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坦福大學的同事阿爾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學生設計了一個效果很強的實驗，可以細膩地呈現去人性化標籤的力量如何促使人們傷害其他人。
實驗是這樣進行的。研究者將來自附近專科學校的72名男性志願者[以三人一組的方式組成「監理人團隊」，他們的任務是懲罰做出錯誤決策的學生，研究者聲稱這些學生是—個決策者小組的成員。當然了，扮演監理人的學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試者。
實驗中共有25道評論測試，擔任監理人的學生可以聽到決策團隊(據說是正在相鄰的房間裡)的談話，並根據聽到的消息推測他們正在形成共識決定。研究者提供監理人相關資訊以評估決策小組在每道測試的決策是否適當。當形成不當決策時，監理人團隊的任務就是施加電擊懲罰。他們可以從電力最弱的第一級到最強的第十級中選擇電擊強度，所有決策團隊的成員都會受到電擊懲罰。
研究者告訴監理人，他們是由來自各種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組成，目的是為了增加計劃的普遍性，決策者們則是擁有相同特質的人。這樣一來，被貼在某個決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負面標籤就可以代表整個群體。
研究者改變這個基本情境中的兩個特質：即「受害者」如何被貼上標籤，以及監理人如何為施與電擊行為負起個人責任。標籤化狀況共有三種，分別是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歸責狀況則有兩種，分別是個體化或分散，志願者被隨機指派標籤化及歸責狀況。
讓我們先考慮標籤化的過程及其效果，接著再考察不同歸貴方式的運作。實驗的設計足讓進入實驗的每一組參與者都相信，他們可以偷聽到研究助理和實驗者在對講機中的談話，而他們洩露的是據說為決策者填寫的表格內容。研究助理會用簡短話語悄悄表示這個小組所呈現的個人特質符合招募他們人員的看法。在去人性化狀況中，決策者被描述成「禽獸、爛人」。相對地，他們在人性化狀況中就被形容為「敏銳、聰明，比較人性的——群」。而在中立的狀況中，研究助理則不做任何評價。
有一件事必須說明清楚：實驗參與者和電擊受害者之間並未有過互動，所以無從做出個人評價，更無法適當地評價。這些標籤是旁人加諸於其他年輕學生的屬性，而根據他們聽到的說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輕學生也都是自願參加實驗。實驗結果如何呢？職校學生如何對據說是由他們所監督的決策者施加懲罰，標籤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事實上根本沒有「其他人」存在，他們聽到的只是統一播送的錄音帶內容。)
結果顯示，標籤的固著力強大，並對懲罰程度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貼上「禽獸」標籤的人受到更強力的電擊，他們的電擊強度呈直線上升超過十道測試。隨著測試的進行，電擊強度也不斷增高，在最強程度十級的電擊中，每組參與者平均施加七級的電擊懲罰。被貼上「和善」標籤的人被施加電擊的強度最小，而未被貼上標籤的中立組的受罰強度則落在兩個極端值中間。
此外，在第一次測試期間，三個受到不同實驗待遇的小組所施加電擊強度並未出現差異，也就是，他們全都施加強度最小的電擊。如果研究就此結束，我們就會得出標籤化並未造成任何影響的結論了。不過隨著一次次測試進行，而決策者的錯誤也據說是不斷倍增，三個小組施加的電擊強度開始出現分歧。隨著時間越久，學生們對那些被形容為「禽獸」的人施加的電擊強度也越強。這個實驗結果可以比較我先前關於去個人化女大學生的實驗，她們施加的電擊強度也有隨著時間不斷上升的趨勢。因為練習或是經驗的學習而使得侵略性的回應隨時間加劇，這現象表明的是一種自我增強效應，其中樂趣與其說是來自於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說是因為人們處在支配情境，也就是處在讓別人得到應有懲罰的情境中所體驗到的權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這種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標籤化力量，剝奪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質。
這研究的正面之處在於，當某個握有權勢的人正面地標籤化他者時，雖然這標籤化一樣武斷，但那些人能因此得到比較受尊敬的待遇，被認為「和善」的人受到的傷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嚴苛的懲罰，無論在理論還是社會意義上，都跟去人性化現象一樣成立。這個實驗因此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也就是關於言語、修辭以及刻板印象標籤化的力量，既可用來行善，也可用來為惡。我們應該把孩童時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讓我受傷，壞話不痛不癢」，後面的那句改成「壞話帶我下地獄，好話帶我上天堂」。
最後，歸責狀況不同是否影響施加電擊的強度呢？當實驗參與者認為電擊強度是出於團隊共識而非個人決定時，他們會施加較強的電擊。正如我們先前瞭解到的，責任歸屬的分散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都會造成人們比較無法抑制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預見，正是當參與者須擔負較少個人責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時，他們會施加最強的電擊。
關於參與者如何正當化他們的行為表現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團隊發現，去人性化也成為人們用來自我開脫的借口，這又回過頭來導致懲罰強度增加。從對人們如何擺脫平常的自我約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為的研究中，班杜拉發展出一個概念模式——「道德鬆綁」(mord diseng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