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白自己做了什麼嗎？(福爾摩斯問弗洛伊德)你剛成功地學走了我的招數——觀察和推理，然後把它們拿來對付病人腦袋瓜裡的東西。
——尼古拉斯·邁耶，《雙雄鬥智》
(Nicolas Meyer, The Seven Percent Solution)
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最戲劇性結果，是一群健康、正常的年輕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做出病態的行為。因為在事前篩選程序中已經排除了事先存在的，也就是所謂病發於前的可能，所以我希望瞭解這些心理病理性症狀在一般人身上的最初發展歷程。因此，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經驗除了刺激我開始研究羞怯性格及時間洞察力之外，也引導我開發出一條理論性及實驗性研究的新路線：研究正常人第一次是怎樣開始「發瘋」的。
大部分已知的心理功能異常都是來自回溯性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研究者試圖找出是什麼因素造成人目前的心智失常，過程非常類似福爾摩斯的推理策略，也就是從結果推回原因。而我則是試著發展一個模式，將焦點集中在恐懼症和妄想症這類心理疾患的症狀發展過程。大部分人在意識到人們對他們正常功能的某些期待被破壞之後，都有想說明的動機。當他們在學業、社交、商場、運動場或性行為的場域中表現差勁時，會試著瞭解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當然，尋找解釋的動機強度需視表現差距對他們自我完整性的影響而定。然而當人們有認知偏見時，常常會特別偏重尋找並不適用分析目前情況的解釋，因此扭曲了對意義的理性搜尋過程。當我們過度重用「人」來說明個人反應的分析方式時，尋找意義的方向就會出現誤差，並逐漸發展出典型的偏執思維。
這個新模式可用來說明正常，健康的人出現瘋狂行為時的認知，社會基礎，我們已經在條件控制配合的實驗室實驗中得到驗證。我們已經發現，在試圖說明無法解釋的情緒激動原因時，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實驗參與者會出現病理症狀。我們也證明出，在給予會造成局部暫時性聽力失常的安眠藥處方時，聽力正常的大學生很快會出現妄想偏執的思考和行為，並相信其他人對他們有敵意。也因此，高齡人士身上未偵測出的聽力缺損，可能造成他們出現妄想性障礙，這些疾病可以通過聽力輔助加以預防或治療，而不應該通過心理治療或收容住院。
因此我主張瘋狂的種子可能在任何人的院子裡萌芽，而且可能在看似尋常的生命軌道中因為一些短暫的心理紛擾而成長茁壯。當我們從自我設限的醫療模式轉向公共衛生模式來處理心智失常疾病時，就會去探尋造成個體性和社會性困擾的情境媒介，而不是困在痛苦病人腦袋的秘密之中。當我們把認知、社會和文化過程的基本知識帶進思考中，因此能更完整地評估正常人出現功能失常行為的機制時，我們就更有能力預防和治療瘋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病。