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可以準備考慮這樣的觀點：大部分成為惡行加害者的人可以和做出英雄之舉的人直接相比較，因為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都只是平凡的一般人。邪惡的平庸性與英雄之舉的平庸性之間有許多相似性。兩者都不能直接歸因於獨一無二的天性傾向：無論在基因或是內在心理面上，做出這兩類事情的人都不具有病態或良善的特殊內在特質。兩種狀況都是在特殊時間、特殊時間中才浮現，在這之中，情境性力量扮演著強制的角色，推促著特定個人跨過不行動到行動之間的決定界限。當個人被行為脈絡中產生的牽引力量攫獲時，會有做出決定的決定性時刻。這些力量結合起來，增加了個人做出傷害他人或幫助他人行為的機會。他們的決定或許是有意為之，或許是無意識中做成。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強烈的情境力量經常會強力驅使人行動。情境的行動引導力包括：群體壓力和群體認同、行動責任的分散、只考慮眼前不顧後果、社會模式的出現，以及對某個意識形態的承諾。
在猶太大屠殺期間對猶太人伸出援手的歐洲基督徒的說法中，有個共有的主題，總結說就是「善良的平庸性」。這些做了正確的事卻絲毫不以英雄自居的拯救者，認為自己只是表現了何謂正派合宜言行的共通感受，這樣的人數量多得令人注目再三。而在納粹絕世空前的系統性種族滅絕行動背景下，他們的善良平庸性格外使人印象深刻。
我在這趟旅程的路上已嘗試告訴各位，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憲兵獄卒和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虐囚獄卒都說明了《蠅王》類型的暫時性人格變化，亦即從尋常人變成邪惡的加害者。我們必須將這些人和持續執行大規模暴行的暴君對照並列，後者包括阿明將軍、希特勒和薩達姆。我們也應該將一時的英雄和終身英雄對照觀察。
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輛公交車上，羅薩·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坐到公交車後方的「有色人種」座位區，喬·達比揭發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應聲趕往救援危難中受害者的英雄之舉，是指發生在特定時間、地點的勇敢作為。對照於此，甘地或是特裡薩修女的英雄之舉則是終身篤行的英勇作為。慢性英雄和急性英雄的對照正如同勇敢與英勇的對照一般。
這意味著，我們之中任何人都能輕易成為英雄或是邪惡加害人，一切端視我們如何受到情境力量影響而定。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找出如何限制、約束及避免促使我們做出社會病態行為的情境性及系統性力量。此外同樣不可少的是，每個社會都要在公民之中培養出「英雄形象」意識。我們可以透過傳達這樣的信息來培養英雄形象的公民意識：每個人都在等待成為英雄的時刻到來，而在時候到來時期望人們做出正確的事。對每個人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是否採取行動幫助他人？是否要避免傷害他人？還是該什麼事都不做？我們應該要預備許多桂冠頒發給發現自己潛藏力量和美德，並讓勇氣和美德推促他們對抗不公正和殘忍行為、始終堅持節操的人。
我們已回顧過大量反社會行為的情境性決定因素的研究，特別是米爾格倫對權威力量的調查，以及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揭露的制度性力量，這些研究透露出，正常的一般人可以被引導對無辜的他者做出殘酷的行為，而這改變可以到達什麼程度。儘管在這些研究以及許多其他的研究中，大多數人或是服從，順從、屈從，或是被勸服，受到誘惑而做了不該做的事，但始終有少數人抗拒，抗議、拒絕服從不符合人性的指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面對輕易讓大多數人淪陷的強有力情境力量，一個人的抵禦能力也就是英雄精神所在。
抵抗情境力量之人的人格，是否不同於盲目服從者？一點也不。相反的，英雄之舉的平庸性概念堅持認為，在重要時刻做出英雄之舉的人和輕易受到誘惑的大多數人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但並沒有足夠的經驗研究可支持這主張。這是因為英雄式行為並不是可以做系統性研究的單純現象，它難以被清楚定義，也無法當場進行資料搜集。英雄式行為瞬間即逝，難以預料，完全只能通過回溯的方式評價。也由於英雄們通常是在英雄行為發生後數個月或數年後才接受訪談，因此這些也許會被攝影家亨利·卡蒂埃--佈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稱為「決定性瞬間」的英雄作為，我們也找不到相關回溯性研究。總而言之，我們並不瞭解在英雄們決定冒險的那一刻，他們的決定基礎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