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到匿名性和暴力可能攸關生死的真實戰場上，尤其是檢視外表改變對戰爭行為的影響。我們將比較不改變年輕戰士的外表，以及運用面部和身體彩繪或畫上面具(如小說《蒼蠅王》中的戰士)等儀式性的外貌轉變方式，這兩種不同做法所造成的影響。改變外表是否會影響之後他們對待戰敵的方式？
文化人類學家R．工沃森(R．J．Watson)，在讀過我之前發表的去個人化論文後，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的研究資料來源乃是耶魯大學的人類學數據庫，這個數據庫搜集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研究報告及論著。而沃森找到了兩項資料，一項資料記錄了不同社會的戰爭方式，一些是在進行戰爭前改變戰士外表，一些則並不改變；另一項資料則是這些社會殺害、虐待或切斷戰俘手足的程度，以作為明確的依變項——真可說是最恐怖的結果測量方式了。
而他的研究結果大大肯定了我先前的預測，即當上級允許戰士們以平常禁止的侵略性方式作戰時，匿名性將促進毀滅行為。戰爭是制度性地許可人們殺死或傷害敵人。而這項調查研究發現，在我們找到關於戰爭行為及對待戰敵方式資料的23個社會中，有15個社會會在作戰前先改變戰士外表，而它們也是最具破壞力的社會，這些社會中有80％(15個中有12個)會以殘暴的方式對待敵人。相對地，在8個不改變戰士外表的社會中，7個社會並未出現如此毀滅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觀點來檢視這些資料可發現，當戰爭中出現受害者被殺害，虐待或切斷手足的情況時，90％都是第一次改變外表並將自身去個人化的戰士所為。
文化的智慧告訴人們，欲將平常表現溫和的年輕人變成聽命殺敵作戰的戰士，關鍵要訣就在於先改變他們的外表。戰爭就是由年長的人說服年輕人去傷害和殺死跟他們一樣的年輕人，大多數戰爭都是這麼回事。而對年輕人而言，在作戰前先改變自己平常的外表，例如穿上軍服或戴上面具、做點臉部彩繪，則可以讓殺人變得容易些；一旦得到匿名性，平常那位富有同情心、關懷別人的人就消失了。當戰爭勝利後，文化智慧又會要求人們回到愛好和平的狀態。這時候他們就要脫掉軍服，拿下面具，洗掉臉上的顏料，找回平常的自己。在某種意義下，這很像是參與一個可怕的社會儀式，這個社會儀式不知不覺地使用了研究者斯科特·弗雷澤(Scott Fraser)在萬聖節派對研究中所採取的三階段典範模式——先維持平常裝束，再扮裝，最後脫去扮裝，於是他們的行為也經歷了三個歷程，當人們可以認出他們時，他們是愛好和平的，當他們取得匿名性時，他們成了殺人的戰士，最後當他們回到會被認出的狀態時，他們又變成愛好和平者了。
某些環境可賦予短暫的匿名性，對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變身體外貌也同樣具有匿名效果。為了親身示範地方的匿名效果會助長都市中的街頭破壞行為，我的研究團隊做了一個簡單的田野調查。請回想第一章中我提到我們實驗將車輛棄置在紐約上城布朗克斯區靠近紐約大學校園旁的街道上，以及加州帕洛阿爾托市的斯坦福校園附近。我們把這些車輛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廢棄車輛(把車牌拔走、頂篷掀開)，再用相機和錄像帶拍下對這些車輛的街頭破壞行為。在布朗克斯區那個使人感覺自己有匿名性的環境中，48小時之內就有好幾十個路過或駕車經過的人停下來，破壞這輛廢棄的車子。這些人大多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車裡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或是破壞車子。然而被棄置在帕洛阿爾托市的車子命運就截然不同了，一個星期過去，沒有任何一個路人曾經對它動過歪腦筋。這也是唯一可引用來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論」的經驗證據。環境條件會讓社會中某些成員感覺他們擁有匿名性，讓他們以為在這個統治社群中沒有人認得他們，以為沒有人能識別他們的個體性和人性，而這會幫助他們變成潛在的街頭破壞者，甚至是暗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