中心（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估計，「家庭破碎」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比整個美國的國防預算還要高70。在美國，單親家庭中的孩子們也更有可能在貧困之中長大，並且跟雙親俱全的孩子們相比向社會上層發展的可能性更小71。
本質上來說，當前的福利體系並不能幫助人們脫離貧困，反而會讓他們的窮苦一代又一代地循環下去72。最重要的是，政策改革的努力並沒有觸及兒童們生於貧困這個現象。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家庭破裂過程的孩子們堅持上學或者完成中等教育的可能性更低，而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有可能依賴社會救濟過活、更難以找到或者保住自己的工作，順理成章地也就更有可能負債纍纍或者身陷囹圄，並且持續地貧困下去。
拔苗助長，望子成龍
跟這些不見蹤影的父母截然相反的一種情況，就是那些望子成龍、拔苗助長的父母——這些家長對子女的成長環境控制得事無鉅細，不肯給孩子們自力更生、磨礪性格的機會，也不肯鍛煉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紐約的一位臨床心理學家洛麗·戈特利布（Lori Gottlieb）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寫了一篇關於父母在其子女的幸福感中所扮演角色的文章。她懷疑在童年時期過度保護不讓兒童體驗任何不快樂，實際上剝奪了他們長大之後本應得到的快樂。而望子成龍式家長的出現似乎印證了這種看法，他們把自己的孩子們用各種學習環境團團包圍，為的是讓他們事事無礙一心向學。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甚至僱用了「父母驅逐保鏢」（parent bouncer）來專門負責讓家長們跟自己的孩子保持健康的距離73。
儘管他們的初衷肯定都是好的，望子成龍式父母的監管方法實際上不僅僅傷害了孩子們的獨立性，而且還妨礙了他們自己展翅高飛的進程。通過把目的和意義強加給子女，孩子們自己探索人生意義和目的感的機會也就被剝奪了。這種問題的一種極端的表現就是在中國出現的「陪讀媽媽」的形式。全家把孩子視為珍寶，尤其如果是兒子的話，媽媽們負責一路陪伴孩子直到大學，孩子們則擔負著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重任。她們會在學校附近租房子居住，並且一刻不停地嚴格監督任何跟自己孩子有來往的小朋友們。有些時候，如果媽媽沒法在學校附近居住而爸爸又常年公務繁忙的話，就會由「陪讀奶奶」來代理這個職責。
失敗和挫折從來都是人生之中不可避免並且常常被低估的部分，但是有很多父母卻從來不讓孩子知道，人生中大部分事情都可能有失敗的時候，這是司空見慣而且合情合理的。從未經歷過失敗的生活，也就是從未面對過風險和挑戰的生活，也就是自保有餘而不求進取的生活。如此過活將來必然要付出代價。在我們的訪談中，一位大學男生提出了如下的忠告：
讓男人們在年輕的時候經歷失敗，這樣等他們成年之後再面臨失敗時，就不會覺得天昏地暗走投無路了。我認為自己的父母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他們每次都會出手把我從失敗的邊緣「挽救」回來。我在上大學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從來沒學會如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我也看到身邊其他很多男生面對同樣的錯誤屢教不改，沒有能力從中學到任何教訓。
望子成龍式父母的另一個感覺，就是他們堅信自己居住的社區環境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場所，因而不讓自己的孩子隨意參與體育活動，而只能參加家長們精心安排嚴格監督的運動，這實際上間接地通過作弊讓孩子們喪失了鍛煉組織能力和社交技巧以及自己解決各種衝突的機會。花時間去不斷提升自己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幸福感是人類的天性，但是現在的孩子們卻沒學到這些。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得來的基於恐懼的「安全第一」心態已經非常有效地讓這些孩子對戶外活動興趣平平甚至是敬而遠之了。現在到國家森林公園或者荒郊野外去遠足的人裡最少的就是十幾歲的年輕人，近些年他們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了訪客總數的3%74。再次強調，我們仍然深信每個人的自然天性都是需要不斷增強的，而方法就是通過經常身臨其境地與大自然相接觸，對外在環境產生切身感受和體驗。無論是身處叢林之中還是沙漠荒野，或者是青山環抱、海闊天空，這些都會讓人心生敬畏，並且感受到生機勃勃的鮮活生命。同時這也會讓你的頭腦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更加聰明75。
同性戀父母
對子女撫養有同等義務和責任的離婚父母確實沒有一直保持原有婚姻狀態的父母們有效率，但是同性戀父母的有效性仍然沒有被充分地研究，因而尚且不得而知。孩子們是否需要有一對婚姻中的父母才能發展良好前途無量，抑或從出生開始就與兩個同性別並且有類似於婚姻的親密關係的父母一起生活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現在在美國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裡，同性戀婚姻已經合法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同性戀伴侶本可以選擇結婚卻並不這麼做。這也就意味著有的孩子會生活在同性戀婚姻的家庭中，而另外一些孩子的同性戀父母只是同居一隅，但有著類似的家庭風格和模式。
這些本就寥寥的關於同性戀伴侶作為父母的有效性的調研尚未被充分研究分析過，並且現在收集的各種數據之間也有矛盾的地方。一個備受詬病的研究發現，如果某些兒童的同性戀父母是在兒童的童年晚期才開始有同性戀愛關係的，那麼與跟原始血親父母生活在婚姻家庭裡的兒童相比較，這些孩子在未來的生活中更有可能吸食大麻和煙草、作奸犯科，更可能因為焦慮或者抑鬱而接受心理咨詢或者治療，以及花更多時間看電視76。與之相反，其他也有著各自瑕疵的研究卻認為同性戀家庭和異性血親婚姻家庭中的孩子們在快樂程度77、健康程度78以及性和社交的發展程度上面都難分軒輊（儘管他們更有可能被欺負79）。美國心理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宣稱，目前沒有科學研究支持同性戀僅僅因為性取向就不適合做父母的說法80。
隨著適合作為結婚對象的適齡男性漸漸成為稀缺商品，我們認為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選擇非常規的或者雙性戀的同居生活，這一點可以從我們所見到的「非一夫一妻制運動」（non-monogamy movement）中獲得證實81。在貫穿整個歷史的過程中，每次當女性的數量過剩的時候，婚姻和家庭被賦予的價值就會下降，繼而就是婚外性關係的增加，並且更多地被公開談論和被社會規範所接受82。
家庭關係的變化日新月異，但是這種飛速變革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尚未充分顯現出來。而另一方面，教育體系的發展卻是笨拙遲緩，被令人心痛地遠遠拋在了後面，這就是我們下面將要討論的。
提要
擁有一個溫暖的童年至關重要，豐盈關係的缺失會對我們長大以後關愛他人的能力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
如果父母不肯給孩子自力更生、磨礪性格、鍛煉能力的機會，將會傷害到孩子的獨立性。
男孩需要在身邊和媒體上看到更多積極的男性形象，獲得身為男性的自我認同，踏上自己的英雄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