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社會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endt）發表了日後成為當代經典名著的《艾希曼受審於耶路撒冷：關於邪惡的平庸性的一份報告》。她在這本書中仔細分析了對阿爾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戰爭罪行進行審判，這位納粹名人親自籌劃謀殺數百萬猶太人。艾希曼對自己行為的辯護詞和其他納粹領導人如出一轍，「我只是聽命行事」。正如阿倫特所指出，「艾希曼記得非常清楚，在當時，如果說他會覺得良心不安的話，唯一的原因只會是因為他沒有服從指令——以極度的熱誠和一絲不苟的手法將數百萬的老弱婦孺送上斷魂路。」（第25頁）
髒下流的勾當，因此我和我的同僚推論，他們正是彰顯了天性之惡。
我們一開始先將焦點放在刑求者身上，試著去瞭解他們的心理，以及環境對他們的後天形塑，但接著就得延伸分析範圍，以涵蓋選擇或者被指派另一種暴力性工作的人，也就是行刑隊的處決者。這些刑求者和處決者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無分男女老幼，儘管身為同胞甚至是近鄰，只要「系統」宣稱他們是國家安全的威脅，就是敵人——例如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這些人有的必須馬上消滅，有的因握有秘密情報，所以必須用嚴刑拷打逼他吐實，等取得自白後再處決。
刑求設備與技術經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以及之後的許多民族國家數世紀來不斷精益求精，已成了刑求者執行任務時可依賴的「有創意的邪惡工具」。儘管如此，當面對特別頑韌的敵人時，他們還是需要即興發明一些手段才能對付。其中有些人會堅稱無辜，拒絕認罪，有的人甚至棘手到連最兇惡的逼供技巧也無法讓他們心生畏懼。看穿人性的弱點除了需要時間磨煉，也需要有洞察力，刑求者必須具有上述資格才能成為嫻熟的好手。相對地，行刑隊的任務就簡單多了。他們可以戴上頭套保持匿名，佩槍而且群體行動，三兩下就輕鬆完成對國家的任務，而且不必背負個人的包袱，反正「只是工作而已」。但刑求者的任務可就不只是一份工作這麼簡單了。刑求總是會涉及個人關係，基本上他必須瞭解要在特定時間、對特定者運用何種強度的何種手段。時間不對、藥下得不夠猛，自白就出不來。藥下得太重，自白還沒出來受害者就先死了。這兩種情形下，刑求者不僅交不了差，還會惹得上級長官發火，但只要學著掌握正確的刑求手段和程度以逼出想要的情報，就可以從上級長官那裡得到豐厚的報酬和讚賞。
什麼樣的人可以從事這樣的差事呢？他們必須殘酷成性，或是曾有過一段反社會的荒唐過去，才有辦法日復一日折磨拷打自己同胞的血肉之軀？這些暴力工作者難道是跟其他人類完全不同的品種、是天生的壞坯子？如果說他們只是一般人，被一些相同、反覆的訓練計劃訓練來執行可悲骯髒的差事，我們就能理解他們的行為嗎？我們能夠確認出一組形塑出刑求、處決者的外在條件跟情境變項嗎？如果他們的惡行沒辦法歸咎於內在缺陷，而是因為外在力量——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及警察訓練的經驗——作用的結果，那麼我們就能夠進行跨文化、環境的概化歸納，發現是哪些操作性原則造成這樣驚人的人性轉變。
巴西籍社會學者馬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希臘心理學者暨刑求專家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圖羅斯(Mika Haritos-Fatouros)和我曾在巴西不同審判所對數十位暴力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關於我們使用的方法以及對這群人的詳盡調查結果，請參見我們三人所共同發表的一篇論文)。在此之前，米卡曾經針對希臘軍政府訓練出來的刑求者進行過類似研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和她的之間有許多一致處。我們發現，訓練者會從訓練過程中淘汰掉虐待傾向的人，因為他們會無法自拔地享受施虐的快感，所以無法專注在套取自白的刑求目標。根據我們能夠搜集的所有證據顯示，在扮演這個新角色前，刑求者和死刑執行者並沒有任何特別不同或偏差之處，而在他們接下現任工作後這些年，他們之中也沒有人出現任何持續的偏差傾向或變態行為。因此他們的行為轉變完全可以從種種情境和系統性因素來解釋，例如他們在扮演新角色前所接受的訓練、同袍之間的情義、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的洗腦、還有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作為國家公敵的習得信念等。而形塑新行為形態的其他情境力還包括：相較於其他公務員同儕，他們因為自己的特殊任務而受到獎賞，因而更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有優越感；工作十分機密，只有少數共同工作的戰友才知情；無論是否疲倦或個人有什麼困難，他們都持續處在必須交出成果的壓力下。
我們已經報告過許多詳細的個案研究，這些人受到政府許可，而在美蘇冷戰期間(1964—1985)美國中情局為對付蘇維埃共產主義也秘密支持他們執行這些最下流骯髒的任務，這些研究記錄卻說明這些人其實平凡無奇。在由巴西聖保羅大主教教區出版的《巴西酷刑報告》(Torturein Brazil)書中，提供了詳盡資料說明美國中情局幹員大量參與巴西警察的酷刑訓練。這類訊息也和已知「美洲學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所扮演的角色相符，後者為來自各國的間諜提供系統性的拷問及酷刑訓練，以共同對付共產主義敵人。
儘管如此，我和研究夥伴仍認為，當人們執迷於相信國家安全威脅的存在時，這樣的事情隨時可能在任何國家上演。最近「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口號引發了許多恐懼與暴行，然而在這之前，許多都會中心幾，乎不曾中斷過「對抗犯罪的戰爭」。所謂對抗犯罪之戰孕育了紐約市警局成立「NYPD突擊小組」。只要情況需要，這個獨立的警察小組可以追緝聲稱中的強暴犯、強盜和搶匪，完全不受任何轄制。他們穿著印有他們座右銘的T恤「最偉大的狩獵是獵人」(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而他們的戰鬥口號是「黑夜是我們的天下」(We own the night．)。這個專業化的警察文化可和我們研究的巴西拷問警察文化相較。突擊小組最知名的殘暴行為之一就是謀殺一名非洲移民[來自幾內亞的阿馬杜·迪亞洛(Amadou Diallo)]，當他想要掏出皮夾向他們亮出身份證時，他們開了四十幾槍槍殺他。有時候你可以說「倒霉事就是會發生」，但我們卻往往可以辨識出導致這類事情的情境和系統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