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平庸性概念來自阿倫特對於阿爾道夫·艾希曼受審時的觀察，艾希曼被控犯下侵害人權的罪行，協助策劃歐洲猶太人的人種滅絕行動。在《艾希曼受審於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性的一份報告》書中，阿倫特系統地闡述了這觀點，她認為不應該將這類人視為例外，把他們當成禽獸或是變態的虐待狂。她主張，這類典型被用於詮釋邪惡罪行加害者的天性式歸因，作用只是將加害者和人類社群成員隔絕而已。但是漢娜·阿倫特說，我們應該揭露的是艾希曼和那些跟他類似的人身上的平凡性。瞭解到這點後，就會更加意識到這類人是所有社會中普遍而潛藏的一股危險力量。艾希曼抗辯他只是按照命令行事而已。關於這位集體屠殺劊子手的動機與良知，阿倫特指出，「就他的基本動機來說，他相當確定自己不是他所稱『內心卑劣的人』，意思是他內心深處藏著一個下流混賬；就他的良知而言，他記得非常清楚，如果說他會覺得良心不安的話，唯一的原因只會是因為他沒有服從指令——以極度熱誠和一絲不苟的手法將數百萬男女老幼送上斷魂路。」
在阿倫特對艾希曼的描繪中，最令人震驚的是從各方面來說，艾希曼似乎是個極端正常而且徹底平凡的人：
共有半打的精神病學家鑒定艾希曼的精神狀態屬於「正常」，據說其中一位更是宣稱：「無論如何，他的精神狀態比做完他精神鑒定之後的我還要正常。」而另一位則發現，就他的整體心理狀態，他對妻小、父母、兄弟姊妹及友人的態度來評估，他「不僅是個正常人而且還非常討人喜歡」。
阿倫特提出她至今仍維持經典地位的結論：
艾希曼的問題正是在於，他跟太多人其實沒有兩樣，他們既不是變態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們過去是、現在也仍是可怕且駭人地正常。從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斷標準而言，這種正常性比所有暴行總和都還令人震驚，因為這意味著……此一新類型犯罪者的確是人類公敵……在他幾乎不可能知道或不覺得自己做錯的環境下犯下這些罪行。
接著阿倫特寫下了這段鏗鏘有力的話語，她形容艾希曼帶著尊嚴步向絞刑架：
彷彿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他用他的一生總結了人性之惡這門漫長課程曾給我們的教訓——邪惡那令人喪膽、蔑視一切言語和思想的平庸性。
我們前面提過「平凡人」犯下暴行的觀點，歷史學家克裡斯多弗·布朗寧已做出完整的探討。他揭露了由數百名來自德國漢堡的男性所組成的101後備隊，在遙遠的波蘭村莊中犯下的滅猶罪行，而這些罪行或是屬於系統性行為，或是由個人所為。這些屬於工人及中下階層的中年居家男子槍殺了數千名手無寸鐵的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並且將另外數千名猶太人強制送往死亡集中營。然而布朗寧在他的書中堅決聲稱他們全都是「平凡人」。他認為納粹政權的大規模屠殺政策「並非少數攪亂日常生活寧靜的失常或特殊事件，正如101後備隊的故事指出，集體謀殺成了例行公事。正常性本身最後變成極度反常」。
心理學者歐文·斯托布也持同樣觀點。他的研究使得他逐漸導出結論，「邪惡從平凡思維中滋長並由普通人付諸實行，這向來是通則，不是例外。」根據齊格蒙特·鮑曼(Zygmumt Bauman)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分析，殘酷的行為應該從社會根源來歸因，而不是歸咎於「性格分析學式的」決定因素或是「人格缺陷」。鮑曼更進一步認為，有能力聲張道德自主性以抗拒破壞性權威指令的少數個人，才是通則中的例外。在面對試煉之前，這樣的人極少能意識到他或她擁有的力量。
邪惡平庸性的另一種特質將我們引進拷問者巢穴，這類人的任務是運用一切必要手段來摧毀受害者意志、抵抗力及尊嚴，而我們得思考的是，他們和病態性罪犯是否有任何差異。研究拷問者的人的共同看法是，總體而言我們無法從拷問者的背景看出他們和一般大眾的差別，在他們從事這個骯髒工作之前並不具備性格上的特殊性。約翰·康羅伊(John Conroy)曾在愛爾蘭、以色列和芝加哥三個不同事件地研究參與拷問的人，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所有案例中，那些「最惡劣的行徑」都是由「一般人」犯下。他主張拷問者在鎮壓敵人的過程中表達了他們所代表的社群意志。
我的同事希臘心理學者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圖羅斯曾深度分析受希臘軍政府訓練擔任官方許可刑求者的軍人(1967—1974)，她得到的結論是：拷問者不是天生，而是後天訓練而成。針對「誰有辦法成為有效率的拷問者？」這問題，她的答案是「任何人的兒子都辦得到」。只需要短短幾個月，來自農村的普通年輕男性就可以被訓練成「凶器」，做得出牲畜一樣的殘暴行為，他有能力使用最可怕的手法來羞辱、傷害任何被貼上「敵人」標籤的人——當然了，那些人全都是自己的同胞。這類結論不是僅適用於某個國家，許多極權政體中都有出現過共通現象。我們曾研究過巴西的「暴力工作者」，這些警察為統治巴西的軍政府刑求、謀殺巴西人民。而從我們所能搜集到的所有證據中顯示，他們也都是些「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