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尋常人做出與他們過去經歷及價值觀截然不同的惡行，在多份相關研究中，歷史學家克裡斯多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傑出研究是對此主題最為清楚的說明之一。在這份研究中，他告訴我們在1942年的3月，80％的納粹種族屠殺受害者仍存活於世，但僅僅11個月後，將近80％的人都死了。在這麼短暫的時間中，納粹啟動了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以便強力執行在波蘭的大規模屠殺行動。這項種族屠殺行動必須調動大型的殺人機器，但在這同時，正在節節敗退的俄國前線則殷切需求體格健壯的軍人。因為大多數波蘭猶太人都居住在小村莊而非大城裡，因此布朗寧對德國最高指揮部的決策提出一個問題：「在戰爭進入關鍵時刻的這一年，他們到哪裡找到人力完成如此驚人的後勤任務以執行大規模屠殺？」
他從納粹的戰爭犯罪檔案中找到了答案，這些檔案是關於101後備隊(Reserve Battalion l01)的行動記錄，這是—支由來自德國漢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組成的軍伍。他們都是年齡較大的一般百姓，閱為年紀大的關係所以沒有被徵召入伍，多半來自工人階級和低階中產階級，也不乏有從事軍警工作的經驗。這些經驗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蘭執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沒有受過訓練，而他們的秘密任務便是把居住在波蘭偏遠村莊裡的所有猶太人全部消滅。但是在四個月內，他們就以近距離直射的方式殺害了至少3．8萬名猶太人，並且將另外4．5萬人放逐到位於特累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營。
他們的指揮官一開始跟他們說，這是一項後備軍人必須服從的困難任務，但又告訴他們，任何人都可以拒絕處決這些男女老幼。記錄顯示，剛開始有一半的人拒絕接受這項任務，而是讓其他後備憲兵動手殺人，可是時間久了，社會形塑過程開始發揮作用，執行槍決任務者對其動之以情，使他們產生了罪惡感，再加上平時對「別的同袍會用什麼眼光看我」感到從眾壓力，到最後，竟有90％的10l後備隊員盲目服從軍中指揮的指令，親自參與了槍決行動。他們之中許多人在攝影記者前驕傲地擺出了近距離槍殺猶太人的姿勢，就像在阿布格萊市監獄中的軍人拍下的虐囚照片一樣，這些人在他們的「勝利紀念寫真」中擺出—副猶太威脅摧毀者的得意姿態。
布朗寧清楚點出這些人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特殊挑選，也不是出於自願選擇或由於職業或興趣使然才做出這樣的行為，因此這些並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們被放進這個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許可及鼓勵而對被武斷貼上「敵人」標籤的弱者做出殘酷的暴行之前，他們是徹徹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寧分析這些日常的人類惡行，在他深具洞察力的分析中指出最為明顯的一件事情是，這些尋常人乃是—個強有力權威系統的一部分，這個警察國家以意識形態正當化滅猶暴行，將紀律、對國家盡忠職守的道德律令強力灌輸到人民腦海中，而這些人正屬於其中一員。。
有趣的是，我一直主張實驗研究擁有和真實世界的相關性，而布朗寧則將許久以前曾在那塊偏遠土地上運作的潛在機制和米爾格倫服從研究以及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心理過程做了比較。這位作者接著指出，「津巴多研究中的種種獄卒行為和101後備隊中出現的各類行為模式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性。」(第168頁)他描述一些人如何成為「殘酷無情』的冷血殺手而享受著殺人的快感，而另一些人又是怎樣變成·強硬但行事公正」的規則執行者，以及少數可以有資格稱為「好獄卒」的人，他們拒絕執行殺人任務，偶爾也會對猶太人施點小惠。
心理學者埃爾溫·施陶布(Erving Staub，孩童時期在納粹佔領下的匈牙利長大，因居住於「庇護之家」而生還)也贊同，處在特殊環境下時，大多數人都有能力對人類做出極端暴力甚至是謀殺行為。施陶布嘗試去解世界各地的種族屠殺和集體暴力的邪惡根源，最後他開始相信，「邪惡從平凡思維中滋長並由普通人付諸實行，這是通則，而不是例外……而滋生極端之邪惡的尋常心理過程，往往是隨著破壞程度的進化而逐漸形成。」他強調，當普通人陷入高階權威系統要求他們做出邪惡行為的情境時，「成為系統的一部分會塑造人的觀點，它會獎勵人信奉支配觀點，並增加偏差行為的心理考驗和困難度。」
從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的恐怖生涯生還之後，約翰·施泰納(John Steiner，我親愛的朋友及社會學同事)重返德國，在數十年間訪談過數百名職階從士兵到將領的前納粹黨衛軍。他必須知道是什麼因素讓這些人日復一日懷抱這段難以言說的邪惡過去。施泰納發現，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在權威性格量表中分數都相當高，這使得他們很容易被納粹黨衛軍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們稱為「睡人」，他們有某種潛在特質，除非處在特殊情境中，否則可能永遠不會出現暴力傾向。他做出一個結論，「情境可能是納粹黨衛軍行為的直接決定因素。」情境會喚醒這些「睡人」，讓他們成為活躍的殺人狂。然而施泰納也從他的大規模訪談資料中發現，這些人除了在集中營情境中度過了充滿暴力的歲月之外，在這時期前後都過著正常(也就是沒有暴力行為)的生活。
施泰納與許多納粹黨衛軍在個人或學術方面的大量互動經驗，使得他針對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內涵賦予的殘暴性，進一步提出兩個重要結論，「對於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遠比一般認為的效果更強大，特別是明顯的社會認可支持著這類角色時，受到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從他們的工作性質獲得滿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動上都成了半個劊子手。
施泰納繼續描述角色如何戰勝性格特質，「『事實』變得很明顯，並不是每個扮演殘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格。那些繼續扮演著與本身人格並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經常是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才做得到（也就是傾向於去適應角色的期待）。有些黨衛軍成員很清楚地認同並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對被指派的任務感到厭惡反感，他們嘗試彌補的方式是盡可能幫助集中營的囚犯（作者曾在幾個場合中被黨衛軍所救）。」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納粹種族屠殺中成為邪惡加害者的成千上萬德國人並不只是因為服從權威者指令才幹下惡性。權威系統許可並獎勵殺害猶太人，但對權威系統的服從乃建立在強烈的反閃族情緒上，這普遍存在當時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中。而歷史學者丹尼爾·戈爾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則認為，通過德國對一般老百姓的連串動員，使得他們成為「希特勒的自願劊子手」，因而得到紓解的出口。
儘管注意到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殺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爾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現兩個缺失。首先，歷史證據顯示從19世紀早期開始，德國的反戰情緒就一直比法國和波蘭等鄰近國家更高漲。其次是他也錯誤地笑看了希特勒權威系統的影響力，這個權威系統構成的網絡，美化了種族主義狂熱以及由權威人士所創造出的特殊情境，如推動執行集體屠殺的集中營。德國人身上的個人變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見情緒所提供的情境機會，兩者結合才造成這麼多人自願或非自願地為國獻身，成為死刑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