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邪惡事情正在發生的情境裡有三種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倖存者，然而邪惡情境中也常出現觀察者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觀著惡行進行，後者知情卻不插手協助或者向邪惡挑戰，導致邪惡因他們的不為而持續猖獗。
正是因為好警察對弟兄們的縱容，才會出現在街頭、在警局後面的小房間毆打弱勢者的野蠻行為。正是因為主教或紅衣主教重視天主教會的形象勝於一切，才會掩護教區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們都知道什麼是對錯，卻任憑邪惡橫行而不攔阻，造成姦淫幼童者長期持續罪行(天主教會對此付出的終極代價則是天價的賠償金以及大量流失信徒)。
同樣地，在安然、世界通訊、安達信以及美國和世界各地許多出現類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優良員工默許各種作假行為，知情而不阻止。還有，正如我先前提到過的，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由於好獄卒並未為了囚犯們所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讓壞獄卒們有機會放輕鬆，結果等於是默許虐待情況愈演愈烈。而眼睜睜看著惡行發生的人正是我，當時的我只是禁止肢體暴力出現，卻允許狹小的囚室之中充斥著精神暴力。我讓自己受困於研究者和監獄監督者的角色衝突中，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於種種苦難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卻渾然不覺。我也因此犯下不為之惡。
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當需要採取行動時，民族國家的不為，縱容了大規模屠殺、種族滅絕事件，正如我們在波黑、盧旺達以及最近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所看到的。國家就跟個體一樣，常不願捲入麻煩，國家也一樣會否認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行動的急迫性，也一樣寧可相信統治者的宣傳性說法，聽不進受害者的哀求。此外，決策者還經常受到來自「當地主事者」的內部壓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觀而無法採取行動。
有關於制度性的姑息之惡，就我所知最悲慘的例子之一發生於1939年，美國政府以及當時主政的人道主義者羅斯福總統拒絕一艘滿載猶太難民的船隻在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聖路易斯」(St. Louis)號客輪從德國漢堡市起程，載著九百三十七名逃離大屠殺的猶太難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卻推翻了先前接受他們入境的協議。難民們和這艘船的船長絕望地試著想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進入就在眼前的邁阿密，他們花了十二天的時間，卻無法從任何港口進入美國，只好載著這些難民再次橫渡大西洋返回歐洲。一些難民之後獲准入境英國及其他國家，但許多人卻難逃納粹集中營的毒手。請試著想像一個人曾距離自由只有咫尺之遙，卻死於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麼樣的遭遇？
綜觀人類歷史，有能力行勸者卻袖手旁觀；知情者卻無動於衷；正義之聲在最迫切需要時保持沉默；於是邪惡方能伺機橫行。
——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亞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