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記載是由許許多多的陰謀、背叛、謀殺、屠殺、革命、流放構築而成，而這些最惡劣的結果乃出自於人的貪婪、結黨營私、偽善、背信忘義、殘酷、狂怒、瘋狂、仇恨、嫉妒、情慾、惡意與野心……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許於地表上爬行的噁心敗類之中，你的大多數同胞就屬其中最邪惡的一群。
——喬納森·斯威夫特，《格列佛遊記》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對人類這群生物(我們這些人面獸心的人形野獸)的譴責或許有些極端，不過想想看，他在種族滅絕橫行於現代世界的數百年前、在猶太集體大屠殺事件發生前就已寫下這番批評，他的話或許不是沒有幾分道理。他的觀點反映了西方文學中的一個基本主題，也就是遠從亞當不服從上帝卻聽從了撒旦的誘惑開始，人類就從原始完美狀態中徹底墮落了。
社會哲學家盧梭曾詳盡描述社會力如何使人墮落，在他的想像中，人類乃是「高貴的原始野蠻人」，當人接觸到邪惡腐敗的社會時，他的美德也就被玷污減損了。在盧梭的概念中，人類乃是全能邪惡社會中的無辜受害者，而徹底反對這個觀點的人則認為人生而邪惡，我們的基因中早已寫下人性本惡的密碼。除非人類受到教育、宗教和家庭的感化而轉化為理性、講理、有同情心的人，或是受到來自國家權威力量強加的紀律約束行為，否則就會被肆無忌憚的慾望、毫無節制的胃口，以及充滿敵意的衝動所驅使而做出惡行。
在這場古老的辯論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惡社會誘惑而墮落，或是人性本惡因社會而得到救贖？在做選擇前，請先考慮第三種觀點。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為善或為惡、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殘酷、支配或服從，都可能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獄卒。也許是社會情境決定我們哪種心理模式和潛能會得到發展。科學家發現，人類的胚胎干細胞實際上可以發展為任何一種細胞和組織，即使一般的皮膚細胞也可能變成胚胎干細胞。我們可以擴張這些生物概念以及我們已知的人腦開發彈性，而認為人性也具有「彈性」。
支配生活的各樣系統形塑著人，貧富、地理與氣候、歷史時代、文化、政治及宗教支配人們，但人也受到每天都需面對的特殊情境塑造。而這些力量又回過頭來和我們的基本生物性及人性互動。我在稍早之前主張，人的墮落潛能乃是人類心靈複雜可能性的一部分，為惡及為善的衝動一起構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這概念提供了複雜且豐富的描繪，來解釋人類行為中的驕傲與謎團。
我們已經檢視過從眾及服從權威的力量，它們的影響力是支配並破壞人類的主動性。接著我們將通過學術研究的洞察力探查包括去個人化、去人性化以及旁觀者的冷漠，即「不作為之惡」的相關領域。這可以讓我們的認識基礎更全面，以便充分評價使平常好人有時去傷害他人、甚至做出徹底違背規矩體面或道德性惡行的過程，即便是仁慈的讀者你，可能也無法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