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社會心理學裡最後一個延伸案例，離開了人造的實驗室情境，進入到真實世界；在圭亞那叢林裡，有一位美國宗教領袖說服了超過九百名的追隨者自殺，或者是由親人或朋友殺害，這件事發生在1978年11月28日。「人民聖殿」教派在舊金山和洛杉磯聚會所的牧師吉姆·瓊斯為了在南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號召信眾集體移民到圭亞那。在他所想像的烏托邦中不存在著他厭惡的美國的唯物主義和種族歧視，人們友愛、寬容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隨著時間和地點改變，瓊斯自己也變了。他從大型新教教派的領導者、慈愛的精神之父變成一位死神——貨真價實的人性邪惡面戲劇性轉變。在這裡，我的意圖是將這個集體自殺事件與順從權威的行為模式彼此聯結，在米爾格倫位在美國紐黑文市地下實驗室和南美圭亞那叢林殺戮戰場間找出一條相通的路徑。
對於「人民聖殿」的許多貧窮信徒而言，在烏托邦中過著美好新生活的夢想在他們來到圭亞那之後就逐漸破滅了，瓊斯訂立於強制勞動的規定，成立武裝警衛，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飽，凡是違反瓊斯訂立的一大堆規則，即便是最輕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懲罰，而懲罰違規的情節每天都在上演。這些人的親人最後說服了一位國會議員前往調查這個集體農場，隨行的還有一個記者團，而瓊斯卻在他們離開圭亞那時謀殺了這些人。接著他把農場裡的信眾成員都聚集起來，發表了一個冗長演說，他在演講中敦促鼓勵他們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飲料結束生命。拒絕的人被守衛逼著喝下毒藥，或是在試著逃跑的途中遭到槍殺，然而跡象顯示，大部分的人都服從了領導的命令。
瓊斯顯然是個極端的自我主義者，他為他所有的演講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會的過程，包括最後的自殺操演都留下錄音帶記錄。在這份最後的錄音帶中，我們發現瓊斯扭曲了現實，他用謊言、懇求、不倫不類的類比、意識形態、超越現狀的未來生活等迷惑信眾，並當眾要求他們服從命令，而在此同時，他的工作人員十分有效率地對超過九百名聚集的信眾發放毒藥。從錄音帶的一些摘錄中可看出，瓊斯運用了一些殺人技巧以誘使信眾徹底服從他——一個瘋狂的權威人物：
讓我們吃點藥吧，這很容易，非常容易。這些藥不會讓人抽搐(當然會，小孩子尤其會有抽搐現象)……不要害怕死亡。你們就要看到，有些人會來到我們的農場，他們會虐待我們的孩子、折磨我們。他們會折磨老人家。我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拜託，可不可以快一點？快點把藥吃下去好嗎？你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我試著……拜託你們。看在神的份兒上，讓我們把事情辦好吧。我們活過了，我們活過也愛過，跟其他人沒兩樣。我們受夠了這世界，你們也快要一樣了。讓我們跟這世界道別吧。跟這世界的痛苦告別。(掌聲)……想跟孩子們一起離開的人有權利帶著孩子離開。我想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們離開，但……死亡沒什麼好怕，一點也不可怕，它是我們的朋友，一個朋友……你們坐在這裡，這表現出你們對其他人的愛。我們上路吧，上路吧，走吧。(孩子們的哭泣聲傳來)……尊嚴地放棄你們的生命，而不是由淚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麼……死亡只是換搭另一班飛機而已。別這樣，停止這些歇斯底里的反應吧……我們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嚴。我們得死得有尊嚴。我們之後將沒得選擇，但現在，死讓我們有了選擇……孩子們看，那就像幫助你入睡的東西。喔，神呀。(孩子們的哭泣聲傳來)……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求求你、拜託你、懇求你。不要這樣——停止哭喊吧。不要向母親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棄生命吧。
於是信徒們真的這麼做了，為他們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瓊斯和阿道夫·希特勒這一型的魅力型專制領導者的影響力極為巨大，即便對信徒做出極可怕的事情後仍然存在，甚至在他們死後仍可維持不墜。不管他們從前曾經做過的善舉有多麼微不足道，在他們忠實信徒心目中都遠超乎他們邪惡所作所為所遺留下來的禍害。讓我們思考一下加裡·斯科特(Gary Scott)這個年輕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著他的父親加入「人民聖殿」教派，但因不服從命令而被驅逐。他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製作的節目《父的慈愛：瓊斯鎮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後，打電話到隨後播出的全國熱線電話，他描述自己如何因為違反規定而受到懲罰。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嚇如果再不乖就會受到他最害怕的懲罰——讓一條大蟒蛇在他身上到處爬。但最重要的是，當我們聽他陳述這些痛苦帶來的持久影響時，我們會想問：他恨吉姆·瓊斯嗎？答案卻是一點也不恨。他已經變成一個「真正的信徒」，「忠誠的追隨者」。儘管他的父親在那次毒藥事件中死於瓊斯鎮，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蠻的折磨和羞辱，加裡還是公開表示他欣賞甚至鍾愛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瓊斯。連喬治·奧韋爾在《一九八四》書中構想的無所不能的黨，也做不到如此徹底的洗腦。
現在我們必須超越順從和服從權威的議題做進一步思考。即便這兩者的力量如此強大，但它們只不過是負責啟動而已。在潛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對抗關係中——如獄卒和囚犯、拷問者和被拷問者、自殺炸彈課和平民遇害者之間——會由於一些過程作用而改變兩者之一的心理構成。例如去個性化過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個人行為的可說明性、責任感和自我監控能力。而去人性化過程則奪走了潛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們變得跟動物一樣，甚至什麼都不是。我們也調查了一些讓旁觀者面對邪惡時成為被動觀察者而非主動介入、協助或檢舉者的情境。不為的邪惡實際上是邪惡的基石，因為它讓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們接受並允許這些惡行。
哈佛心理學者馬沙林·巴納吉(Mahzarin Banaji)所說的話正適合作為這一章的結語：
對於瞭解人性，社會心理學的貢獻在於它發現有些遠超出我們自身的力量決定了我們的心智與行動，而在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會情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